肖 男，和 伟

(1.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2.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5)

中国现代诗歌以1917年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反对古体诗的僵化、固守，提倡以白话入诗，并呼吁“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1]193。诗歌作为文学变革的新声，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与传统的古体诗不同，实现了诗体大解放的新诗没有了格律的镣铐，开始 “变得很自由”，但它的问题也“正在他的自由上面”[2]511。随着中国新诗的不断演进与发展，白话诗歌自诞生之日起至今已有百年。在这百年里，各种诗潮与流派更迭。20世纪90年代，当代诗歌再次面临“边缘化”的危机。借助着互联网的传播，一股新兴的诗歌浪潮掀起，更大程度上的“自由”扑面而来。正如百年前白话新诗所面临的问题一样，更大程度的“自由”使诗歌再次繁荣的同时，也给诗歌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障碍。同时，人们对网络诗歌的看法也由于这种巨大的变革而走向两极：一些学者认为网络拯救了诗歌，多种诗歌流派、诗歌主张竞相出现，诗坛热闹非凡；另一些则认为网络使诗歌沦为被消费的对象，成为娱乐的商品。

然而，若回归到历史的语境中去探寻百年新诗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网络诗歌与百年前的五四新诗一样，面临的都是发展变化中的问题。从语言形式、民间思想以及传播媒介三个方面将网络诗歌与五四新诗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网络诗歌里种种“妖魔化”的问题都可以从百年前的变革中找到相似的影子。

一、语言形式的继承

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是循着现代语言形式的建构和现代思想观念的确立这两条相互依存的思路而展开[3]7。新诗语言形式的改变是为了与五四时期民主、科学的现代思想相统一，以期由语言形式的变化进而带动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

（一）从“清楚明白”到口语诗

从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开始，到新文化运动高举“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旗帜。旧体诗发展到近代已程式化到僵死的地步，无法再承载新的内容与思想。新文学先驱者胡适在1916年写给朋友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古典诗的问题在于“有文而无质”，“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4]160，“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5]200。

于是，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成为文学革命爆发的源头。文中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方针，主张用口语做诗，并明确指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6]15同年2月，《新青年》刊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7]16的宣言横空出世，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继这两篇纲领性文章之后，胡适又发表了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白话词》《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的文章，进一步论证白话文学的必然性，也得到了新文学同仁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自此拉开序幕。这些新文学先驱们不仅在理论上如此，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更是“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4]193，以此可见出他们敢为人先的勇气和破釜沉舟的决心。如胡适最初的白话诗 《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8]50诗中借 “蝴蝶”来表达诗人因没有同行者而孤单、寂寞的情绪。虽然诗体形式上依然残存五言诗的痕迹，但语言表达已开始采用简洁易懂的白话入诗。到胡适的《尝试集》第二编开始，其诗歌创作则全用白话，并且句子不限长短，声不拘平仄，诗形也多变化，形成了一种比较自由的诗体。试举《老鸦》[9]75为例：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二）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来飞回，整日里挨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黄小米！

诗中塑造了特有的“老鸦”的形象，即使遭到别人的冷眼、厌倦，也依然顽固地啼叫出自己的“哑哑”之声。这一形象不愿为了讨好别人而放弃自己的自由，宁愿“整日里飞来飞回，整日里挨饥”也不肯为人所役。虽然胡适的白话诗整体来说内容浅薄、缺少诗味，但至少走出了白话诗创作的第一步。其诗歌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都提供了古典诗词中没有的东西，为白话诗后来的创作者打开了新纪元的大门。胡适之后，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傅斯年等人纷纷开始进行白话新诗的创作探索。在此之后，浪漫派自由体诗崛起、新月派诗人们强调格律……年轻的诗歌就在各类诗潮和各种流派的交替推动中缓慢又坚定地发展起来了。

再观当代诗歌的发展。新时期伊始，朦胧诗派扛起诗歌启蒙与复兴的大旗后，“第三代”诗人于坚和韩东提出了口语诗的概念。他们反对晦涩的文风、反对诗歌贵族化倾向，追求日常化、生活化的表达。网络时代的到来使这一现象蔚为大观。网络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网络诗歌语言口语化的特点，一切深奥的、玄妙的语言不便于在带有瞬间性特点的网络中阅读和写作[10]62。这也使得读者在具体化的生活场景与经验中就能寻找到审美体验。试举一首网络诗歌来看：

摸黑上楼

周鱼

没有去开楼道的灯。“不需要开灯”。

她挽着他的臂弯，他们紧挨着，步伐一

致，

逐级而上，在夜晚的楼梯上，像

两盏自己发电的电灯，无人看见他们

的光芒，除了

他们互相看见。[11]141

这首诗选取了一个日常片段，以叙事的方式表现出了平淡生活里的脉脉含情。“她挽着他的臂弯”，两人在楼道里“紧挨着”。黑暗中似乎只有她和他存在，再没有其他人能进入他们独有的世界。没有开灯的“楼道”就像人生的过道，因为有了彼此的光芒，他们“不需要开灯”，就已经足够照亮对方。以日常的语言来描述原生态的生活，这正是网络诗歌的优势所在。没有深奥的隐喻，没有生僻的词语，读来却能让人感受到当下生活的力量。

当然，口语化的写作也并不意味着诗歌思想的直白浅陋。当代诗人们会打破日常的语言规则，运用超常规的词语组合来丰富诗歌的表现力，如：“如果十月安慰我/就允许五月烫伤我”（余秀华《2014》），“十月”和“五月”这样的时间名词都被拟人化，可以“安慰”“烫伤”主体；“现在冬天来了，哥哥/我像再次走进坟墓一样给自己盖好被子”（严彬《妹妹》），妹妹内心痛苦、麻木与绝望的心境借用“走进坟墓”一词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在夜里抱着自己的心脏入睡/幻想着/在天亮前嫁给一个/愿意接过我心脏的人/不需要大大的落地窗/只要/他爱着天空/爱自由/爱诗歌”（甄凌云《嫁给自己（外一首）》），诗人以女性的细腻视角表达出对爱情精神的期盼与渴望，“心脏”与“落地窗”两个意象的对比恰恰暗示了物质与精神对立的现代社会。以此见出，当代诗歌语言的自足性并不需要晦涩、艰深的词汇堆砌，口语化的抒写与超常规的组合亦能形成语言的陌生化，达到很好的诗歌表达效果。

（二）从“铸新词”到网络词汇的运用

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12]141。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提出“不用典”就是“改良八事”中的一条，主张“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6]9。一方面，新诗要改变古体诗滥于用典的积习，则必须要铸造新兴词汇；另一方面，社会风气的改变与各种外来思潮的涌入也需要更贴切于时代的词语来表现社会人生。清代诗人黄遵宪最早在其诗集《人境庐诗草》中使用了不少专用的译辞，如欧罗巴、美利坚、亚细亚、华盛顿等等，这些新词对于文言诗歌来说无疑是“天理难容”的[13]。同样，在文学革命提出之前，胡适的《去国集》中就已经引入了大量的外语翻译词汇，其中包含一些科学概念与政治术语。如他1915年所作的 《送梅勤庄往哈佛大学》：“但祝天生几牛顿，还乞千百客儿文，输以无数爱迭逊”“譬如筑室先下础，纲领既具百目举”……在胡适的这首仅220字的赠别长诗中就使用了11个外国字的译音。当然，《去国集》里还仅仅只是对外语词汇的翻译。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刘半农为例，创造出人称代词“她”“它”，并将之极其自然地运用在诗歌创作之中。这些都可以看出五四先驱们对新兴词汇的大胆创造并使用。

同样，网络词汇的出现是社会现象和时代情绪的自然流露。诗歌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必然直面社会时代中最前沿的情绪。因此，网络用语顺理成章地介入其中，成为诗歌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诗人在进行创作中大量借用了网络语言的特征，呈现出一种简约、和谐、通俗的口语性风格[14]6。在早些年，最能引起人们关注的就是人称代词“偶”（我）字的使用。这一现象最早来源于垃圾派诗人蓝蝴蝶紫丁香，“偶”字这一人称在他的诗歌多次中出现，如：“佛啊佛啊佛啊佛啊佛啊佛啊/偶学着你/学着你闭着眼睛敲着木鱼”（《天问》），“偶把风丢给了雨/偶把云丢给了哭泣/偶把哭泣丢给了心……”（《窝藏》），这样的使用方式在网络上引起一阵火热的追随。此外，网络诗歌中还有约定俗成的词语缩写使用：“抬头App，低头互联网+/到处都有金融和各种平台的讲座”（薛润《城市速写》）。这些“接地气”的网络词汇恰恰是时代情绪最直接、最有力的反馈，增添了诗歌语言的趣味与活力。

总之，一个时代新兴词汇的出现总是映射着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和人文环境，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对各类外来文化和各种新兴词汇的吸收，亦是为诗歌的发展注入内在生命力。

（三）语言形式流变过程中的再认识

任何新兴事物的出现总是带着颠覆性的潮流和略显偏激的缺陷呈现在大众眼前的。五四时期，“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15]74。从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首篇白话诗开始，现代新诗便受到了严厉的指责，甚至连胡适自己也承认 《尝试集》里的诗有着“裹脚时代的血腥气”。面对这些攻击，借用俞平伯的话来说：“古诗有几千年的历史，新诗出世不过两年，这层缺憾，谁说不是应有的呢！”[2]509

网络诗歌自兴起以来，过度口语化的确令诗歌的语言略显粗浅，如所谓的“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就是如此，这类诗歌受到大众的批评与指责自然不可避免。但辩证来看，网络诗歌中随意、自由的口语表达同样令传统的诗歌跳出了几千年来小众化乃至贵族化的圈子，通俗化的呈现使“诗意”更能存在于大众的日常审美之中。其实对于普通诗歌爱好者而言，若不求更深刻的审美意蕴，只为借诗歌来表达平凡生命中的感悟，那么以网络诗歌“最口语化的方式、最自由的形态”写作就是诗歌大众化的最好注解。这对诗歌实现普遍化的写作实践、回归民间有着重大意义。

二、民间思想的继承

关心下层百姓、关注民间疾苦是诗歌的传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正是诗歌的职责所在。现代白话新诗作为开拓道路的先行者，自然率先关注民生。一方面，古体诗发展到近代已然故步自封，成为文人之间附庸风雅的工具；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第一要义便在于启蒙民众，开通民智。文化先驱们使用口语化的语言、自由的形式进行表达，目的就在于使诗歌看到民间、走入民间、了解民间。

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从多方面对文言文和旧形式进行了否定，其中就包含着文学走进民间的期望。在胡适看来，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不是由文人所做的文言文掌控，而主要是由来自于民间的白话文所推动[16]10，因此以白话为载体的民间文学才是中国文学之正宗。自此，关于民间思想的理论一直在不断推进。1922年初，文学研究会在《文学旬刊》上开辟了“民众文学的讨论”专栏，俞平伯、叶圣陶、郑振铎等文学先驱们都发表了相关意见。如俞平伯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一文中就提出：“平民性是诗主要素质，贵族的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太浓厚了有碍于诗底普遍性。……我以为不但将来底诗应当是平民的，原始的诗本来是平民的，即现今带贵族性的好诗，亦都含有平民的质素在内，不过遮住了所以不见。”[17]549在理论倡导的影响下，知识分子们开始更多地去关注下层人民。因此，学徒、农民、船夫、小贩、人力车夫、乞丐等社会下层人物都成为诗歌表达的主体。这些诗歌写下了贫苦民众的不幸命运，为他们鸣不平的同时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名篇《相隔一层纸》中，刘半农写道：

屋子里拢着炉火，

老爷吩咐开窗买水果，

说“天气不冷火太热，

别任它烤坏了我。”

屋子外躺着一个叫花子，

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可怜屋外与屋里，

相隔只有一层薄纸！[18]20

这首小诗中充满了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前后两段通过富豪与贫民、屋内与屋外、热与寒、饱与饥的鲜明对比，颇有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心系苍生之意。这类掺杂着“血和泪”的诗歌在创作初期占有大量的比重，如有以牛喻人，表达对底层人民不幸的同情：“‘呼——呼……’/‘牛吔，快犁快犁/你还要叹气，/我把鞭儿抽你’”（康白情《草儿》）；有对黑暗时代的控诉：“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什么也不能看见；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徐玉诺《夜声》）；还有让人们直面现实的怒斥：“你莫忘记：/是谁砍断了你的手指，/是谁把你的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是谁烧了这一村——”（胡适《你莫忘记》）。诗歌不再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这些字字沾血、句句带泪的诗句是诗人们为民间贫苦百姓的呐喊与嚎哭。

再观新时期，现代诗歌在经历了“黄金岁月”后，20世纪90年代诗歌在社会文化空间的边缘化成了学界的共识。市场经济的介入使所有文学的地位都开始下滑。同时，由于一些诗人在对语言技巧的探索中过度自足，令诗歌陷入晦涩难懂的境地。诗歌的发展陷入困境，普通读者既不读诗，也不关注诗。李寻欢认为：“如果说新文化运动解决了文学之于民众的‘文字壁垒’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同样说：网络解决了文学之于民众的‘通道壁垒’问题。”[19]网络这一新兴传播媒体的出现，使变革再次降临。诗歌创作不再是专业诗人的特定领域，互联网这一传播渠道将诗人们洋洋得意的诗歌象牙塔推开，辟出一条粗粝的通道，所有爱好诗歌的普通网民都能参与其中。这条逐渐干涸的诗歌河流重获生命力，在众人狂欢的诗歌创作之下，异常喧哗。

对于当代诗歌民间性的问题，“第三代”诗人们提出自己的见解。坚守“民间写作”的诗人们认为：“民间一直是当代诗歌的活力所在”“好诗在民间，这是当代诗歌的一个不争的事实”[20]84-90，“当代文学与当代民间的发轫是相互重叠的”[21]465……当然，这些诗歌理论中“民间”的概念更多是针对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以及诗歌的“权力话语”而展开的，与网络诗歌所代表的更为大众性质的民间思想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还是拉开了当代诗歌民间性的序幕。网络诗歌继承了五四新诗的传统，其创作实践与之并行不悖，并使“民间”这一概念更加扩大化。首先，网络诗歌的民间性不再仅仅体现在题材上。“民间”大众已不再是被动描写和被迫接受的对象，而成为表达的主体。网络诗歌不再是“写大众的诗”，而是“大众写的诗”。自此，“打工诗人”“草根诗人”等层出不穷，底层诗人们在“生存现场”叙述着自己和同伴的人生。以谢湘南的《吃甘蔗》为例，“……在南方/可爱的打工妹像甘蔗一样/遍地生长/她们咀嚼自己/品尝一点甜味/然后将自己随意地/吐在路边”。这首诗以“甘蔗”比喻打工女孩们被贱卖的青春，在让人习以为常的对话中，展示了社会下层女孩生存的艰难。打工诗人们借着网络的优势形成暗流，并逐渐浮出水面。由李少君编选的《21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柳冬妩编选的《中国打工诗选》等作品引起了学界的一系列探讨。其次，“大众写诗”还不仅是这些少数被命名的打工诗歌，它更是全民参与、全民写诗。如在2008年汶川的“5·12”大地震中，全民写诗的热潮瞬间爆发。灾害发生后第三天，一首《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就开始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快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这首诗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变体，众多名不见经传的网友在传播过程中对诗歌的表述进行完善、深化，以至于作者具体是谁至今仍难以得出结论。在民族共同的灾难面前，写诗不再是诗人的特权，普通网友写下的动人诗篇亦是数不胜数。

三、传播媒介的变革

人类有史以来历次媒介的迭代都会给文学的艺术形式带来相应的变化。从媒介变革的角度来审视五四新诗与网络诗歌，可以看出诗歌背后的社会变革。

1900年前后，凸版印刷开始逐渐取代雕版印刷与石印。新式印刷技术的引入使机器取代了人力，现代出版链条开始形成并催生了大量的现代报刊与杂志。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带动下，进步学生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在1919年一年就有400种之多[22]184。这些报刊的发行有力地促进了五四时期新思想对大众的传播。与旧式书籍的出版不同，报刊与杂志属于连续出版物，需要一定组织来进行出版和运营。这就使各类报刊自然而然成为各种新文学社团的聚集地，如《新青年》杂志就是新文化运动传播思想的主要依托之地。报刊界传统 “四大副刊”之《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镌》《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也是新文化运动之重要场域阵地[23]170-171。同时，现代出版链条的形成也令出版产业的商业属性更加明显，催生了现代新型稿费制度的成熟。古时虽有“润笔”，但文人均以卖文为耻。现代稿费制度的确立使作家成为专门的职业，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提供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如鲁迅定居于上海的9年间之所以能创作出比以往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作品，正是在于充裕的经济收入为其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保障。同时，稿费制度虽由报纸、杂志的创办产生，但反过来也对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驱动作用。稿酬刺激了作家们的创作，促使大量的“后来者”进入文学创作的领域，文学市场因此繁荣。而文化市场的不断壮大又能为作家们提供更为丰厚的稿酬，刺激作品数量爆炸式地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在五四时期形成的“编—印—发—阅”这一传播闭环一直沿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报纸杂志、专业期刊一直都是诗歌传播的主阵地。但随着市场浪潮的席卷，许多专业的诗歌报刊相继停刊。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注册的诗歌报刊有18种，90年代末仅剩9种[24]11。无以为继的诗人们纷纷转向网络，网络成为诗歌力量新的聚汇地。最早的应该是论坛诗歌讨论区，早期有名望的有清华大学的“水木清华”、上海交通大学的“饮水思源”、复旦大学的“日月光华”等等。1999年11月，李元胜开通诗歌网站 “界限”，之后出现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诗歌网站还有“诗生活”“灵石岛”“诗江湖”“扬子鳄”等。在2001年以后，网络诗歌论坛大量产生，论坛的出现替代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社团。不同流派、立场、身份的诗人们纷纷在论坛汇集，展示自己的诗歌主张，如“诗江湖”在网上举起“下半身”的大旗，“唐”强调“本土”，“界限”和“终点”坚持地域特色……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读首诗再睡觉”“诗歌是一束光”“第一朗读者”等诗歌微信公众号走红，诗坛整体的结构和秩序已悄然发生改变。

除此之外，由于互联网强大的整合功能，网络体诗歌的出现不可忽视。早在古时，就有画上题诗或为诗作画之举，使诗画二者共同构成完美的诗意空间。网络诗歌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将声音、画面、文字三者整合，使网络体诗歌兼具声、光、色之美，给人带来特殊的审美感受。学者毛翰于2007年制作的网络体诗歌 《天籁如斯》就是一个代表作品。此外，台湾网络诗人苏绍连的《草地》《时代》，向阳的《一首被撕裂的诗》《名单之谜》等都是新兴的网络体诗歌典范。因此，从宽泛的角度来对网络诗歌进行把握，可以看到它包含三种形式：一是原来以纸质媒体形式印行的诗歌在网络上呈现的电子版本；二是直接在网络上写作、网站上发表的诗歌；三是利用网络多媒体优势新兴出现的超文本诗歌，又称网络体诗歌。这些网络形式一次又一次地在诗歌的疆土拓宽自己的领域，为诗歌找到了一个更广泛的生存空间。全新诗歌体裁的呈现，带来的将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诗歌革命。

四、结语

在百年探索路程中,中国新诗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也遇到了语言、形式以及美学规范上问题[25]6。这些问题引发了学界持久的论争和探索，有些至今仍未能被解决。网络的出现使诗歌从20世纪90年代边缘化的困境中走出，重新走向繁荣。然而不可避免，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种种问题，如诗歌创作快餐化、口语极端化、游戏心态等。媒介的变革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无论传播媒介如何变化，创作的原始冲动永远在于诗人内心形而上的、诗意的表达。“发表的方式变了，但诗歌创造依然是诗经时代的那些招数”[25]。当前网络诗歌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或许都能从百年前的变革中找到一些相似的影子。

跨越百年，将网络诗歌与现代新诗进行对话，宏观地比较相隔百年中网络诗歌对现代新诗的继承与变革，焦虑不安的我们或许也可以稍稍放下心来。五四新诗作为现代诗歌的起点面临着重重阻碍发展起来了，而网络诗歌虽然在诗歌理论的提出和艺术创造上离成熟的标准还有一段距离，但它并没有成为诗歌的“毒药”，极端到“毁掉了诗歌”。相反，网络诗歌的出现，尤其是一种全新的诗歌文体的出现，为21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契机，也为跃跃欲试的诗人们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