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仕伟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系统研究自然科学史和自然辩证法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尤其是唯物辩证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爱因斯坦没能充分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但是也认为“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1]202。特别是，1963年日本学者将这部著作列为“世界名著”之一[2]39。鉴于19世纪后半叶是资产阶级充分利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而促进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恩格斯不仅充分总结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以及自然界本身蕴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也着重强调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因此包含着丰富的STS（Science,Technology&Society，即科学、技术与社会）思想。

STS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兴交叉学科。虽然我国也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STS思想研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因此有学者呼吁要“注重研究马、恩著作中的STS思想”[3]。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有必要深入研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STS思想，在充分把握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STS思想研究，为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科技强国梦的实现提供重要的指导。

一、分析了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

《自然辩证法》的诞生时间正好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发生非常紧密互动的时期。此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完全巩固，并且在追逐剩余价值目标的驱使下，资产阶级能够将科学技术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科学技术也确实充分发挥了“第一生产力”的功能。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已充分证明，科学技术在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已经引起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变革。经济社会的全面变革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诚如恩格斯所言：“在科学的推进下，一支又一支部队放下武器，一座又一座堡垒投降，直到最后，自然界无穷无尽的领域全部被科学征服，不再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4]73可以说，没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就不可能有文艺复兴，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越来越认识到，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无止境追求剩余价值的目标就越来越难以实现。因此，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社会发展也越来越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进而不断刺激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因而科学技术与社会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互动关系。

正因为科学技术与社会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互动关系，要真正找到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必须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来思考。正是鉴于这样的考量，恩格斯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4]28“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4]28因此，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生产。按照恩格斯的理解，生产的发展不断提出了新的需求，包括新问题、新材料、新工具、新市场、新生产组织等。而这些新需求的满足必须依赖于科学技术，生产当然就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

从总体上来说，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包括内生型和外生型两类。所谓的内生型动力就是按照科学技术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来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而外生型动力则是通过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外在需求来刺激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5]127。表面上看，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应该是内生型的，毕竟科学技术发展必须按照科学技术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展开，外在的需求刺激仅仅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外在条件。其实，这仅仅适合于科学体制化之前的状态。那个时候的科学技术研究基本处于分散的、非专业化的业余状态，与外在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发生紧密的互动关系。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依赖于天才的直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开篇就指出：“现代的自然研究不同于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4]8因此，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发展起来，关键是依赖于诸如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个别的天才人物。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科学技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极其缓慢地发展。

显然“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不能仅仅依赖于天才的直觉，必须充分考虑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紧密互动关系，否则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在极其缓慢的速度中实现。这就要求革命性地从科学技术发展之外去寻找到新的发展动力。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生产实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也只能是生产实践。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生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当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并没有完全否认内生型动力，只不过是特别强调在科学技术与社会形成紧密互动关系的特定历史时期，外生型动力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用已经完全超过了内生型动力。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科学的这一刚刚开始的最初时期，主要工作是掌握现有的材料。”[4]11这个“掌握现有的材料”实际上就是按照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掌握现有的材料”的历史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外生型动力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即使外生型动力超越了内生型动力而成为根本动力，我们也不能否认内生型动力的重要性，仅仅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发生了排序上的变化而已。总之，近代以前推动科学技术的根本动力是内生型的，而近代以后则是外生型的。

因此，恩格斯根据当时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关系状况，明确指出生产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并没有完全否定内生型动力；只不过相比较而言，外生型动力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内生型动力。之所以会发生这个转变，根本原因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已经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互动关系；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正如齐曼（John Ziman）所言，政治、经济和工业等压力“越来越强有力地‘从外部’影响科学共同体”，以至于科学共同体也 “必须在社会上适应日益快速的科学技术进步在 ‘科学内部’产生的持续压力”[6]82。这种持续的外在压力必将导致科学共同体不得不屈服，进而改变科学技术研究的选题与方向，特别是在大科学时代。这就充分证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论述准确把握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发展趋势，科学地强调了生产这一外生型动力对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恩格斯之所以会强调“生产”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他并没有就科学技术讨论科学技术，而是将科学技术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即必须认识到，科学体制化完成之后科学技术的研究事业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门。因此，科学技术发展动力的考察就不能仅仅限于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本身，必须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来思考，即必须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紧密互动的关系中去寻找。这充分体现了恩格斯探寻科学技术发展动力的独特视角。

二、指出了科学技术研究的根本方法

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能够得到飞速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研究方法的变革。经过培根、笛卡尔等的努力，近代科学技术研究方法转变为以实验和数学方法为主。但是，这仅仅适应了搜集材料这一阶段的发展要求，要实现整理材料以进一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方法就必须再进行一次根本性变革。恩格斯认为，这个根本性变革就是科学技术研究必须与辩证法紧密结合起来。

培根认为：“感觉所决定的只接触到实验，而实验所决定的则接触到自然和事物本身。”[7]352因此，在培根看来，要获得世界知识图景的科学家都必须献身于实验事业。通过实验的观察总结归纳出世界知识图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正是由于培根实现了方法论的根本性变革，极大地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其实，仅有以实验为基础的归纳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促进科学技术大踏步向前发展，还必须要与数学这门学科紧密结合起来。恩格斯指出：“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在我们这里则是以实验为依据的严格科学的研究的结果，因而其形式更加明确得多。”[4]19因此，要使科学技术研究的形式明确得多就必须与希望量化一切的数学学科紧密结合起来。毕竟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初期还处于搜集材料的重要阶段。要真正将各门学科的材料全面搜集起来肯定就不能没有数学学科的发展，“主要由笛卡尔确立了解析几何，耐普尔确立了对数，莱布尼茨，也许还有牛顿确立了微积分”[4]11。正因为有了数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数学方法在科学技术研究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吴国盛教授所言：“现代科学大量使用数学，以至于一门科学的成熟程度取决于它使用数学的程度；而且，正因为大量使用数学，现代科学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所向披靡，由其转化而成的技术威力无比。”[8]147这样，各门学科就能够分门别类地进行材料的搜集，进而在各门学科之内寻找到其中的内在发展规律，各门学科因此获得了自身的独立地位，即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各门学科分别从哲学学科中独立出来而获得了自身的合法地位。当各门学科都获得了自身的合法地位的时候，科学技术研究的搜集材料这个阶段就顺利完成。

毫无疑问，实验和数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科学技术研究的搜集材料阶段确实发挥了革命性作用，但是恩格斯又强调指出：“这个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总观点，其核心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的看法。”[4]12即导致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出现与盛行。因为搜集材料阶段仅仅是分门别类地寻找到各门学科的合法性基础，难免会对整个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地条块分割而无法形成对自然界的系统认识，因而认为自然界是孤立的、静止的、机械的。因此。在恩格斯看来，搜集材料仅仅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还必须继续往前发展，即走向整理材料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仍然一味地运用实验和数学方法，不仅不能顺利完成整理材料这一根本任务，而且还会把科学技术研究事业引入歧途。一方面会导致目的论即决定论的出现，即科学技术的研究只能论证“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4]13。这就意味着人类的生存没有自由可言，一切都是造物主的安排。因为“决定论者始终认为整个世界都处于紧密的因果关系链条之中，导致我们的一切决策和行为都受制于因果关系，都是‘命中注定’，而不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因而我们基本上失去了自由意志（free will）”[9]18-23。另一方面会导致科学技术研究走入伪科学。连培根都希望有人研究“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牛顿则“热衷于注释《约翰启示录》”，“几个英国经验主义者就迷恋于从美国输入的招魂术和降神术”，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也出版了《论奇迹和现代唯灵论》的小册子[4]48-49，等等。因此，恩格斯总结认为：“究竟什么是从自然科学走向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这并不是过度滋蔓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蔑视一切理论、怀疑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4]58这就充分证明，要完成好整理材料这个历史任务以进一步促进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必须寻找到与之相适应的方法论，即进行研究方法论的根本性变革已势在必行，否则自然科学的发展只能适得其反。

因此，恩格斯总结强调：“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迫切需要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同样也迫切需要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于是自然科学便进入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因此）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4]41-42恩格斯还强调：“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4]43当然，恩格斯并不是要抛弃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是在此基础上必须实现研究方法论的变革，即在坚持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再次与理论、哲学和辩证法等紧密结合起来，进而实现方法论的革命性变革，即以理论、哲学、辩证法等思维方法来统摄其余的研究方法。如果一味地陷入以实验和数学为主的研究方法中不能自拔，那么就是蔑视理论、哲学和辩证法，就“不能不受惩罚的”[4]59，就会导致决定论和伪科学的出现。因此，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建立在搜集材料而获得分门别类的合法基础的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已经不能进一步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了，因而必须实现世界观的根本性变革，即必须充分发挥理论、哲学和辩证法等理论思维方法的作用而用辩证的世界观来取代形而上学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要体现在具体的科学技术研究活动中就必须更加注重理论、哲学和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从这个角度分析，这个根本性变革是要实现以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为基础的方法论革命，意味着建立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搜集材料阶段）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已经完全不能满足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整理材料阶段）的要求。

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以充足的科学技术发展史实证明，科学技术研究事业必须实现根本的方法论变革。后来的范式（paradigm）理论、观察渗透理论 （theory-loaded）、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和信息域（domains of information）等理论的提出充分证明，科学技术研究绝对不能没有理论、哲学和辩证法的参与。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范式理论就意味着，范式本身就包含着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的观察渗透理论则意味着，没有理论、哲学和辩证法指导的单纯实验室是不存在的；劳丹（Larry Laudan）的解决问题理论不仅包括了经验问题，还包括了概念问题，同样需要理论、哲学和辩证法的指导；夏皮尔（Dudley Shapere）在阐述信息域的过程中首先就强调了客观世界的独立性、统一性和规律性，并认为这是理性的客观基础。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已经完全超越了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必须与理论、哲学和辩证法紧密结合起来。可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论述具有先见之明和开创之功。

三、阐述了科学技术研究事业发展的根本趋势

正因为近代科学技术研究事业已经从搜集材料阶段进入了整理材料的新发展阶段，必须实现以世界观为基础的方法论变革，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已悄悄地发生着根本性变革，即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根本趋势不再是分门别类地进行材料的搜集，而是进入了整理材料的综合化发展的新阶段。诚如恩格斯所言：“现代的自然研究……是唯一得到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发展的自然研究。”[4]8“理论自然科学把它的自然观尽可能地加工为一个和谐的整体。”[4]24可见，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必须是以理论、哲学和辩证法为指导，建立在各门自然科学已有成果基础上的综合化发展，而不是仍然建立在形而上学世界观基础上分门别类的孤立发展。

为了避免近代科学技术研究事业误入歧途，就必须实现科学技术研究的综合化发展。在恩格斯看来，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已经为科学技术研究的整理材料阶段准备了充足的材料；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整理材料。如果不能将这些材料很好地整理出来，进而形成完整的世界知识图景，那么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就会愈演愈烈，最终将科学技术研究事业引入歧途。“许许多多的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证明，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那门科学中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本门科学以外不仅是唯心主义者，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4]67如此发展，“自然科学家”头脑中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只能越来越稳固，不仅会影响到他们自己所在学科领域所需材料的进一步搜集丰富而制约其发展，而且还会误入歧途导致无法形成完整的世界知识图景。因此，在恩格斯看来，必须从已经搜集的材料中提炼出新理论、新哲学和新辩证法等来彻底消除形而上学世界观，进而实现科学技术研究事业方法论的根本变革。因为“经验主义者蔑视辩证法便受到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事实上，单凭经验是对付不了唯灵论者的”[4]59。可见，世界观的变革和方法论的革命都必须以已经搜集的材料为基础，以实现科学技术研究的综合化发展。只有这样，已经搜集的材料才能充分发挥出其中的真正价值，科学技术研究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完整的世界知识图景才能越来越清晰。

因此，为了彻底地消除形而上学世界观，就必须实现科学技术研究的综合化发展。形而上学世界观是以近代搜集材料阶段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为基础，因而也能满足这个阶段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要求。但是到了整理材料阶段，形而上学世界观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的新要求，因为“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4]18。也就是说，各门自然科学自身的独立发展也要求突破限于本学科的狭隘眼界，从“整个自然界”的“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的视角来促进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就要求将整个世界看成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物质世界，要求突破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要求新的理论、新的哲学和新的辩证法来指导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新的世界观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根据已经搜集的材料总结出来的，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且还“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4]46。显然，这个加以证明的经验不能仅仅是某一学科领域的经验证明，而是所有学科领域的经验证明；当然也不是所有学科领域的经验证明的简单堆积，而是在理论、哲学和辩证法指导下的综合证明。因此，要彻底消除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就必须从整体视角研究物质世界，而不仅从自己的所在学科视角进行研究，还必须从多学科的视角来不断证实新的世界观，否则，永远都不可能获得完整的世界知识图景，只能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毫无疑问，要从整体视角来研究物质世界，就必须实现科学技术研究的综合化发展，将各门科学取得的研究成果或者搜集的材料综合起来。这样的话，完整的世界知识图景就会越来越清晰，而不是某一学科领域的知识图景。

其实各学科之间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界限也充分证明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荒谬。因此，为了促进各学科之间的全面协调发展，也必须促进科学技术研究的综合化发展。坚持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科学家一直都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物种都是固定不变的，且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物种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因而就用孤立的眼光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但是，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已经充分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以丰厚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证明，从康德（Immanuel Kant）和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开始，到洪堡（Alexander Freiherr von Humboldt）和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的研究成果已经打开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六个突破口[4]7。特别是1828年维勒(Friedrich Wohler)从无机物制造出了有机物——尿素，进一步宣告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破产[4]66。因此，各学科之间并不是没有关系。正因为如此，往后的科学技术研究就不能再是各学科之间的孤军奋战，必须联合起来协同作战。这同样要求科学技术研究必须综合化发展，否则不仅形而上学世界观不可能被彻底地打破，而且各学科之间也不能得到长足发展，这样也不能促进整个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发展。

正因为各学科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界限，学科的划分也就具有了相对意义。因此，为了正确认识各学科之间的内在关系，也必须促进科学技术研究的综合化发展。按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解释：“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相互关联和相互转化的运动形式的。”[4]122即各学科之间划分的依据是运动形式；由于运动形式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学科的产生或者说划分出了不同学科。既然各门学科都是研究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那么各门学科之间、各运动形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呢？恩格斯指出：“运动着的物体的性质是从运动的形式得出来的。”[4]121如此分析，各学科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界限，都是研究属于物质世界的某一种特定运动形式而已，或者说，按照运动形式来划分相应的学科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物质世界。因此，学科之间的划分只有相对意义，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那么，我们要获得物质世界的整体性认识就必须将各门学科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否则我们只能获得物体的分别的个别性质的认识，因而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淖。可见，从学科之间的关系分析，科学技术研究也必须综合起来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全面地认识整个物质世界。

简言之，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综合化发展已是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技术研究事业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发展也进一步证明，科学技术研究必须实现综合化发展，促使大型科学工程项目能够得到顺利实施；横断学科和跨学科的出现就具有必然性。特别是现在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式就要求不同学科之间实现协同作战，以实现真正的协同创新。

四、明确了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制度

既然科学技术研究必须实现综合化发展，那么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制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以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否则就会阻碍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发展，进而制约科学技术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稳固。这不仅会阻碍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发展，还会导致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生态危机等。因此，在恩格斯看来，这个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4]23。可见，为了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就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革命，既促进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

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同时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的发展。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飞速发展就是佐证。正因为科学技术与社会存在良性互动关系，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只有生产关系得到了相应的变革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与稳固。虽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大的提升，但是生产关系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升而进行相应的变革，以致生产关系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仅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典型表现就是：“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发生一次大崩溃。”[4]23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反复阐述的经济危机，并且资产阶级由于不愿进行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10]404。资本主义条件下解决经济危机的一贯手段就是通过破坏生产力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复苏。而这种破坏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要求通过制约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阻碍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实质上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满足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制度变革要求，因而只能通过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缓解资本主义的统治危机。而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良性关系遭到破坏，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不能真正一如既往地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因此，要解决好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变革生产关系，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让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都掌握在“生产者群众”手中，建立“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4]23，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当然，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就必须首先消灭私有制，而要消灭私有制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4]301。正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高速发展的要求，进行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就在所难免，而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必然要求在政治上进行革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紧密互动关系表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以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如果不能变革，不仅在经济领域会爆发经济危机，在政治领域同样会出现危机。资本主义世界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经济危机就充分表明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存在危机。因此，先进的“生产者群众”就必然要从“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4]301。一旦实现“领导权”的易手，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就得到了彻底解决。“生产者群众”就能够利用夺取的“领导权”将包括科学技术研究在内的社会各个部门掌握在自己手中，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就一去不复返。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就会前所未有地加强。科学技术研究的综合化发展就能够真正转化为现实。

从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出现也是没有实现科学技术研究综合化发展的结果。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最后，专门阐述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4]315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持续促进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然，并实现更好的生存。但是具有规律性的自然也必然要求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学会注意“在社会方面的间接的、较远的影响”[4]315，即从根本上放弃形而上学世界观，以新的世界观为指导，从总体上把握自然。这必然要求科学技术研究的综合化发展，只有这样，科学技术与社会才能形成越来越紧密的良性互动关系，否则就必然会遭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但是“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4]316，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必然要爆发。之所以会如此，关键就在于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并为实现“直接的利润”而被操作。因此，要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不断促进科学技术研究的综合化发展，进而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持续的紧密的良性互动。

因此，只有科学技术与社会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科学技术才能真正成为人类不断实现解放的锐利武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生态危机。这就必然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共产主义，真正实现科学技术研究的综合化发展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持续的紧密的良性互动。

五、结语

综上分析，《自然辩证法》包含着丰富的STS思想，这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科技强国梦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毋庸置疑，我们必须努力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更加紧密的良性互动关系，坚持科学技术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打通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通道”[11]63-64。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按照恩格斯的相关重要论述要求，在新时代探寻出“打通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通道”的新路径、新思路和新方法。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更加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我国科学技术研究事业，努力实现科技强国梦。当然，鉴于科学技术研究正处于综合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更应该注重协同创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就是 “要着力加强科技创新统筹协调，努力克服各领域、各部门、各方面科技创新活动中存在的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等碎片化现象，避免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加快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12]，进而不断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然，要不断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13]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努力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