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鹏 马振辉

(西安石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0 引 言

根据201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排放差距报告》和国际能源署(IEA)数据，中国年碳排放量为100亿吨左右，占全球总排放量的30%，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已逼近环境承载极限。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应该全面积极探索并推进经济低碳转型。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承诺，我国碳排放要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以前实现碳中和。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重点任务。

我国油气产业碳排放量约占排放总量的25%，随着煤炭消费急剧下降，油气碳排放的占比将持续上升，油气行业低碳减排已成为全球低碳发展和我国“碳中和”承诺能否兑现的关键。2019年12月至今，雷普索尔、BP、壳牌、埃尼、道达尔等欧洲石油公司先后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国内企业制订绿色发展行动计划，以稳步推进油气行业低碳化转型。自2006年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以来，油气行业低碳财税政策产生何种经济效应，如何充分发挥低碳财税政策的作用，已成为我国能源战略转型的重要问题。

根据国外经验，发展低碳经济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财税政策的激励。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在财政政策上除直接补贴节能减排项目外，还建立了低碳基金。在税收政策上，普遍实施税制绿色化改革，相继开征碳税。我国低碳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究竟如何？目前学者的研究结论尚未得出统一结论。从本质而言，财税政策经济效应的评价需要建立政府补助、税费支出与企业经营成果之间的关系。Liu C,Zhou Z等[1]1199-1219认为政府应提供资金支持，采取税收优惠降低研发成本，缩小研发活动中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差距。财税政策的个别效应具有促进作用。Sun C,Zhan Y等[2]104654则提出当企业研发成果取得高额市场回报时，因竞争对手开始模仿，产生“搭便车”行为，从而降低企业收益，此时财税政策的个别效应呈现抑制作用。综合以上两种观点，戴小勇、成力为[3]68-76指出财税政策的个别效应在一定范围内为正，超过该范围则产生负作用。以往的研究对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经济效应的孰高孰低同样存在争议：Zhu P,Xu W[4]51-69以工业企业为样本，郑春美、李佩[5]83-87以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陈远燕[6]34-39以非上市公司为样本，Limc Y,Wang J[7]37-52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杨晓妹、刘文龙[8]115-130以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证实财政政策比税收政策更有效；与此相反，储德银、杨姗等[9]83-89采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张帆、张友斗[10]80-89选择竞争性领域的上市公司，研究表明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更明显。

财税政策效应包含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不能片面地将两者割裂，或重此轻彼。实际上，已有文献更多聚焦于财税政策的个别效应，而未考虑其综合效应，缺乏全面评价。同时，因为选择样本不同，导致低碳财税政策经济效应的研究结论难以统一，对政策优化缺乏有力支撑。2010年8月《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将陕西列为全国首批低碳试点地区之一，2013年至今陕西省油气当量稳居全国首位，省内油气企业数量较多，其产值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本文选取陕西20家油气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其中沪深企业6家，新三板企业14家。选择样本能够缩小研究范围，有利于聚焦研究问题，使得研究结论具有代表性。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1)以陕西油气企业为样本，不仅体现区域油气资源富集的战略地位，而且避免样本异质性产生的研究偏差；(2)为全面评价政策效应，在检验财税政策个别效应和综合效应的同时，兼顾政策效应评价的特殊性与系统性；(3)将财税政策影响企业行为的微观机理作为假设推演的理论基础，不仅有利于明晰财税政策内部作用机制，而且可以提高低碳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精准性。

1 政策基本情况

1.1 政策梳理

从2010年起中央和陕西省政府相继颁布了促进油气企业低碳发展的系列财税政策，国家和陕西省低碳财税政策见表1。油气企业虽然享受大量财税政策，但有关低碳的财税政策较少，政府补助和资金奖励是主要的低碳财政政策。而在税收政策中，所得税和增值税政策数量较多，其中的减免税和优惠税率能够减轻企业负担。2018年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使环保税成为油气企业主要税种。

表1 国家和陕西省低碳财税政策

续表1：

1.2 基本统计

陕西油气企业财政补助与国际市场油气价格呈负相关关系，亏损年度补助较多。2014年国际油气价格断崖式下跌，因此，2015年政府补助达到最大值。陕西油气企业财政补助情况见图1。而油气企业税费支出与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在全省油气产量增幅不大的情况下，其与油气价格波动基本趋同。陕西油气企业税费支出情况见图2。

图1 陕西油气企业财政补助情况

图2 陕西油气企业税费支出情况

2 假设推演

2.1 财政政策个别效应假设

政府补助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方式，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在行业中一般处于领先地位，能够引导产业实现国家战略。当取得财政补助后，油气企业通过增加低碳技术研发投入的方式来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根据产业链布局，勘探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上游企业主要为国有企业(以下简称为生产型油企)，碳排放量较高，低碳财政政策对其产生较大影响；而为油气生产和销售提供配套服务的下游企业(以下简称为非生产型油企)，其规模较小，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较高，受低碳财政政策的影响程度较低。上游生产型油企多为国有企业，其规模较大，低碳财政补贴额度占企业政府补助总额的比重不高，造成此部分补助对低碳技术研发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但对于非生产型油企，由于低碳技术研发项目较少，因此为数不多的低碳补贴能够满足企业低碳技术研发需要，占据主导作用。在非生产型油企做大做强的成长动机驱动下，财政补贴政策能够对这类企业具有良好的激励作用，进而产生促进低碳技术研发、加速资产周转等较好的经济效应。于是提出以下假设：

H1：低碳财政政策对非生产型油气企业具有良好的激励效应

2.2 税收政策个别效应假设

低碳税收政策包含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类。直接税以所得税为代表，低碳所得税政策以低税率和税收减免为主。对企业而言，税收节约有利于扩大企业低碳技术研发支出，从而产生良好的激励效应。对于非生产型油企，因受到经营规模和业务量的限制，其缴纳的所得税占税费总额的比重较大，所以低碳所得税政策对非生产型油企产生较好的经济效应。

间接税以增值税为代表，因其在低碳产品流转过程中构成产品价格要素，从而使消费者和企业共同承担该税负。低碳增值税政策以税收优惠为主，而税收优惠可以提高低碳产品销售量，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并增强其盈利能力。由于生产型油企经营规模较大，在业务量较多的情况下，缴纳高额的增值税，则造成增值税占税费总额的比重较高。但因这类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较多，其整体税收负担较轻，税收节约促使它们具有更强的意愿开展低碳技术研发活动。因此低碳增值税政策对生产型油企的经济效应更为明显。

整体而言，所得税与增值税的征收机制存在差异，导致两者占企业实际支付税费总额的比重发生改变，进而对不同类型企业产生不同经济效应。陕西油气企业大多受到政府管制，政府较为重视税款征收，造成企业整体税负较重。受此影响，低碳税收优惠对不同类型企业经济效应的差异进一步放大。于是提出以下假设：

H2a：低碳所得税政策对非生产型油企产生良好的激励效应。

H2b：低碳增值税政策对生产型油企产生良好的激励效应。

2.3 财税政策综合效应假设

政府补贴通常需要事先申请，具有事前性和直接性。陕西油气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政企关系的存在可能导致油气企业产生心理依赖，从而削弱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相比之下，税收政策属于事后补助。在企业研发过程中或者研发结束后，政府将部分收益让渡于企业，企业用其弥补研发成本。因此，税收政策可以减少因研发不确定性造成的资金浪费，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当前我国油气资源勘探开发逐步向社会开放，税收政策更符合市场化改革的运行模式。与财政政策相比，税收政策的法律保障程度更高，政府干预程度较低，具有长期利好性和客观性。所以，只要油气企业的研发费用符合抵扣条件，就可以按照抵扣标准享受税收优惠，从而起到长期激励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作用，产生较好的经济效应。于是提出以下假设：

H3：税收政策对油气企业的激励效应大于财政政策

2.4 企业经营状况调节效应或中介效应假设

对于政府补助，政府一般会审查企业是否满足一定的补助条件，在条件满足后才进行补助，企业是否获得政府补助呈现出个体的差异性。而税收政策不同，税法通常规定纳税的一般条件，企业只要符合纳税条件的都要依法纳税，呈现出总体的共同性。因此，对于财税效应而言，企业获得政府补助能够增加自由现金流量，有助于改善企业运营效率，降低财务风险，从而增强企业盈利能力，使得经营状况在财政政策下会产生中介效应。相比之下，在依法纳税情况下，税收政策对企业经营状况经济效应的影响较小，呈现出在税收政策下具有调节效应。于是提出以下假设：

H4：企业经营状况在财政政策下具有中介效应，在税收政策下具有调节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设置

财税政策经济效应的评价需要衡量企业获利能力和可持续成长能力，因此选择净资产收益率(ROE)和研发投入(RD)为因变量。在自变量方面，财政政策采用政府补助(GovSub)衡量。税收政策的相关变量包括：所得税费用(IncTax)、税金及附加(Surchar)、实际缴纳增值税(VAT)、资源税(ResTax)、实际支付税费(TaxPay)和税收优惠(Taxpre)。为进一步检验财税政策综合效应，用企业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之和代表税费补助(Taxsubs)。

控制变量包括：(1)资产负债率(LEV)，(2)存货周转率(AIT)、总资产周转率(TAT)和固定资产周转率(FAT)，(3)存货比重(IVR)和固定资产比重(CAP)，(4)营业净利率(NOR)、营业利润率(OPR)、总资产收益率(ROA)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CFO)，(5)流动比率(CR)、流动资产比重(LAR)和流动负债比重(LDR)，(6)营业收入增长率(RGR)和上市年限(listedyear)；(7)设置低碳政策影响程度(lowcarbon)为虚拟变量，当油气企业享受表1列示的低碳财税政策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变量意义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

3.2 模型构建

由于低碳财政补助和税收优惠的具体金额无法直接确定，本文采用生产型油企和非生产型油企两组对比的方式评价低碳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根据Ge J, Lei Y[11]297-306的研究成果，将宏观政策作为自变量，企业经济效应作为因变量，评价财税政策的个别效应和综合效应。为了衡量财政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和经营状况产生影响，分别建立模型1-1和1-2。为了衡量所得税和增值税产生不同的经济效应，分别建立模型2-1和2-2。税收政策的整体效应采用模型2-3评价。为比较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的作用效果，选择相同的控制变量，建立模型3-1和3-2。财税综合政策的经济效应则采用模型3-3评价。其中α1反映财税政策作用大小和方向。

企业经营状况在财政政策中具有中介效应，在税收政策中具有调节效应。中介效应需要在两个模型的基础上采用Sobel和Bootstrap检验[12 ]714-726。调节效应需要在模型2-3的基础上，构造税收政策与企业经营的交乘项，建立模型2-4。其中，α2反映企业经营的调节作用。

RD=α1GovSub+∑αkControls+ε

模型1-1

AIT=α1GovSub+∑αkControls+ε

模型1-2

ROE=α1IncTax+∑αkControls+ε

模型2-1

ROE=α1VAT+∑αkControls+ε

模型2-2

ROE=α1TaxPay+∑αkControls+ε

模型2-3

ROE=α1TaxPay+α2TaxPay×TAT+∑αkControls+ε

模型2-4

ROE=α1GovSub+∑αkControls+ε

模型3-1

ROE=α1Taxpre+∑αkControls+ε

模型3-2

ROE=α1Taxsubs+∑αkControls+ε

模型3-3

4 实证结果与经济解释

4.1 财政政策个别效应检验

表3为财税政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3可知，生产型油企政府补助的平均值较小，低碳财政政策对这类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大。由于资金不足，这类企业研发支出的平均值较低，经济效应存在提升空间。另外，生产型油企政府补助的标准差较小，说明这类企业享受的财政政策相差不大，政府制定政策的针对性不强。

表4为财税政策经济效应的回归结果。由表4可知，从模型1-1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政府补助的系数为0.887，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在非生产型油企的回归结果中，政府补助的回归系数为0.938，大于全样本的回归系数。表明现行财政政策更利于这类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产生较好的激励效应，因此假设H1成立。模型1-2政府补助全样本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财政政策

能够改善油气企业的经营状况。

4.2 税收政策个别效应检验

由表3可知，非生产型油企的平均所得税费用较高，占企业实际支付税费总额的比重更大；而生产型油企的平均增值税和平均资源税较高， 占企业实际支付税费总额的比重更大；两类企业税金及附加差别不大；同时与非生产型油企相比，生产型油企税收优惠金额更多，低碳税收政策明显减轻企业负担。

由表4可知，模型2-1全样本的回归系数为4.871，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两类企业所得税费用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但非生产型油企的系数较高，表明非生产型油企低碳税收政策的作用效果明显，验证假设H2a。在模型2-2全样本回归结果中，实际缴纳增值税的系数为-0.593。而生产型油企的系数为-1.652，说明生产型油企增值税税负占比更高，与股东收益负相关性更强。除与其他企业享受相同的非低碳税收政策外，生产型油企增值税减免较多，企业盈利能力更强，验证H2b。根据模型2-3全样本回归结果，实际支付税费的系数为1.178，非生产型油企的系数为1.432，两者均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但拟合优度不高。这表明现行低碳税收政策对油气企业影响有限，政策作用效果需进一步提升。

表3 财税政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4 财税政策经济效应的回归结果

4.3 财税政策综合效应检验

在表3中，生产型油企税费补助的平均值较高，享受较多的低碳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减少资金流出。同时，固定资产周转率在两组样本间相差较大，生产型油企该值较低，标准差更小，资产运营效率不高。

在表4中，模型3-1和3-2的控制变量一致，比较全样本自变量的回归结果，政府补助的系数为0.717，税收优惠的系数为-8.150，表明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大于财政政策，假设H3得到验证。在模型3-3全样本回归结果中，税费补助的系数为负，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低碳财税政策对陕西油气企业的作用效果不佳。而生产型油企样本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负相关程度更高，说明生产型油企获得较多低碳补助并享受额外的低碳税收优惠，经济效应更明显。

4.4 财税政策作用机制分析

在政府补助与研发费用的关系中，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显著性均超过5%。存货周转率代表企业经营状况，具有中介效应。

根据模型2-4，企业实际支付税费与盈利能力正相关，但缴纳税费增加企业短期负债，降低企业资产周转率，使得交乘项系数在5%水平显著为负。固定资产周转率衡量企业经营状况，低碳税收政策在其调节作用下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因此企业经营状况在税收政策中具有调节效应。

王薇、艾华[13]88-96的研究表明，研发费用在财政政策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对油企而言，低碳财政政策通过改善企业经营状况，促使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从而提高盈利能力。但低碳税收政策在企业经营状况的调节作用下对企业盈利能力产生抑制作用。表5为财税政策中介与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表5 财税政策中介与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从表5可知，企业经营状况在财政政策下具有中介效应，在税收政策下则具有调节效应，从而支持假设H4。

4.5 稳健性检验

鉴于模型存在变量测度不准和双向因果的问题，需要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工具变量包括企业债务规模、经营状况和流动性的相关变量。陕西油气企业规模相差较大，营业收入相差悬殊，需要将财务报表项目与营业收入相除，消除规模差异。由于财政政策在一定年限后仍然具有经济效应，因此选择滞后一期的政府补助数据，改变税收政策和财税综合政策模型中的因变量。按照上述方法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自变量的回归结果显著。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别从财税政策的个别效应和综合效应两方面，评价低碳政策对陕西油气企业的经济效应。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低碳财政和所得税政策对非生产型油企具有较好的经济效应。现行低碳政策对生产型油企的激励作用不强，政策作用力度还需进一步强化；(2)低碳增值税政策对生产型油企产生较好的激励效应，近年的增值税改革有力地促进了陕西油气企业低碳发展；(3)税收政策对油气企业的激励效应大于财政政策。随着我国油气行业改革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税收政策产生直接有效的作用效果；(4)企业经营状况在财政政策中表现为中介效应，在税收政策中表现为调节效应。财税政策的有效性不仅与政策制定相关，而且直接反映政策能否有效落地实施。

5.2 建议

为提高低碳财税政策的激励效应，积极引导陕西油气企业以科技创新为导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政策制定和落实两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1)增加低碳财政补贴金额。当前低碳补助金额较低，不能完全弥补低碳技术研发成本，导致生产型油企的激励效应不及预期。对于非生产型油企，低碳技术研发项目较少，不能完全体现研发能力，经济效应存在提升空间。因此，政府应为低碳技术研发项目提供专项补贴，并增加专项补贴金额，鼓励企业积极承担研发任务，推广应用低碳技术，从而改善低碳财政政策的激励效果。

(2)适当减少增值税税负和资源税税负。建议全部或部分减免低碳油气产品的增值税，引导消费者购买。同时，对低碳技术研发项目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完善抵扣链条，从而加大研发力度，推广低碳技术应用。建议进一步降低资源税税率，减轻企业负担。

(3)扩大低碳财税政策覆盖面。现行低碳财税政策向少数企业倾斜，导致不同企业低碳政策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生产型油企的激励效应难于持续产生提升作用，非生产型油企的减碳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因此，政府需要降低低碳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门槛，让政策红利惠及更多企业。这不仅能够改善非生产型油企的经营状况，而且扩大低碳技术研发主体，从而提高低碳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

(4)积极制定碳税政策。税收政策是促进油气企业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陕西油气企业享受的低碳财政政策较多，低碳税收政策较少且形式单一，导致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因此有必要制定碳税政策，采用从量计征的方式，在生产环节征税，从而抑制油气企业碳排放过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