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娟莉 李 睿

(西安石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0 引 言

李克强总理于2019年3月指出，在我国不同地区发展中要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承载力的提升，适应城镇化发展需要，为城镇常住人口以及新增人口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正处于提升质量的转折阶段，前期主要以量的扩张为主，存在以医疗、住房、就业、养老、教育等为主的基本公共服务分异现象，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与新型城镇化是相辅相成，互相推进的。一方面，新型城镇化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制度支持，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提升是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环节，是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1]74-76因此，研究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探求二者之间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不仅有助于缩小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化水平的差距，也可以为探究我国区域协同发展路径提供参考依据。

1 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资由侧重于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服务转向以提高国民福祉为目的的社会保障类公共服务[2]166-169，但同时经济增长导致城市人口的快速激增又使得城市化与公共服务出现失衡现象。

在我国，同样面临着城镇化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失衡的问题。有学者指出，随着新型城镇化程度的逐渐加深，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已由经济转向基本公共服务。[3]74-83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关系表现为：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教育等民生类公共服务对于本地区及邻近地区要素集聚产生积极促进作用[4]109-115，有助于地区吸引人口的流入[5]8-18，对于促进流动人口稳定性以及家庭完整迁移产生重要的作用[6]60-74，从而促进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但因受到经济及社会制度因素的制约，使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不均衡，进而导致劳动人口不能永久迁移[7]20-37，[8]146-150，严重阻碍了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地区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带动了地区的产业发展及消费，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地区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9]19-28但因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而导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无法满足现阶段新生的需求。[10]147-153

已有研究集中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相互影响。尹鹏、王富喜等[11]571-579发现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效率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度整体不高，其分布特征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傅利平、刘凤等[12]4-13研究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务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发现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协调、错位严重。刘海龙、呼旭红等[13]71-80研究发现中原城市群协调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并出现其西北地区协调度高而东南地区低的分布特点。

综上，目前对于基本公共服务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相互关系及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缺乏对全国范围内二者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二者协调发展的因素分析。由此，本文基于286个地级市2007—2016年数据，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究二者发展的时空特征，二者协调发展关系及影响因素，为促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提出对策与建议。

2 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机理分析

在新型城镇化系统和基本公共服务系统中，不同要素之间密切相关，二者存在物质交换、信息交换关系。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业人口转移导致城乡人口结构、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不断改变。产业结构逐步优化，进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能够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为其提供保障，因此，必须促进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如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高于城镇化建设水平，则说明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投入量比较大，进而对城镇化建设的实际发展水平造成不良影响。因此，要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只有当驱动力和推动力相同，两者才能相互作用，良性发展。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关系见图1。

图1 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3.1.1 熵权法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可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偏差，可以客观、科学地评价某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发展状况，本文运用熵权法对各项指标进行权重测定。

采用Max-Min(极值法)，对所有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可确定数据范围为[0,1]，见(1)至(6)式。

(1)

(2)

第一，计算第i个城市第j项指标值的比重pij

(3)

第二，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ej(信息熵)

(4)

其中k=1/lnm，当pij=0时，令lnpij=0。

第三，确定第j个指标的熵权wj：

(5)

第四，计算第i个城市的综合水平dj得分：

(6)

3.1.2 协调度函数

协调度可以测量新型城镇化系统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相互关系，因此，本文采用协调发展度定量分析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演进过程与协调发展进程。见(7)至(10)式。

(7)

(7)式中U1是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得分，U2是公共服务综合发展得分。

(8)

T=0.5U1+0.5U2

(9)

(10)

其中，D，C，T分别表示的是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协调度、耦合度、综合发展得分。

3.1.3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是为考察数据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可以采用Moran's I统计量判定新型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对于Moran's I统计量，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全局自相关，可考察整个空间聚集情况，其二为局部空间自相关，可考察局部地区空间聚集情况。本研究采用Moran's I统计方式，对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二者之间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3.1.4 空间计量模型

常见的空间计量模型有空间误差(SEM)模型、空间滞后(SLM)模型以及空间杜宾(SDM)模型。空间误差模型指空间依赖性通过误差项实现，空间滞后模型主要探讨各变量在一个地区是否有扩散现象，空间杜宾模型同时包含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空间滞后算子，可以同时分析因变量和自变量在一个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

3.2 评价指标体系

在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内涵的基础上，遵循指标的全面性、代表性、可行性等原则，将现有评价指标作为基础，据此创建评价指标体系。在城镇化系统中，包含3个子系统以及7个量化指标，另外，基本公共服务系统共包含5个子系统以及13个量化指标，对于各项指标的权重，可采用熵权法进行计算。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见表1。基本公共服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见表2。

表1 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表2 基本公共服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3.3 变量选取

在本研究中，选择2007—2016年全国286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各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同时，在研究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各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进行汇总计算，并分别取对数，得到衡量经济发展水平(lnGDP)、财政收入(lnReve)、工业化程度(lnGIP)、市场化程度(lnConsum)和对外开放程度(lnFDI)5个自变量，因变量为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指数(D)。描述性统计见表3。

表3 描述性统计

3.4 模型设定

首先，在空间计量之前，进行LM检验，检验原理是和混合OLS模型进行比较，判断应用选择空间误差SEM模型或者空间滞后SLM模型。基于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相关性检验见表4。由表4可知，其Spatialerror和Spatiallag各项值都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既存在空间误差SEM效应又存在空间滞后SLM效应。其次，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在进行空间面板回归之前，首先进行LR检验及Wald检验，基于空间权重矩阵的LR检验及Wald检验见表5。

从表5可知，空间自回归SAR模型和空间误

表4 基于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表5 基于空间权重矩阵的LR检验及Wald检验

差SEM模型的LR检验及Wald检验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拒绝原假设，说明空间杜宾模型并不能简化，因此最终确定选择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空间杜宾模型见(11)式。

D=β1lnGDPit+β2lnReveit+β3lnGIPit+β4lnFDIit+β5lnConsumit+δ1WlnGDP+δ2WlnReveit+δ3WlnGIPit+δ4WlnFDIit+δ5WlnConsumit+εit

(11)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D表示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指数，自变量lnGDPit表示经济发展水平，lnReveit表示财政收入、lnGIPit表示地区工业化程度，lnConsumit表示地区市场化程度，lnFDIit表示对外开放程度，β和δ为回归系数，εit表示标准误差项。

3.5 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286个地级市为基本单元，选取2007—2016年数据，以揭示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4 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分析

本文采用自然断裂法，分别对2007年和2016年我国286个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行等级划分。据此可划分为4类地区，包括低水平地区、中等水平地区、较高水平地区以及高水平地区，在地区划分的基础上，对新型城镇化和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时空变化进行分析。

4.1 城镇化水平格局演变

城镇化水平格局演变。2007—2016年我国城镇化建设不断加快，新型城镇化水平有显著提升。2007年和2016年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值分别为0.052 9和0.212 5，年均增长率为23.24%，增长速度较快。2007年高城镇化及较高城镇化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海一带，如京津冀、山东半岛，以及长三角等城市群。低城镇化地区主要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2016年，较高等级、中等等级城镇化城市数量以及空间分布情况均发生较大变化，城镇化建设水平显著提升。在以往的城镇化建设中，主要城市分布在沿海地区，自2016年后，逐渐朝向临近城市蔓延，在长三角地区、山东半岛以及长江中游各城市群周边，均逐渐形成高值区域，表现为聚集扩散特征。我国2007年和2016年城镇化发展水平见图2。

图2 我国2007年和2016年城镇化发展水平

4.2 公共服务水平格局演变

2007年公共服务水平高值区较少，呼包鄂榆城市群公共服务水平发展较高，中部和东北地区大部分城市公共服务处于低水平阶段。2016年整体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改变，公共服务高水平城市的数量明显增加，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并逐渐形成以城市群为基础的连片集群，主要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我国2007年和2016年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见图3。

图3 我国2007年和2016年公共服务发展水平

4.3 耦合协调度分析

根据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得出2007年和2016年我国城镇化与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程度。2007年，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水平整体较低，绝大多数城市属于低度或中度协调类型，仅有山东半岛及个别城市属于高度协调。2016年新型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协调水平得到较大提升，高度、中度协调城市数量增多，这些城市主要是每个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能较好地带动城市群内部城市共同发展。我国2007年和2016年城镇化与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发展见图4。

图4 我国2007年和2016年城镇化与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发展

4.4 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运用Stata软件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分别计算2007年及2016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度的全局Moran指数。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全局空间自相关测算结果见表6。

表6 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

从表6可以看到，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度的Moran指数为正，并且Z值均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概率P值均小于标准0.05，说明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空间依赖性关系，分布呈集聚状态。借助Arc-GIS软件将结果可视化，得到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协调度的局部LISA集聚图。见图5。

高高集聚区(H-H)。这类地区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指数明显高于其周边临近城市，是区域的增长极。2007年该类型主要集中于京津冀、长三角、山东半岛等城市群核心区域。

低低集聚区(L-L)。这类地区城镇化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协调性比较差，且多集中于山区，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化发展受到限制条件约束。2007年该类型区域在空间上分布于六盘山、秦巴山区、武陵山区、滇西边境、四省藏区、南疆等地区，其空间分布特征与中国连片特困区相一致。2016年该类型城市明显减少，主要得益于我国实行脱贫攻坚战略，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都有了明显提升。

图5 我国2007年和2016年城镇化与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度LISA图

高低集聚区(H-L)。该类型区域主要分布在低低集聚区的周边，其分布较稳定。该类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与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协调发展虽然较高，但与高高集聚区城市相比仍然存在差异。并且由于受其周边临近区域发展较弱城市的制约，该类地区协调度的增长不能够带动临近城市的增长，反而导致极化效应。

低高集聚区(L-H)。2007年，低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辽中南及长三角城市群的周边地区；2016年，低高集聚区范围缩小，主要分布在中部城市群。该区域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协调度较低、增长缓慢，其周边临近城市协调发展度较高，但不能受到相邻城市的带动，反而是周边协调度发展较高的城市对其产生“虹吸效应”。

5 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因素分析

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输出结果见表7。

表7 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输出结果

续表7：

通过对比空间杜宾时间固定效应、空间固定效应、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R2值大小，运用空间杜宾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更加适合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在城镇化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工业化程度对周边临近城市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产生正向溢出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及财政收入对周边城市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则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lnGDP)能够有效促进城镇化建设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协调发展。由于公共服务的特性决定了其应由政府提供，因此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依靠当地政府财政收入支持，地区的经济水平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需要区域经济水平作为支撑，同时，在部分一线城市，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周围城市出现断层形成“极化效应”，导致“城市病”更加严重，无法带动周边城市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协调发展。

第二，市场化水平(lnConsum)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拉动了住房消费和有效的福利保障供给。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驱动力由早期的以就业收入主导转为多样化消费服务与就业收入因素并重。更高的市场化水平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提升城镇化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效率。

第三，工业化(lnGIP)是城镇就业的基础保障。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推动器，可以促进产业提升和人口集聚，使基本公共服务数量增加和质量提升产生规模效应。同时，沿海发达城市基于国内外竞争压力需要进行产业升级，部分劳动密集和土地密集产业迫于沿海城市成本压力，被迫进行产业转移，而内陆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供给宽裕，从而形成沿海内陆梯度产业转移承接。

第四，财政收入(Reve)的影响。各城市之间存在激烈的“GDP”竞争，盲目追求经济增长，政府将财政收入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挤占了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同时，盲目追求城镇化扩张与规模的做法忽视了群众对于普惠性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导致人口外流，从而加重了临近周边城市的压力，对外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城镇化与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对二者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定，对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了二者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第一，在时间变化上，2007年和2016年城镇化发展和公共服务发展均有提高。通过对空间分布情况进行分析，高值区域主要位于重要城市群以及核心城市中，而低值区域主要分散在中部地区、西南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协调性有待提升。

第二，新型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协调性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特征。高高集聚地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而低低集聚地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高低集聚类城市以及低高集聚类城市比较少，主要分布于高高集聚区以及低低集聚区周边。

第三，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工业化程度对周边临近城市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产生正向溢出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及财政收入对周边城市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则产生负向溢出效应。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对城镇格局进行优化调整。将城市群作为主体，充分发挥其联动作用，促进人口有序转移，将农业人口逐渐迁移至就近城镇空间，避免人口高度集中，同时应增加落户通道，逐渐实现农民市民化。

第二，加快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城镇化建设与公共服务协调发展中，必须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对此，政府应重点关注市场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加快制定并出台各项优惠政策，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发展特色产业。

第三，统筹财政收支，逐渐增加资金投入量。在公共服务财政投资中，政府是十分重要的供给者，因此，政府应不断增加财政投入力度，补齐短板，促进城镇建设与公共服务协调发展。

第四，转变政府职能，引入民间资本。对政府而言，需坚持以创建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核心，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进行优化调整，同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