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锋，荆颖蔷，车海艳

(1.运城学院 文化旅游系；2.运城学院 经济管理系；3.运城学院 科技产业处，山西 运城 044000)

2014年，国务院相关部委发布《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要求带动2.2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230万贫困户、747万贫困人口脱贫，2018年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2018-2022)》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山西省发布了《山西省旅游扶贫示范村工作方案(2018-2020)》，要求扶持300个贫困村开展乡村旅游。2020年，我国已经完成了决战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全面实现了小康社会，正在迈向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绝对性进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下阶段目标，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阶段，对山西省乡村旅游扶贫成效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乡村旅游扶贫成效研究现况

我国关于乡村旅游扶贫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在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后，学者们开始关注乡村旅游在促进农村产业非农化、促进农民就业以及带动农民脱贫等方面的作用，先后对安徽铜锣寨[1]、甘南藏族自治州[2]等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旅游扶贫应当综合考虑被扶地区的社会、经济及生态效应。2014年《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以及《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提出后，乡村旅游扶贫进入关键期，关于乡村旅游扶贫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人们也更加关注乡村旅游扶贫的成效，邓小海、曾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分析了旅游业对贫困地区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及居民的感知效应[3]；郭舒、余利红等人则从产业链视角判断了贫困户参与到旅游相关产业链的程度[4,5]；王耀斌等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方法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问题[6]；陈超群、胡伏湘则借助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乡村旅游扶贫绩效指标体系，并利用加权平均综合标准模型对长沙市的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7]。部分学者针对山西乡村旅游扶贫状况进行了研究，党红艳、金媛媛以左权县为例分析了旅游扶贫对当地社会、生态和居民的综合效应[8]；马慧强、谢东伶以兴县蔡家崖村为例分析了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9]；王新敏则构建了生态、经济和社会三大子系统，并对太行特困区旅游扶贫效应进行了研究[10]。

从已有研究来看，有关乡村旅游扶贫的研究从扶贫逻辑、扶贫模式到绩效评估，研究的层次逐渐加深。从乡村旅游扶贫绩效的研究方法来看，大多数学者使用AHP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关联法等多种方法，运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判断扶贫地经济收入变化与社会、生态等的联动效应，研究结果能够反映区域整体扶贫成效，但无法体现精准扶贫效应，也没有体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对照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以及第二个百年目标宏伟蓝图，乡村旅游扶贫不仅仅是让贫困乡村和贫困农民从经济上脱离贫困，而且要建立可持续的乡村产业、居住环境、社区治理体系以及高度的农民获得感及幸福感，继续助力乡村振兴远景目标。在此背景下，乡村旅游扶贫成效的评估也应当依据脱贫攻坚的总目标以及乡村振兴的五大要求、最终目标建立新的评价体系，从而更好地把脉山西省乡村旅游扶贫成效，提供可持续发展建议和思路。

二、乡村旅游扶贫评价体系构建

(一)评价方法选择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体系是学者们进行微观研究的主要方法，层次分析法又称AHP法，是通过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层层分解，进而展开定性、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具体来看，首先将分析目标分解为多个子系统，然后根据需要继续分解，形成若干层次，最后通过模糊量化方法算出每一层次各个指标或因子的权重。从实践经验来看，如果指标选择得当，分析结果能够较为科学全面的反映研究对象[11]。

(二)评价指标选取

根据已有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构建了相关评价指标，但是整体上仍然偏重于社会、经济、环境三个主要维度，但由于这三个维度的宽泛性，在具体评价过程中，不同学者的研究仍有差异。何红、王淑新在对已有文献总结分析后，提出评价体系不仅要关注贫困地区及其贫困户的收入增加情况，还应关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面貌、贫困人口参与度、贫困人口能力培养、贫困人口素质以及社会地位提升等，应该建立基于贫困人口感知的自下而上的扶贫成效评价体系[12]，刘筏筏提出旅游扶贫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贫困地社会文化物质环境的改善、贫困地社会文化精神环境的改善、贫困地社会文化制度的改善等[13]。

表1 相关扶贫政策文件及乡村振兴文件目标任务

鉴于已有的评价体系的局限性以及乡村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等的重要性，有必要参考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的有关文件(见表1)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对研究对象的旅游扶贫成效进行评价。一般情况下，评价体系是科学有效的评价行动执行结果的保障，评价体系应当真实反映贫困地区村庄及贫困对象的经济变化情况，更应当反映扶贫目标的完成情况，另外，由于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工作的衔接性，评价体系还应当反映乡村振兴目标下贫困人口经济变化、内生力提高、产业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居住环境及民风民俗、社会治理情况要求。

根据相关扶贫攻坚文件确定的任务目标以及各个学者的已有研究，本研究选取了既能够反映扶贫开发、脱贫攻坚目标完成情况又能体现未来乡村振兴基础的5个指标，分别是居民生活水平、居住环境改善、乡风文明提升、治理体系完善与乡村旅游产业可持续性，每个指标下面又包含四个因子，其中居民生活水平及居住环境改善是乡村旅游扶贫最直接的成果体现，也是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乡风文明提升及治理体系完善虽然在相关扶贫文件中提及较少，但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是当前乡村治理及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表2 乡村旅游扶贫评价指标体系

(三)指标权重确定

为了更好地获得指标权重，在高校选取相关领域5名专家对准则层和指标层各项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打分，用“1-9标度法”构建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其中1、3、5、7、9分别代表同等重要、稍微重要、比较重要、十分重要、绝对重要，2、4、6、8是中间值，获取专家意见后，将专家赋值进行几何平均，建立新的矩阵，然后计算各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一致性检验。

表3 准则层判断矩阵

同样方法可以计算出指标层各个因子的权重：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乡村旅游扶贫成效评价体系及其权重如下：

表4 乡村旅游扶贫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三、乡村旅游扶贫成效分析

(一)乡村旅游扶贫调研

1. 问卷构成

本次调研采用问卷及访谈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问卷结构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受访者基本资料，包括受访者年龄、村庄、性别、收入等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旅游扶贫成效评价体系各个指标因子，包括居民生活水平、居民居住环境改善、乡风文明提升、治理体系完善以及乡村旅游可持续性五个方面，共包括20个评价因子。评价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法，分别是特别好、好、一般、差、非常差，分别赋分为10分、8分、6分、4分、2分。

2. 调研实施

为了更好地了解山西省乡村旅游扶贫成效，本研究根据山西省乡村旅游类型、开发模式等选取了娘子关村(阳泉市)、大河村、岳家寨村(长治市)、李家山村(吕梁市)、下桑林村(晋城市)、荆淮村、西祁村、文堂村、陈家庄村(运城市)9个乡村旅游村，通过现场问卷和访谈方式获取相关数据。两次调研时间分别为2020年7月及2021年1月，共发放问卷350份，收回有效问卷320份，有效率91%。

3、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5 人口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数据统计：男性129人，女性191人；年龄段主要集中在31-50岁，占到了总数的48%，其中50-60岁及60岁以上人群比例也较高，这符合我国目前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特征；被调研人员中旅游从业人员共有150人，占到总调研人数的46.8%，说明案例地乡村旅游扶贫村的居民参与度较高；从居民月收入来看，主要集中在1500-3000元，共有160人，其次为1500元以下为99人，居民月收入已经脱离贫困线，但整体仍然不高。

(二)各旅游村扶贫成效评价

将收集到的数据整理到统计软件中，以村为单位计算指标层每个因子平均得分，参考表(4)各个因子权重，对指标层(Ax)下的因子(Bxy)加权求和，得到指标层最终得分,并按照分数高低给出排序，最后按照先前计算的准则层权重对准则层进行加权求和，得出每个旅游村旅游扶贫的最终评价分，结果如表(6)。

Ax=∑Bxy·txyQ=∑Ax·Tx

从调研统计结果来看，基于居民感知的旅游扶贫成效总体得分为7.65，接近于比较好，生活水平、居住环境、乡风文明、治理体系及乡村旅游发展五个方面分别为7.48、7.70、7.87、7.94、7.68，其中治理体系与乡风文明评价较高，居民生活水平及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在五个方面中较低。对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及《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2018)》等文件，山西省的乡村旅游扶贫达到了当初设定的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有保障目标，基础设施、居住环境、乡村产业大幅改善。

表6 各旅游村评价指标得分及排序

从各个村庄的得分来看，评价最高的为长治壶关县大河村为8.04分，其次为阳泉市娘子关村的7.99分和吕梁市李家山村的7.86分，具体到五个指标，在生活水平得分上，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大河村(7.94)、娘子关村(7.78)、李家山村(7.76)。根据统计结果，岳家寨村的整体扶贫评价得分(7.16)最低，生活水平得分(6.99)及其他指标得分也都最低，这也反映了岳家寨的实际情况，岳家寨村位于长治平顺县境内，海拔高达820米，村庄周围悬崖绝壁，交通及通讯极不方便，尽管有着中国传统村落的美称，但是由于可达度较低，至今尚未实现移动网络全覆盖，游客数量及旅游收入都受到了限制，更重要的是村庄的旅游开发及分配模式使得居民的获得感较低。

根据统计结果，居住环境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娘子关村(8.45)、下桑林村(8.02)、大河村(7.96)，居住环境较差的分别是岳家寨(6.85)和文堂村(7.20)，统计结果基本反映了现实情况，娘子关村所在地娘子关镇为山西省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又先后入选山西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及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村庄的历史面貌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有着浓厚的历史沉淀，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娘子关村对村内道路进行了硬化、绿化，修建了自来水设施和垃圾处理中心，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娘子关村更是对旅游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的提升和改建，尤其是对村内泉水的流向进行了设计，现在的娘子关村，绿树成林、泉水环绕，成为游客们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下桑林村位于阳城县蟒河镇，位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公园蟒河自然保护区内，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在乡村旅游开发中，下桑林村的基础设施、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等都进行了改造升级，居住环境较好。岳家寨和文堂村分别位于太行山和历山的高处，尽管自然环境优美，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村民总体数量少且分散居住，居住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难改善，医疗卫生等相对困难，整体居住环境相对于其他的村落较为落后。

根据统计结果，乡风文明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李家山村(8.37)、大河村(8.28)、西祁村(8.00)，治理体系排名前三位的是大河村(8.39)、陈家庄村(8.14)、李家山村(8.12)。在调研过程中，李家山村的精神面貌让人记忆犹新，与其他旅游地不同的是，李家山村将村庄导游讲解的任务交给了村中的老人，平均年龄六十岁左右，老人们经过培训后，用地道的碛口方言加上热情洋溢的讲解为游客们带来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不仅如此，老人们还将村里的导游词和党的政策编成了顺口溜，夸赞李家山，夸赞党的政策。大河村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确立了以村委会为领导的集体经济形势，并对村民进行了教育和培训，村民的思想意识、集体精神、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意识大幅提升，西祁村在宣传周仓文化开发乡村旅游的同时，注重乡风文明建设，为了解决留守老人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坚持开办日间照料中心，让村里的老人衣食无忧，成为运城市乡风文明建设的典型。

根据统计结果，9个旅游村中，乡村旅游发展排名靠前的分别是大河村(8.04)、娘子关村(7.99)以及李家山村(7.96)，大河村不仅入选了山西省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也是山西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及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娘子关村为山西省及全国第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李家山村也入选了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目录，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山西省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评价结果基本反映了三个村庄的乡村旅游发展概况。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根据调研实际情况及统计结果，山西省政府确定的9个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及重点村均通过乡村旅游实现了居民脱贫，居民在生活水平、居住环境、乡风文明、治理体系及乡村旅游发展五个方面感知均较高，尤其是乡村治理体系与乡风文明都得到了较高的评价。具体来看，长治壶关县大河村、阳泉市娘子关村、吕梁市李家山村乡村旅游扶贫效果较为突出，大河村在乡风文明、治理体系及乡村旅游发展方面均表现突出，李家山村在乡风文明方面表现突出。

(二)启示

9个乡村的旅游扶贫实践为山西省的旅游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提供了经验借鉴：第一， 内生力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实现农村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农村现有的人力结构及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决定了需要提升现有从业人员的认识和能力，需要鼓励和吸引在外务工、经商人员返乡创业，激发居民的参与潜力。第二，经营主体创新是乡村旅游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乡村旅游扶贫需要资本的介入，同时还要避免旅游开发导致的飞地现象，这就要求乡村必须建立新的经营主体培育机制，激发各方参与积极性的同时保护参与各方的利益。第三，乡村旅游能够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多种产业的融合与并存也为乡村旅游提供了丰富的产业形态，因此，乡村旅游发展要全面推进乡村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融合。第四，乡村旅游扶贫过程中乡风文明及社区治理的提升营造了乡愁意象，反过来成为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乡村旅游扶贫需要打造一系列公平有效的经营环境及管理制度。第五，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决定了居民感知结果，资本、农民、地方政府多元利益共享机制，能够确保农民参与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实现农村富裕与农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