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俊玲，薛吏婷

(太原师范学院 历史系，山西 晋中 030619)

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出现和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晋商研究者的视角由宏大叙事转为微观考量，通过个案揭示晋商的家庭生活正逐渐走进学者的视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晋商家庭教育方面，葛贤慧分析了教育在经商成败、家庭发展和子弟成长成材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揭示了教育与晋商兴衰的内在联系[1]；李少华论述了晋商家庭教育的两种主要类型，即为入仕而准备的儒学教育和服务于商场的职业教育，强调了家庭教育对晋商家族商脉传承的重要意义[2]；商雅琼探讨了晋商“学为商之用”“学而优则商”的教育价值观及形成原因[3]。在家庭伦理方面，焦秀萍、谢颖格将晋商家训伦理思想的精髓与当代社会紧密结合，探求其对当代社会的重要现实意义[4]；薛勇民运用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方法，归纳总结了儒商文化的伦理特质和晋商精神的伦理原则[5]。在晋商家族和家庭生活方面，毕苑以晋中地区地方志中的人物、孝义和列女卷等为主要内容，运用大量数据揭示出晋中商人的家庭结构的特征，得出由于家庭成员的缺失，使得晋商家庭结构处于失衡状态，进而加重了乡村社会的混乱和无序[6]；刘秋根、张强认为晋商家庭教育主要表现在引导个人品性的锤炼、重视读书习字的锻炼和注重生意技能的培养等三方面，这些对晋商管理制度的推行及管理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深远影响[7]。在晋商女性研究方面，安介生利用山西方志中列女传等相关资料对商人家庭中的“节孝”妇女的生活状态进行了深入剖析，揭露了商人妇在成就晋商辉煌背后付出的艰辛[8]；张正明、张舒从明清晋商家族中女性的命运、作用和地位入手，肯定了妇女为晋商的发展发挥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揭示出封建旧礼教是酿成晋商家族女性婚姻不幸之一大根源[9]；韩晓莉从婚姻角色、家庭角色、自我认同和命运结局四个方面对晋商家庭中的女性进行了详尽的探讨，认为中小家庭的商妇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难以摆脱封建礼教的压迫[10]；殷俊玲运用大量民间文献考察晋省中部商人的婚姻生活，细致勾勒出晋商家庭鲜活的生活画面[11]。

晋商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由于对晋商家书发掘较少，晋商家庭生活的呈现难见经纬。由刘建民先生主编的《晋商史料集成》是国内外涵盖晋商资料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晋商相关史料集，仅信稿就达9000余封，其中收录了大量山西中下层商人与伙友、亲友的往来信函，展现出一幅幅清末山西商人的社会生活图景，为我们重现晋商家庭和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书信中所记载的人物传记，事迹往往更加鲜明，能清楚地透露出民间生活的实态，贴近真实的社会生活，因此本文拟以光绪十一年所立《商人孟和信稿及杂记》为中心，对信件进行梳理和分析，从个案的角度探讨晋商外出经商的原因、经商历程和家庭经济状况，体会商人与留守妇女之间的相思之情，探究女性在婚后家庭生活中承担的责任，进一步分析晋中地区的社会风尚和价值观念。利用民间文献做细致的个案分析，通过个案和区域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洞悉个体与个体之间、微妙的个体与广阔的社会之间的关联性是本文的一大特色，同时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

一、信稿抄本介绍

明清时期，晋中地区是著名的商贾之地，走南闯北的商人以中下层商人数量最多，他们与本土亲人和朋友之间的交流主要以鱼雁往来的方式实现。在众多的往来家书中，有关于社会环境、时局动乱、从商经历以及生意经营的描述，但更多反映的是家庭生活。光绪十一年所立《商人孟和信稿及杂记》收录了50余封信，起止时间为光绪四年八月二十六日(1878年8月26日)到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1892年3月24日)，时间跨度15年。信稿是孟和与亲友之间的往来信函，内容涉及商业活动、经商之道、消费观念、家庭生活、子女教育以及物价、灾害和时局等，生动展现了清末晋商家庭生活的诸多侧面。信件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内容连贯，前后互证，有利于进行追踪考证。信稿内容分为三部分：1.孟和与亲人之间的家信往来；2.孟和与伙友郭殿相、高宏信和程右泉等人之间互通信息的往来信件；3.借约、立约合同及各商号的存货单和账单。

信稿的主要人物孟和是山西省太谷县的一名普通商人，常年在扬州经商，光绪四年孟和与同乡郭殿相、程右泉三人合伙在海州大伊镇开设了同泰泉槽坊，经营酿酒和杂粮生意。从这批信稿看，孟和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三世同堂之家。信中并无提及孟父，其信息无从考证。孟母在这一家庭中辈分最长，地位最高，孟和托人寄回来的所有银物都由孟母查收，家中大小事务由她主持。孟和娶有一妻张氏，并育有二子，年龄尚小。从家人屡屡借外债和频频催促孟和捎回银两和物件可知，孟和的家庭并不富裕。但从孟和捎回银两的数量和家庭消费来看，该家庭经济状况基本达到温饱水平。

二、信稿所见晋商的家庭生活

清末，晋中地区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强烈冲击，商人家庭的分工较为明确，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小农家庭的特点。商人家庭中的男性大多远离桑梓之地，外出经商，他们历经万难，命运坎坷不易在积累财富的背后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晋商家庭少有完全弃农从商者，家书中有许多关于粮食收成、物价涨落以及旱涝灾害等方面问题的询问和回答，说明农业仍是商人家庭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以商业经营为主，农业收成为辅是晋商家庭普遍的生存手段。留守家中的女性对儿子和丈夫外出经商的行为大多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她们主持家务、照顾长辈和子女、参与农业或商业活动、处理社会关系，其劳动对于维持中小商家的生计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光绪十一年所立《商人孟和信稿及杂记》生动地展示了商人的经商境遇、心路历程和商妇真实的情感生活，反映了清末晋商群体的鲜明特征。

(一)久别思念之情

远在异地的商人不仅要克服生意上的困难，还要忍受对亲人的想念之苦。孟和与母亲、妻子的往来信件中就多次提及思念之情。母亲在给孟和的信中写道：“吾子出门，光阴易度二岁之数，因何家信甚疏，使母在家悬望……余与你自夏秋连寄信物数次，至今亦未见你之音信，不知你身体如何，生意好否，家中老幼深为挂念。”[12]492因路途阻隔，或无合适、可信之人回家，家信难免迟迟不能收到，这使得信息不通的亲人之间更是彼此牵挂和担忧。孟和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远逰客地，忽尔一年，想念家庭，心神如醉”，[12]461表达了对妻子深深的思念。

孟和一走就是三年，家中只剩年迈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孩子，他心中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家人，担心他们的身体和安全。每封家书的开篇必先问候母亲，祈祷母亲“万福金安，身体康健”，并汇报自己在外一切安好，免去家中亲人的担忧。孟和对两个孩子也充满了牵挂，他在信中提醒母亲：“大、二臭不宜任性，随伊出外跑浪，总要跟人为妥。门户谨守，不可大意，切要切要。”[12]502孟和与伙友的信件中，除了托他们捎带信件和东西之外，还拜托他们有空至府上探望其家人，帮助代写信件、处理还钱、换银以及收租等事件，并嘱咐家人在回信中说明有关情况。如孟和给郭殿相的信中提及：“所有弟银祈兄送至敝舍，交于弟之老母大人银二十两，下剩银一两零九分交弟之内人，济伊零用……托兄代弟完纳皇粮，仍然照旧办理。”[12]479妻子和母亲为了让孟和放心地在外经商，也经常会在信中报告平安，给予宽慰。如妻子给孟和的信中写道：“夫主良人知悉，自你出外，家中老少俱各平安，勿劳结计。”[12]446母亲在信中告知孟和家中的情况“孟和知悉，自你离家之后，均皆托天平安，勿须挂念。至于你妻，今春你在家之时，伊腰腿有疾，行步走动不便，现今约已大为全愈，亦不可计念”；[12]448“孟和知悉，家中老幼人等俱得平安，不必结计”[12]468“孟和见字知悉，家中人等俱幸平安，不必结计。”[12]476信中的“结计”一词，是山西方言，意思是挂念、想念。家中平安，商人才能在外专心经营生意，不至于身心俱疲。为此，家中给孟和的信中尽量报喜不报忧，让孟和免于挂念，但彼此的思念之情于字里行间处处溢显。

(二)遵守孝悌之道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13]57孝敬父母、侍奉老人自古以来被人们所提倡。但迫于生计，孟和不得不常年在外经商，将家庭重担交给母亲和妻子，他为不能时时侍奉在母亲身边而心怀愧疚，所以写给母亲的每封家书最后都以“不孝子孟和”落笔。孟和虽不能侍奉在老人左右，却时刻将尽孝铭记于心。他不仅常常寄递家书表达问候，还竭尽全力往家中捎寄银两和物品，以弥补自己不能时常侍奉母亲的孝心。孟和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母亲大人堂前膝下万福金安，身体康泰，是子之福也。禀者子在外托天平安，勿须结计。客腊十三日扣接一示，知合家清吉，子不胜踊跃之至。客托殿相兄寄来银两、布匹、虾皮、海岱、抱龙尾，知一统全收”；[12]459“托人寄来银两九两十六钱正(整)，谅母收知。今托候应封兄带来钱宝一只，计重10.03两，至日查收度用”；[12]460“今因高玉林兄回家之便，寄来高红布五匹，至日查收。至于代係明春为子回家再带可也。”[12]504

孝悌之道在晋商书信中处处体现。汾阳商人王富堂常年在库伦和恰克图经商，时常在家书中流露出对父母身体的牵挂。光绪十年八月二十六日，王富堂托人捎回一封家书，开头问候母亲身体康健：“想老大人在家身体康宁，精神如常，是男之千里远望也”，[12]824随后汇报自己的情况，免去家人的担忧：“敬禀者，男在外托天保右(佑)平善，勿劳大人千里挂怀矣。”[12]824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王富堂致母亲的书信中曰：“母亲大人堂前膝下万福金安。想大人身体强壮，饮食照长(常)，眼目甚好，是男之祝也。”[12]827这样的问候在每封家书开头都会看到，可见远赴外地经商之人对家中长辈牵挂之深。晋商的孝道还体现在对族内亲人的关爱。宣统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田金堂在致族叔父的信中问候其身体安康：“族叔父老大人近前候安。想大人合府清吉，贵体安和，是侄之远念也。”[12]420儿女在家也时常担心在外经商的父亲的身体，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田勤植在信中嘱咐父亲注意保养，不要过度劳累：“父亲老大人尊前膝下万福金安，事(是)男之远念也。老大人在铺好好保养，身体为要，千万千万。”[12]431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六日，田勤植担心父亲在铺劳累，写信说道：“铺内之事，大人不可劳心，号内有重(众)位掌贵(柜)方便。”[12]437

然而，“立身行道，扬名以后世，以显父母”才是圆满的尽孝，也是儒家对于孝道的终极目标。父母对孩子有重要的人生期待，希望他们身体健康，自立自强，进入社会尽忠职守，讲究诚信，事业有成，承担起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晋商家庭中的女性也深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对儿子和夫君外出经商表现出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三)妇女责任之重

虽然晋商中不乏富商大贾，但更多的却是中小商人。男人外出经商，侍奉老人、养育孩子及处理家庭内外各种事务的重任自然落在了守家的妻子肩上。因此，女人留在家里照顾家庭便成为普通晋商家庭的生活模式。光绪十一年所立《商人孟和信稿及杂记》中就记录了普通商妇在家庭生活中需要担负的责任和实际处境。从孟和寄给妻子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妻子的责任：“怀望母亲大人在堂，子幼在抱，全赖贤妻调护维持，毋致大人不孝之怒，而小儿失教诲之方，则贤妻功大恩深矣。经纪略能如意，即整归装，无庸恳念……勤俭、立家、孝老、抚儿，千里嘱咐，至切至切。”[12]461家庭成员的吃穿也是由妻子张氏一手操办的，孟和在给母亲的信中多次让妻子给他做袜子鞋子之类的必需品：“如子媳得闲，将鞋袜可做一二双，要做之时将比前样式稍放宽长一韭菜叶之谱，托殿相兄寄南为妥”；[12]460“夏季子媳得闲，将鞋袜各做一二双，为子至家以备要穿可也。”[12]507母亲和妻子写给孟和的书信中也多次提到托人寄去鞋袜的信息：“所有布袜暂未做起，俟做就之日再为捎去”；[12]477“今捎去白布夹袜一双，青布鞋一对，至时查收。”[12]501祁县武氏家庭的妇女也同样承担繁重的家务。如武振德在信中嘱咐妻子王氏主持家庭琐事：“家政琐事，诸望贤荆一人支持，不繁嘱矣。”[12]218

在晋商家庭中，丈夫常年外出经商，对子女的教育和照顾十分有限，商妇往往身兼父职，独立承担起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之责。孟和在信中多次嘱咐母亲注重孩子的安全和教育，让母亲对孙子“经心调理，不可沿街放荡，谨关门户，在于院内顽耍，要紧要紧，千万千万”；[12]459“大、二孙务要经心调理，严紧规模，不准子媳重打失误，要紧要紧。只要教养成才，毋许沿街跑浪，准在院内顽耍。”[12]481

在晋商往来书信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家庭主妇对当地银价、天气情况、粮食价格等方面的询问或汇报。晋商妇不仅操劳家里的琐事，还从事农业生产，为家庭提供基本的保障，有时还参与对外交涉，母亲和妻子偶尔会担任借钱、还钱和收租的职责，可谓是身心俱疲。信稿中有关于妇女身体孱弱、腰腿有疾的表达：“至于你妻，今春你在家之时，伊腰腿有疾，行步走动不便。”[12]448母亲在信中多次让孟和托人捎回药材：“遇有顺人将青黛係捎来五斤”[12]501；“托于郭殿相兄带……红灵丹一瓶，又抱龙丸一盒。”[12]584可想而知，商妇在忍受孤独、日夜操劳、负担过重的压力下，积劳成疾，病痛缠身。尽管如此，商妇依然竭尽全力照顾家人，操持家务，让在外经商的丈夫放心经营生意，无后顾之忧。

(四)家庭生活之苦

山西自古地瘠民贫，物产匮乏，清代山西许多地方志对此有大量记载。迫于无奈，商人远赴外地靠做买卖来维持生计。从现存的晋商家书来看，留守妇女主要依靠远在异地经营生意的夫君寄回来的银两维持生活。孟和常年在外经商，三年才难得回家一次，所以每次都是托伙友捎书信、银两和物件至其府上。寄回去的东西在书信中都有详细记录，有时甚至另附细底，并且提醒母亲收到东西务必仔细核对，尽快回信以说明情况。这批书信中孟和托人往家稍回银两、物件，以及因家中度用不够，母亲和妻子向他人借钱，并催促孟和赶紧再寄银两的信息列表如表1。

由表1可知，孟和与家人的往来书信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便是寄钱回家，孟和还经常随信捎回一些食品及衣物等。光绪十三年，孟和致母亲的信中提及全家一年的生活费用：“照我家中人等，两大两小，一年度日有五十余千，不为少矣。”[12]490根据清末晋中地区的物价水平来看，家中四人每年在粮食上消费大约30两左右，且食物以谷米、茭子、白豆面等为主。除此之外，还有衣物、出行、医药以及往来应酬等支出，都是以低消费为主。有时因为寄回的银两不能满足家中用度，家人还需向邻人借贷，而这些钱全需等待孟和托人捎回银两才能还上，这说明孟和家的日子并不富裕，收入只能解决温饱问题。

孟和家中生活不易，其伙友郭殿相家中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家中用度不够，郭殿相经常托人捎带银两回家：“弟家中度用之项所需之银，恳祈右、荣二翁劳神，倘有合式(适)便友返里之时，将银与弟寄来三十两之数，以济家中度用”；[12]467“至言弟(郭殿相)需要银两之说，前者于四月间奉寄一信，业已写明三十两之数，谅现今大约寄起否”[12]483；“弟(郭殿相)应分之银仍恳兄台交弟舍间为妥”。[12]524这些记载反映了清末山西中下层商人家庭的生活状况。

表1 孟和家信中有关银两收寄情况表

清末时局动荡，商人受到各种盘剥，这对本就生活艰苦的中小商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孟和与家人和亲友的往来书信中多次提到“完纳皇粮”，如“托兄代弟完纳皇粮，仍然照旧办理，吴秉全凭执照纳粮，其串老兄收紧，俟等交弟亲收，其余粮串仍交弟之大人收藏为妥”；[12]479“有吴秉全之钱粮，今春兄临动身代弟完纳为妥，将执照、粮串皆带至铺。”[12]488除了要承担沉重的服役，民众的生产生活还会受到灾荒的影响。清代山西在光绪时期自然灾害严重，光绪十一年所立《商人孟和信稿及杂记》中多次提到因水灾和旱灾造成粮食收成不好，物价上涨，如“闻知敝省境内以至汾阳府西界、平阳、霍州、灵石等处，至于今秋播种寒麦之时，当种之季，各农户惟恐种之过早，皆因延迟，过后又无阴雨，至今所种十之四五分之数。因此小麦价日见其高昂，各式粮价亦随跟长，因此银价每两迭(跌)去几十文之数”；[12]450“咱处自去年七月内至今既无雨雪，米粮面价皆长”；[12]469“晋地自春以至六月中旬未得透旱雨泽，各禾苗俱都极旱，诸处求雨未得降霖”。[12]481因受市场价格影响，银价时常发生变化，或高或低。孟和多次在家书中提及物价高涨，或银价下跌。当银价低时，孟和先将银两放置家中，待银价涨高再去兑换：“至今银两未换，看其光景只得俟等，临至標期之时，惟恐银数可以长些，至二十四五日再换，观其大概亦无坏处。”[12]448“照今者所寄来之银称(成)色太毛，以时价做每两定要下价两码半之数，照今吾等所作之价，每两多作六七文之数。至兄之银，除换余留一只。令堂所言于五月初十日夏標至標期之日前一月之时，银数可以高昂，兄所留之银称(成)色较比所换去钱宝二只之银色颇为高点，照色可以能多作数目，俟后再换之日，如其时价高些，亦可以多换钱数。”[12]472-473由此可以看出，孟和时刻关注市场价格和银价，十分注重理财。

生意不景气，收入无多，市场价格多变，加上灾荒和沉重的赋役，使得普通商人在日常生活中处处精打细算。孟和曾多次在家书中提及物价上涨，生活拮据，反复叮嘱家人在日常用度中务必厉行节约。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孟和在信中告诉妻子要“勤俭、立家、孝老、抚儿”。[12]461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孟和在写给母亲的家信中更是反复强调减少花费，省吃俭用：“水远不解近渴，凡用以勤俭方能为宽，用钱以奢华，日月累过，银钱以渐其窄，为子千里具实禀明。”[12]490孟和还分析了家中的日常生活开支，嘱咐家人精打细算，以备不时之需：“照我家中人等，两大两小，一年度日有五十余千，不为少矣。一年以卅七八两之银用度非容易寻，思难不难，思易不易。年年防旱夜夜防贼，总思长远看宽绕。倘遇荒年歉岁，有何度矣？”[12]490-491孟和为家中购置布料、衣物等也常常利用市场差价，以求节省费用。晋商勤俭节约的品质在众多家书中都有体现，可见商人在外经商艰难，深感挣钱不易，只能反复叮嘱家人减少花销以图日后生存。如在外经商的祁县人武振德在给儿子的信中就多次提到家中度日要务必节俭，以备不时之需：“一概从俭，浮费闲银，务要实力打省。此等年月，诚可怕人，看之灾荒不断，饥馑荐臻，朝难保夕。”[12]218

从表面看，晋中商人风光无限，是明清时期最富裕的群体，然而令人艳羡的富商巨贾只是少数，绝大多数商人还是维持着普通生活，以生存性消费为主。从孟和往来家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晋中中下层商人的实际处境，他们付出的辛劳很多，生活较普通农家相对宽裕，但也时刻不忘节俭。古有“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准则，晋中商人将这种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贯穿于商业经营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结语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常年远走他乡，辛苦谋生，家书成为流寓他乡的商人互通信息、维系家庭关系的特殊纽带。在相互的嘘寒问暖中，我们读出了晋商侨居外地的辛酸，体会到他们对桑梓故里的眷恋，看到了晋商家庭的生活情景。通过对光绪十一年所立《商人孟和信稿及杂记》这一批信稿抄本进行整理和分析，清代晚期山西中下层商人的情感世界、亲友关系、日常收支以及家庭生活的基本状况跃然眼前，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孟和的经商状况、心路历程、女性在婚后家庭生活中承担的责任和对家庭的贡献，同时也感受到不畏艰难、努力拼搏的晋商精神。清代晚期晋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通过家书得以生动呈现，这对加强晋商的个案研究有着不言而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