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功，边旭东

(内蒙古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呼和浩特 010010)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清仁宗在热河行宫离奇驾崩，由此构成了一桩宫廷疑案，学界历来对此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孟森先生较早关注到该案，并对记载立储鐍匣下落的《大庾戴公墓志》(以下简称《墓志》)进行考证(1)按照清代秘密立储的制度设定，皇帝需将所立太子的名字写成密诏，置于一匣中妥善保管。此即为“鐍匣”。待皇帝去世后，由亲贵重臣一同打开鐍匣，将新君姓名公之于众。，认为：“(戴)均元历官中外，世臣从游数十年，得之口授，不应无据，且墓碑传拓行世，方当宣宗在御之事，岂能以无据之言，污蔑宫寝，将不为戴及己身家计乎？然其语必可信。”[1]614此后，学者们梳理了相关史料，或认为，“仁宗猝死无疑，道光帝即位有惊无险，《清实录》中关于仁宗死前就已宣示传位诏的说法纯属虚构”[2]，或认为行宫鐍匣可能并不存在[3]。

掩卷而思，仁宗究竟因何去世？热河鐍匣是否真实存在过？孝和皇后为何会违反秘密建储的祖制，明立宣宗？笔者将通过官方史书、档案、私人笔记及出土文献等材料，在实证的基础上，考察宣宗即位前的历史真相，以期推动上述问题的学术研究。

一、仁宗去世原因补正

嘉庆二十五年，仁宗在参加木兰秋狝的途中病逝于热河行宫。从文献记载来看，仁宗临终前未能交代储君人选，而藏有立储密诏的鐍匣一时也不知所踪。

正史对于仁宗的去世语焉不详。《清实录》载：“戊寅，上至热河，圣躬不豫……乙卯，上不豫，皇次子智亲王□□朝夕侍奉在侧，上仍治事如常……向夕，上疾大渐……戊刻，上崩于避暑山庄行殿寝宫”[4]937。《起居注》所记则较为详瞻：“上至热河，途次感受暍暑，圣躬不豫，仍办事如常。”同时还突出了皇子绵宁的形象，“戊时，大行皇帝于避暑山庄构疾大渐，上(皇次子)哭诣烟波致爽殿请安，有顷，大行皇帝龙驭上宾”[5]287。《清国史》则称：“戊刻，上崩于避暑山庄行殿寝宫”。[6]783《清史稿·仁宗本纪》(2)《清史稿》成书较晚，其中对鐍匣的记载保留了两种表述，《清史稿·戴均元传》与《国朝耆献类征》《郎潜纪闻》记述类似，均是源自《墓志》这一文本。《仁宗本纪》则是依照《实录》中“公启鐍匣”的传统表述。记载稍异：“日加戊，上崩于行宫”。[7]589官方的记载基本一致，从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晚，仁宗病情由“不豫”转变为“大渐”。至二十五日晚之前，仁宗只是略感“暍暑”，仍能处理政务。

然而，军机大臣戴均元的回忆与上述记载大相径庭：“七月，公偕满相托文恪公扈滦阳围，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8]803陈康祺认为，“二十五日辰刻，上已微不适”[9]179。《清史稿·戴均元传》也是按照《墓志》内容进行记述。从墓志来看，仁宗为猝然离世，“戊时哭诣”应当比“朝夕侍奉”更贴近历史事实。毫无疑问的是，仁宗在二十五日晚间病情加剧，于戊初(晚上七时)去世。据此，王思治教授推断，仁宗去世的病因似为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或心肌梗死[3]98。而笔者查阅档案，仁宗的病因不止是正史表露的“暍暑”。

内务府档案中存有仁宗去世前的膳食记录：“(七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伺候万岁爷前，早膳添安大碗荤膳菜一品、中碗荤膳菜一品，十八、二十五此两日，早晚膳每次安大碗荤膳菜一品、中碗荤膳菜一品”。[10]355七月二十三日晚，仁宗一度“传做羊菜、羊小卖”，[11]353其胃口依然尚可，直至二十五日晚仍有传膳记录。档案显示，仁宗餐桌上的荤菜众多，而这与暑夏的环境并不相宜。因此，饮食失衡极可能是仁宗疾病突发的重要诱因。档案中同样保留有仁宗出巡时的药品记录，“人马平安散、红清胃散等药二十余味，平安丸，太乙膏，紫金锭等药七十余味，茯苓、黄连、肉桂等咀片三百余味”[11]191。这些药物应对突发疾病的疗效如今已无法直接了解，不过根据仁宗的脉案来看，这些药物并不见效。

脉案记载，七月二十一日，仁宗出现“头疼发热，四肢酸软”的症状。此后其病势有增无减，御医用清解、导赤等方治疗，收效甚微[11]181-182。二十五日酉正，御医在会诊后发现仁宗的症候加剧，“已转成痿喘之症。”戌时众御医再次诊断，但已颇感无奈：“恭请皇上圣脉全无，原系外感之后，又因劳动复伤元气，耗散津液，湿痰上壅，喘汗交作，神脱气散。吹通关散无嚏，于本日戌时升遐”。[12]182其中，档案记载的“圣脉全无”，证明仁宗是在重度昏迷的情况下辞世的。《李朝实录》也从另一方面暗示仁宗皇帝的死因与痰症有关：“嘉庆皇帝于本年七月十八日起銮幸热河，以痰候本月二十五日崩逝。”[12]5095故而，宣宗上谕称，“构疾三日，遂至大渐”实为虚构[13]5093，并非真相。

综上所述，饮食失衡可视为仁宗急症突发的重要诱因，而天气炎热，与政务繁多、医治迟缓共同构成不利的外界条件，最终导致仁宗痿喘并发痰症，病情急转直下，竟至去世。

二、热河鐍匣真伪考证

对于鐍匣的发现经过，《墓志》中这样记载：

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公与文恪督内臣检箱箧十数事，最后近侍于身间出小金盒，锁固无钥，文恪拧金锁发盒，得宝书，公即偕文恪奉今上即大位。[8]803

据此，孟森先生认为，“(鐍匣)最后于内侍之身得之，不知彼内侍于帝崩后，犹不自陈明者何故！若搜而不得，是否遂不立嗣君？以此言之，尤为出于情理之外，诚荒诞之甚也。所云‘锁固无钥’以为慎密，而盒在近侍之身已二十一年。”[1]613-614。按照常理，弥留之际的仁宗一定会将鐍匣及储君托付与随扈的王公大臣。而《墓志》中显示，仁宗在临终时既未明谕，亦无遗诏，一度昏迷更是致使鐍匣失踪。墓志的记载有些许传奇，托、戴等人找到鐍匣之时，应在仁宗昏迷之后。笔者认为，这些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至少有以下几点可以证明：

首先，“近侍于身间出小金盒”一句需要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考察。结合孟森先生的质疑，若鐍匣真在内侍身上，此句应作：“于近侍身间出小金盒”。相应的，“于身间”应是内侍于仁宗身间发现鐍匣。内侍事先对此不得而知，因此无法事先陈明。而众臣翻检御箧又与内侍检寻御体两相对应。

其次，鐍匣出现于热河行宫也符合典制。《古今储贰金鉴》中明载雍正建储事，雍正元年“即亲书朕名，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内，又另书密封匣，常以随身，至雍正十三年八月，皇考升遐，朕同尔时大臣等，敬谨启视传位于朕之御笔，复取出内府缄盒密记，校对吻合，人心翕然，此天下臣民所共知也”[13]10-11。由高宗的自述可知，自雍正朝实行秘密立储起，立储密诏便有两份，一份置于内廷匾后，一份由皇帝随身携带。此时鐍匣虽至行宫，但依旧在仁宗身侧，并无不妥。

再者，鉴于高宗三易储名、乾清宫多次毁于大火等事，仁宗很可能将立储密诏合二为一，随身携带，以此收保密之效。道光帝即位始终不见正大光明匾的记载，可为反证；而道光帝临终前随身携带鐍匣，可为旁证。道光庚戌正月十四日卯初“上冠服端坐，命至榻前，告以立今上为皇太子。俟今上入，上取缄匣朱旨传示，并谕勉诸臣，毕。甫还直庐，忽急宣趋入，惊闻大行皇帝龙驭上宾”[14]313。此匣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论其形制与史书中的仁宗鐍匣颇为相似[15]。而孟森在《清史讲义》中质疑：“正大光明匾，不过在乾清宫内，苟欲窥视，有何阻难？”[16]329如果联系起道光帝临终前的传位过程，这个疑问便可以解释了。

此外，上谕档也有明确记载，“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发下朱笔，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立皇太子即名”[11]225。这份档案由热河军机根据密诏原件抄录，与《墓志》及《禧恩传》的记载内容吻合、时间对应。清人孙原湘曾作《仁宗睿皇帝挽词》一诗，有“作册未需扬末命，平时金匮早筹谋”句[17]38。孙曾贡职翰林，其诗似在暗示仁宗未宣遗命，臣下开启鐍匣一事。

仁宗驾崩后，随扈热河的宗室禧恩建议“宣宗有定乱勋，当即位。枢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会得密匮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7]11436。这份史料也表明，鐍匣确实是在当日深夜找到。而且，从各方面的迹象进一步来看，热河鐍匣内书写的储名应该就是绵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绵宁独占嫡长，出身尊贵。晚清时崇彝认为：“有清一代，皇帝嫡出者只此一帝”[18]1。绵宁生母为仁宗元后，“四十七年八月甲戊，宣宗生”[7]8920。皇三子、皇四子同出于继后。《皇室四谱》另载：“皇长子实为和裕皇贵妃刘氏生于乾隆四十四年，二岁殇”。[19]164-166如此，至嘉庆四年立储时：皇次子绵宁十九岁，皇三子四岁，其余均未出世，可见绵宁的年龄优势也十分明显。

其次，绵宁自幼骑射甚佳，深得高宗喜爱。文献记载：“高宗纯皇帝行围威逊格尔，(绵宁)引弓获鹿，喜动天颜，黄褶翠翎，宠赍优渥，御诗云：‘……老我策骢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20]234高宗还亲自为绵宁赐婚，可见其很受恩宠。

再次，绵宁在林清事变中功勋卓著，这是绵宁为仁宗看重的主要原因。《啸亭杂录》记载，“(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贼)由东华门入……皇次子从容布置，命侍者携鸟枪入，并严命禁城四门，促官兵入捕贼……贼由门(隆宗门)外诸廊房得逾墙窥大内，皇次子立于养心殿阶下，以鸟枪毙二贼”[21]161-162。仁宗事后褒奖为“忠孝兼备，岂容稍斩恩施”[7]618。旋即封绵宁为智亲王。经此一事，绵宁成为仁宗诸子中最先受封、且因功封王的皇子。

最后，嘉庆二十五年，筹办庆亲王丧仪一事直接表明了诸子在仁宗心中的不同地位。仁宗命：“二阿哥、四阿哥于十四日前往奠嘏，二阿哥先行代朕致奠，再行四阿哥自行酹酒行三叩礼；十五日著三阿哥、奕纬阿哥前往行礼致奠。”绵宁一并代仁宗行奠酒礼[5]95。可见绵宁地位尊崇。此外他曾多次代祭，不乏规格甚高者，如祭日[4]853、代祭太庙等[7]606。

而绵恺、绵忻一直都不具备争储的实力。绵恺久不得圣意，嘉庆二十四年正月，仁宗违背长幼次序，“封皇三子绵恺为惇亲王、皇四子绵忻为瑞亲王”[7]613。查阅《上谕档》及《实录》，嘉庆二十四年绵恺受封惇郡王。至道光时始晋为亲王。相比之下，绵忻更得仁宗喜爱，但绵忻年龄尚幼，资质平庸[22]198，仁宗只是将其视作膝下幼子。

总之，在七月二十五日深夜，热河行宫内发现的鐍匣符合史实，毋庸置疑。诸多史料证明，密诏所立之人确为皇次子绵宁。

三、仁宗过世时的帝后权力角逐

仁宗的丧仪使朝政分隔于京、热两地。绵宁凭借鐍匣与热河重臣的支持，以储君身份掌握了发布上谕的权力。但由于“公启鐍匣”的程序无法实现，以孝和皇后为首的京廷针对“嗣位正统”对宣宗即位的依据提出了质疑。本节将从帝后双向的角度来梳理七、八月之际帝后间的权力交锋过程，并对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进行考述。

(一)上谕背后的储君权力

仁宗去世得太过突然，以致于“衣衾棺椁，初不带去”[13]5097，梓宫一时也无法运回京城。然而，京畿地区的政务往来并没有因此停滞，以热河行宫为中心的信息网络依然通畅。检索第一历史档案馆目录查询系统，从七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九日，有关的白事档案共计22份。其中，从行宫发出的8份文件集中在前两日。这些档案清晰地证明热河君臣通过筹办丧仪事务，实际上凌驾于中央部门之上。

二十六日，行宫内以上谕的名义，通知在京礼部派员赴热河协理丧事[23]305。同时，绵宁特遣皇后胞弟和世泰“驰驿赴圆明园”传讣[22]305，当然，和世泰的主要任务是向孝和皇后解释储君已定的事实。

次日，绵宁对国丧期间的重大事务正式做出指示：一、授与热河重臣总理丧仪事权[10]227-228，并传谕在京王公大臣即日服丧[22]307。二、以储君名义封孝和皇后为皇太后，晓谕内阁，“朕缵承大统，母后应尊为皇太后”，派皇后胞弟吉伦泰回京请安。三、明示君臣之别，“惇郡王绵恺晋封为亲王、绵愉著封为惠郡王”[24]81。

二十八日，宣宗调任亲信进一步接管了宫禁，命内大臣孟住“管理圆明园官兵事务”。[22]310至此，绵宁已经取得了众多臣子的拥戴，稳定了京师、热河两地的局势。

对于绵宁而言，在没有正式登基、获得外界一致承认的情况下，他通过上谕迫使京师方面首先承认了新的君臣关系；并通过尊奉太后、册封诸弟的孝悌之举，在伦理上占据了有利位置。

表1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白事档案汇总表[22]

(二)懿旨制造的正统象征

在秘密立储的制度设定中，储君即位需要经过“公启鐍匣”，《清高宗实录》便详细记载了这一法定流程[25]142。但是，当和世泰二十七日回到圆明园，宣布仁宗驾崩、绵宁成为储君的消息时，在京王公大臣无一人亲眼目睹鐍匣开启。在此情况下，鐍匣显然难以证明绵宁的正统身份。

孝和皇后随即令肃亲王等拟写一道懿旨，发往热河：

臣永、臣曹、臣英、臣和谨奏，本月二十七日督领侍太监常永贵告知臣英，懿旨令臣英等传知留京办事王大臣拟写懿旨呈览，钦遵拟就恭递，仰蒙发下谕，即发报驰寄，为缮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嘉庆二十五年，储秀宫懿旨：今哀遘升遐，嗣位尤为重大，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现随行在，自当上膺付托，抚驭黎元。但恐仓猝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素所深知。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10]234

从形成时间上看，懿旨的可信度毋庸置疑。从内容上讲，虽然清代体制中没有直接规定太后的权力，但参照圣祖先例，特殊时期太后是有权干预新帝人选的。仁宗去世为孝和皇后提供了正当的干预理由。

首先，孝和皇后认定绵宁尚未即位。因此，懿旨中称“皇次子”而非“皇太子”，称“即位”而非“继位”。同时，没有提及的还有正大光明匾。若是匾后的密诏与热河鐍匣吻合，懿旨必然会有所反映，但事实上只字未提，反而称：“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这就完全证明了仁宗在宫中并未留下立储密诏。因此，懿旨只能暂时以“储君”来称呼绵宁。

其次，这道懿旨的主要目的是让“皇次子”奉旨继统。尽管即位过程不合祖制，孝和皇后还是以“秉性谦冲，素所深知”为由，将宣宗凭“鐍匣”即位解释为奉“懿旨”即位，从而以懿旨制造了一种正统象征，从而掩盖绵宁自行登基的事实。此时，孝和皇后对于热河鐍匣也表示怀疑，她用“未及明谕”一词隐晦地表露了这一点。

二十九日，懿旨传至热河。绵宁听旨时“感悚不能言”[22]312。绵宁在感激皇太后的同时，也揣摩到其中的深意，随即命和世泰携匣回京，“奉皇太后懿旨，鐍匣有皇父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朱谕一纸……谨将鐍匣所藏皇父朱谕恭呈懿览”[27]83-84。但绵宁还不太放心，又谕，“皇太后慈览后，仍奏请皇太后发交留京大臣祗领，即行固封寄至热河”[22]313。当孝和皇后看到先帝的亲笔密诏后，内心的疑惑最终打消。八月初一，当和世泰再度返回热河，传达了第二道懿旨后，绵宁回复道：“圣母皇太后懿旨训诲，子臣跪聆之下，字字铭泐肺腑，永矢弗忘……圣母皇太后赏鼻烟壶一件，子臣口头祗领，恭谢慈恩。”[27]87赏物虽轻，但已表明太后对宣宗的最终认可。

至此，帝后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而绵宁几次请安均称“圣母皇太后”而非“母后皇太后”，此举应当是为拉近与皇太后的感情而故意为之，并非笔误[22]306。为了尽快回京，宣宗督促沿途工程加紧完成[22]333-334。而孝和皇后则借移宫之事进一步显示后权[10]255。八月二十七日，绵宁登基于太和殿，祭告宗社，不必赘言。

回顾帝后双方的交锋过程，可以发现，仁宗驾崩之后，无论哪位皇子成为新君，孝和皇后都会成为皇太后。因而，相比储君的权力，此时不受限制的后权更具有无可比拟的合法性。而作为帝后交锋的关键，热河鐍匣在京师王公大臣缺席的情况下被贸然打开，以致于无法直接证明宣宗的正统性。孝和皇后作为能够左右新君即位的历史角色，只好依靠亲近的肃亲王等人(3)永锡之子娶孝和皇后妹，故肃王既为宗室，又与后族存在利益关联。此外有私递玉器一案为证，参见《清仁宗实录》卷五九，嘉庆五年庚申二月戊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786-787页。，最终以两道懿旨承认了宣宗的储君地位，并给予了宣宗主观意义上的正统名分。

综上所述，从七月二十六至八月初一这一周，宣宗与皇太后共同分享着大行皇帝的权力，双方都逐渐意识到对方的重要影响，于是在角逐的过程中走向了妥协，最终以上谕尊奉“圣母”，懿旨申明“正统”而达成一致。在宣宗抵京之前，懿旨制造的正统象征使清帝国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京师，一个是热河。

四、余论

关于绵宁即位问题，现代学者逐渐认识到仁宗、孝和皇后是影响此事走向的重要人物，但视线往往囿于鐍匣，很少关注到潜在的正统问题，而后者实际才是理解绵宁即位的关键所在。

绵宁即位风波实质上是由秘密立储的制度漏洞引发，造成热、京两地围绕储君正统产生矛盾，最后在帝后互相妥协的情况下和平解决的一次政治危机。此事表明，在皇权加强的过程中，秘密立储潜在的制度漏洞无形之中被放大，仁宗以单份密缄封存储名，摒弃了晓谕众臣、置于匾后的成式。这样做虽然增强了保密效果，但使鐍匣产生遗失的隐患，同时丧失了“正大光明”匾赋予的神圣性。但由此产生的弊端又不能错误地归结为制度上的倒退。随着仁宗皇帝的突然驾崩，秘密立储下皇权替嬗的危险性也直接暴露出来。

而在促使宣宗顺利即位的原因中，掌握着隐性权力的太后是关键因素。虽然杨珍认为孝和皇后此举是对秘密建储制和皇权的破坏[26]428，但在宣宗即位这样的特殊时期，储君与皇太后的权限远远超出了非常规权力的定义[27]233-237，存在着体制外的的隐性权力。因此，基于打破制度并重新阐释正统的可能，宣宗舍弃了“公启鐍匣”的程序而率先成为储君；孝和太后也不顾忌所谓的祖制家法，直接以懿旨对宣宗进行了“正统认可”，对此，宣宗对此也不得不接受，尽管这个“正统”源于制度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