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玉新 楚 婷

一、 问题提出

与一般研究不同，学术研究是一项具有创造性及系统性的劳动，以知识生产或把现有知识创造性地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包括人类知识、文化知识及社会知识等。[1]也就是说，学术研究能够根据已有理论、知识、经验等对科学问题进行假设、分析、探讨，从而创造性地生产新的知识或理论，或解决实际问题。而“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作为学术研究中知识和理论创新的关键，能够带来原创性的理论和知识，从而完善现有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拓展现有理论和知识的边界。[2]因此，“理论框架”能够反映相关学科发展概况与领域的前沿问题，也是衡量学术研究质量的重要指标。此外，“理论框架”不仅是研究者的必备素养，因为当研究者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或话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概念化和识别他们研究的诸多要素，明确表达他们的概念框架，而概念框架会以图示或叙事等形式阐释关键因素、变量、组成及其假定关系；“理论框架”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理论框架包括支持和了解研究的概念体系、假设、目标和期望、信念和理论，可以呈现学术研究的构思和“蓝图”(blueprint)，是构成研究设计的关键部分，甚至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论框架是研究真正想表达的实际观点和信念。[3]理论框架(或研究视角)甚至决定着研究的问题，如果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或研究视角)，研究的问题就尚未提出或有待提出。[4]同时，“理论框架”还能够使学术研究走向有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

由此，在教育学术研究领域也兴起了“理论框架”运用的热潮，无论是理论研究成果还是实证研究成果，都显示或隐含着独特的理论基础、理论框架或研究视角。[5]闵维方教授认为教育学术研究甚至整个博士学习阶段最难的不是上课，不是做文献综述，而是建立博士论文研究的理论框架。[6]以“中国知网”博士论文数据库近五年(2017—2021年)刊载的487篇“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类博士论文为预研究对象，发现仅50.3%(245篇)的博士论文具有高质量的理论框架建构和运用，而近半数的博士论文在“理论框架”的运用上存在缺陷。其中，47篇(9.7%)博士论文没有理论框架，40篇(8.2%)博士论文仅列举了相关理论，94篇(19.3%)博士论文的理论框架操作性不强，61篇(12.5%)博士论文的理论框架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没有得到充分运用。这些理论框架运用存在缺陷的博士论文势必影响其研究的整体质量。

那么，教育学术研究中的“理论框架”到底该如何建构？如何使用？存在的具体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探讨。因此，本研究访谈了16位教育学领域的博士生导师(其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并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关键问题作为访谈的核心问题，即教育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指学位论文、学术报告、发表的期刊论文三大类)中的“理论框架”使用存在怎样的问题，以期全面考察教育学术研究中“理论框架”运用的具体问题，为更好地探寻在学术研究中建构和使用“理论框架”的思路和方法奠定基础。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二、 教育学术研究中“理论框架”使用存在的问题

本研究通过访谈资料分析发现，研究者在“理论框架”的选择、论证和使用上都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类问题。

(一) “形式主义的套用”： 模仿给研究“扣上”理论的帽子

访谈发现，16位教授都提到教育学术研究中理论框架的使用存在“形式主义的套用”问题，主要表现为给研究硬生生地“扣上”理论的帽子，而实际上并非一定要使用该理论，即使没有使用该理论，依然能够开展相关研究，甚至可以得到相同或类似的研究结果。“很多研究，尤其是学位论文研究，为了呈现研究具有扎实的理论依据，会套用很多理论，而且是很生硬地给研究扣个帽子。其实，这些帽子和想开展的研究压根没有多大关系。”为什么会出现理论框架的套用现象呢？不少访谈对象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模仿”所谓的学术规范不当所致。“为了提高学术生产效率，很多研究都在相互模仿，模仿发表在高水平期刊的权威论文，模仿已经毕业的学位论文，将其视为学术规范，然而自己并不理解，就出现了形式主义的套用。”这种“模仿”不仅不是遵循学术规范的正确途径，更不利于提升科学的学术生产力和建设健康的学术研究环境。

可以发现，为了遵循所谓的学术研究规范，不少研究只关注是否有“理论框架”的加持，误以为只要有了“理论框架”之形，就可以开展并获得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并不太重视“理论框架”能否支撑学术研究的开展，也不太关心“理论框架”在学术研究中的使用情况。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模仿”是导致学术研究中理论框架使用出现“形式主义套用”现象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模仿”没有任何价值。很多学者将“模仿”(imitation)视为自我导向学习(self-directed learning)的基础和真正学习开始的起点。[7]也就是说，“模仿”是研究者认识学术研究规范、掌握研究方法的起点，但是，这种模仿不应是盲目的，而应是持续的、有明确方向的；只有对学术研究规范和研究方法加以持续深入的认识，才能真正认识“理论框架”的实质及其使用的科学方法。

(二) “浅层的适切性论证”： 理论可以随便“拿来”用

根据受访者的访谈资料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教授认为教育学术研究中的很多理论框架缺乏严谨的适切性论证，而只是浅层的简单论证，似乎理论可以随便“拿来”使用，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理论和理论框架本身的合理性论证不够充分。虽然我们已经处在超越“西学东渐”和倡导文化自信、学术自信的时代进程中，但是，很多学术研究依然非常推崇甚至夸大“西学”的作用，却忽视了西学东渐中学术词汇和习俗用语之间的差异，拿西方的理论反套于我国的研究与实践。[8]正如不少教授指出的，“有些研究喜欢借用外国学者的理论，却没有对理论的合理性作出判断，甚至一些还在发展和完善阶段的理论，也没有对其合理性进行判断而直接拿来使用”。因此，理论框架的适切性论证首先要充分判断理论和理论框架本身的合理性，如果理论的合理性存疑，使用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性就会受到质疑，也会制约学术研究的质量。

其次，理论框架过于宽泛，边界模糊。这主要是指应然意义上的“理论框架”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一条互通的桥梁，然而宽泛和边界模糊的理论框架很难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天然鸿沟。[9]在访谈中，很多教授提到，“不少研究者在学位论文研究中运用了某种理论或某个学派的理论建构了理论框架，却没有清晰具体地说明使用了这些理论中的什么概念或术语、什么机制，也没有交代这些理论的应用边界”。理论框架过于宽泛，边界较为模糊，导致学术研究中理论的价值受到质疑，也难以在学术研究中建构科学合理的理论框架。

最后，理论框架的实质流于表面。理论框架能够为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有效工具，但是，在很多学术研究中，更多是将“随意拿来”的相关理论进行简单罗列或介绍，对于理论和理论框架的实质并未给予精准的把握。多位教授在访谈中也谈及这一点：“很多研究在使用理论建构理论框架时，尤其是使用多种理论时，经常会出现蜻蜓点水式的介绍各种理论，而没有将重点放在整合各种理论的实质，为解决问题建构分析工具。”显然，仅仅是流于表面的理论框架很难为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提供有效工具。因此，在建构理论框架时，需要进行深入的阐释和论证，以便为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提供操作性指导。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理论框架使用时出现“拿来主义”和“浅层的适切性论证”现象呢？根据访谈，所有教授都提到的一个原因是研究者尚未对理论和理论框架的来龙去脉、具体内容和适用边界等理论的核心有清晰准确的把握，这导致研究者陷入“想论证，也知道需要论证，却难以作出科学严谨的论证”的困境。此外，“不少研究误将理论和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等同起来”。不难发现，理论框架使用存在“浅层的适切性论证”和随意的“拿来主义”的现象，是研究者对理论框架的实质、价值和作用等认识不清的表现，也是缺乏理论和文化自信的表现，误以为理论可以随便“拿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可以指导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研究与实践问题，对理论和理论框架的适切性论证不够重视。

(三) “两张皮式的分析”： 被遗忘的理论框架

“理论框架”能够为分析问题提供思维框架和实践指导，一般而言，建构的“理论框架”应该在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时得到充分应用。但是通过访谈发现，建构的“理论框架”往往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被遗忘，出现了“两张皮式的分析”问题。在访谈中，16位教授都指出了这一普遍问题：“在很多研究中，分析问题时出现‘两张皮’问题，辛辛苦苦建构的理论框架成为摆设，在分析问题时却几乎没有使用，给人更多的感觉是自说自话。”为什么会出现“两张皮式的分析”或“理论框架被遗忘”的现象呢？很多教授认为这是因为研究者没有明确理论框架与旨在解决的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能够建构出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研究者基本明确了相关理论的适用范围，出现‘两张皮’的分析问题更多是因为研究者缺乏强烈的理论框架意识。”这种“意识”是一种内在的学术研究素养，要求我们不是简单地使用理论框架来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而应当将理论框架与旨在解决的问题之间建立“和谐的”联系。

不难发现，理论框架能够使研究问题得到更为深入的分析，得到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而且在撰写学术研究成果时也应当清晰地呈现或隐含地凸显“理论框架”的使用，不仅要反映学术研究成果的逻辑结构，也要融入和指导研究问题的分析和探讨。[10]因为如果分析论证研究问题时遗忘了理论框架的使用，就会出现“证而不论”的事理分离、“论而不辨”的独白专断、“论证而无逻辑”的观点堆积等问题。[11]因此，如何使“两张皮式的分析”一体化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素养。

三、 “理论框架”的内涵、类型和特征

有学者指出很多学术研究成果在理论基础或理论框架的使用上存在诸多问题，根本原因是对“理论框架”这一概念的认识不充分或有误而造成的。[12]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着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也不利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因此，有必要澄清理论框架的内涵、类型和特征等基本问题。

(一) “理论框架”的内涵和类型

虽然很多研究者(主要是研究方法领域的学者)都对“理论框架”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照和说明，但是目前为止，学界对其内涵的认识仍未达成共识。很多研究者都是从理论框架的具体表现及其功能出发，对其进行界定，我国有学者在教育研究方法中将“研究视角”分为理论视角、关系视角和时空视角三大类型，并细分为学科视角、学派视角或学理视角、新概念、表里关系、因果关系、对立统一关系、作为新观点的视角、作为新材料的视角和作为新工具的视角九个具体形式。[13]本文将聚焦已有研究的观点，将理论框架分为“理论说”“关系说”“工具说”三种类型，并分别对其内涵进行了阐释。

第一，“理论框架”的“理论说”认为理论框架可以是一个理论或理论体系、概念化的研究构想或研究视角，可以为全面考察研究问题提供一个理论视角(lens)或多个视角(lenses)。[14]“理论说”意义上的理论框架更多强调由哪些理论构成、这些理论是“什么”、理论中的哪些概念对于解释问题和现象具有重要价值等。一般而言，在学术研究中，“理论说”意义上的理论框架通常是建立在学科和学术流派观点的基础之上，且要求所有的理论概念都必须有清晰的、一致性的操作性定义。由于学科和学派都有所谓的“领域”(domains)或“边界”(boundary)，且界限较为清楚明显，尤其是我们经常提及的“占领一个学科领域”，其学术研究的范式和标准已经在学术界有较为一致的认识。

第二，“理论框架”的“关系说”是指将理论框架视为构成理论的各变量以及变量之间关系的结构[15]，强调的是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意义。也就是说，“关系说”意义上的理论框架更多体现为一种“网络结构”(network)或“概念地图”(concept map)，包括了许多内在联系的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能够为理解或解释某种现象或某类现象提供一种综合性的理解。[16]因此，“关系说”意义上的理论框架主要是以图示、模型、表格或叙事等形式解释要研究的主要内容(关键因素、变量或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假定关系，这种理论框架可以是简单的或复杂的、常识性的或理论驱动的、描述性的或因果关系的。那么，“关系说”意义上的理论框架更多体现为一种思维方式，其更加具有普遍适用性，可以分析或解释所有相关概念和事物。

第三，“理论框架”的“工具说”是指通过对研究的理论角度、理论方法及理论范围等进行界定，或提供研究的理论分析工具，或提供研究的理论起点，为解释和分析研究问题提供一个工具或方法，而不只是一个图示表征。[17]因此，“工具说”意义上的理论框架能够反映研究者对某种现象或某类现象、某个研究问题或某类研究问题的理解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研究者的分析思路。[18]也就是说，“工具说”意义上的理论框架不仅能够具体地指导研究问题和现象的解释与分析，如麦瑞尔姆(Sharan B. Merriam)在讨论教育研究中的质性方法应用时，曾认为该理论框架能够指导甚至决定着我们在田野中看到东西、提出问题，以及注意到的文献，也决定着我们不去看、不去听、不去注意什么，[19]而且能够指导研究者理解和分析收集到的资料和数据。

实际上，理论框架源于一定的理论和理论基础，是理论和理论基础的具体表现。综合来看，“理论说”强调的是本体论(ontological)意义上理论框架的功能，可以帮助研究者明晰研究概念的本质内涵；“关系说”重视的是认识论(epistemological)意义上理论框架的价值，可以帮助研究者明确并理清研究概念的各因素和变量及其之间的关系；而“工具说”凸显的是方法论(methodological)意义上理论框架的作用，可以为研究者探讨或考察某个或某种研究问题提供有力的理论工具。而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框架的一般范式来说，“自上而下”的演绎式理论框架是一种强有力的理论框架，将理论作为阐释某一问题或某一类问题的视角，以解释研究问题，分析研究资料和数据；“自下而上”的归纳式理论框架是根据研究问题、资料和数据建构的，研究资料和数据是建构这类理论框架的基础。[20]

(二) “理论框架”的特征

根据对“理论框架”内涵和三大类型的梳理，可以归纳出“理论框架”具有以下四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系统性。根据上述对“理论框架”的内涵与类型的梳理，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框架应该至少包含三大要素： 研究问题所涉概念的本质(理论说)、概念所涉变量及其之间的关系(关系说)、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的方法(工具说)，且这三大要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系统性。陈向明教授提出质性研究中的“理论框架”作为研究者的初步理论设想，包括组成研究问题的重要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各种关系；研究问题的范围、内容维度和层次；研究者自己目前发展出来的工作假设。[21]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建构和使用“理论框架”时，要保证其内涵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第二，普适性。“理论框架”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论框架”，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其具有普遍适用性，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研究范式中，既可以在归纳性研究中运用，又可以在演绎性研究中使用。在归纳性研究中，理论框架可以限定研究边界和范围，规范研究设计和思路，引导分析研究资料，且能够建构出新的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利于理论框架的发展。在演绎性研究中，理论框架不仅可以作为研究的分析工具，其本身也是一种有待验证或完善的对象，有利于对原有理论或理论框架的验证、修正、补充和完善。此外，理论框架的普适性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即可以根据研究范式、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等，对理论框架的使用作出灵活调整。

第三，层次性。“理论框架”的层次性主要体现为其作为学术研究深度和思维水平的差异，主要依据其对研究旨趣、目的和问题的不同程度追求，使与之适应的理论框架具有层次性，包括三个基本层次： 描述性(descriptive)、分析性(analytical)或解释性(interpretative)、概念性(conceptual)。[22]一般来说，理论框架可以指引我们对研究问题进行系统描述(包括深描)，以揭示研究问题的实然状态；对研究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或解释，以揭示导致这种实然状态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形成或发展某种理论或概念，以明确研究的理论贡献。此外，理论框架的层次性也体现在不同范式和不同类型的学术研究中。

第四，建构性。总体而言，理论框架不仅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也提供了一个解释社会事实的途径；不仅提供了一种对理论的解释，也提供了对理论的理解方式；不仅提供了概念的外在知识，还提供了知识背后的内在解释。而本质上，理论框架不仅是概念的集合，也是处在不断建构和完善中的整体概念，因此，“理论框架”是“非决定论者”(indeterminist)，绝非只是为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提供一个理论工具，更是为根据人类行动理解和不断完善的理论框架。[23]一般而言， 理论框架可以通过质性分析的过程来形成，也可以通过量化研究的方法来建构，而形成和建构中需要的资料来源往往应当是由多种学科导向构成的，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理论框架建构提供扎实的实证数据。

由此可见，理论框架应该具有清晰的理论边界，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广度，如图1中X轴所示的具体问题、作为集合的主题、领域的不同界限；具有明确的价值旨趣，影响着学术研究的高度，如图1中Y轴所示的描述性、解释性和理论性的不同旨趣；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强度，如图1中Z轴所示的验证、完善和创新的不同影响力。这些构成了理论框架的核心要义，综合影响着学术研究的质量。

图1 “理论框架”的核心要义图示

四、 教育学术研究中“理论框架”的建构策略

总体来说，“理论框架”建构主要有三种取向： 忠实取向、调适取向和创新取向。其中，忠实取向是指已有的理论框架与旨在分析和解决的研究问题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即已有的理论框架能够直接用来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调适取向是指已有理论框架与旨在分析和解决的研究问题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即需要根据研究问题调整理论框架，使之适合用来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创新取向是指尚未存在合适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来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需要在已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创造能够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的理论框架。虽然不同取向的“理论框架”建构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也殊途同归。本文结合教育学术研究中理论框架使用存在的误区及原因，提出了理论框架建构的策略。

(一) 以研究问题为导向寻找理论基础

一般来说，任何一项研究都始于研究问题，也终于研究问题，研究问题的确定是开展一项研究的起点，因为研究问题决定着整个研究的进展，也是“理论框架”建构的基础和依据。有学者指出，如果研究旨在描述学生的行为、理解学生的想法或解释学生的现象，那么就需要建构一个或多个与之适应的理论框架去观察学生。[24]此外，研究问题不明确是导致理论框架使用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而且理论框架源于理论基础，因此，应当以研究问题为导向(questions-oriented)寻找适切的理论基础，继而才能在理论基础的基础上建构学术研究的理论框架。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研究问题及相关概念的内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学术研究的研究问题一般有两种类型： 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和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无论是将有争议的理论问题作为研究问题，还是将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当作研究问题，都可以从研究问题出发寻找理论基础。一方面，顾名思义，有争议的理论问题是指各学派的理论主张或不同学者的学术观点之间存在的争议焦点，由此，这些学派的理论主张或不同学者的学术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继而衍生出理论框架。刘良华教授认为一个好的研究选题往往隐含着某种教育冲突或矛盾，既可以显示为不同观点的对立和冲突，也可以显示为不同观点的相辅相成、重新组合，[25]这些对立和冲突与相辅相成的观点就可以作为理论框架的来源。另一方面，关注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是教育研究内在的责任和使命，无论是直接研究实践问题，还是研究有理论视角的实践问题，还是以纯理论研究或哲学研究回应某个或某些实践问题，都需要“理论框架”的观照，才能彰显研究的学术品位和学术修养，[26]也是提高研究问题“质量”的重要途径。例如，柯政教授认为研究问题与理论基础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所以在其博士论文研究中使用新制度主义分析我国课程改革政策实施时，首先明确的就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可以把新制度主义和政策实施研究结合起来，[27]即在明确研究问题的基础上寻找适切的理论基础。

(二) 严谨论证理论基础的合理性

理论基础一般是指支撑学科发展的基本概念、范畴、判断与推理。能够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的理论基础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到底该选择哪种或哪些理论基础作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依据呢？这就需要对理论基础的合理性进行严谨论证。

理论基础的合理性严谨论证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考量理论本身的合理性，包括该理论是否真正称得上是理论，是否已经是成熟的理论，是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产生重要影响力。如果理论的概念不清、界限不明、逻辑性不够，则表明该理论的合理性存疑，[28]那么，使用其作为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明显不正确。其次，要论证理论基础在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上的价值与合理性，包括是否只能使用该理论才能更好地解决研究问题，该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研究问题。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理论“形式主义套用”现象正是缺乏对理论基础在解决研究问题上的价值与合理性的充分论证而导致的。第三，要论证理论基础的学术贡献及对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理论贡献。学术创新是衡量学术研究质量的关键指标，而理论创新作为学术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术研究的贡献及其对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理论贡献，这要求研究者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创新意识，从而批判性地思考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及理论基础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创新性研究。例如，沈伟的博士论文在论证阿彻(Acher)的形态衍生理论可以用于探讨教研员的身份建构问题时，不仅考量了形态衍生理论的合理性，也论证了从形态衍生理论研究教研员身份建构的可行性，同时说明了采用该理论分析教研员身份建构的理论贡献。[29]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理论基础一般不能直接作为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的工具，因为其存在诸多缺陷，当研究者列举多个理论基础时，该研究往往很难真实地借助这些理论去分析自己的研究对象，当多个理论之间缺乏联系甚至彼此冲突时，研究者就更难真实地将那些理论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更多是故作姿态的摆设或装腔作势的炫耀，没有实质意义。[30]因此，在论证理论基础的合理性后，就需要将理论基础恰当地建构成科学的理论框架。

(三) 科学建构适切的理论框架

本质上，理论框架源于一定的理论和理论基础，是理论和理论基础的具体表现或操作性体现，因此，严谨论证理论基础的合理性之后，就需要将理论基础转化或建构为适切的理论框架。而且理论框架的建构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步骤。一般而言，理论框架的建构方式有两种类型：“自上而下”的理论驱动式(亦称演绎式理论建构)和“自下而上”的资料来源式(亦称归纳式理论建构)，这两种方式构成了美国学者华莱士(Walter L. Wallace)提出的“科学环”。[31]无论是哪种建构方式，都需要科学的建构适切的理论框架，才能更好地指导学术研究的开展。

“自上而下”建构理论框架一般是由理论驱动的，即研究开始的时候已经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借鉴，一般是从现有的、被有关学科领域认可的概念、命题或理论体系出发，通过分析原始资料对其进行逻辑论证，然后在证实或证伪的基础上进行部分的创新。“自上而下”的理论驱动式建构理论框架主要有两种具体表现。一种是“平行综合式”建构，即学术界在讨论某个问题时存在几类“平行”的理论观点，那么，往往需要建构一个“综合”几类“平行”观点的理论框架。如有研究者从三种平行的伦理观点(目的的伦理、原则的伦理和可能性的伦理)出发，综合建构了分析教师专业伦理决策的理论框架： 美德的驱动、规则的遵守和结果的衡量。[32]另一种是“渐进发展式”建构，即学术界在讨论某个问题时存在几种“渐进发展”的理论观点，且后一种观点是前一种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则往往需要将最新最全面的理论作为理论框架的来源。如有研究发现有三种渐进发展式的分析机会公平的主要观点： 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观点强调对权利的保障和自由的遵守；公平的人生机会观点认为需要在保障权利和尊重自由的基础上，差别地对待和适当地补偿；而新机会平等主义理论则在继承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彻底的机会公平理论，因此，该研究以最新最全面的新机会平等主义理论为依据，并吸收已有观点的合理内容，建构了分析学习机会公平的理论框架： 程序的遵守、背景的考量和风险的调控。[33]

“自下而上”建构理论框架是指在研究开始时还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使用，这就需要研究者根据逻辑分析或前人的研究自己预先建构一个理论，然后再将其运用到对当下研究现象的分析之中，一般是从原始资料出发，通过归纳分析逐步产生理论。[34]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自下而上”建构理论框架时最常用的具体方法，采用扎根理论建构理论框架的一般程序是： 首先，采用理论性语言对研究资料进行初步描述、分析和综合，然后根据研究资料的特征建构初步的理论框架，之后再按照初步建构的理论框架对研究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不断比较理论框架中的概念与研究资料之间的异同，从而建构出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一般而言，采用扎根理论等方法“自下而上”建构出来的理论框架还需要更多的实证资料来验证其充分性和饱和度。如陈向明教授等采用扎根理论研究高等学校辅导员双线晋升时的研究程序为： (1) 三轮资料收集和一级编码；(2) 确定第二级编码： 核心类属；(3) 确定第三级编码： 关联类属，建构了包括原因、现象、情境、干预条件、行动/互动和结果六大要素的理论框架，为了验证理论框架的适切性，还收集了更多资料反复验证建构的理论框架。[35]因此，“自下而上”理论框架的建构需要与研究问题和资料的不断互动，是研究者不断反省审视和调整优化的过程。

风笑天教授认为解释范围越广泛、解释越精确、结构越简练的理论才是好理论。[36]因此，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理论驱动式还是“自下而上”的资料来源式建构的理论框架，都需要详细地说明如何使用理论框架来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即具体运用了哪些理论及内容，具体怎样运用这些理论，为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提供了一个怎样的可操作工具。

(四) 充分使用理论框架分析解决研究问题

理论框架能够引导研究者从一个科学规范的视角或框架出发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推动研究问题的逐步解决。因此，应当充分使用理论框架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这不仅有助于避免出现“两张皮式的分析”等问题，而且也能够清晰地体现研究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思路，从而能够更加科学地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

理论框架的充分使用主要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应当将理论框架作为指导学术研究开展的思路。一般而言，学术研究的步骤大致包括确定研究问题、进行文献回顾、建构理论框架、确定研究方法和工具、收集和分析资料、得到研究结论。然而，理论框架的建构也影响着其他步骤的开展，如有学者认为理论基础可以作为研究问题提出和解决的依据，即如果没有合适的理论基础，相应的研究问题就很难被提出，也很难得到有效解决。[37]另一方面，应当将理论框架作为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的主要工具，这是理论框架最显著的功能，也是理论框架的精髓。总体而言，我们不仅要将理论框架作为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的内在思维方式，也要将理论框架作为学术研究成果表达逻辑结构的基础。例如，周坤亮的博士论文根据三种典型的伦理决策理论建构了探讨教师专业伦理决策的理论框架： 美德的驱动、规则的遵守和结果的衡量，并将其作为分析教师专业伦理决策研究成果表达的逻辑结构。[38]

但是，在学术研究中充分使用理论框架，并不意味着可以为了使用理论框架而对其生搬硬造，也不能象征性地或硬生生地使用符合理论框架的资料进行验证、解释或概念化，导致“套用理论”“给研究扣帽子”等现象。而且在使用理论框架分析研究资料时，一定要避免过度“剪裁”和随意堆砌，否则就容易导致理论框架的套用等问题，这要求我们在充分使用理论框架时也要充分使用理论框架解决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