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人而与：黄宾虹鬻画意愿及方式浅议

2022-03-03吕作用

中国美术 2022年1期

吕作用

[摘要] 关于黄宾虹鬻画经历及其艺术市场表现的研究普遍认为，黄宾虹的作品曲高和寡，或谓其根本不想卖画。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与史实不符。黄宾虹亲自订立过几份润例，其作品在广东、京沪和安徽等地广受好评，销量极大。只不过他不在纸铺卖画，也极少开展览会，作品售卖大多由友人及学生介绍，且对购画者颇有要求，坚持“择人而与”的原则。实际上，黄宾虹并不缺少知音，鬻售作品也并不着眼于经济收益，而是更在意传播个人艺术观念。

[关键词] 黄宾虹书画市场择人而与

民国时期，随着展览会的兴起和书画市场的发展，书画家职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等名家也因其作品颇受市场青睐而收入颇丰。相较而言，黄宾虹的情况却大不相同，除“八秩纪念书画展”展出的一百多件作品几乎都售罄外，鲜有关于他大量售卖作品的报道。可以说，黄宾虹生前从未在书画市场上达到如齐白石等人一般的影响度。后人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是黄宾虹作品本身的原因，“作品不受待见”，画面太黑；另一种观点，则倚仗所谓“50年后人们才能懂我的画”之类的说辞，认为一般人看不懂黄宾虹的画。多数研究者并不认同后一种说法。陈都在《不成立的“预言”——黄宾虹不会说“50年后人们才能懂我的画”》一文中对此作了颇有见地的辨识，认为黄宾虹不可能说出“50年后人们才能懂我的画”这样的话，因为他并不在乎普通民众的称颂和市场的追捧，“只求一二知己”，且“根本不想卖画”。[1]和陈都的观点一样，不少学者认为黄宾虹未在市场上获得更大成功，是因为他“根本不想卖画”。

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于黄宾虹是“卖不出”作品还是“不想卖”，而其出发点都是黄宾虹未在书画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这一预设。如果我们暂时搁置这一分歧，沿着黄宾虹卖画这一事实线索，进一步探讨其卖画方式、购买群体，进而讨论时人对黄宾虹作品的接受程度，可能有助于深化对上述问题的认识。

黄宾虹究竟想不想卖画？在讨论这个问题前，不妨先看几则史料。在现存文献中，有几份黄宾虹的润例单（表1）[2]，列有其不同时期作品的价格。

在这四件润例中，除了1909年的《滨虹草堂画山水鬻例》由友人邓实代订，其他三件都是黄宾虹自行手订的，其中1923年的《山水画启》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他在润例前写了一段序语，云：

夫月下写竹，报估客以箫材，石边看云，添缁流于画幅。玄赏斯契，墨趣同参，自谓因缘，非关勉强。尔乃小米云山之笔，无妨逮于闲人，大痴富春之图，岂待见知后世。王元章何惭乞米，唐子畏不使业钱，遂卖画中之山，为煮林间之石。至若倪迂高逸，设色仅赠于征君，曹髦风流，写真必逢夫佳士。只可偶然，不在斯例。[3]

这段序语极其坦然，没有“索画过多，疲于应付”之类的套话，只说“王元章何惭乞米，唐子畏不使业钱，遂卖画中之山，为煮林间之石”，没有把“卖画”的动机描述得过于复杂，只是直陈其卖画的意愿。由此可知，彼时的黄宾虹是愿意卖画的。

不过仅过数月后，他又修订了润例，即上表中的《黄宾虹书画格》，价格方面比上一例提高了一倍以上。经查，1923至1924年间中国并无通货膨胀现象，那么黄宾虹加润例应是出于个人原因。这在其《书画格》的序语中或得窥大概：

书画雅事，可赠可索，兴来挥洒，工拙不计也。至若谆谆于尺寸之间，必如其意之所欲得，则务酬大痴子之酒资，供独往客之游橐。爰订斯例，鉴者谅之。[4]

比起上一份画启中的“纯粹卖画”，这份书画格修订的背景可能要复杂一些。从字面上看，他是专门针对那些“谆谆于尺寸之间，必如其意之所欲得”的求画者的。而求画者之所以会提出各种要求的缘由或许就起于上一份润例。如黄宾虹所云，“書画雅事，可赠可索”，对求画者而言，接受人家的赠画或向人索画，自然不能有各种要求，但一旦画家订例卖画，买者花钱买画，那么提出要求便在情理之中。这也是艺术赞助机制的要义之一。因此我们不妨推测，黄宾虹1923年订立《山水画启》时，只想纯粹卖画，没想到买者要求太多，使他备受束缚，因此便于次年重新修订了润例。

如果这一推断没错的话，那么黄宾虹的卖画意愿便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即从“愿意卖画”到“有限度地卖画”，他在“卖画”这件事上变得迟疑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此后二十年他不再订立润例。

现存黄宾虹的最后一份润例订于1945年。此时订立润例可能与通货膨胀有关，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那些年，物价连年飞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黄宾虹的日子必然窘迫，那么他修订润例，提高单价，实际上也是应对通货膨胀的一种策略。且从1923年起至此的二十年间，他的学生和友人一直在介绍、售卖他的作品。可以说，黄宾虹鬻画的行为一直都存在，但在售卖规模及方式上均有别于其他画家，且他对买家也有一定的要求。

持“黄宾虹根本不想卖画”论者常引用黄宾虹致友人及学生书信中的话语作为依据，如“拙画不愿鬻于市，分赠识者，略存见古法而已，可不寄还”[5]“不谈时事，不谒要人，从未开一书画展览会，亦不卖画，惟知交择人”[6]，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语还有一些，在此不一一列举。笔者认为，这些话应该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说出的。

“拙画不愿鬻于市”一语出自黄宾虹1940年致顾飞（1907—2008）的信，其言曰：“大作诗，鄙人甚喜之，拟录拙作题画奉览，以近无得意句辍笔，因检画一纸附寄。拙画不愿鬻于市，分赠识者，略存见古法而已，可不寄还。”[7]从上下文来看，黄宾虹此语是在收到弟子顾飞的诗作后，因喜之而将其题在自己的画作上，并寄给顾飞，让她不必寄还。笔者认为，“拙画不愿鬻于市”一句含有“此画没有多少市场价值”的意思，意在让顾飞不要有顾虑。另外，“拙画不愿鬻于市”也可理解为拙画不愿在“市”鬻。在黄宾虹后来致汪己文的信中就有“知交中如有真知笃好，极愿应酬。纸铺介绍，一概不应”[8]之语，说明他不愿作品流入中介市场。而就在黄宾虹写这通信的同一年，在致另一女弟子朱砚英的信中，他又大谈自己售画的情形：

拙画二十年来无润格，亦每尺方得二百元，即联币千元以上。今百货高昂，售画勉可度日。今年此间画家皆忙碌之至，而求者纷繁，因此拙笔亦不能拒绝人求，远道而来者，常住旅馆，待至完工而去。[9]

黄宾虹此时的润格已是“每尺方得二百元”，与其1945年的润例是一样的。此时说“售画勉可度日”，说明他鬻售的数量应不在少数。而“拙笔亦不能拒绝人求”一句或有多层含义：一者自己非主动鬻画，乃他人来求；二者求画者系亲自登门，而非“求于市”。以这段话为参照，更可理解上述“拙画不愿鬻于市”一语的含义。

“不谈时事，不谒要人，从未开一书画展览会，亦不卖画，惟知交择人”一句出自1939年黄宾虹写给族侄黄树滋的信，而此信恰恰就是谈如何应对他人索画的，信中云：

愚伏居敝寓，四方来学近千人，著述文字，得资生活，不谈时事，不谒要人，从未开一书画展览会，亦不卖画，惟知交择人，而来索者，以湘粤为多。未事变先，每月可获数百元画润，以购古书画……此间对生友，拙画概不酬答，往往有携润金来亦谢去。远道函索者，择人而与之，非全不应酬也。尊处自己需要拙书画，无不乐为写寄。倘有外界人属为代索之件，望念愚老朽。因近时不识者多，所谓明珠暗投，甚觉无谓。至不得已，可将拙画润单与观，尚是前二十年商务书馆美术主任时，友代订也，今并此亦不示人矣，谅之谅之。[10]

显而易见，这里的“亦不卖画”并不是指不愿以画取酬，而是不主动求售，对来索的友人，还是愿意鬻售的。否则，哪来“每月可获数百元画润”？不过，黄宾虹在信中也明确提出了其鬻画的原则：“此间对生友，拙画概不酬答，往往有携润金来亦谢去。远道函索者，择人而与之。”为了不让作品“明珠暗投”，他不但不鬻画予纸铺，而且对不认识的索画者也“概不酬答”。

上举二例进一步证明，说黄宾虹“根本不想卖画”难免过于武断，其真实意愿应该是有限度的鬻画，即“择人而与”。他在致亲友、学生的书信中多次谈到了这一原则。比如他在致黄树滋的信中说：

张大千来此售画，每张定价法币二十万元。齐白石每尺方四万元，皆甚忙碌。鄙人只择人而与，非经知交介绍不动一笔，各纸铺索者皆谢绝之，意留传精作，不与人争名利耳。[11]

他在致吴载和的信中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不过谈到齐白石的润格时变成“四千”，或为笔误：

承介绍拙笔，自当遵照，鄙人向无润例，随人投赠。最好雅事不取金帛，第近来各物日增价值，殊为惊人。因此齐白石每方尺订法币四千元，张大千每张十六万，与纸铺合同办理。为空前获利之举，鄙意不欲赞同之，仍守择人而予而已。[12]

黄宾虹一直坚守“择人而予”的原则。他在致黄居素的信中说：“沪上有能力购画者，今只数人，得值虽高，然须与其左右接洽通过，才能成交，否则被其他人包围，反破坏，事费周折，又不名誉，稍自爱者，耻为之。”[13]据苏乾英书，在1949年前夕，黄宾虹虽然生活极其拮据，但面对某显贵巨金索画，仍毅然拒绝。[14]既然黄宾虹“拒显贵巨金”，也“不予纸铺”，那么他如何实现“售画勉可度日”“每月可获数百元画润”呢？

概括地说，黄宾虹大致通过三种方式鬻画。第一种是通过中间人鬻画，主要是学生和友人，而且以广东籍人士为多，包括邓实、蔡守、黄居素、张虹、吴鸣等，其沪上友人及学生高燮、秦更年、傅雷、朱砚英等也多有介绍。

广东籍学生和友人对黄宾虹画作的介绍和推广助力最多。比如黄宾虹最早的一份润例系由邓实代订，黄居素则一直在粤赣推介其作品，[15]张虹不仅自己收藏黄宾虹书画，也常为友人代索，[16]蔡守、吴鸣也类似。洪再新对黄宾虹与广东人的关系有着精辟的概括：

他对广东画坛的关注，首先是和市场的行情结合在一起的。像蔡守等广东友人最先向黄宾虹打开了“外面世界”窗口一样，广东人也是黄宾虹一生中最重要的艺术赞助人。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广东人的赞助，就没有黄宾虹。[17]

沪上推售黄宾虹作品者以傅雷为代表。尤其是1943年“八秩纪念书画展”后，傅雷一直未停止对黄宾虹的推介，而且他恪守黄宾虹鬻画“择人而与”的原则，对购画人严格把关。他在致黃宾虹的信中说：

敝处历来传播法制，均以不落入俗手为原则，且寒斋往来亦无俗客。而多寒士，大抵总不致使吾公有明珠暗投之叹，可以告慰耳。[18]

关于傅雷为黄宾虹卖画的具体细节可参考笔者拙文《傅雷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理想——从傅雷与黄宾虹交往的角度》，其他沪上友人为黄宾虹推介作品的情况可展开专题研究，在此均不详述。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展览会鬻画，主要是指1943年12月傅雷等人为其在上海举办的“八秩纪念书画展览会”。此前黄宾虹说过“从未开一书画展览会”，因此这次展览会也非他自己主动举办，而是傅雷竭力促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傅雷成功地将展览做成了黄宾虹作品的推售会。他在展览期间写给黄宾虹的一通信中无不自豪地说：

定去画件：第一日计字十三件，画四十二件；第二日计字九件画三十五件；第三日计画十四件。共计会期间（至二十一日夜为止）定去画九十一件，字二十二件（字已售罄）。连会前所定四十一件，合计前后定出书画一百五十四件，值价十一万七千元。会期甫三日，出品几已定去十分之九，此亦为历来展会空前纪录，现下场中未定者，仅有二十二件。会期尚余二日，恐即不扫数，所留已毕无几矣。[19]

此次展览最终售出作品160件，仅17件未售出，共得款14多万，傅雷称“此次展览成绩，无论在品质方面、出售方面，均为历来个人画会所未有”[20]。除了举办个展，黄宾虹也参加过一些同人展览。比如1933年5月出品二十余幅参加成都蓉社举办的“金石书画展览会”，引参观者激赏，纷纷询价，但鬻售情况未详。

第三种方式是应人之索，即黄宾虹自己说的“酬答”，不过来索者一般都会付酬金，如他在致黄居素的一通信中提道：“承汇款已如数照领，感荷感荷……晤程葆元君，自港来润金，恧领，感荷感荷。”[21]可见有他鬻售的事实。王中秀编著的《黄宾虹年谱》中有大量此类内容，我们不妨举1943年为例：“春，门生段拭自南京赠书籍七种祝寿，作山水册答之；年初，以笔法图寄顾飞；初夏，为张秉三作细笔山水；7月，为傅雷作《青城山》图册十二帧；夏，铁路工人张海清慕名索画；冬，为翁纫秋作《万松峦翠图》卷；是年，作山水横披贺曹熙宇四十初度。”[22]这些不能说都付了润格，但大部分是有偿的。这些还只是有资料可查的，无迹可寻者应在大多数。比如铁路工人张海清，因激赏黄宾虹作品，由石谷风介绍求画，并托石谷风运送大米入京接济黄宾虹，后常致书索画，至1949年，其藏黄宾虹作品竟达百件，并颜其室曰“百黄斋”。[23]黄宾虹在致友人书信中也不时透露出索画者众多，如“远近索取拙笔者纷至，更觉忙碌”[24]“皖友现虽代订每尺法币千元，来索纷纭不绝，已惮烦劳”[25]“皖粤诸至友之酷好拙笔者，函求画件不断而来，常为老人沽酒慰劳，可感可感”[26]，可见其“酬答”作品的数量之大。

黄宾虹不愿让自己的作品“明珠暗投”，因而“择人而与”。即便如此，在其漫长的艺术生涯中，“酬答”的作品也不计其数。仅广东一地，便有千件以上精品。那么，都有谁在欣赏他的作品呢？在《黄宾虹年谱》中，关于“应索”“为某某作”“写赠”的记载有数百条。虽然所列仅是黄宾虹鬻赠作品的一小部分，但从中却可一窥其鬻赠的对象。

据年谱记载，黄宾虹赠人画作始于1893年，是年仲秋，他为同乡好友汪福熙画山水四条屏。五年后，他又寄赠汪福熙四屏作品。在1909年邓实为其订立润例之前，年谱中关于赠画的记录也仅此两条。1909年至1911年三年间，也只有十条记录，涉及蔡哲夫、许承尧、潘飞声、李可亭、高天梅、黄节、高燮、邓实等八人，其中蔡哲夫和黄节各两条。除“1911年作《广雅书院图》赠黄节”明确为“赠送”外，其他均记“为某某作”。[27]鉴于此前邓实为其订润例，这些作品有偿的可能性较大。不难发现，此八人除李可亭外均为黄宾虹好友。有趣的是，七人中许承尧系安徽人，高天梅和高燮为上海人，蔡哲夫、潘飞声、黄节、邓实四人乃广东人，这三个地方正是黄宾虹作品流向最为集中之处。且从数量上讲，可能也是广东居首，上海其次，安徽又其次。因此，黄宾虹在民国时期前仅有的几条鬻赠作品相关的资料，不妨视为他后来作品流向的基调，即以粤、沪、皖三地的友人及他们的交游圈为主。

除了好友，黄宾虹的学生后来也成为他作品重要的购买者和介绍人，尤其是黄居素、张虹、朱砚英等。他们为黄宾虹介绍了大量画作，比如黄宾虹在广东、香港一带作品的推售，多经黄居素和张虹之手。他与其他人的通信中常常强调其作品“随人投赠”“不鬻于市”，但在致黄居素的信中却常提鬻画之事，“贵友中有其好者，可托作介绍以传远”“今力尚未逮，能售画积资即为之”“幸故交于文学书画上介绍，生活填补亏耗”。[28]对学生，黄宾虹有时为了讲授画理，寄赠画稿以为例证，顾飞、朱砚英、黄冰清等都曾受惠于此。

经友人或学生介绍，一些求画者也成了黄宾虹的友人，同时又为他介绍了新的求画者，比较典型的有黄般若和傅雷。黄般若因黄节的介绍结识了黄宾虹，后来颇有交往，且收藏黄宾虹作品颇多。1931年1月，黄般若北上游览金蕉，道经沪上，黄宾虹不仅为他作了《桂林山水图》卷，还为其岳父邓尔雅作《绿绮园图》。傅雷经顾飞介绍结识黄宾虹，并不时向他索画，二人成为忘年知交后，傅雷又向身边的人介绍了黄宾虹的作品。

在向黄宾虹求画的众人中尚有一些外籍人士，如 1917年获黄氏题赠《拟古山水》的德国眼科教授蒂部[29]、1931年获黄宾虹赠《山水四帧》的日本画家兼诗人田边华其。1940年，他给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系的中国绘画助理教授露西·德里斯珂寄去了自己的著作《画谈（下）》及古画照片的底片，同时还有山水作品十二帧。20世纪40年代，傅雷也竭力向欧美收藏家推介他的作品。黄宾虹后来在致友人的信中也有“友人有以拙畫介于国外者，南北皆同，更觉忙碌”之语，可见其作品流入国外的当有一定的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黄宾虹生活安定，已无衣食之忧，其为人作画，多以赠送为主，或仅收“纸墨费”。他说：

北京友人属为拙画，推行同好，略得饮助，若港友嗜为枣芰，有纸墨费，亦乐为之。南方新宣纸，豆浆胶矾，不合用墨，故宫旧宣，渐不易觅，腊中厂肆尚有寄到，可用作画。齿及润例，恧甚，近多取消。非徒避税为之，朝夕看湖山清气，思有变异，答知音耳。[30]

这里所言的“北京友人”自然包括领导人。此间，他曾为毛泽东、周恩来、李济深、陈叔通等国家领导人作画。1954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初梨来访时告诉黄宾虹，他们正竭力收赠其作品。

在前述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大抵可以说：黄宾虹自1909年由友人代订润例起，就一直未停止过鬻画。所售作品，不论是数量还是金额，都相当可观。与其他画家不同的是，他不在纸铺等专门的书画市场鬻画，而是通过友人和学生介绍，且一直秉承“择人而与”的原则，对购画者有一定的取舍。由此可知，今人认为黄宾虹“作品无人问津”或“根本不想卖画”其实都是误解。

黄宾虹坚持“择人而与”的鬻画原则源于他并不追求作品的市场价值，而是更看重自己的艺术能否取得当时及后世的认同，意在通过作品传播他的艺术观念。虽然求画者对其作品的认识千差万别，但他并不缺少喜爱者。如果说通过观摩作品便能理解黄宾虹高深的画学理论，那知音的确难觅。但创作与接受之间本无须完全相契，所谓“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不同欣赏者眼中也应该有不同的黄宾虹。而相同的是，那些求画者绝大多数是喜欢他的作品的。这样说来，黄宾虹并不“孤独”。

还有个问题可以顺便提一下。针对媒体文章宣称的黄宾虹说过“50年后人们才能懂我的画”，不少学者因找不到可信的出处而认为黄宾虹不可能说过这样的话。实际上这应该是今人对黄宾虹一些论述的曲解。比如“宾虹画语”中有如下一段话：

姚惜抱之论诗文，必其人五十年后，方有真评。以一时之恩怨而毁誉随之者，实不足凭。至五十年后，私交泯灭，论古者莫不实事求是，无少回护。惟画亦然。其一时之名利不足喜者此也。[31]

显然，黄宾虹的本意是看淡一时的毁誉。石谷风的回忆文章中也有一段相关的叙述：

有人举办展览，邀他参加，劝他多画青绿山水，易售又扬名。他婉言谢绝，说：“墨法中的宿墨和喷墨是前人没有做到的，这是国画技法的一个难关，我正在下功夫去突破，要在不断变化中求其法备。因此，我的画三十年后才能为艺林所重。”[32]

这里“我的画三十年后才能为艺林所重”强调的是对自身在技法上突破的自信，而非对知音难觅的感叹。

注释

[1]陈都.不成立的“预言”——黄宾虹不会说“50年后人们才能懂我的画”[N].中国文化报，2017-09-24.

[2]表中数据来源：王中秀，茅子良，陈辉，编著.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M].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4：87，127，147，326.

[3]同注[2]，127页。

[4]同注[2]，147页。

[5]黃宾虹.与顾飞[M]//王中秀，编注.编年注疏：黄宾虹谈艺书信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23.

[6]黄宾虹.与黄树滋[M]//王中秀，编注.编年注疏：黄宾虹谈艺书信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