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宜当楷书写”衍言

2022-03-03王强

中国美术 2022年1期

关键词：行书

王强

[摘要] 本文就启功“行书宜当楷书写”之论，分析其字体学的学理依据，论述这一理论在书法教育层面的学术价值。字体学意义上的行书，即隶体之正、草两途合成的所谓“新隶体”，亦即早期楷书。后来的行书是楷书之快写的形态，是书法或书写意义上的行书，与字体学意义上的早期行书有相通之处。行书——以及上推到早期行书——都是对应正书来说的，只不过后来的行书与早期行书的“对应”性质不同。早期行书的“对应”是靠近正书而有新变，目标是蜕变成一种新的正书（楷书）。后来的行书之“对应”是简化正书而动起来。无论是“前行书”还是“后行书”，都是以正书为坐标的，只是早期行书的标尺是以隶为正，后来的行书是以楷为正。所谓“正”是基本的架构，是共性的，是一切正式书写的规定，也是可以灵活、简便、快速书写的外在与内在之依据。启功“行书宜当楷书写”之论，既关乎行书和楷书在字体学层面的问题，也关乎写字（书法）和教书法、学书法的原则问题。

[关键词] 启功行书字体学书法学

启功有“行书宜当楷书写”之说，这中间既有些学理上可说的问题，亦有些教育上的可说之处，姑并言于此，谓之“衍言”，觊有所得，以求不辱先师之言也。

启功在《论书札记》中说：“行书宜当楷书写，其位置聚散始不失度。”后面还有一句：“楷书宜当行书写，其点画顾盼始终不呆板。”[1]在此，我们可先从行书说，其重在“不失度”。度就是正确的轨迹，确然的标准，自然说的是楷书的规定。所以，这里的行书是据楷书而说的。

行书在文字发展史中历经了两个阶段，一个在楷书出现前，一个在楷书出现后。楷书出现前的行书是楷书的雏形，楷书出现后的行书是楷书的快写。因此，行书与楷书无论从字体、字形（文字学意义的）还是从结字书写（书法学意义的）来看，都是关系最紧密的。以此而言，启功“行书宜当楷书写”之论，既有字体学学理上的依据，又有书法教育学上的价值。

要说楷书之快写的行书，便要先说一下作为楷书之雏形的行书。行书是怎么来的？裘锡圭有“早期行书”之说，其在《文字学概要》写道：

在东汉后期，已经出现了带有较多草书笔意的新隶体……早期的行书应该就是以这种字体为基础，通过在笔画的写法和文字的结体上进行美化而形成的。

早期行书是一种有独特风格的新字体。它既不是把有些字写成新隶体，有些字写成草书的杂凑体，也不是新隶体的草体。[2]

“早期行书”也是行书，是“一种有独特风格的新字体”。裘锡圭称其不是新隶体和草书的杂凑，也不是“新隶体的草体”，这里面有些说法或命名上的边际不清。启功也谈到“新隶体”，他在《古代字体论稿》中说：

看汉永寿瓦罐、汉熹平瓦罐、钟繇表启、景元木简等等，即可知这时字体出现了一种新风格：其笔划（画）更较轻便。例如汉碑中字横划（画）下笔处下垂的顿势，所谓“蚕头”，收笔处上仰的捺脚样子，所谓“燕尾"，都没有了。这些字实是后世真书的雏形。这是当时的新俗体、新隶书，因为汉魏的正式碑版上并不见这类字。[3]

谨如上引，裘锡圭所说的“新隶体”也就颇类于所谓的“早期行书”。而启功所说的“新隶体”颇类于所谓“早期楷书”，因为启功这类“新隶书”也是“后世真书（按：即指楷书）的雏形”，甚至说“梁时正书，即是真书，也就是新隶体”[4]。所以，裘之“早期行书”与启之“早期楷书”实即一回事，都是隶书向楷书过渡阶段之一站的“新隶体”。关键是，这个“新隶体（或新隶书）”亦即“早期行书”或“早期楷书”是如何从隶书演变过来的。

笔者认为“隶体”分正字、草字。正字即碑版上或是正式文书上书写的隶书；草字即为了便捷快写的隶书，或者说是隶书的草化，也就是章草一类的草书，即启功所谓“章草实省隶为之”[5]。正、草这两种字体慢慢又由分而合，成了所谓“新隶体”，亦即“早期行书”或“早期楷书”。二者因为快（俗）、慢（正）而分，又因为利于辨识、方便传通而合。

论行则不能不说草，字体有行、草就是为了书写的方便。吕思勉引孟森云：“文字不能少于真、草二种，亦不能多于真、草二种。盖阅看求其清晰，利用真；书写求其捷速，利用草。”所以吕思勉总结曰：“篆、分、今隶，相沿而变，皆属于真；行草则可总称为草书者也。”[6]我们可以说文字之书写大概有两类，一类是端正一些的，一类是随意一些的。行和草属于随意而书写方便的，但这里的“行”，应该是指楷书之后的“行”，而所谓“早期行书”，从字体学上看还是属于“正”的一类。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张怀瓘《书断》里论行书的一段话：

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王愔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元常善行狎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献之常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7]

这里所谓“正书”“真体”者，应该是指隶书，因为刘德昇造行书时，还没有后来的楷书。卫恒作《隶势》是在论隶书时说到刘德昇与钟繇、胡昭“为行书法”的。[8]那时候所谓“正”“真”者，自是隶书。行书是“正书之小伪”，“伪”就是小的变化，所以吕思勉说：“则其同于正书者必多。伪同化，小伪，谓小变也，盖特书写稍形流走耳。”[9]这就是说行书虽是“务从简易”，但还是不像草书简易得妨碍识读，还是更接近正书（隶书）的形端而易识。尽管都异于正书，但行书不像草书那样至于穷极的程度。那么行书是什么样子呢？应该是启功和裘锡圭所说的“新隶体”或“新隶书”，也就是所謂“早期行书”或“早期楷书”的样子。应该说所谓“早期行书”与后来的楷书之快写的行书是不同的。“早期行书”是一种正书（隶书）的小小改变（“小伪”），字体更接近正书（隶书），因为其与隶书接近，所以又被称为“新隶书”或“新隶体”，即如三国吴时期的《谷朗碑》或钟繇的一些表启之类的样子。若如唐长孺说的“行书、八分、楷书都属于隶书范围”[10]，则行书就绝不是后来的楷书之快写的形态。它既然属于隶书的范畴，那它就一定是和隶书比较接近，即所谓“正书之小伪”的样子。这种被称为行书的新型字体在后来蔚为大观，这和刘德昇、钟繇、胡昭的提倡和推广是分不开的，如唐长孺所说：

行书是一种较新的书体……我们知道书体创造绝非一两个人所能，汉代木简上我们已看到了行书，可见流传于民间已久。但这种较新的书体在士大夫间本来没有重视，大概到了刘德昇始加以提倡，到了“钟胡”才形成风气，流行于士大夫间，于是行押书提高了地位，与篆隶（八分）正书并列。行押书为刘德昇所创造，或“钟胡立法”，其实际意义乃是民间朴质的艺术开始为文人所接受和加工，于是形成了一种最能表现艺术之美的新书体。[11]

我们既知道了这个“行书”的样子，也知道它大概是后汉末到曹魏这一段兴盛起来的，不过唐长孺说“行押书”是刘德昇所创造，而有的文献中说钟繇擅三体书，其中一体便为“行狎（押）书”，唐长孺直接把“行押书”等同于行书，这未尝不可，因为王僧虔《论书》中就说过钟繇的“行狎书”即“行书是也”。[12]只是“行押书”的“押”字一般作“狎”，这两个字应该是因形近而混用了，究竟哪个字对，一时也无定论。姑且就把这个“行押（狎）书”当作行书来理解吧。那么行书是如何形成这个样子的呢？唐长孺也说，在汉简里便有了行书，至少民间早就有人尝试这么书写了，但这是怎样的取法呢？

上文所引吕思勉的看法谈到文字有正、草两大类形态，我们所说的行书既不是“正”，也不是“草”，是“正书之小伪”，同时还接受了草书的一些影响，[13]那就是说，行书是在正书（隶书）和草书（章草）两条线上整合而成的，造型偏向于正书（隶书）。前文举张怀瓘《书断》说行书是“正书之小伪”，那么“小伪”怎么理解？我认为应该是参照了草书的样子，如吕思勉说的“书写稍形流走耳”。所以早期的所谓行书，就是保有隶书的端正可识，又借了草书书写的便利流行，把隶书的蚕头燕尾和一些刻板的东西去掉，形成了一种被后来学界称为“新隶书”或“早期行书”的新型字体。笔者比较倾向于唐长孺所说的，这种新的书体是底层书佐或令史一类的官吏为了书写及识读之便利，利于记录与传通，从而在正书（隶书）和草书（章草）两类字体的基础上，于书写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种新的字体形态，表现方式是“正书之小伪”，也就是把正书变得柔和一些，也表现在借了草书书写之便利却去掉草书之难识，也就是把行书写成比草书好认一些的样子。因为草书虽然写得快，但终究不能大众化，这便如吕思勉所言：

中国之草书，生长颇受夭阏，故终不能十分简易。盖字由偏旁合成。而所谓偏旁者，大体即系一字，故其笔画不得不多。非简略之至于失其元形，则其画数不能大减。然简略之至于偏旁失其元形，则已别成一字矣。识字究为难事，故草书字数，势不能多。今日通常所作，实皆行书也。然亦总杂有简略已甚之字（如书字即是）……正书人人能识，草书则不尽然……其并行盖事势使然，亦即甚协乎理，然终不能甚简，此则字之本体使然也。[14]

所以，这类所谓“新隶体”的行书就是当时后汉人把正、草两类字体整合而成的，非成于一时，即如启功所说字体发展是渐变的。因为渐变，所以对新字体的命名就一时不会统一，甚至有如启功说的有字体名实之间的不对应性。[15]归结起来说，后汉时期的行书是从正书（隶书）和草书（章草）合成而来的，这是一种新字体，按启功的说法就是“楷书的雏形”。或者我们可以说这是隶书发展到楷书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字体，它和楷书是不断趋近的关系。

启功在其《论书随笔》中写道：

从来学书法的人都知道，要学好行书宜先学楷书做基础。这个道理在哪里？也是“结字”的问题。行书是楷字的“连笔”“快写”，有些楷字的细节，在行书中可以给以“省并”。

……

行书虽有这样便利处，但也有必宜遵守的，即是笔划（画）轨道的架子、形状，以致疏密、聚散各方面，宜与楷字相一致，也就是“省并”之后的字形，使人一眼望去，轮廓形状还与楷字不相违背。[16]

这里启功所说的行书，自然是后来有了楷书之后的行书，是楷书之快写的行书，不是“早期行书”。所谓“早期行书”是字体学意义上的，这里的行书是书法学或是书写意义上的。但是笔者以为启功所说的书法或书写意义上的行书，也与字体意义上的“早期行书”有相通之处。行书，以及往前推的“早期行书”，都是与正书相对应而言的，但后来的行书与早期行书的对应在性质上是有不同的：早期行书的“对应”是“靠近（小伪）”正书而有新变，目标是蜕变成一种新的正书（楷书）；后来的行书之“对应”是“离开（简化）”了正书而动起来的。无论是“前行书”还是“后行书”，都是以正书为标尺而说的，只是早期行书的标尺是以隶为正，后来的行书是以楷为正。正者，真、静、定、宁者也。楷，是从“真”“定”之意出者，是规矩，是模范，是基本的架构，是共性的，是一切正式书写的规定，也是可以灵活、简便、快速书写的外在与内在之依据。

前文所引《书断》王献之白父言“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数句，说的应该是后来的行书问题。他说古之章草是“未能宏逸”而“顿异真体”，也就是说章草并没有发展到特别完善，与“真体”（隶书）却已大不相同。“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两句还是说的草书，即草书若能做到“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就可达到“宏逸”、完美。而随后的“稿、行之间”与“往法固殊”，说的是还未命名的后来的“行书”，且應该是在说章草之法和早期行书亦即新隶体之法的不同。这是“早期行书”与“草书”（章草）之间的一种写法，与“稿”（草书）和“行”（“新隶书”“早期楷书”）都不同，是正、草之间的一种写法，这自然就是指后来的行书了。

“楷”是规规矩矩，是静、定，基本不动（如站立）。“行”就是走。“草”就是跑、是飞。按道理，静是好讲规矩的，无论坐、站，俗谓“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恒未闻“走有走相，跑有跑相”的。何也？是静则有规可循，动起来就没有太多的限制，一限制就僵化了。“死蛇挂树”就不好，“惊蛇入草”就好，为什么？因为自然而然。

书法史家为什么把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三帖定为天下第一、第二、第三的行书？自然是因为它们好。那么具体好在哪？视觉上的评价依据和背景的评价依据是什么呢？如将著名的行草书作品的历代集评梳理一下，進行简单的异同比较，后世的评价大概可归纳为这几个方面：一是无意于佳乃佳，二是皆有楷法功底，三是有天成的秩序感，四是用笔的无法之法。

由此反观行书之所从来，即如上节所说，那是一个合正、草而成的一种新字体形态，是楷书之能成为楷书的雏形。“早期行书”转而为楷书，形成楷法，立了规矩。后来的行书又从楷书简化而能较快地书写，它与楷书是依附关系，所以楷法或说楷书的那些规矩对“行书”来说仍然具有“法”的约束力。所以启功说，行书“笔划（画）轨道的架子、形状，以致疏密、聚散各方面，宜与楷字相一致，也就是‘省并’之后的字形，使人一眼望去，轮廓形状还与楷字不相违背”。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古来著名行书作品的书写者大多具有很好的楷书功底。如果把行书写得超越了楷书的规定，那就容易不成字了。启功也说，“近年有些人写行书太快了”，实在让人认不出写的什么，“虽然行笔的轨道方向不错，但外形全变，也就令人不识了”[17]。

说这些为的是说写字，写字如走路，还不会走就要跑，这是很危险的。不按规定路线走也容易出问题。楷书书写的练习之所以重要，就是要熟悉“规定的路线”，要立得住、走得端。不是说不能跑，但如果不熟悉“规定的路线”，就容易“跑”乱了，“跑”不成样儿了。那就不仅是字会让人认不得，而且字也不好看了。古来写字经过千百年的探索、总结形成的汉字书写的秩序感，写走了样儿，就不会好看。现在确如启功所说，一些人写得太快，外形全变了，令人不识。再就是“无恰当位置之笔，自觉其龙飞凤舞，人见其杂乱无章”[20]。这大概都是楷书没写好就行草了，失了“度”，没了“秩序感”，自然就会出现“令人不识”和“杂乱无章”的现象，汉字之美观也就荡然无存。所以“行书宜当楷书写”，不只是行书和楷书的问题，实在是写字（书法）的大问题，这也是教书法、学书法的原则问题，当真是不可小视的！

注释

[1]启功.启功丛稿·艺论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4：151.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91.

[3]启功.古代字体论稿[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30-31.

[4]同注[3]，33页。

[5]启功.晋人草书研究[M]//启功丛稿·艺论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3.

[6]吕思勉.文字学四种[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140.

[7][唐]张彦远.法书要录[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206.

[8]《晋书》卷三十六《卫恒传》：“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昇，而钟氏小异。”

[9]同注[6]，143页。

[10]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M]//唐长孺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341-342.

[11]同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