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笛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建炎元年（1127 年）十二月，金军大举进攻陕西地区，先后攻占了同州、华州、京兆府、凤翔府等地。次年正月，金军调整战略，重点进攻鄜延路（治所在延安府）。战争开始时，鄜延路经略使王庶驻兵坊州，泾原路统制官曲端驻守邠州之淳化县。 延安府被围之后，王庶檄令曲端救援。 十一月，曲端迂回至宁州之襄乐。 王庶带领援兵行至甘泉时，延安府陷落。 延安府的陷落对宋金战争的局势以及南宋的对内、对外政策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对南宋初年延安府陷落的原因进行了探究①，多数人认为延安府陷落的主要原因是曲端以下犯上、不听调遣。 然而，笔者在对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 一些史籍对延安之战的记载存在模糊、不实的情况。 因此，笔者拟以南宋初年延安府陷落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史料进行分析，解答有关延安之战的种种疑问。

一、延安府陷落日期考

建炎二年正月， 金军进攻鄜延地区， 同年十一月，延安府陷落，延安府从被围到陷落前后历经十个多月共三百多天。然而，史籍对延安府陷落过程的记载极为简略，无论是宋朝的权威史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宋史》，还是金朝的史籍《大金国志》《金史》， 都只对延安府陷落一事略有提及，且记载存在矛盾之处。

后世对于延安府陷落的时间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延安府陷落发生在建炎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例如：《三朝北盟会编》称，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壬辰，金人陷延安府”［1］86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皇宋十朝纲要》《大金国志》《宋史》 等史籍也持此说。 第二种意见是延安府陷落发生在建炎二年十一月十日。 例如：《金史》 称， 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 年）十一月“庚寅，蒲察、娄室取延安府”［2］59。“庚寅日”比“壬辰日”早两天，即十一月十日。 《廿二史考异》《续通志》《金史详校》等史籍也持此说。

称延安府陷落发生在十一月十二日的史籍出现于南宋前期。 其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的史料价值都比较高，因此，这两部史籍所记载的延安府陷落发生在十一月十二日这一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在称延安府陷落发生在十一月十日的史籍中，成书时间最早的是元朝编纂的《金史》。 在经过清朝乾嘉学派考证史学家钱大昕倡导之后，《金史》的影响力大增。 因此，延安府陷落发生在十一月十日这一说法也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 均早于《金史》。一般来讲，成书时间较早的史籍可信度相对较高， 故延安府陷落发生在十一月十二日之说似乎更为可信。

不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金史》的内容都源自可信度较高的典籍。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的内容主要源自南宋初年编纂的实录和文书，其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内容主要源自《高宗日历》《中兴会要》等，《三朝北盟会编》的内容主要源自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三朝的各种敕制、诰诏、国书、奏议、碑刻等，这两部史籍可谓实录和国史汇编，史料价值极高。《金史》成书于元朝，虽然成书年代比上述两部著作稍晚，但其内容主要源自记载翔实、可信度高的《金朝实录》和金朝历代皇帝起居注，因此，《金史》的史料价值不亚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

既然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金史》的内容都有可靠的来源，那么关于延安府陷落的时间为什么会有两种说法呢？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城之后大门陷，选（刘选——笔者）与马步军总管马忠皆遁去”，魏彦明退守子城楼，仍“帅所部力战”。 金军进攻受挫，遂改变策略，“并其（魏彦明——笔者）家执之，谕使速降”。魏彦明大义凛然，誓死不降，最终被害［3］425-426。既然延安府西城后大门陷落与魏彦明被害两件事并非发生在同一时间，那么就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金军于十一月十日攻占后大门， 十一月十二日攻占子城楼，杀害魏彦明，占领延安府。 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金朝的史籍将金军攻占延安府西城后大门的日期记为延安府陷落的日期， 而宋朝的史籍将魏彦明遇害的日期记为延安府陷落的日期。

结合临真之战发生的时间也可以推知，《金史》所称“庚寅，蒲察、娄室取延安府”实为蒲察、娄室二人攻占延安府西城后大门。 《金史》称：“丁丑，蒲察、娄室败宋兵于临真。 ”［2］59不过，《金史》 并未记载蒲察、娄室所败之宋兵为何部。 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金军占领丹州后，王庶“遣庞世才、郑恩当延安来路”，金人“攻世才，世才与战，兵不用命，乃败”［1］869。王庶命令庞世才、郑恩“当延安来路”，就是让他们在丹州与延安府之间驻防，以防范金军进攻延安府，而临真是恰好丹州与延安府之间的一个军事要冲，因此金人在临真所败之宋兵应该就是庞世才、 郑恩率领的部队。 临真之战发生在“丁丑日”（建炎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比《金史》所称金军占领延安府的日期“庚寅日”早了十三天。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金军先击败了庞世才、郑恩率领的部队，然后“专围西城，昼夜攻击不息，阅十有三日，城之后大门陷”［3］426。 由“丁丑日”向后推十三天，正好是“庚寅日”，这说明，“庚寅日”就是金军攻克延安府西城后大门的日期。

二、王庶救援延安府考

王庶在延安之战中的应对措施是否得当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大金国志》都提到，金军攻陷丹州后，“庶乃自当鄜州来路，遣统制官庞世才、郑恩当延安来路”［1］869［3］425［4］。 从三部史籍的记载来看， 丹州失陷后王庶率主力阻挡金军进攻鄜州，而只以偏师阻挡金军进攻延安府。在现存史籍中，唯有《宋史》称“庶乃自当延安路”［5］11546。 因此， 王庶率兵阻挡金军进攻延安府这一说法的可信度较低。 延安府被围时，王庶在坊州驻防，他所带领的部队距延安府最近，但却未及时救援延安府，因而有人指出，王庶“据险自守”是延安府陷落的主要原因。《金史记事本末》引《续资治通鉴纲目》称，金人攻鄜延，王庶“据险自守”［6］。 而《宋名臣言行录别集》的记载恰好能够与 《续资治通鉴纲目》 所提到的王庶“据险而守”形成照应。《宋名臣言行录别集》称，王庶“退屯龙坊”［7］387。 龙坊位于坊州宜君县西北四十里，这里“北瞻鄜延，南通祋祤，东接河洛，西控朔方”［8］，是防范金军进攻坊州的要冲。

笔者通过对史料进行梳理， 将王庶在延安之战中的行迹还原如下： 金军进攻鄜延时， 王庶驻兵坊州。王庶命令驻守淳化的曲端北援。曲端的驻地距离延安府较远，且所率部队战斗力较弱，因而并没有遵从王庶的命令， 而是率兵进攻金军在陕西的核心驻防区同州、华州。 金军分兵陷丹州，王庶认为金军下一步会进攻鄜州， 于是率主力驻守在丹州、 鄜州之间， 命庞世才率偏师驻守在丹州、 延安府之间的临真。 金军先败王庶，王庶退守坊州之龙坊。 接下来金军却未攻鄜州，而是向北进发，在临真击败庞世才所率领的部队。此后不久，龙坊失陷，王庶“自收散亡援延安”［1］869。 当王庶北上至甘泉时，延安府陷落。

王庶的此番表现的确乏善可陈。 他作为延安之战中宋朝一方的指挥官对于战局判断不准确， 临战又未能做到一马当先。 他先命令远在淳化的曲端北上，解延安府之困，后又命令庞世才率偏师阻挡金军进攻延安府， 自己只是在延安事危之后才收拾残兵前去救援。 由此看来，《续资治通鉴纲目》 批评王庶“据险而守”不无道理。

关于王庶在延安之战中的表现， 还有其他一些疑问，以下逐一进行分析。

其一，金军进攻鄜延时，王庶是否在坊州。 多数史籍都称王庶当时驻兵坊州，但所言极简。 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称，金军进攻延安府时，王庶“在鄜州 寓 治 ”［9］。 由 后 来 王 庶 从 鄜 州 退 守 坊 州 龙 坊 来 推断，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战争初期，王庶在鄜州，这种情况也能够与史籍所称王庶“自当鄜州来路”形成照应；不久，他就被从丹州赶来的金军击败，退守坊州。 因此，金军进攻鄜延时，王庶的确在坊州。

其二，延安府被围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据史籍记载，延安府陷落后，王庶到襄乐与曲端会合。 在谈及延安府陷落的责任时， 曲端责备王庶：“在耀州屡陈军事而不一见听，何也？ ”［3］426曲端明言王庶在战前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从而导致南宋军队在延安之战中陷于被动。 那么，曲端的建议又是什么呢？ 曲端是一名与金军周旋多年的武将， 他应该能预料到金军在熙河遭到泾原兵痛击退守同州、华州之后，会调整战略，攻击战斗力相对薄弱的鄜延军，因而建议王庶派重兵防守延安府。从史籍的记载来看，延安府被围之时的确城防空虚， 而此时王庶正带领重兵驻扎在鄜州。 宋人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称，金人知“曲端与王庶不协”［1］869，于是集中力量攻打鄜延。 “曲端与王庶不协” 可以被解读为王庶率领的鄜延军与曲端率领的泾原军互不统属。综合上述分析，延安府被围乃至陷落与王庶刚愎自用、 应对失当有直接的关系。

三、曲端出兵同、华考

人们对曲端在延安之战中的表现看法也不一致。对于曲端的表现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些人认为曲端拥兵自重，见死不救；还有一些人认为曲端率兵深入敌后，属于“围魏救赵”。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于曲端不听从王庶调遣之事有所记载。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时端尽统泾原精兵，驻邠州之淳化，庶日移文趋其进，且遣使臣进士十数辈往说谕端，端不听，庶知事急，又遣属官鱼涛督师，端阳许之，而实无行意。 ”［3］425《三朝北盟会编》对此事的记载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大致相同。 除了记载事件的始末外，《三朝北盟会编》还记载了一些细节（如曲端统率“精兵五万”，延安府被围困时曲端的兵马“月余不动”等）［1］869。 就《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的记载来看，是时曲端统率精兵，王庶命其救援延安府，但他却拖延观望。 金朝史籍《大金国志》《金史纪事本末》也记载了曲端拒不救援延安府一事。

判断曲端的观望不前是否属于 “见死不救”，应当从宋、金双方的军事部署入手。 当时，金军的核心根据地是同州、 华州一带， 金军的主力也在这一地区；曲端所率领的泾原精兵驻守在邠州之淳化，处在阻止金军主力北攻耀州、坊州的前沿；若曲端北上救援延安府，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会使耀州、坊州完全暴露在金军的主力面前，从而导致宋军腹背受敌。据《宋史》记载，当转运判官张彬询问曲端何时起兵救援延安府时，曲端回答：“今端兵不满万，不幸而败，则金骑长驱，无陕西矣。端计全陕西与鄜延一路孰轻重，是以未敢即行……”［5］11490姑且不论曲端到底有多少兵马，单就他对战局的这番分析来看，他不肯救援延安府的确不能简单地用“见死不救”来定性。

延安府被围， 曲端虽然没有遵从王庶的命令前往救援，但也并非无所作为。他先出兵同州、华州，后又长途行军，北上襄乐。曲端出兵同州、华州属于“围魏救赵”， 是为了策应延安保卫战而采取的军事行动；而曲端长途奔袭宁州之襄乐，是在延安府陷落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为了防范金军乘胜进攻环庆地区所采取的军事行动。

不同的史籍对曲端出兵同州、 华州的记载存在差异。一些史籍称，曲端率兵攻蒲城，派吴玠攻华州。例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称，“遣泾原兵马都监吴玠攻华，端自攻蒲城县，华州、蒲城皆无守兵，玠拔华州，端不攻蒲城”［3］425。 《三朝北盟会编》《宋史》《续资治通鉴》的记载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大致相同。还有一些史籍称，吴玠攻华州，而曲端未攻蒲城。例如：《通鉴续编》称，曲端“遣其副将吴玠复华州，自引兵迁延迂道”［10］。《齐东野语》《金史纪事本末》的记载与《通鉴续编》大致相同。那么，曲端究竟是否曾经攻打蒲城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史籍的编纂时间与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去不远， 且这些史籍均为私人编纂，编纂者受官方意识影响较小，笔者认为它们的记载可信度较高， 因而认同曲端带兵攻打蒲城的说法。既然曲端曾经攻打蒲城，那么为什么一些史籍没有记载此事呢？与吴玠攻占华州不同，曲端对蒲城围而未攻， 这可能是这些史籍的编纂者认为曲端未参与此次军事行动 （或者认为他的举措未对战局产生影响），从而没有将他攻打蒲城一事记录下来的原因。

曲端对蒲城围而不攻是有原因的。 曲端曾经对张彬说， 与其遵从王庶的指令救援延安府，“不如荡贼巢穴，攻其必救”［5］11490。 《宋十朝纲要》称，娄室进攻泾原受挫，“遂东走同、华”［11］，这说明同州、华州是金军在陕西的大本营。 曲端决定进攻金军的大本营以解除延安府的危机是符合常理的。 当曲端发现 “华州、蒲城皆无守兵”时，忽然意识到进攻延安府的部队才是金军的主力。在确定耀州、坊州不会受到敌人攻击，延安府的危机已无法解除的情况下，曲端放弃攻打蒲城，与吴玠挥师北上。

客观地讲，虽然曲端对于战场形势的错误判断是延安府陷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也阻止了金军乘胜进攻环庆、泾原、熙河等地区。

四、曲端北上襄乐考

多数史籍都记载了曲端北上襄乐的军事行动，因而今天的研究者对曲端北上襄乐一事基本没有异议。 然而，研究者对于曲端北上襄乐的路线、中途是否援助王庶， 以及北上襄乐的目的等问题的看法却不尽相同。

《三朝北盟会编》称，曲端“复与玠合兵归襄乐”［1］869，却未说明曲端北上襄乐的路线。 《通鉴续编》《通鉴纲目续编》《金史纪事本末》的记载与《三朝北盟会编》大致相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称，曲端“引兵趋耀之同官，复迂路，由邠之三水与玠会于宁之襄乐”［3］42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曲端引兵赴襄乐的行军路线记载极为详细， 后世史籍多沿用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说法。 笔者认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提到的曲端北上的路线是比较确切的，一是因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可信度较高，二是因为有史籍称曲端曾经在北上途中会见王庶。 当时，王庶驻守在坊州之龙坊，耀州之同官临近坊州，曲端北上的路线可能是这样的：行经同官，前往王庶所在的龙坊，在得知延安府、鄜州、丹州陷落之后，迂回至邠州之三水，引兵赴襄乐守卫泾原地区。

人们对于曲端在北上襄乐的过程中是否与王庶相见这一问题看法不一。《宋名臣言行录别集》称，延安府陷落后“数日，端至，以兵卫公，且曰节制何自至此哉”［7］387。 由《宋名臣言行录别集》的这段记载可知，在延安府陷落后，曲端曾到过王庶军中，并对王庶进行指责。 此时王庶在坊州之龙坊，据此推断，曲端夺取王庶节制使印章之事发生在龙坊。 不过，大多数史籍均称曲端夺取王庶印章一事发生在襄乐。 那么，曲端与王庶是在龙坊相见，还是襄乐相见呢？ 《朱子语类》中的一段话或许能够解答这个疑问。《朱子语类》称，“王子尚初在陕西，为金人所围，求救于曲端。 端命一爱将救之，既至，欲求休息数日。王不许，战败奔入城，王斩之。 既而城陷，王奔端”［12］。 此处提到的王子尚即王庶。 由《朱子语类》这段话可以作出如下推测：曲端确实到过龙坊，但未必与王庶相见，《宋名臣言行录别集》所记载的“以兵卫公”很可能指的是“端命一爱将救之”。 况且，王庶诛杀曲端爱将的举动也与《宋中兴纪事本末》等史籍所提到的王庶“政严，多诛将士”［13］具有一致性。 或许正是因为王庶诛杀曲端爱将这一做法激怒了曲端， 曲端才在王庶前往襄乐劳军时夺取了他的节制使印章， 并扣留了他的属下。

王庶赴襄乐之前在甘泉， 这与前文所说的王庶在龙坊失陷后前往襄乐似乎存在矛盾。 然而，如果将王庶在这一时期的行为作一全面分析， 王庶的行迹就不存在疑问了。 龙坊失陷时，延安府尚未陷落，因此，王庶并未立即前往襄乐，而是率兵增援延安府。当王庶行至甘泉时，闻听延安府陷落，这才决定前往襄乐。 据史籍记载，王庶是“收散亡”赴甘泉的，这就是说，此时王庶率领的鄜延军刚刚被金军打败，那么那场战役应该就是龙坊之战。据《宋史》记载，王庶行至甘泉，得知延安府陷落，“无所归”，遂前往襄乐曲端军中。“无所归”一句说明，王庶原先所在的龙坊已经失陷。

襄乐作为一个要冲， 是阻止金军从鄜延入侵泾原的最佳地点， 曲端前往襄乐就是为了保卫泾原地区。 《三朝北盟会编》称：“襄乐属环庆，在深山中，去金人五百里。 ”［1］869这里所提到的“山”应是凤凰山，因为襄乐在宁州东北六十里， 而凤凰山在宁州东六十里［14］，二者几乎处在同一位置上。 凤凰山“发自横岭，突起如凤”［15］，是阻挡金军的天然屏障。 此外，襄乐位于延长河冲击谷地，易守难攻，附近有地势较高且易于屯兵的燕原。据《宋史》记载，曲端在宁州襄乐与王庶发生争执后，计划“诛庶而夺其兵”，遂连夜赶往陕西抚谕使谢亮处请示此事。 谢亮作为朝廷派往陕西的最高抚谕官，居于宁州，说明他也有保卫泾原的意图。

五、余论

王庶身为鄜延路经略使，节制陕西六路兵马，应当对延安府的陷落负主要责任。 他没有听从曲端的劝告，带领重兵驻守鄜州，致使延安府守备空虚。 曲端作为泾原路经略司统制官， 对延安府的陷落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不遵命令，武断地认为金军一定不肯放弃其核心根据地同州、华州，自作主张攻打华州和蒲城，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牵制金军的目的，而且错失了救援延安府的时机。

延安之战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 在军事方面，金军攻陷延安府后，乘胜攻占了绥德军、丰州、麟州、石州、晋宁军、鄜州、坊州等地，几乎占领了整个陕西，可以说，延安之战对秦陇战局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延安府陷落之后，宋朝大臣要求追究此事的责任， 曲端将战争失利归罪于王庶，王庶也对曲端加以指责，并唆使王燮、谢亮等人在朝中诋毁曲端。

延安之战使宋朝君臣不得不重新思考文武矛盾问题。 宋太祖在宋朝建立之初就定下了“以文驭武”的政策，为的是将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及至宋朝中期，在与金朝长期对峙的形势下，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者在遵守“祖宗家法”和巩固国防之间一度难以取舍。王庶作为士大夫的代表，在朝中的地位远胜于曲端，加上“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来已夙矣。高宗之见废于苗、刘而益疑”［16］，当王庶称曲端有“反心”时，原本就对武将存有戒心的宋高宗便决定在秦陇地区提前实施“释兵权”行动。

注释：

①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王智勇的《论曲端》（登载于《宋代文化研究》第八辑，巴蜀书社1999 年出版，第95-101 页）、孙继民的 《俄藏黑水城宋代文书所见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王庶被拘事件》（登载于《宋史研究论丛》第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第 222-235 页）、王军营的《南宋初期延安失陷史事发微》（登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7 年第 1 期，第 23-28 页）、侯孟晗的《王庶研究》（河北大学2018 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