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晴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娼妓的生存状况很大程度上受社会、 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娼妓的认知，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明显的差异。 五四时期在启蒙理性观照下，娼妓被寄予人道主义关怀，成为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派生物；20世纪30年代娼妓的苦难生活被敞开，成为批判社会现实的 “利器”；40年代娼妓形象或跃升为民族气节的捍卫者，或跌落为世俗欲望的追求者，回归到圣女与妖女的认知框架。 其中，左翼文学将娼妓的遭遇与沉重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剖析外界压力，揭示生存艰难，提供了娼妓描写的社会学模板，在文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娼妓泛滥：社会纵容

民国肇始，政局动荡，民生凋敝。 女性因性别限制，更是求生无路，被迫沦为娼妓。 “弃良为娼”现象引发了左翼知识分子的关注，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把笔触伸向底层娼妓的日常生活，关注她们的遭际，用朴实无华的语言书写她们悲惨的命运， 揭示她们苦难的非人生活，为她们鸣不平。 孙席珍的《裙子》、丁玲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李俊民的《人与人之间》和草明的《倾跌》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从社会现实看， 底层女性进学堂的机会微乎其微，立身的知识与能力薄弱，缺少劳动技能，就业屡屡受挫，穷途末路便不再避讳出卖身体。 《倾跌》中的苏七和阿屈被裁员后，无法生存，踏入性产业。 《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中的阿英知道女性从业的困难，便在上海一直从事卖淫行当。 《裙子》中的小香水从贫穷的家乡来到城市， 只能通过出卖身体换取生活物资。 《人与人之间》中的女叫化陪着衣冠楚楚的男人上了好多次台面。 《丽莎的哀怨》中的“我”和伯爵夫人“明目张胆”地在白渡桥勾引寻欢的客人。 这种赚钱方式简单、 快速， 较易吸引缺乏劳动技能的女性。以北京和上海为例，“截止到1920年，北京仅公娼就占女性总量的1/192。 上海在抗战前，公共租界内的34974名女性中， 据说有卖淫者25000人”［1］。 虽然从社会学的角度说，“底层女性从事性服务业属于一种劳动， 因为性是她们唯一拥有的劳动资本”［2］，但是这种劳动只能让女性愈加沉沦。

清代以来盛行的公娼制度助长了男性狎妓的风气。 难以遏制的娼妓现象和这些女性背后难以下咽的苦涩成为左翼作家批判社会的“宣泄口”。 《裙子》借大学生之口发出疑问：“难道城里挂了青白旗之后，诸色人等都可以从此平等解放，都可以做清白人吗？”［3］320有意味的是，故事以小香水接待佩戴青白徽章的客人， 暗示了五四以来废娼运动与救济妓女活动的表里不一。

由于缺少充裕的时间制定新的律法， 涉及娼妓问题的法律法规一直停滞不前。 虽然法律经过1928和1935年两次修改， 但关涉娼妓业的条文只是注重防范娼妓危害，减少娼妓来源，而非取缔娼妓。 《倾跌》中“我”看到苏七和阿屈被带往警局，没有表现出对同伴处境的担忧。从路人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娼妓被抓是一件寻常事。民众对娼妓问题的麻木、法律制度的松懈以及执法人员的随性， 共同助长了社会上的狎妓风气，这也反映出在动荡年代，短时间内无法妥善解决娼妓问题。

二、娼妓成因：经济所迫

女性沦为娼妓，除了社会纵容以外，更重要的是经济困窘。 一方面，民国经济本就脆弱，连年的自然灾害犹如雪上加霜，又因兵灾不断，民众始终处于颠沛流离之中， 因经济所迫女性堕落为娼的比率就非常高。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西方工业化生产方式输入中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经济组织，农村面临破产，一批批农村女性逃亡或被迫来到城市，但在经济危机的狂浪中，就业岗位削减，有工作的女性尚难保全自身，没有工作的女性为了生存，只能以出卖身体换取生活的酬报”［4］。 就业市场的持续低迷，城市女性做工无路，农村女性更是被公开买卖，变相促进了娼妓行业的繁荣。

女叫化在四五岁时被父亲从“靠天吃饭”的农村卖了出去，在上海辗转多个弄堂谋生，她不愿意再过“咬紧牙关眼泪直望肚里吞”的穷日子，便做了娼妓养活自己。阿英也因为贫穷早早离家，过着卖身积攒家私的生活。阿屈和苏七被乡里的丝厂挤了出来，跑到城里寻求“活路”，只为吃上饭，走上卖身路。 她们身上展露出底层女性实现经济独立的渠道狭窄、生活几乎无着落的困境。 面对经济的窘迫和现实的苦况，她们只能走旁门左道。

仅从物质层面看，她们成为娼妓后，生活上的确实现了富足：小香水由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转变为过着“安闲”的日子。阿英的娼妓生涯藏积了不少家私。 苏七沦落为娼后，还清了各项债务。 不难看出，当绝境出现一丝生机时，她们便毫不犹豫地抓住。 生存的艰难让她们为了活下去甘愿放下心中的不愿、自尊与自爱，残酷的现实让她们明白，当基本的生存都变得困难时， 适当的变通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

女性沦为娼妓后，受周遭环境的影响，羞耻感和道德观也发生动摇。小香水“以为当妓女是最不名誉的，而且是最下贱的……但在这等时候，妓女的观念是被抛在意识之外了”［3］314。 《倾跌》中的“我”起初气愤苏七自甘堕落成为暗娼，心里有点瞧不起她，觉得她不值得尊重， 但知晓苏七内心无时无刻不遭受着苦楚后，又使“我”完全同情她。“我”明白她们实在无路可走，才选择做娼妓，因此不再从道德伦理层面审视她们的行为。 这些女性身上也显示出灵与肉的撕裂，呈现出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极大的落差。

妓女们堕落之前认真生活，辛苦劳动，但努力也是徒劳， 所经受的一切似乎都成为她们沦落风尘的铺垫。苏七与阿屈最初在工厂勤勤恳恳地工作，但城市老板借故开除工人，农村的丝厂时常停闭，资本小的工厂也停闭下来，导致女工大量失业。生活的困顿对欲望和人性产生极端性的挤压， 悲惨而严峻的就业情形催生部分女性放弃工作。 出卖身体表明生活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不能不在贞节与生存面前艰难抉择。以前活蹦乱跳的苏七，总为两顿饭变得忧郁， 为生活焦急了几个月的她终于决定走上卖身的道路。 倔强的阿屈也向生活妥协，在被老板开除后，走上和苏七一样的道路。

三、娼妓形象：时代之表征

在传统语境中， 风月场被看作展现风度与文采的“文雅场所”，逐渐形成所谓的“名妓文化”。尽管朝代更迭，但文人叙述的娼妓形象始终限制在“色艺双馨”的名妓或耽于享乐的恶妓范围内。 “进入二十世纪，资本制度建立，大批贫困农民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妻女被迫沦为娼妓， 娼妓群体呈现多层次的状况，催生文学叙事中娼妓形象的多元化倾向”［5］。 在现代主流话语中，娼妓成为一种隐喻，一种建构社会性别身份的媒介。 作家通过对娼妓形象的感知与想象达到对民族现代化、妇女解放等问题的思考，建立新的自我想象与自我认同。

不同时代的作家因文化背景的差异， 形成对妓女形象的想象性偏差。 杜十娘、霍小玉、李香君乃至李师师这些传统文化中的“妓女”叙事话语既有揭示男性寡情的模式，又有缠绵、哀怨的名士加妓女的暧昧模式。随着“名妓文化”的消散，左翼文学中的娼妓已并非大众所追崇和争相夸赞的“高雅群体”，而是结合时代背景被重新塑造成另一幅面孔重现文坛。左翼作家多是站在最广大的受压迫者的立场上慷慨陈词，奔涌着一股充沛的人道主义力量，表达了其对道德伦理、社会现实的忧患意识，娼妓由此成为文人抒发悲愤之感和反思社会的时代符码。

尽管民国时期人们对妇女的社会地位、 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但她们仍不具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就业依旧受限。尽管阿英展露出个体的觉悟，即不寄望于依托丈夫，意愿以自己的身体易取生活资料，自主自立，但她获取生存资源的渠道远离不了男性。小香水和女叫化通过被男性叫局和应酬来获得收入，丽莎与伯爵夫人也依靠在男性面前跳裸体舞和卖身来赚得生计。这些女性在经济上受男性影响颇深，她们所遭遇的不公与苦难，似乎都与男性脱不了干系。正是由于男性对女性欲望的不加抑制和纵容， 才造成女性为娼的困境。

苏七和阿屈通过站街的方式拉客， 在路边如商品般任人挑选；丽莎在公共场所被随意搭讪和调戏。在这里，女性均被“物化”，她们不再是“人”，而是作为“物品”被随意玩弄与践踏，民众指责她们败坏道德，破坏家庭，应当遭受排斥和冷眼，但对真正的“罪魁祸首”——男性却百般放任与纵容。 这也反映出女性对被奴役、被压迫的不自知与无意识。

妓女的悲剧不仅在于舍弃尊严和出卖肉体，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想象层面的“污名化”。 《裙子》写张家口明令妓女不许穿裙子，上街须围黑纱，这相当于贴上“我是妓女”的标签，就像《红字》的女主人公胸前佩戴着红色A字， 以一种耻辱的方式折磨着灵魂。她们虽摆脱了物质上的贫困，内心却留下创伤，无论怎样挣扎也摆脱不了社会上的“另眼相待”。 她们呓语式的独白不仅反映出对自身境况持续恶化的清晰感知，也显露出无助的心性与情绪的波折。作家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妓女作为叙述焦点， 既揭示了社会上的性别压迫， 也传达出他们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抗之情。

左翼知识分子关注底层苦难， 将目光转向底层最受压迫的群体——娼妓，可以说“娼妓形象在现代主流话语中被重新确立， 既受民族国家现代性转型直接影响， 又与民族国家现代性叙事话语有错综复杂的关系”［6］。 现代文学娼妓形象历经几许变迁，身上被赋予了多重内涵。 不同时期作家创造的女性也呈现出叙事的割裂性、 权利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性。 左翼文学把娼妓作为时代表征，把她们整合入宏大叙事，体现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关注底层苦难的悲悯情怀和揭示社会根源的批判精神。

四、结语

左翼知识分子把被侮辱、 被损害的娼妓群体作为书写对象，叙述她们在现实中面临的困境与苦楚，传达对现实的反叛和批判意识， 这样的写作认知颠覆了传统娼妓题材的书写模式， 打破了 “妖女与名妓”的文学想象。 在左翼作家笔下，书写娼妓的作品细致而逼真地刻画了那个时代底层女性的苦难：她们身心被残酷地剥蚀，像蝼蚁一样生活，微弱的希望在无尽的愁苦和压迫中消磨。 娼妓们默默承受着不间断的剥削，在现实的苦难中万劫不复。 可以说，左翼文学娼妓书写重新构建了一种对社会的控诉模式，揭示了娼妓在文明社会遭受非人待遇、处于沉重苦难中的现实境况，具有重要的社会学和文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