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利韩 梅

（1.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2.浙江传媒学院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智慧城市建设方兴未艾

智慧城市的概念自IBM公司2009年提出以来，迅即在全球引发热潮，不仅其理论研究层层深入，实践探索更是方兴未艾。2014年，我国印发实施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1］，并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全面发展智慧城市。［2］工信部《2014年ICT深度观察》披露，我国100%的副省级及以上城市、89%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和47%的县（区）级及以上城市正在建设智慧城市，52个地级以上城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进行重点打造。［3］2014-2020年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搭乘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将进一步借力数字技术进步。工信部《2020年ICT深度观察》描画的未来社会治理蓝图是基于城市信息模型（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CIM），打造数字孪生社会大脑，运用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智能分析、模拟仿真和预测预警，实现社会治理全局调度与协同治理。［4］未来社会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化，政府、基层社区、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各类主体高度自治、相互关联、信息共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群体。

2014-2020年，在实践层面，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集中在各种信息技术领域突破方面，它通过智能计算技术的应用，使城市管理、教育、医疗、房地产、交通运输、公共事业和公众安全等基础设施组件和服务更互联、更高效、更智能。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公共信息设施、大数据库、云计算平台、一卡通等广泛应用到城市基础网络，使得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能建筑、智能家居、智能医疗等得到极大发展，城市的信息化、智能化、人本化亦获得极大彰显，由此带动科学管理、特色产业、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和居民幸福指数全面提升。

二、智慧城市建设与新媒体发展融合

（一）智慧城市建设与媒体融合并行推出政务新媒体矩阵

政务新媒体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智慧政务位居智慧城市核心领域，已经成为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和作风、优化政务管理环节、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日渐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重要渠道。政务新媒体通过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App的功能互补，形成政务新媒体矩阵，在提升用户黏度和互动性方面发挥出整体优势，是引导网上舆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阵地，形成了形式上鲜活、内容上高质、运维上灵活的政务新媒体，实现政务信息与民众需求之间的精准对接，使政府提升公信力，赢得更好的口碑。

根据工信部《2020年ICT深度观察》提供的数据，智慧城市正在向务实推进，重点场景智能决策与部门间协同联动是当前两大重点。AI技术加快融入城市各个细分场景，提升智能决策水平。当前，AI技术已融入智慧消防、智慧能源、智慧交通、智慧安防、智慧旅游等各个领域。如在智慧消防领域，纽约消防部门将导致房屋起火的因素细分为60个，通过AI算法对33万栋建筑物进行火灾危险指数评估，划分出重点监测和检查对象，有效预防了火灾的发生。在智慧旅游领域，敦煌构建了智慧旅游系统，使用AI技术分析游客行为与流量分布特征，使服务人员减少30%、景区游客承载能力提升40%。基于业务需求打通不同系统，提升城市跨部门协同联动水平。平台调度功能能够实现跨部门协同联动，当前主要聚焦在智慧应急、智慧政务、智慧社区等场景。例如，智慧应急方面，深圳市盐田区应急指挥平台实现灾害来临时气象、交通、公安、物资等多部门联动；智慧政务方面，广东政务平台“粤省事”整合社保、出入境、交管、户政等政务，实现高频服务事项“指尖通办”。

（二）融媒体平台在智慧城镇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融媒体平台建设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案例。2011年长兴整合当地的媒体资源成立了长兴传媒集团后，对组织架构进行了设计重构，整体运作力求有效。八年来，长兴传媒集团打通了移动传播渠道，并实现与原有传统媒体传播渠道的融合创新；整合资源，强化内容生产，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融媒产品；推动媒体运营，使得集团总创收实现逆市上扬，逐年增长；守住了本土舆论阵地，基本上没有受到社会自媒体的冲击；媒体影响力、传播力都得到了提升，更好地引领和服务了本土社会经济。目前，长兴模式、安吉模式正在向全国推广，并取得了积极进展。

（三）社会公共服务接入新媒体

智慧城市内涵全面覆盖城市生活各个环节，上海、重庆、杭州等地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将交通、社保、医疗等一系列社会公共服务接入新媒体，使企业和公众能够更加灵活地访问官方数据、享受政府服务，从而为用户创造更加丰富的移动应用场景。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物流、智能购物等借助新媒体已经悄然进入城镇居民生活。嘉兴市罗马都市社区打造智慧社区，居民可以在智能终端上实现一键家居控制、安防报警、火车票预订、物业报修等功能。

三、智慧城市建设亟须提升我国传媒从业者媒介素养

智慧城市建设亟须提升我国传媒从业者媒介素养，这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所决定。

（一）媒介需要被重新定义：新媒体崛起模糊了媒介的边缘

关于新媒体的界定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相对观点，即新媒体是相对于旧媒体而言的；另一种是绝对观点，是将新媒体理解为以数字传播技术为支撑的媒介群。［5］计世资讯给出的新媒体定义是：始于2006年的新媒体是以广泛的互联网为基础，融合P2P流传输、宽频无线远程传输、定向可控广播传输等新技术，以计算机、电视机、手机（含PDA）为显示终端，呈现所有视频、音频、文字内容的服务平台。［6］报纸、杂志、电视、广播是比较明确的传统媒体，而互联网属性下的各种网站，介于新旧媒体的过渡阶段，具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双重属性。今天，我们再来关注新媒体的定义，就会发现眼下新媒体已不仅仅是视频、音频、文字内容的服务平台，更成为社会综合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利器。媒介传播信息的功能被数字化传播技术赋能，并由单向传播为主转向交互式传播。媒介融合的发展也不仅仅呈现出“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你就是我，我就是你”［7］的特征，而更像是“打破一个你，打破一个我，团成泥巴，再捏出无数个娃娃”。对于媒介从业者来说，重新认识媒介、了解媒介动态发展的特征、研究媒介发展规律已经关系到媒介从业人员的生存和发展。

（二）角色身份需要重新定位：政务新媒体崛起改变了传媒从业人员身份

智慧城市建设与媒介融合相伴而行，碰撞交汇，传媒从业人员急需重新进行身份定位。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承担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通过采访了解基层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信息的重要任务。智慧政务时代，在政务新媒体矩阵中，政务工作者与传播者合二为一。政务工作者进行政务信息发布成为传播的新常态，政务多媒体采编与发布，成为新的工作形态。同时，在城镇智慧服务中，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多媒体采编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成为智慧公共服务的媒体人才。在交通、医疗、购物等智慧服务新媒体平台，会涌现出大量集新媒体内容生产、发布、沟通等为一体的新型传媒人才。

（三）工作方式需要转型：从传播主体到参与互动交流的信息综合处理者

新媒体呈现出明显的第二媒介特征。马克·波斯特所说的“第二媒介时代”，是相对于20世纪大部分年代里盛行的“播放型传播模式”（Broadcast Model of Communications）所对应的“第一媒介时代”而言的。［8］当时，信息的发布权掌握在极少数专家知识分子手里，受众只能被动地接收信息，并且没有互动交流。随着数字化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正在形成，其中“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三个概念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传媒从业者也从传播主体转型为身处信息旋涡，需要通过互动交流来梳理、整合、分析、研判信息的综合处理者。

在自媒体时代，普通个人介入新闻生产和大众传播过程已经成为常态。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许多DV影像就是网友传到视频网站公之于众的，使我们了解了地震时的动荡、地震后的破败，清晰地知晓了这个事件的方方面面。2018年9月17日，深圳遭遇了35年以来最强台风“山竹”，彼时风雨大作，树木被连根拔起，巨浪拍打击碎了沿海酒店的落地窗。当传统媒体的记者还没有来得及出发去灾情最严重的地方进行拍摄，我们已经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网友拍摄的现场短视频，这令传统媒体从业人员感到自己发布信息的权威地位已经被现场的拍客取而代之。当前，中央电视台和各省级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已经大量使用网友拍摄的视频，由传统媒体从业人员进行编辑后播出。由于智能手机功能的扩展，目前手机屏幕或键盘成为基本的信息输入设备；分辨率、灵敏度越来越高的屏幕可以成为视频播放器和游戏终端；而越来越高像素的摄像头，更使手机成为数码相机、摄像机的替代品；标准的录音和多媒体播放装置（用于语音通话）也为录音、音乐、视频播放方面的扩展带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更为关键的是，手机网络可以随时随地在线，这正是未来新闻内容生产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基础。

四、提升我国传媒工作者媒介素养的意义与途径

（一）提升我国传媒工作者媒介素养的意义

我国的媒介融合经历了学者们的探讨、业界的实践走到今天，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广播电视作为强势媒体，如今正在遭遇多种挑战。“我们难以回避群众的听力和视线正在发生转移，难以回避广电媒体的影响力传播力正在产生分散和降低，难以回避最新科技成果和网络信息优势与广电行业嫁接的迟缓与薄弱，难以回避以上原因所造成的广电机构正面临的生存挑战和发展压力。”［9］

随着媒介融合发展态势的进一步明朗，全国广播电视的深度改革已经拉开帷幕。2019年1月1日起，上海广播电视台（SMG）旗下的多个频道进行重大调整，标志着地面频道关停并转紧缩时代的到来。起步于美国的掐线运动（cord-cutting）也在我国的有线电视行业发生了。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减少1044.1万户，降幅达4.99%（格兰研究）。［10］与此同时，各种新兴技术运用到视频业，使得视频的社交性和强体验被释放，用户流量日益流向互联网。基于数据营销的广告精准投放，视频、直播平台成了用户集中地，也成了流量爆点，也就是广告的聚焦点。电视作为以视频生产为主的强势传统媒体，其用户正在大量流失。

由于我国媒介正处在媒介融合的动态之中，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文化素养不但对构建新的媒介文化生态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媒介融合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相比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传统媒体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显得疲惫且被动。广播电视内容生产者虽然在行政命令的驱动下，整合并建立了全媒体中心，推出了手机移动客户端App，但是在移动用户的市场争夺中始终无法占据主动地位。这些都与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有着重要关联。新型媒介文化是“参与式”文化，提倡对新型媒介内容的“参与”与“共享”。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主动参与到城市的智慧服务中，不但是城市智慧服务一个新的十分可行的思路，而且也关系到传统媒体在媒介融合过程中的发展路径问题。由此，如何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就成为决定媒介是否能够在国家发展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作用的重要因素，媒介从业人员通过提升媒介素养而参与到智慧城市建设中具有现实意义。

（二）提升我国传媒工作者媒介素养的途径

首先，要对媒介素养有正确的认知。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对媒介素养给出如下定义：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在面对不同媒体中的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11］在以大数据、云计算、AI智能为技术支持的智慧媒体时代，对于信息的研判能力变得尤为重要。由于大数据推送信息具有个性化量身定制的特点，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出现同质化趋势，长期接受相同或相似信息，审美和判断会受其引导而出现偏差。所以，如何正确研判信息、建设性地使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成为当今媒介素养的重要内容。由于新兴智能媒体具有强烈的“第二媒体”特征，传媒从业者和普通网民同样需要提升媒介素养。同时，作为专业传播者，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公众的意见领袖，所以，正确地判断和评估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是传媒从业者必须具备的媒介素养。

其次，要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伦理建构中。新媒体环境下，“第二媒介”的本质特征就是双向沟通和去中心化。以网络为例，微博、微信、抖音等短视频客户端的开通为公众发布信息提供了平台，每一个公民既可以是受众，也可以是传播者，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成员都是媒介公民。各种虚假新闻、搞笑文字、恶搞图片、低俗直播在网络上层出不穷，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规范网络行为的新要求，政府发布了相关法律政策，然而公众提高自身内在媒介素养才是关键。传媒从业者作为权威信息的发布者要学习媒介、了解媒介，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媒介。尤其是兼有智慧政务功能的融媒体平台，作为官方媒体，依然承担着“党的喉舌”“政令发布”等重要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指导构建媒介素养，不但可行而且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最后，将媒介素养的提升作为传媒从业人员破局的突破口，通过提升传媒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研究媒介融合发展的规律，重新找到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提高媒介素养最重要的是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作为传媒从业者要学会利用媒介资源，就必须积极主动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传媒从业者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学习使用新的媒体技术。数字存储技术、数字编辑技术、数字网络技术和数字表现技术都处于动态发展中。如今，基于人工智能、精准算法、数据驱动等新技术的智媒正在深度重构新闻生产传播的全流程。以“智媒云3.0”版本发布为代表的智媒完成更新迭代后，突出智媒实验室、智慧内容与智媒新基建，完成从单一媒体形态到多维媒体形态的转变。［12］传媒从业者通过学习提升媒介素养的同时，必然可以重新定位自己在未来媒体传播中的身份，摆脱困境，找到新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