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立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平顶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科学理论是引导革命事业一步步走向胜利的保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明显特质之一。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就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的，从学习中走来，在学习中推进理论的成熟，这种不断追求进步的学习精神，贯穿党的奋进过程。延安时期，为了消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根源，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理论联系抗战实际的优良学风，注重理论学习要以抗战的现实问题为着眼点，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并把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视为理论学习教育的重要任务。知识分子的理论学习教育，一般与党对干部、普通民众的学习活动有叠加的共性特征，又与这些阶层的学习活动分别开来，呈现出其独有的特殊性。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618本文所谓知识分子群体是指汇集在延安，主动地学习党的理论，针对抗战实际而从事理论的传授、研究与宣传的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理论学习教育中，依靠外在的价值引导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其学习的内容与方法随着抗战的实际发展而变化，促使其在思想上自觉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并与党的领袖进行互动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坚力量，从而在行动上成为理论学习教育的楷模。

当前学界对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学习教育的研究，多侧重于从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及其经验总结的角度阐述，对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理论学习制度建设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为此，梳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理论学习教育的相关活动，了解其理论学习与教育活动，有助于我们把握知识分子理论学习的内容及实质，探讨其对于抗战事业的作用，得到相应的历史启示。

一、明确学习教育的缘由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重视理论武装和理论指引。强化理论武装、注重理论学习是党的优良传统，更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鲜活呈现。延安时期是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也是党的理论学习教育取得累累硕果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曾说过两个活动开展得比较有意义，一个是大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2］177。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学习活动，人人讲学习、谈学习，以学习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开展是有缘由的，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年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缺乏革命的斗争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斗争的实践之结合的认知还有距离。在这种条件下，开展理论学习教育是提升全党的理论程度和政治水平的需要，是批驳教条主义的需要，更是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一）提升理论水平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百年党史的实践充分证明，科学的理论具有引领实践走向胜利的功能。那么，对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牢牢推进理论创新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为什么在革命和建设中会出现失误甚至犯错呢？分析其根源，原因不是在理论本身，而是在于理论的运用和对待理论的立场问题。实际上，对待理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坚持联系实际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态度。要想战胜恶劣的环境，取得斗争的胜利，势必需要不断地学习。在革命斗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重视理论学习、善于总结斗争经验，战胜困难，创建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但是，在革命斗争中，一些知识分子有时候会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式的“理解”，究其根源，“党的根本缺乏就在于理论的和政治的水平线太低，太幼稚”［3］616。在这样的环境中，纠正一些知识分子的错误认知，使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同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了解中国革命的工具。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与塑造，将其吸收到党领导的革命话语体系之中。由此，提升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知识分子的头脑，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的理论尤为迫切。

（二）批判教条主义

学习，是党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的发展就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在学习过程中，时而伴随着“左”倾和右倾错误的侵扰，从其形成的根源来看，就是理论与抗战实际的脱离，这与教条主义的认知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知识分子只会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语句，理论学习与革命斗争实际严重脱节，从而使革命受到打击。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了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指出了理论学习联系抗战实际的重要性，强调学习是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需要，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以此把它作为重要的问题讲出来，引起大家的重视。如何改变旧的社会、建设新社会，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于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在以往理论学习中，有些知识分子热衷于纯理论的研究，不愿意调查研究，想通过批判社会和思想启蒙来达到推动社会变革之目的，张口闭口就是“拿本本来”。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对这些人进行了描绘：“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对于理论学习，毛泽东历来反对照抄照搬，主张革命斗争需要了解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因为教条主义是依照本本来做事，用本本来套生活，似乎本本上已经有处置复杂问题的现成方案。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进行理论学习，批判教条主义是总结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是主观和客观结合的需要。

（三）适应革命斗争

理论学习是促使革命事业沿着正确轨道顺利前进的保证。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之所以重视理论学习，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就在于坚持学习要和抗战实际联系起来，调查研究要注重学和做的结合，这不仅是有效防范教条主义的基本措施，也是适应革命斗争的发展需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需要一大批具有较高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知识分子，然而“现有的干部有各种的缺点，政治上的、能力上的、思想上的、意识上的缺点都有”［4］69。照抄照搬的现象，学习与抗战实际的脱节，抗战形势发展与一些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实际能力相冲突，这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密切关注。党把理论学习作为“重要的问题”摆到首要的位置，规定了学习的具体要求，重视知识分子的理论学习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二、建立学习教育的制度

延安整风运动不仅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更是对知识分子进行的塑造活动，用意就是总结教训，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认知，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事实上，在理论学习教育中，党的组织与领导是延安时期学习教育的重要保障，建立学习教育的制度是确保知识分子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保证。理论学习不仅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塑造知识分子的主要方式。为了从思想上清除主观主义的恶劣影响，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了“理论学习”的问题，应当学习他们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1］533-534。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避免把它看成教条，结合抗战的实际情况，用本民族的语言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其具有新的内涵。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的理论学习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哲学化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使用的思想方法。

（一）创立学习教育的组织与管理体系

设立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体系是确保理论学习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1940年1月，党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区党委编辑各种适用于下级党部用的教材与提纲，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下应设立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工作”［5］228。在学习过程中，明晰了相关机构的责任。同年3月，中央作出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明确指出，各级党的组织须为学习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料，须列入在职教育预算。

当时的宣传工作议案要求每个在职干部应当了解学习是每一个党员的责任，把学习得好不好作为判断干部合格标准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级组织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来督促和管理知识分子的理论学习，并把知识分子的理论学习当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以确保学习收到成效。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思想斗争是一切革命斗争的前提”［6］83。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自觉地确立无产阶级意识是理论学习开展的前提和条件，要在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行为与思想是否合乎要求。吴介民曾谈到，正是通过外在的督促，自己完成了从组织上入党到从思想上入党的转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克服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提高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这是阶级属性转变的关键，也是深化党的思想领导有效方式。通过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有益于知识分子形成相近的价值取向。党的组织与领导体系的创设，不仅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和要求，对知识分子理论学习作出了明确规定，确保了学习教育的开展，而且为理论学习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保障。

（二）建立相应的学习制度

如何将党的理论落到实处，让理论学习计划得到贯彻，确保理论学习的成效，建立与完善相关的学习监督、抽查与培训制度，这是确保学习制度能够有效执行的重中之重。确保制度得到执行，形成制度意识，也是确保制度执行力实现的关键。延安时期，理论学习教育制度主要有学习制度、抽查制度和训练制度等，以制度来促进学习。

建立学习制度，有章可循。科学的学习制度是促进知识分子学习的基础，边区制定了相关的措施，规定了学习时间，指定了学习内容。“上午看书，晚上开讨论会，在大队与连队的干部，规定为上午8时至下午4时，并设立了值日员的制度，管理日常一部分工作，给该部负责同志以学习的时间。”［7］对于理论学习的开展，列出了详细的要求，明确学习内容，定时召开讨论会，要求参与人员态度要诚恳、客观，而不能相互指责，达到相互之间的交流。“工作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2］182发扬“挤”的精神和“钻”的精神，没时间就“挤”，读不懂就“钻”，将好的经验和教训推广到其他部门。

探索抽查制度，检验学习成效。为了能够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党的策略列入学习教育的计划，并作为成绩抽查的标准。每隔一段时间，派出巡视人员，进行学习情况的检查，或抽查或组织考试，“对日记的检查的方法，是采用抽查的方式，在检查的时候，不仅要看是否经常写，而且注意内容是否适合要求，不妥当的字句，给予必要的改正，这样对于写日记的同志会有更多的帮助”［8］。这些抽查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有效地保证了学习的质量。

规范学习教材，教材贴近抗战。编撰联系抗战实际的教材也是提升理论学习的重要一步，更是确保理论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支撑。为了提升教材的质量，边区规范管理学习教材，组建了教材研究委员会，要求教材的编纂突出抗日化的原则，注重借鉴苏联教材的撰写经验。同时，注意用群众喜欢的话语来撰写，改变了以往理论脱离实际的风气。这些凸显抗战实际、紧密联系生活的新教材，令人耳目一新，心中疑惑烟消云散。

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抗日色彩的教材也极大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教材学习与自身思想状况相结合是确保理论学习教育收到实效的关键之所在。通过学习，据徐懋庸回忆：“做工作要尽职尽责，如当教师的要安心专心，说这是很重要的工作，表扬了张如心安心做教师的精神。”［9］106知识分子抛弃心中原有的错误思想认知，如陈唯实、曹葆华、何定华等，转变了革命觉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除了提供高质量的学习教材以外，培养优秀教员也是确保学习活动开展的重要条件。为了培养优秀教员，边区开设教员训练班。抗大从团级以上的学员中挑选一些学习好的红军干部，进行点对点的示范和引导之后，青年教员逐步成长起来，如廖盖隆、田家英、徐伟立、胡华等，这为理论学习教育增添了新的血液，尤其是通过教员训练班，完善相关措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教学能力得以提升，涌现出了如张如心、罗世文、李培楠、邵式平、宋侃夫、王观澜、李卓然等优秀的政治教员，理论水平高，并能独当一面。经过培养，青年学者逐渐地成长起来，如宋平、邓力群、马洪、吴允中、田家英、廖盖隆等，他们有执着的信念，是战火中薪火传递的坚守者。正是因为有一批优秀的教员，才使得知识分子的理论学习教育得以顺利地开展下去。

三、拓展学习教育的形式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理论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党的政策等，注重理论学习与抗战实际相结合，以便于提升知识分子的革命自觉。为了确保理论学习得到实效，在学习路径上，中国共产党结合抗战的实际情况，拓展学习教育的形式，针对不同的知识分子和不同的教育内容，学习有所侧重，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关的活动，如创办期刊、报纸，鼓励知识分子参与研究会、学习小组，翻译与撰写文章等，这些载体成为知识分子学习与宣传党的理论阵地，更成为培养抗战所需人才的平台。抗战革命的特殊需求，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充实到党的队伍中来。对于知识分子，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格外关注。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理论学习教育，促使知识分子内在思想的转变，促成了知识分子有别于其他阶层的革命主动性和自觉性。

（一）成立理论研究会

革命的发展需要科学的理论作指导，理论研究会是党的理论研究与宣传的重要阵地。在毛泽东倡议下，1938年何思敬、艾思奇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其目的是在战争中提升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使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抗战。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指出：“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10］新哲学会对实际工作进行了理论指导。首先，成立研究会目的是让知识分子关注抗战，对抗战进行理论指导。“在哲学上，在理论上，我们更缺少专门化的东西，新哲学的发起，就是把目前作得不很够的理论工作推进一步。”[11]新哲学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注重把理论研究和抗战实际结合起来。其次，新哲学会有助于提升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增强理论的吸引力。据参加新哲学会的当事人回忆，毛泽东讲哲学注重和现实联系，注重用故事来说明深奥的理论问题，“参加听讲的人，有学员、教员，听者不断发出掌声和欢笑声”［12］。能把哲学讲得如此引人入胜，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和新哲学会把理论与战争实际有机融合的高超水平，善于从事例中提升大家的认知水平。知识分子学会用先进的革命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并以革命的话语呈现出来，其认知才能够被制度化。因此，理论研究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知识分子参与理论研究会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学习方式。加入新哲学会的有大学教师、党政机关的专业人士等，他们一边从事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一边从事哲学方面的宣传及翻译。在学习过程中，理论水平高的学者帮助水平低的学者，学习者之间相互讨论与交流。据于光远在追忆何思敬老师的文章中谈到，新哲学会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了交流，大家热烈地讨论，气氛活跃，讨论会一直开到下午七点半。为了经常研讨哲学问题，弥补研讨会时间少的不足，还成立了老中青搭配结合的读书小组，如“张闻天组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读书组，张如心组织的《资本论》读书组，于光远组织的《反杜林论》读书组”［13］107。

多样化的学习，深入的研讨，细致的交流，推心置腹的交谈，读书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尤其是中央领导人带头讲哲学、学哲学、用哲学，激发起大家学习哲学的兴趣，众人纷纷加入这些活动，主动地借阅书籍，相互交流，争当学习的标兵。知识分子参与这样的理论研究会，提升了自己的理论水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

（二）创办期刊等学习载体

延安时期创办期刊，契合了知识分子理论学习教育的需求。同时，利用有效的学习载体，拓宽了学习教育的阵地，强化了理论教育的学习平台。在知识分子的理论学习教育中，党中央注重学习载体的建设，对创办的期刊给予了厚望，要求期刊既要宣传好党的政策，又要服务于抗战的实际，与大家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开展相关的学习活动。因为马克思主义原著是记录思想的学习载体，理论学习教育要和研究原著相结合，这是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方法。如果理论学习不研究原著，理论就缺失了根基。为了更好地学习原著，把抽象的理论大众化，好的期刊就是理论的载体，更是理论学习最好的教材，是学好原著的重要依托。如艾思奇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就是植根于民众的生活实践，贴近抗战实际，再加上通俗的语言，成了知识分子的首选读物。

当然，期刊能够取得这样的传播成效，与党中央、边区的指导是密切相联系的。正是因为党的重视和关怀，众人纷纷为期刊、党报写文章。据温济泽回忆，当时《解放日报》的编辑有艾思奇、陈学昭等，他们刊出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不仅在根据地广为流传，而且传播到国统区和沦陷区。正是因为丰富的生活素材和感人的事迹，让老百姓知道了国民党打内战是非正义的，才会给民众以强烈的震撼。国统区的一个青年在信中说：“每当听了延安的声音，就像在茫茫的夜里看到了灯塔，见到了阳光”［14］196。借助期刊等学习载体，理论学习阵地更加丰富多样，尤其是知识分子通过读书、看报、小组讨论交流，形成了理论学习的氛围，众人从思想深处汲取了经验，从而在抗战行动中自觉抵御教条主义的干扰，推进了理论学习教育向纵深方向发展。

（三）创设学习训练班

边区除了创设期刊外，还举办学习培训班，这些培训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为了提升知识分子理论水平，使培训活动扎实有效，边区注重开设各种短期学习训练班，学时灵活，简单易行，在抗战中形成了理论学习的有效方式。同时，党的领袖亲自到训练班讲演，谆谆教导大家。理论学习不仅仅是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活学活用，有的放矢。另外，在培训中，选拔理论素养高的知识分子担任政治教员，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拟出教授提纲，灵活施教。对于一些学习不求甚解的人，指出了其错误之根源，就是忽略了在实际斗争经验中去检验所研究的东西，特别是因为知识青年一般缺少斗争经验，对“左”倾错误思潮和右倾机会主义认识不深刻。“什么是‘左’倾的冒险主义的思想方法的根源？就是太过性急地想到主观的要求，就是不能忍受革命的客观困难条件要求我们的艰苦而长期斗争。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方法上的根源？就是当客观事实条件的发展，已经需要他们向前进一步的时候，而他们却偏要站着不动，就是事实上对反动势力的进攻所采取的调和立场，这一切都是表示在革命上不能从客观事实条件出发，而从主观的愿望出发。”［15］由此，启发知识分子要想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需要从客观事实出发，抛弃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认知，才可以从根本上杜绝“左”倾的错误思想。通过学习训练班，批驳了错误思潮，提升了理论学习的效果。

四、创新学习教育的方法

除了利用有效的载体以外，党还注重创新学习教育的方法，如参与交流式学习方法，让学习者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中感悟真理，在理论和抗战的实际结合中觉醒。

（一）参与交流式学习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转变为具有中国风格的思想理论。显然，这种带有中国特点的思想理论，是针对理论教条化倾向的，向知识分子表明了学习理论不能照抄照搬，要和抗战实际结合起来。在理论学习过程中，不论是理论研究会还是学习训练班，都注重让知识分子参与其中，进行参与交流式学习，以达到对党的理论的融会贯通，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那么，如何防范和克服教条主义呢？教条主义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具有不同的哲学前提，前者是以形而上学为根基，而后者则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根基。由此，要想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需要与主观主义划清界限，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知识分子从灵魂深处汲取经验和教训，形成理论联系抗战实际的思想方法。延安时期，为了让知识分子从哲学高度认识到教条主义的错误根源，除了艾思奇、何思敬、吴玉章、成仿吾、杨松等政治教员以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等外，中央领导也经常去高校作讲演，他们“讲起话来却有条有理，逻辑严密，生动深刻，既能理论联系实际又有针对性，形象幽默，很风趣”［16］19。每次讲演之后，中央领导与知识分子进行讨论，让众人参与交流，帮助大家认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危害。这种契合抗战斗争的学习方式就成了边区党内理论学习的主要方法，解决了知识分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取得了良好效果。抗大第二期学员中，“知识青年609人，经过教育培养，毕业时候共有427人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被吸收入党，约占总数70%”［17］18。

参与交流式的学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深化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使得知识分子在灵魂深处自觉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划清了界限，提升了理论水平。

（二）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学用相长

理论和实际生活结合、学习与抗战相结合是理论学习的基本原则，也是学习教育取得成效的保障。

为了防止学习上的形式主义，从知识分子关心关注的现实问题入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普及新型教育的重任交给了知识分子，让他们经过理论学习之后，走到乡村，深入群众生活，宣传党的政策，在深入实际生活中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如有的知识分子在乡村学校传授知识，培训小学教师；有的深入群众家里，教群众识字；有的参与劳动，锻炼自我，提升自我。“学员崔清平，抬石头3日，共工28个，还开地3亩半交公，种水地2亩3分，收菜11 600余斤，还帮助群众生产6个工，担水150担。”［18］知识分子服务群众的实践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提高了为民的觉悟，做到了科学理论和革命斗争的良性互动。

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理论学习，注重和实际结合。如果不联系实际，知识分子就不能把理论悟透，理论指导工作难见成效。1939年9月11日，抗大组织了教师参观团深入一线阵地考察。德高望重的教员“张如心、艾思奇、任白戈、惠小明等组成了参观团”［19］204，亲身感受了士兵英勇杀敌的事迹，目睹了战士们誓死与敌人搏斗的场景。同年，他们根据收集上来的第一手资料，编辑了学习材料，将一二〇师的一些战斗故事编入其中。这种贴近抗战实际的学习材料是学用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和抗战实际的良性融合，实现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互动，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学风的进一步弘扬。

五、结语

知识分子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它是科学的理论。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以抓知识分子理论学习为切入点建章立制，以制度来推进学习活动，创新了学习教育的方式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抗战问题，对错误的观点进行批驳，从思想深处与教条主义划清了界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开展的学习实践探索，进一步深化了党的学习意识，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自觉性。在理论学习教育中，无论是学习教育的制度，还是学习教育的方式，都注重理论的“学”和现实的“做”相结合，注重用理论来指导抗战，聚焦解决抗战问题，以党的理论创新来引领知识分子的学习，激发其革命的自觉性，成功地将其引导到党领导的革命话语体系之中，实现了阶级属性的转变。反过来，知识分子深入群众生活，参与实践劳动，用先进的理论来武装群众的头脑，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