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娟 张琳 余思妍 陈慧明

（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湛江 524088）

前言：关注社会底层的男性失落

2020年我国实现了由精准扶贫攻坚战到严防返贫防控战的战略转移，正式进入以消灭相对贫困为主要任务的后扶贫时代。因此，如何遏制贫困增量，系统性根治贫困问题，预防规模性返贫成为乡村振兴新的关注焦点[1]。研究发现，社会形象污名化、社会地位边缘化、自身结构脆弱化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更易返贫。本文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视角，以农村未婚大龄男性为实证分析样本，将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策略相衔接[2]，探索我国预防返贫的长效机制，以期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一、预防返贫的理论评述——基于现代性风险理论的观察

（一）大龄未婚男性面临的现代性风险

在发达的现代社会中，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生产相伴。受自由主义、物质主义的双重冲击，国人婚姻观念急剧转型，叠加男多女少的性别社会结构，农村男性面临严峻的婚恋障碍，大龄未婚男性人数畸形上升，并逐渐成为社会边缘型人群。坠入此种现代性困境后，农村低经济总量，低就业机会，低技术市场等进一步加剧该区域内卷化，导致其面临更为严峻的返贫压力。

（二）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风险的理论

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本文论述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风险理论主要基于现代化风险理论所展开的，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社会风险也受多源影响。中国男女比例不断提高，男性婚姻压力矛盾不断加大和女性追求“高质量”婚姻伴偶等现代化因素使农村男性婚姻状况与城市男性婚姻状况两极化，进一步加大农村男性“结婚难”的风险源。

二、返贫形成机理分析——基于辩证法的辨析

（一）现有预防返贫模式缺乏政府与贫困群体的有效互动内容。

贫困作为政治与经济的耦合结构，其问题的解决也与政策的实施息息相关。但出于政府对市场领域的有限调控，现有扶贫模式本身的局限性等使政府与贫困群体间的互动缺乏动态活力[3]，且因农村社会治理的非规范化，实际操作中易引发脱贫流于表面的问题。固有的“授人以渔”扶贫模式存在无法培育贫困群体的个人内生驱动力的缺陷，价值导向的偏离使宏观扶助政策不可避免地产生负面效应，无法精准输向贫困群体、真正发挥造血功能。

（二）预防返贫产业联结机制存在不足

1.现有预防返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法改善大龄未婚男性低社会竞争力的现实。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由于年龄、能力及主观观念的局限性，在无法流向城市的情况下，其必然回归集体经济。而集体经济的主要形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产品附加值低微制约农业发展、影响农民增收的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缺乏经济上的机遇，加之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的缺失，导致社会竞争力较弱。

2.现有预防返贫的产业种植模式无法为大龄未婚男性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农村扶贫产业主要集中于种植业、养殖业和制造业，这些产业往往集中成片，同质化严重，未形成产业链，市场竞争能力不足。“一村一品”和“一乡一业”战略的开展虽可以加强特色产业的集聚效应， 增强市场竞争力，但同时产业单一也降低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且农特产品消费替代性较强，很大程度上依靠品牌宣传和价格优势。[4]再者，现有贫困地区存在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条件较差等问题，种植业生产周期长，市场波动风险大，农民规避风险能力弱，难以凭借单一的种植业谋求发展。

三、影响返贫的因素要点分析——基于主客观的辩证法

（一）自身素养之抗风险能力影响的视角

风险是多元的，经济、环境、自身健康等都组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所要面临的风险暗流，而该群体因主体结构缺陷、客观要件劣势导致其难以抵抗客观风险的冲击。农村未婚大龄男性内心驱动力不足外化于其抗风险能力的脆弱性，其过度依赖救济式扶贫政策的特点，是该群体缺少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典型表现，而该群体经济创造能力的劣势迹化于经济性贫困，更降低其应对突发性风险能力。

其次，该群体也易因其外在客观要件的劣势影响其抗风险能力。譬如在农村的区域性贫困与资源分配不均衡的交叉重合下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排斥于资源涌动之外，增加其抵抗风险的脆弱性；政策扶贫定向对象悬浮，对该群体的物质性资助不充分等也使其不足以抵抗风险。

（二）所涉组群行为范式之直接影响的视角

大部分的农村大龄男性拿每个月微薄的收入或补贴进行博彩等娱乐或其他短期投资上，看似“急功近利”又“贪恋享受”。除了自身对投资理财认知度不高外，追根溯源是其无法承受学习的长期投资回报周期。受制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们更热衷于资金短时间内效用最大化。除大部分用于消费外，剩余资金只追求短期高回报。因此，他们的投资往往呈现“All in”特点，不愿追求长期利益，过度追求边际改善，增大其投资风险程度。

其二，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对自己身体的投资是极低的。为了追求更大的投资边际改善，他们将省下的钱和时间着眼于短暂的“投资”上，却不知小病拖成大病后，往往病来如山倒，直接让不多的财富清零，甚至让自己的身体直接清零。

（三）地域人文环境被裹挟之视角

拟态环境的弱势地位更使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因地域环境而裹挟。格伯纳认为，大众传播是现代社会的“故事讲解员”。但受制于城乡就业、资源分配、社会文化结构甚至是婚姻市场结构等多重社会结构的差异，农村相对于城市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知识低地，客观环境的劣势更是横断了信息的传播中介，阻隔大众传播的覆盖面，各新闻媒介难以将信息输向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使其被圈锁在信息弱势地位闭环中。加之来自同一地域内的负面性直接压力，使该群体置于被地域环境传递的价值观所裹挟的心理困境，加重其慵懒无能、逆反心理等自我生命价值低下的行为，从而阻滞与其他社会群体间流动和价值观念的提升。

综上，针对该群体的返贫形成机理，本文将强化预防返贫机制的多元要素协同，探究并构建出对应风险点的文化、生态、产业资源等契合共存的多元长效化预防返贫机制，构建整体性、全方位、立体化的长效预防返贫机制。

四、预防返贫治理机制之重塑——基于构建主义的分析

构建长效预防返贫机制，需在顶层治理机制的设计中强化“扶贫先扶志”。诚然，预防返贫应从多元要素协同的角度，使相关群体从心底认同预防返贫治理机制的现实价值和未来预期。对于易返贫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而言，最根本的是既要创造文化层面的包容人文精神空间，也要在现实实有的客观世界中逐渐消除城乡差别上的地域歧视；既要在区域产业优势方面提供政府助力，也要在男女性别比方面做好长期调试的政策预设。各级各部门在设计相关预防返贫机制时，应尽可能避免“东一榔头，西一斧头”，力争整体意义上的多元要素整合。

（一）从产业升级而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重新整合贫困地区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将传统高消耗、低效率产业转化为以生态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生态产业，实现农村产业结构全面转型，并以此带动包括农村大龄男性在内的易返贫群体稳定就业、增收创收。以美化生态环境为导向的产业调整方式构建城乡沟通的桥梁，缩小城乡结构化差距，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的信息、资源共享，同时也为女性留在农村创造良好条件，不仅从比例上降低农村未婚大龄男性群体，也从结构上优化农村岗位，让该群体发挥自身创造力以推动乡村振兴，预防返贫。

（二）从社会文化治理的角度，社会偏见与社会舆论防治是培育大龄未婚男性内生动力的一大重点，调整其所涉群体的社会文化结构，在关注经济贫困的同时，不应忽略社会排斥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措施上，采取非正式制度的方法打造全民文化共同体，构建融合机制，从而减少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文化排挤。首先，改造农村传统文化，发挥文化治理如精神文明建设的观念改造作用，村委会应宣传多元化、包容开放的思想态度，定期进行全村思想教育工作，将传统固化的观念现代化；再者，在村规民约中增加关注边缘性群体心理健康、舆论治理等规范，提倡身份观念现代化的乡村文化建设，以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建构包容度较高的乡村文化体系。

（三）与没有体会过社会边缘的“主流”群体相比，处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平等地位的他们，才算是真正的社会底层。因此以完善兜底保障机制的途径改善底层的生存困境，亦是待解决的重要扶贫问题。实际操作上，全面铺开社会保障制度城乡融合化，缩小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待遇，从“普惠”走向“公平普惠”，结合地域内的农村返贫脆弱性群体，分层次将其纳入建档立卡户的范围，在政策支持上落实“五保户、低保户”和公共服务的保障 。

五、结语：从男弱到扭转性别失落的制度对应

如今农村贫困治理逐渐转向制度性治理，未来的研究可以对其他相对贫困群体展开研究，建立更完善的具有产业发展、自然资源等构成要素的新型贫困治理系统，构建长效多元共生的预防返贫风险制度，形成多元贫困治理格局，助推边缘贫困群体脱离贫困陷阱、减少外部环境污染，阻断返贫通道。只有解决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问题，建立本土特色化、常态化的贫困治理模式，形成扶贫主体多元化、治理格局新型化、治理机制体系化的控制返贫风险机制，才能使社会稳定，实现真正的脱贫、减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