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十月革命的光芒照亮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中国的青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觉醒，其中的进步分子看到这场革命的魅力，想要去革命之地学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但当时的北洋政府将俄国革命视为洪水猛兽，封锁了中俄边界。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等倡导的旅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一般有志青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认为，法国是靠近东欧革命高潮的地区，到那里劳动和学习，既可以直接了解世界形势和西欧工人运动的状况，也可以间接了解俄国革命的真相。到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形成了空前规模的热潮。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作为20世纪初近代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为解除民族苦难进行的一次尝试，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较好的宣传，也为我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更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先进分子和领导骨干，为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

一、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党提供理论基础

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因为受十月革命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都倍加珍惜赴法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如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邓小平等人，他们一到法国，便利用其有利条件努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努力克服语言上的困难和生活上的艰辛，如饥似渴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通过与友人通信、创办刊物等的方式向国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这些举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互动学习宣传

青年知识分子作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积极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国内友人书信来往，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其中代表性人物有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等。

蔡和森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中杰出代表之一，他于1920年2月到达法国蒙达尼，在短短的四五个月的时间里便用“猛看猛译”的方法查阅了百种小册子，“研究了各派社会主义、世界大势和俄国革命的基本情况”[1]，在这个过程中，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多本著作，确定了中国更适合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也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在1920年3月18日与毛泽东的交流通信中便已经有了建党思想，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有巨大的影响。他在信中指出了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四种利器，即党——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工团——革命军、革命机关和革命后的生产组织；合作社——运动的经济机关以及苏维埃——革命后的政治组织。其中作为利器之一的“党”，信中写道：要先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2]，还提出“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蔡和森在学习列宁关于建党的思想时，就十分认同布尔什维克党极严格的入党条件。为此，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就借鉴列宁的入党条件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认为这是培养极有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来完成革命年代的伟大使命的有效途径。毛泽东对于蔡和森的这些理念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920年11月，毛泽东在接受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托之后，便运用其建党理念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此外，还有诸多先进的青年在留法勤工俭学中不断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如周恩来，他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到达欧洲后，对马克思主义又进行了深入研究，系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他以通讯的形式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理解传达给天津觉悟社的同志。积极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国人介绍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研究了欧洲的社会革命以及社会主义运动，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问题，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旗帜。赵世炎赴法后，对资本主义世界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也是黑暗腐败的，还告诫国内同志不要对资本主义世界抱有任何幻想，发动工农群众起来革命才是当前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互动学习宣传，不仅坚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更荡涤了部分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幻想，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范围，为党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创办刊物宣传

近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不仅通过个人的学习和研究来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创办了《少年》和《赤光》发布第三国际的文章和消息，更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8月1日，《少年》月刊问世，《少年》主要是侧重理论层面的报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周恩来在团中央的报告中特意讲到《少年》创办的初心是让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了解并学习共产主义学理性的东西，以及传播共产国际和国内共产党的思想理念。因为无政府主义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大行其道，还出版了《工余》杂志，以及基督教的《青年会星期报》，这些错误的观念荼毒着勤工俭学的学生，《少年》月刊的诞生就是对此的有力回击。该报刊无论是从封面设计印刷还是内容的选取都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其中总封面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教导性话语，第九号封面上引用了马恩《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第十号上引用的是恩格斯的话；在内容的选取上，大多是马恩列的经典著作。如列宁的《共青团的任务》被连载，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介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创造者》等译文。此外，还刊登了一些共产国际的文件、信息等等。这些不仅起到了端正留法勤工俭学人员的思想，更是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性的基础。

后来，1923年根据国内团中央的指示，《少年》改名为《赤光》，随着名字的改变，这一刊物也从侧重理论性的层面转向了战斗性的一面，其发行的范围和印刷的数量也比《少年》更加广泛，其影响力也更加深远。

总之，勤工俭学的青年们在国外迫切寻求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史实不但使他们比较早地接受和掌握了马列主义，而且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思想理论准备上起了重大作用。

二、积极从事实践活动，扩大党的组织基础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大的成果就是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中旅欧支部也是“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要组成部分之一”[3]，这两大组织的成立不仅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更为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一）建立旅欧支部

1921年3月，巴黎党小组（即中共旅欧支部前身）成立，这个法国小组有五名党员组成：赵世炎、张申府、周恩来、吴明（即陈公培）、刘清扬，这一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的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旅欧支部的诞生不是凭空而来的，早在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已经产生了组建团体的思想，这些为拯救民族危难的青年们认清了中外反动势力丑恶的嘴脸，也清楚地认识到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不推翻阶级压迫是无法真正的翻身得解放的。所以，在勤工俭学中的共产党员，以赵世炎为领导，已经开始筹备建立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团体。其实，在赵世炎前往法国之前就同国内的共产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来到法国之后，也是积极地从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和旅欧华工中物色和挑选符合入党要求的积极分子，为建党建团做准备。1920年，张崧年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前往法国，受陈独秀委派来到法国准备建立共产党组织。随后，刘清扬、周恩来经张崧年介绍入党，1921年3月，他们三人和赵世炎、陈公培一起组建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法国小组成立后，又相继建立了旅德共产主义小组和旅比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这些旅法、德、比的中共党员统一组成中共旅欧支部”[4]。截至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58人，留法生中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后有袁振英等6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0.3%”[5]。中共旅欧支部的成立可以说是从地理上和数量上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方面的基；由于实行严格的入党条件，加入我党的人都是思想与行为高度统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纯洁了党组织，帮助中国共产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代表广大的工人和农民阶级。

在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后，部分党员就积极的从事实践活动，其中就有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斗争和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这两次大规模的斗争。尤其是在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斗争过程中，中法反动当局因恐惧人民群众的势力，不敢公开商谈。在消息泄露后，周恩来、袁子贞等人，立即联合旅法华人各个团体，组织了“拒款委员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斗争，迫使公使馆全体官员声明取消借款，否则“立时辞职，以谢国人”。至此，这场爱国斗争取得重大胜利，这也充分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拥有组织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能力，党的组织基础也会更加牢固。

（二）建立旅欧共青团

法国小组成立后，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与尚未入党的蔡和森同志的领导下，他们发动了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这是一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政治运动。虽然最后这场斗争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但他揭露了李石曾、吴稚辉等人伪善的嘴脸，揭露了中法反动当局相互勾结，卖国和迫害勤工俭学生的事实，提高了学生们的政治觉悟，更使学生们认识到了要“建立一个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6]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于是，从1921年底到1922年初，赵世炎和周恩来邀请了部分团体的代表，商讨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召开，选举了组织的领导机构，确定了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党，于1923年2月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共青团一直活跃在留法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人之中，这一组织的主要工作是设立“共产主义研究会”，并对党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们在团员和勤工俭学生聚集之地设立研究会分会，出版专门刊物《共产主义研究会通讯集》；在华工中设立“华工运动委员会”，开展华工工作；在学生中设立“学生运动委员会”，维护学生团结，宣传并吸收同志。此外，还出版发行了其机关刊物——《少年》。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和实践环境下，共青年团的成员，普遍政治理论思想水平较高，思想解放，眼界开阔，能够走一步看两步。因而团组织也比较纯洁，战斗力与革命性强，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较为充分。在今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那些曾作为旅欧共青团的成员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或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杰出的领袖人物，为党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之，旅欧支部和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在欧洲活动的重大进展，更是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旗帜”，也成为了欧洲的中国学生、华工和华人的领导核心。有数据表明：旅欧“少共”由成立时的三十多名成员，发展到1923年的72人，1924年的两百多人。[7]他们所进行的革命实践不仅促进了党在欧洲活动的开展，更从实践上和质量上扩大了党的影响，壮大了党的组织。

三、培养一批先进分子，为党提供人才基础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社会实践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更是锻造了一批职业的革命家和优秀分子，如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等等，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不仅锻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更开阔了眼界，培养了领导能力、战略眼光、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全局意识等，这部分人在党的创建和发展中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

（一）留法勤工俭学中的蔡和森

蔡和森在1920年2月到达法国蒙达尼后，就“猛看猛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献资料，研究不同派别情况以及世界革命形势，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学生中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还是组织和领导勤工俭学运动的骨干。他不仅是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还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三次大规模斗争中的两次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在“二·二八”运动和占领里昂中法大学中，蔡和森就是这两场斗争的中坚分子和主要领导者的其中之一，众多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就是在他的引导之下走上了革命道路。蔡和森虽身居法国，没有能够参与到国内的党的创建工作之中，但他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大量的铺垫性的和基础性的工作。其中，他的建党思想对毛泽东影响巨大，更为毛泽东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奠定了理论基础。蔡和森回国后，在陈独秀和陈公培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工作中继续发挥力量，最终惨死于国民党的刺刀之下。蔡和森的革命生涯就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也是在其帮助下我党“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8]

（二）留法勤工俭学中的周恩来

1920年11月，抱着改造中国的想法，周恩来来到了欧洲，在他赴法勤工俭学的四年之中，他积极地参加革命实践，领导工人运动，建立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亲身实践使国人了解到了一战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以及有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周恩来还考察英、法、德等不同的欧洲国家的工人运动；他还努力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了《少年》等刊物，与各种反动思想作斗争；在总结革命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党和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深刻认识到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走革命道路，才能真正地解放中国。

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周恩来不仅通过各种实践活动锻炼了其领导能力，更培养了一种世界的眼光，他更注重将中国放在世界的格局之中来观察。周恩来指出：“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9]在他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报道时，他写的文章都从世界的宏观角度来把握，这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工作中提出的诸多外交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留法勤工俭学中的赵世炎

赵世炎为探索救国真理，寻求革命出路，于1920年前往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欧洲。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他废寝忘食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走俄国人的路子才行得通。他不仅组织华工为争取自由而斗争，还在学生“求学权、生存权”的斗争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抗争着中法反动势力。还与周恩来等人一起创立了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也为党培养了革命人才。1924年，赵世炎应李大钊要求，回国工作，在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与他在法国参与过的实践活动所受到的锻炼密不可分，在他的带领下，上海的三次罢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更加强化了党在人民群众的地位，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最终于1927年不幸被捕牺牲。赵世炎作为一个先进的革命青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理想信念，从中国实际出发，向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党的道路探索作出了诸多贡献。

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留法勤工俭学，但他同勤工俭学运动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于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和开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组织湖南青年进入留法预备学校时，他算是临危受命，但也促进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高潮的到来；他与蔡和森等留法勤工俭学的友人经常通讯来往，也受到他们的思想的巨大影响，在组建湖南共产主义党小组时蔡和森的建党思想就对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也正是在蔡和森等人的影响和帮助下促使了毛泽东从无政府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大本大源”问题。

总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不仅为党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革命人才，他们与国内同志相比，有着更高的理论修养，有着更加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们在回国以后，仍旧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列主义路线，在党遇到危机时始终保持党的团结，他们大都具有世界革命的眼光，能从全局看问题，不拘泥于一时，自觉地抵制各种思想的侵蚀，担任着党内的重要职务，为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他们中的部分同志甚至成为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二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成员，继续为新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挥自己的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