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文坛泰斗，一代名流，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百岁老人、大作家。中国文坛排列座次，向有“鲁郭茅巴老曹”之说。鲁迅在1936年的多事之秋就早早去世了，巴金参加了鲁迅的丧葬活动。

九十年前，巴金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这在巴金的众多作品中，也许并不是很著名的篇什，但他在小说中塑造的一个人物方国亮，却与他的一段南京生活有关，与一个一度名响全国的人物有关。这个人，就是胡风。胡风与巴金是东南大学附中（今南师附中）的同学，不过，当时的巴金还叫李尧棠，胡风则叫张光人。

东南大学附中当时的校址，在四牌楼。如今的南师附中被认为是由东大附中演变而来，在现在的这个校园里，有巴金的雕像，似乎也有胡风的雕像。

巴金出生于1904年，胡风大巴金两岁。胡风1920年就读于湖北武昌，后来到了南京，在东大附中读书，他应0该比巴金早一些时间到的金陵。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一官宦人家，他的父亲李道河曾任四川广元知县，母亲陈淑芬才貌兼备，从小便教导巴金读书识字。巴金在家中排行老四，除了父母之外，家里还有轿夫、厨子、奶妈、丫鬟、马夫等许多佣人，最多时有四十余人。巴金5岁进私塾认字。1920年，16岁的巴金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次年肄业。在此期间，他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及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等一系列外国作品，还参与编辑《半月》刊，在该刊发表了三篇文章，加入了“适社”，并组织了“均社”。1923年春，巴金与他三哥李尧林一起离开四川，泛舟东下，最终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

初到南京的巴金，穿着深灰色布长衫，圆圆的脸庞，顶平额宽。他性格腼腆内向，带着四川口音，与人交谈时喁喁细语，宛若处子。他的三哥李尧林与其同时考入东大附中，个头比巴金稍高，脸型瘦长，说起话来声音清亮流畅，也比较练达成熟。当时，巴金和三哥住在学校附近的北门桥鱼市街21号，房间里除了几件铺盖行李和书本外，萧然四壁，身无长物，兄弟两人每天上学，同去同回。

南京的夏天犹如火炉，冬天又特别寒冷，巴金常常被冻得直跺脚。读书累了，他会走出屋子，后门外有一片菜地，种着青菜、西红柿、黄瓜等，蔬菜瓜果的清香让巴金顿感清爽，为之神清气朗。有时，他也会与三哥或同乡下几盘象棋，纯属游戏，是一种放松消遣，以缓解一下学习的压力。巴金先在补习班学习英语，第二年插班，就读于高三年级。

巴金不仅和胡风在同一个课堂上听老师讲世界史，还在校刊上读到过胡风的文章。与内向腼腆的巴金不同，胡风在东大附中作为演说健将而出名，当时被称作“雄辩员”。当五卅运动的狂涛巨澜席卷南京之时，东大附中迅速成立了“反抗上海外人惨杀华人东大附中后援会”，发表宣言与通电。在后援会职员名单中，胡风当选为“委员长”之一。

南京大中学校师生和各界爱国团体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群情激昂，巴金和胡风也在游行队伍之中，摇旗呐喊，热血沸腾。在五卅运动中，许多青年转向“左倾”，“脱离了胡适之而走向了陈独秀”。作为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巴金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胡风等人的精神气质。

作为“雄辩员”的胡风活跃于南京的五卅运动中，在街头向市民演讲，声援下关工人的罢工行动，创办《人权日报》。当时，著名的共产党人萧楚女以全国学联代表身份，到南京指导青年运动，也负责《人权日报》的编辑工作。其中，给巴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还是胡风“雄辩员”的昂扬风采。

巴金在《怀念胡风》的文章中如此娓娓道来：我对他并无反感，我比他高两班，但我们在同一个课堂里听过一位老师讲世界史。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活动分子，在校刊上发表过文章，有点名气，所以我记得他叫张光人。但是，我们之间并无交往，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1925年，我毕业离校前，在上海发生了“五卅事件”，我参加了当时南京学生的救国运动。不过，我并不是活跃分子，我就只有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中写的那么一点点经验。胡风却是一个积极分子，他参加了“国民外交后援会”的工作，我在小说第十一章里写的方国亮就是他。

巴金在小说《死去的太阳》中如是塑造方国亮：“方国亮痛哭流涕地报告这几天的工作情况，他竟激动到在讲坛上乱跳。他嘶声地诉说他们如何每天只睡两三小时，辛苦地办事，然而一般人却渐渐消沉起来……方国亮的一番话也有一点效果，散会后又有许多学生自愿聚集起来，乘小火车向下关出发……”巴金用“痛哭流涕”“嘶声”“乱跳”来生动地刻画了胡风等革命青年的斗争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

多年之后，应该是在胡风逝世之后的怀念文章里，巴金仍旧深情地如此缅怀胡风：仿佛还看见他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讲话。他的相貌改变不大。我没有告诉他那天我也是听了他的讲话后坐小火车到下关和工厂去的。不久我毕业，离开了南京。后来听人说，张光人去了日本，我好像还读过他的文章。

1925年的夏天，巴金和胡风从东大附中毕业。胡风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 1929年，胡风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从事普罗文学活动。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后，胡风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而巴金准备投考北京大学，未能如愿。检查体格时医生似乎说他的肺部不好。这对他是一个意外的打击，他并未接到不让参加考试的通知，但是他却打了退堂鼓，不想进考场了，“尧林不在身边，我就轻率地作了决定，除了情绪低落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担心不会被录取”。巴金在北平的寓所里读到鲁迅的《呐喊》，新文学两代人的血脉就此连通，他下定了献身文学的决心。

巴金与胡风两人再度见面并有交往要到1935年秋天，巴金从日本回来之后。“因为译文丛书，因为黄源，因为鲁迅先生（我们都把先生当作老师），我和胡风渐渐地熟起来了。”“我相当尊重他，可是我仍然很少读他写的那些评论文章。不仅是他写的，别人发表的我也不讀，即使勉强读了也记不牢，读到后面就忘记前面。我一直是这样想：我写作靠自己的思考，靠自己的生活，我讲我自己的话，不用管别人说些什么。”

如今，再次重温巴金先生的如上文字，令人不无感慨，我们至少可以说，鲁迅在南京读书有年，巴金与胡风也在南京读过书，他们在上海来往密切，一定会在闲谈之中，提到南京的人和事，也会说到南京的名胜古迹、六朝遗迹。

巴金与胡风的青少年时期，得益于时代发展。1912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巴金与胡风才有机会分别进入成都与武昌的新学堂，接触到进步刊物与新文学作品，从中吸取新思想，这也影响了他们从成都、武昌再度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前往南京报考东南大学附中，并在毕业后又选择了去海外留学，凭海临风，容纳百川。虽然一人从事创作，另一人投身评论，但都改变了他们自身的命运轨迹，跻身于时代的洪流，成就了各自的人生。

王振羽：资深出版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南京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专著《漫卷诗书》《书卷故人》《瓶庐遗恨》等，主编《中国文化家族丛书》《读书台文丛》等。《瓶庐遗恨》获南京紫金山文学大奖。

编辑 木木 6913729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