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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南国最寒冷的季节，我正体验着我在广粤大地十多年所经历的最寒冷的冬天。虽然没有冰凌的悬置，没有霜雪的覆盖，但那又怎样？寒风照样如刀如剑钻进相对单薄的衣衫，它无力向满目青山和无边旷野施展肃杀的能量，可对于人的血肉之躯依旧可以展示冷凛的权威。太冷了！我真的不知道南国的冬天也可以冷到这种程度，而我上一个冬天，还从芜湖打电话给范老师：冬天的时候到澳门来住住，那里暖和！范老师在电话里很高兴：好的，今年就算了，那就明年吧。

嗣后，祥安兄给我电话，悲凉地说，你的孝心可能难以实现，范老师体力老衰，现在已经难以出门了。但我还是期盼着，能在澳门，在不寒冷的冬天里接待范老师，陪他逛逛大三巴，登登主教山，吃吃马介休，听听南海潮。11月初回南京，突然的降温令人措手不及，急忙忙找出并披上羽绒衣，我想到应该是催促范老师南行的时候了。恰在这时，祥安兄的电话来了：快来见见先生吧。毫不犹豫，即刻登程，出高铁进地铁，将凛冽的寒风抛撇在熟悉的苏州街巷，范老师的病室温暖如春。但范老师迷糊着，在呼吸机的勉强陪伴下沉寂着，他那顽强的生命正在经历着严酷的寒冬。

在江苏师范学院，和范老师相识就在冬天。也是由于天气突然降温，感冒了，去学校医务所开药，一进门诊室，看到一位医生模样的老师，便开口叫“医生”，那“医生”和善地一笑：“我不是医生，我也是来看病的，医生出去一下，得等一等。”我赧然道歉，“医生”却来劲了，知道我是中文系的，便循循善诱地说：“中文系的学生学文学，要学会观察，福楼拜教莫泊桑写作，最基础的就是观察，传说莫泊桑第一次见他，他问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莫泊桑从街上到这屋子，走了多少级台阶。你如果注意观察，就不至于将我这个坐在一旁、没穿白大褂的老师叫作医生了。”我来不及向这个老师表示感激，医生进来了，赶紧向这位老师告罪，然后坐下给他开药，一边开一边说：“还是那个药，还是那个吃法。”老师拿了处方，对我笑了笑，说声再会，掀开帘子走了出去。我从这个老周医生的口中才知道，刚才那位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医生”老师就是中文系的范伯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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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老师后来给我们上中国现代文学课。同学们对范老师的课尤其佩服。他不引经据典，也不倒背如流，但他就现代作家的作品一层一层地分析下去，最后通向书本上看不到，其他老师也讲不出的结论。他讲阿Q主义，得出的结论居然深刻到阿Q也不是彻底的阿Q主义者;他讲陈白露和方达生，阐述着这样的哲理：追求金丝雀般人生的人注定一贫如洗，而真正的奋斗者才充满财富。几乎每一篇作品在范老师的讲解下都充满着理性的哲光，在土白色的书页里熠熠生辉，将一个个年轻的心智烛照得通体透亮。这样深的内容也有同学听不懂，不过他们上课同样不敢有丝毫懈怠：范老师上课，一本书，一支粉笔，两副眼镜，往讲台上一放，讲起课来，旁若无人，低头一副眼镜，抬头换另一副眼镜，威严地扫视教室，那气势把课堂全给镇住了。

那年课程结束时，除了考试，还需交一篇课程作业。我的作业题目叫《鲁迅笔下的童心》，有感于鲁迅对有岛武郎“爱幼者”观念的深切体悟而作。范老师那一阵很忙，过了一段时间，快到冬天的时候才批了下来，给我的分数并不怎么高，但评语却是“方便时一谈”。我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地找到范老师在观前街社坛巷的家。那天范老师家里正有客人，一男一女两位学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鲁迅研究》编辑部。范老师向客人介绍了我，他们当即表示《鲁迅研究》正拟开辟“鲁迅与我”的栏目，欢迎青年朋友来稿云云。若干年以后，我忽然发现，那位男学者就是后来成为朋友的王骏骥先生：奶油的气息中透露出一种北方男子的豪气。范老师找了包括《鲁迅研究》在内的几本杂志和论文集让我带回来读，指导我看看学术论文与一般的文章如何不同，并表示可以从这一篇习作改起，尽可能写得好一点。我记得从范老师家回来，已是华灯初上的冬日的傍晚，但内心的感觉却如早春的初晨，清新明丽，充满希冀。正是这一次谈话，让我确定了自己的学术道路，确定了自己的专攻方向。如果不是这一次近距离地听范老师教诲，我也许不会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即便是做学者，可能去研究修辞学，因为那时候教我们现代汉语的李晋荃老师正辅导我写一篇修辞學的论文，我们做得正津津有味。

为范老师鼓励并指导的这篇论文，又经过徐斯年老师的点拨，几经修改，出脱为《从鲁迅小说中的少儿看其幼者本位思想》一文。适逢鲁迅诞辰100周年，在范老师的推荐下，此文被学校安排为全校纪念会宣读论文。那是在学校大礼堂，巨大的横幅，气派的舞台，满满当当的听众，江苏师范学院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举行得相当隆重。大会报告人只有两位，一位是德高望重、久著文名的范伯群副教授，另一位就是“朱寿桐同学”。各家报社的报道似乎对一个大学生作这样的学术报告颇感兴趣，这次活动对我是一个不小的鼓励。又一个冬天来临，苏州大学学报负责人茅宗祥老师告诉我，论文将在最近一期的学报刊发，因为范老师要他们“培养个人吧”。

“培养”的结果是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范老师几乎每次来南京，都会打电话让我去见他。冬天的记忆往往特别清晰，因为几乎每次去范老师住的宾馆或招待所，范老师总会关切地建议：“你洗个澡吧。”那时候我们平常洗澡就在公共澡堂，宾馆房间的单独浴室对许多人来说都是超豪华的享受。白瓷的浴缸放上满满的温暖得有些热烈的热水，自我调节到恰到好处的水温，自在地浸泡在水中，窗外寒风劲吹的呼呼声更强化了独享热水澡的温暖与舒适，这让我体验到了“超豪华的享受”的滋味。

那时母校已经由江苏师范学院更名为苏州大学。记得新大学校牌挂牌仪式简单得不可思议，由中文系学生组成一支传统的锣鼓队，敲锣打鼓一番就成。我的角色是敲钹。我们作为苏州大学首届毕业生毕业之后，范老师当了中文系主任，同时又在主持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正在踌躇满志大显身手的时刻，当然，也是范老师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年份。他那有气势的长脸常常充溢着浓浓的笑意，说起话来显露出苏州一带人少有的那种坚定与豪气。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苏州大学延揽人才，为了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挖”走严迪昌教授，仅在我的陪伴下去严老师的小桃源家中就有四次之多。同时，为了让苏大中文系当时的一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他多次写信给陈瘦竹先生这样的前辈大师请教方略。我为陈先生代笔写给范老师的信中，记得就有好几封讨论这方面的问题。那时候大家评估还没有形成风气，但范老师显然有了这样的超前意识，他曾信心满满地畅谈如何让苏州大学进入国内大学排名30强。我想，这段时间是范老师事业发展最迅速，也是他本人最舒心的日子。他的远见卓识也在之后得到了验证，母校苏州大学后来果然有了他所设想过的那种声望与成就。

范老师那时候已经开始招研究生，尽管他招收的研究生都非常出类拔萃，但他一直把我当作他自己的研究生。我读研究生时几乎所有学业上的疑难问题都可以得到他的悉心指教，有时候他的指教还远远溢出学术范畴。当时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曾谈起可以编一本《江苏现代文学作品选》，让我去负责做一个目录。能出一本书是很诱人的事情，我就将这个好消息告诉范老师。没想到范老师一口否定：这本书编起来肯定是吃力不讨好，要找多少资料，调查多少作家，出来了谁都可以责疑：怎么没有谁谁呀？等等。而且以什么来界定江苏作家？是出生地还是常住地？是祖籍还是本籍？这些问题要解决起来是很难的。另外，范老师要我将目光放远一些，不要让研究视野局限在一个省份和地区。我听从了范老师的教诲，放弃了这个编撰计划，同时也从范老师的教诲中领略到学问应有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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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届入读南大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共5人，除我而外都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出身的。那年冬天，陈瘦竹先生主持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项目启动，第一卷的编撰工作除几位教授外，还邀请研究生参加。我们5人中其他3人都得邀参加编撰。叶兆言兄志在写作，未被邀请情有可原，我成了唯一一个没有被邀请参加此重要项目的研究生。我满心沮丧，满腹苦恼，将被老师们抛却的委屈告诉了范老师。范老师不知究竟，默思良久，安慰我：没关系，大不了毕业了还回苏州。后来才知道，邹恬師在分工时有意将我“腾出来”，留待与他合作撰著第二卷：南大的老师们并没有有意抛却我。但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范老师同样丝毫没有抛却我的意思，他准备着在任何不利的情形下让母校接纳我。陌生的金陵的严冬，范老师给了我家一般的温馨和温暖。以后的岁月，尽管远离了范老师和苏州，但每次与范老师相见，甚至每次与范老师通电话，都会有这种家一般的温馨和温暖之感。

回到熟悉的苏州的严冬，在苏州大学医学院附一院的病房里，师弟师妹们围着范老师忧心忡忡地坐着，站着，时而互相忧郁地一瞥，传达着彼此的抚慰，仍是一派温馨和温暖。但范老师昏睡着，将这样的温馨和温暖抛却在他的意识之外。他老人家其实是清醒的，他也许比别人更清楚，所作的这种坚持正是为了家一般的温馨和温暖常驻人间。

在这严冬的病房里，想着范老师40年来与我有关的冬天的故事，家一般的温馨和温暖之感是那样真切而坚实。很显然，它又是那样的脆弱与苍白，这种由范老师的师心酿成的温馨和温暖将会在这个隆冬的某一天戛然而止，从而变成我无法忘却但每当想起就会隐隐作痛的记忆。我悄悄地走到范老师面前，俯下身来，将头贴向他昏睡中痛苦而又安详的面颊，去感受正在消逝中的家一般的温馨与温暖。此刻，我已经泪流满面，而外面，吴山如墨，草色枯黄，树列如仪，叶落枝空，一派浓烈的严冬气息。

十一月份应该还不是最寒冷的季节。今年的严冬来早了。

朱寿桐：人文社科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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