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 王桂新

摘 要：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升级版，其本质是通过提升人力資本，利用科学技术和制度创新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减少要素投入，达到节能降耗。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贵州省绿色发展对跨越式发展的影响，发现跨越式发展并非绿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其阶段性表现。革命老区与边远民族地区绿色发展未能显著提高居民人均收入，在区域上形成了绿色发展的空间断点。结果证明，欠发达地区实现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还是提升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及制度的不断创新。欠发达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支撑发展，在此基础上做结构、质量、规模上的调整。

关键词：绿色发展; 跨越式发展;欠发达地区; 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2）01-0077-07

经济增长受自然资源的约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绿色发展，其实质是可持续增长的升级版，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发展要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改善和提高地球的资源生产能力和环境自净能力，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未来发展的前提[1]。可持续发展是以“资源稀缺性”这一前提条件为基准，去研究如何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一经济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可持续性配置资源的实质是在承认自然资源稀缺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如何将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加以协调，这就要求必须对要素采取更加合理的组合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延长资源的使用寿命，消除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后发优势，即是欠发达地区充分利用发达地区的技术和制度研究成果，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赶超。欠发达地区的优势主要表现为生态优势。那么，欠发达地区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既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又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跨越式发展，这个目标是否能够实现？

一、文献回顾

（一）绿色发展的价值内涵

国内对绿色发展内涵建设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主要有潘家华、胡鞍钢、牛文元、刘世锦等，潘家华在《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指出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资源与环境经济观的缺陷性，提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探讨了市场经济与环境发展兼顾的实现路径，其建立的绿色发展的研究方法论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2]。胡鞍钢、周绍杰将绿色发展定义为维持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三大系统平衡性的发展战略。在物理学中，维持平衡的关键在于找到物体的重心，因而找到三大系统的“重心”就成为绿色发展的核心。目前，这个“重心”在理论与现实中所达成的共识是绿色经济，也就是说绿色发展的基础是绿色经济增长[3]。牛文元则认为绿色经济的本质是以知识资本与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绿色经济增长形态，其既可以形成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资本收益的内部递增，又可以带动以传统生产力要素为主的资本收益的外部递增，驱动社会经济产生规模效应，进而突破已有的经济增长极限[4]。刘世锦分别于2005、2006年提出了“新型工业化”和“资源节约战略”两个绿色发展的理论范式以及实现的技术路径[5]。通过以科技创新为技术手段的驱动方式，形成依靠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最终转化为绿色经济的治理体系，以此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6]。

国外关于绿色发展评价研究最为著名的是1987年阿利森（knut H.Alfsen）等[7]的报告，提出了首个绿色国民经济发展框架，建立了能源、鱼类、土地、矿藏与森林资源的核算标准，并建立了独立的大气排放权、资源开采权核算体系，成为绿色金融研究的先驱。在绿色发展理论体系探索上，1988年，福利贝格（Mats Friberg）与赫特（Bjorn Hettne）[8]率先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概念，并指出这是一种在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双重限制下的新兴发展模式，其发展动力来源于产业创新水平。该观点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引发了从创新的视角解决生产要素递减、环境污染过大、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的大讨论。此后，相继产生了罗默（Paul M.Romer）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弗里曼（Christophe Freeman）的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以及波特（Michael E.Porter）的创新驱动理论。国外绿色发展研究聚焦于城市绿色治理与区域绿色评估领域。绿色城市作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形态的具体表征，根植于社会生产、消费结构以及文化价值中。涌现出一批影响政府绿色治理手段与模式的新兴理论。

总体而言，绿色发展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其核心价值是注重环境的可承载能力，在要素投入不可持续的情况下，要考虑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科技水平的不断创新实现要素的充分利用，最终实现资源的节约。这种理念对于人口大国和资源消耗较大的国家发展经济而言，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中国实行的绿色发展策略

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就气候变化问题表明了中国立场，承诺将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提出一系列明确目标。此外，会议还就森林面积、能源消耗等环境与资源问题，做出了数字化目标。这些数字化的目标强化了我国绿色发展战略，也引出了三大战略发展工具：绿色规划、绿色财政与绿色金融。首先，绿色规划是前提指导，置于后两种具体政策工具的前段。绿色规划要求各级政府在区域规划中必须纳入绿色规划，明确绿色发展的运作机制。通过绿色规划，引导各级政府摒弃原有的GDP崇拜，切实融入绿色发展观。其次，绿色财政是政府工具，通过财政预收、预支调整促进绿色产业发展。从绿色财政收入方面来看，提高污染企业税收，减免绿色企业税收，首尾并治促进绿色产业形成;从支出方面来看，建立政府绿色专项基金，奖励从事绿色产业的个人或企业，形成社会绿色消费意识。再次，绿色金融是市场工具，通过金融手段促使资本流入绿色产业。金融理论认为，资本具有逐利性，会流向回报较高的产业。绿色产业刚刚兴起，通过优惠政策引导资本流入环保型企业，配置稳定资产。对投资规模较大、项目持有期较长但具备明显绿色效应的项目金融机构予以信贷支持。

综上，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绿色发展是对传统工业的破坏式变革，是真正意义上的为人类和环境和谐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桥梁。中国消耗能源的全球比重由2000年的11%上升到2010年的20%，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我国迫在眉睫的任务。那么，本身经济发展水平就偏低的欠发达地区，面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动力的转变，绿色发展能否帮助欠发达地区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理论基础

可持续性的最常用定义出自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伦特兰（Gro Brundtland，1987）的一份报告，他以该委员会的主席也即是挪威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之名命名，布伦特兰委员会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一种发展模式，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

传统经济的发展模式是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并酿成了灾难性环境污染的后果。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环境资源的价值性，而实际上环境资源既存在直接使用价值也存在间接使用价值以及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承认环境资源的价值性，有利于为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提供理论依据，为合理制定环境资源的价格和健全环境资源市场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充分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环境资源和进行环境保护工作。

可持续发展可分为弱可持续发展和强可持续发展两种方式。弱可持续发展基于一种可替代性提出，该观点认为，在人类经济发展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中具有一种可替代性，那么实现可持续性并不要求保护任何特定形式的资本。某些自然资本可以通过创新和科技发展的方式实现某种环境资源的替代，例如，在粮食的生产中，如果化肥和杀虫剂等制造资本的增加能够代替土壤中养分的流失和病虫害控制，弱可持续性就能实现。另一种是强可持续性，也就是强调不可替代性，某种环境资源一旦受到破坏，就不可能再生，例如，土地的重度污染和某些矿产资源的消耗，某种生物的灭绝等[9]。两种可持续发展方式必然催生出两种发展的路径方式，一种是以鼓励创新为主体的发展方式，一种是以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的强可持续发展方式。两种方式派生出两种不同的政策类型。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升级版，绿色经济表现在绿色科技、绿色能源、绿色资本所带动的低碳、无污染、不损害人类健康的相关产业，这类产业摒弃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必然联系，展现了一种全新的产业生态。在绿色经济下，产业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结果产业，并且这些产业并不损害本国与别国利益，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逻辑。建立这种产业生态与发展模式，可以有效地规避导致可持续发展失效的弊端，即依靠自我监督的方式进行发展。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本文选择贵州省作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贵州省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其经济总量偏小;另一方面，从绿色发展理念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来，近十年贵州省的经济增速一直排在全国前列，一直以两位数的增速发展，解释力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此外，从“十三五”以来，贵州以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要求，全面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优良水平，环境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出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健康发展的态势。

1.基准回归模型

为有效识别贵州省绿色发展对跨越式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具体模型设定如下所示：

其中，i代表县级行政单位，t代表年份;ln Revenueit表示县域i在第t年的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作为跨越式发展的代理变量;ln GTFPit与（ln GTFPit）2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一次项与二次项，表示县域i在第t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发展的代理变量;Xit为一系列相关的控制变量;μi与ηt分别为各县域与时间的虚拟变量，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2.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1）变量选择

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参考学者的常用做法，采用企业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发展的替代指标[10]。投入要素分别选取企业年末从业人数、企业固定资产合计与企业燃料煤消费量，期望产出选取指标为工业总产值，非期望产出选取为烟粉尘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贵州省工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最后取各县域中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作为此县域绿色发展的替代指标。

本文考虑了以下五个与跨越式发展密切相关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①人口规模：人口规模影响了跨越式发展的规模以及难度，采用乡村人口总数予以表征。②粮食储备：粮食储备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采用县域粮食总产量度量。③农业发展水平：农业发展现状也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采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予以表征。④就业现状：就业问题也是实现跨越式发展不可忽略的因素，采用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度量。⑤劳动力储备：劳动力储备也为跨越式发展提供必要的劳动力资源，采用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予以表征。以上变量说明以及指标选取如下表1所示。

（2）数据来源

本文整理了1998—2012年貴州省共计11 435个工业企业样本，以及2000—2019年贵州省78个县级行政区域面板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形成贵州省县域与企业宏微观匹配数据进行分析。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企业污染数据库，以上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2所示。

（三）实证分析结果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下表3所示。表3第（1）列为仅加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次性的回归结果，其系数为负但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贵州省绿色发展对跨越式发展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因此，本文进一步尝试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二次项加入模型，实证结果如表3第（2）列所示。第（2）列中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次项显著为负，二次项显著为正，这反映出贵州省绿色发展对跨越式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关系，表明贵州省跨越式发展并非绿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其阶段性表现。

为了进一步控制贵州省的地区特征，排除遗漏变量偏误的干扰，逐步加入人口规模、粮食储备、农业发展水平、就业现状和劳动力储备控制变量后再次回归，实证结果如表3第（3）至（7）列所示。表3第（3）至（7）列中，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次项均显著为负，二次项均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贵州省绿色发展对跨越式发展呈现出“U”型曲线影响结论的稳健性。

上述结果表明，随着贵州省绿色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居民收入将呈现出先降低后提高的阶段性特征，这与环境库兹涅兹假说基本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方面原因：其一，在绿色发展的目标约束下，贵州省大量高污染企业面临关停或转型的抉择，短期内直接造成工作岗位的减少，抑制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其二，随着粗放型产业向绿色集约型产业转型的成功，贵州省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有利于居民收入的长期增长。贵州省如何在绿色发展进程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其关键就在于如何尽早跨越绿色发展的拐点，充分发挥绿色发展对居民收入的促增效应。

2.括号内为聚类稳健的标准误，以下各表同。

贵州省内部拥有大量的革命老区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特色区域的绿色发展能否有效提高居民收入是贵州省跨越式发展成功的关键。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贵州省绿色发展对不同特色区域居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差异，用以考察绿色发展的区域分配效应。我们按照贵州省革命老区县市[11]以及少数民族自治县[12]的名单，划分出革命老区与少数民族自治县的虚拟变量分别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次项进行回归。表4第（1）至（3）列为仅加入一次项、不加入控制变量、加入二次项的革命老区交互项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革命老区的交互项均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贵州省绿色发展并未能显著提升革命老区居民人均收入，也反映出绿色发展的区域分配效应未能在革命老区产生突出成效。表4第（4）至（6）列为少数民族自治县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与革命老区结果一致，少数民族自治县的交互项依然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也表明贵州省绿色发展并未在少数民族自治县产生显著成效。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贵州省的革命老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绿色发展未能显著提高居民人均收入，在区域上形成了绿色发展的空间断点。倘若革命老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未能有效发挥绿色发展的收入效应，这将进一步拉大贵州省内部收入差距，导致绿色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直接关系到贵州省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成败。

综上所述，有效实现革命老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绿色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的双赢，是贵州省提前跨越绿色发展拐点的重要举措，也是贵州省在绿色发展进程中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环节。

四、结语

绿色发展是自然、社会、人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其核心内涵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由粗放式发展转变为精细化发展。价值理念是要严格控制资源的消耗，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及节能降耗。上述实证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实现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还是提升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及制度的不断创新。

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升级版，是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绿色发展的前提还是发展，欠发达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支撑发展，在此基础上做结构的调整，质量、规模上的调整。首先，宏观经济上，要做到均衡发展、实现城乡和区域的发展均衡，做到人人都能享受到相对均衡的公共服务和发展红利。其次，产业层面的调整，要尽量兼顾区域的禀赋优势，围绕新型城镇化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实现增长极的极化效应，最终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其三，企业本身或者内部，要鼓励创新和以创新为驱动，加大柔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教育着手，围绕本区域的优势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培养人才，为创新储备人才。通过创新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实现绿色的发展。

实证结果也表明，欠发达地区实现绿色发展的短板在革命老区和民族边远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是产业基础薄弱，人力资本短缺，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收入较低等现状综合形成了欠发达地区绿色发展的空间断点。绿色发展理念下，有效提升这些地区的居民人均收入是促进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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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