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慧芳 陈卫东

摘 要：绿色消费作为体现环保、惜物、利他的新型消费理念及生活模式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本质要求一致。本文以公共管理学科为视角，通过分析政府诸多干预措施，结合绿色消费研究的起源、概念及国内外研究现状，进一步探讨绿色消费相关研究及存在的问题。为政府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有效推进全民绿色消费行为提供对策与建议，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生态文明;绿色消费;政府干预;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2）01-0032-09

现代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能源、生态、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导致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生态环境需要修复与重建，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方式需要改变，这一切为现代政府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与机遇。本文通过文献回顾，探讨绿色消费影响因素和推进绿色消费过程中政府干预措施以及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以行为科学为视角，在传统治理的基础上，采取更加柔性的措施加快推进全民绿色消费的步伐，从源头上规范人们的行为，引导居民健康合理的消费，从而有效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一、绿色消费研究的起源及概念界定

1.绿色消费研究起源

随着生产技术日新月异，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人类的消费欲望和需求也空前高漲，能源被过度开采与消耗。到19世纪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绿色意识”，人们开始关注到消费与能源、环境的密切联系。20世纪中期，英美在内的五个国家组成国际消费者联盟（Internationa of Consumer Unions，IOCU） 充当了倡议环境保护的先锋，该组织是一个独立、非盈利且非政治性的组织。1963年，该联盟基于日益耗竭的能源和破坏的生态发展趋势明确提出消费者应该履行“环保”义务。此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积极做出响应，世界性环保组织纷纷崛起。1987年 “绿色消费”概念正式在《绿色消费者指南》一书中由英国学者Elkington和Hailes提出，他们认为绿色消费就是要避免使用危害到人的健康、且在生产使用和丢弃时，造成大量资源消耗的以及过度包装造成不必要消耗的一系列商品;同时要避免使用出自稀有动物或自然资源以及含有对动物残酷或不必要的剥夺而生产的商品;并且不应该消费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不利影响的商品[1]。之后绿色消费相关的研究得到了学者普遍的关注。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到保护地球生态、节约能源的行列中是义不容辞的，并在这方面做着积极努力的探索。2015年中央出台相关的法律和文件，如《环境保护法》和《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环境部同年发布《关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十部委于2016年下发《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可见，倡导全民绿色消费成为国家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关键措施。

绿色消费研究的起源最初是由于大工业革命后期，人口剧增、生产扩大，对地球能源、资源过度使用导致短缺和耗尽的担忧而提出的，进而考虑到过度的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提出“环保”的消费要求。今天的绿色消费则倡导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具备惜物、适度、循环的消费理念，从源头规范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方式、倒逼企业生产节能、绿色的产品而取代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模式和结构。近年来，推进全民绿色消费作为现代政府生态环境治理中重要的措施，出现在多个国际公共管理议程的首位，引起世界范围公共部门的关注与研究[2]。

2.概念及内涵界定

随着对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关系的持续关注，学术界也出现相应的学科，如“环境科学”“人类地球管理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等。对人类“消费”也从概念、内涵以及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适度消费”“持续消费”“绿色消费”“生态消费”“低碳消费”等相关概念。这些概念虽各有侧重地探讨工业社会和人类消费模式所带来的弊端，但总的都是围绕工业化过程以及人类消费模式，从不同角度探究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持久相处，改变不合理消费活动对自然资源、能源的过度开发以及对生态环境气候的影响和破坏。特别强调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减缓由人类过多的消费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温室效应，以及日常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倡导资源能源的节约使用，新能源的开发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节电、节水等亲环境行为。并以此倡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进行科学、理性的消费模式，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共性，相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互借鉴作用。

其中“绿色消费”概念经过不断发展、完善，形成国际上普遍认可的“5R”原则。分别是节约资源，减少污染（reduce）;绿色生活、环保选购（revaluate）;重复使用、多次利用（reuse）;分类回收、循环再生（recycle）;保护自然、万物共存（rescue）。而其概念也明确定义为以“绿色和环保”为特点的在兼顾实现自身利益和减少环境损耗的消费行为，包括购买购置、使用管理、处理废弃三个环节，主要体现为选择环保产品和服务，降低消费过程中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减少废弃过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等[3]。在中国知网文献库分别输入“绿色消费”“低碳消费”“可持续消费”以及“循环消费”的主题进行相关搜索，发现以“绿色消费”为主题的发文量最多，相关研究文献共搜索到12 637篇。从1990年开始发文趋势逐年缓慢增加。1994年，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其中提到包括可持续能源的生产与消费、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固体废弃物无害化管理、环境问题与绿色消费的密切关系等。之后的相关文献大幅度增加，由之前年发文量为个位数到1996当年达到40篇。随着绿色消费相关政策法规的不断出台，相关研究的发文量持续显著增加，2006年发文达到482篇，而到了2016年达到808篇，2017年864篇，2019年发文为781篇。从已有的发文量和趋势可以看出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以及推进全民绿色消费行为工作的不断开展。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

国外对绿色消费研究始于20世纪早期，大部分是由于意识到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环境破坏而探讨如何改变人类生产及消费活动以缓解当下的各种危机。这一类的担忧首先出现在诸多文学著作中，如1944年英国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其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认为消费异化是西方社会出现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在以上著作中西方发达国家高消耗、高消费、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不断受到强烈批评。1963年，绿色消费观念被国际消费者联盟提出，相关的研究也相继开展。Hins对近十年有关环境行为方面的128个同类研究所做的共性分析发现，环境知识和环保行为之间的相关性为03，其中环境行动知识比环境事实知识更能预测环境责任行为[4]。Balderjahn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德国消费者的5种环境责任行为如家庭隔热、节能，绿色购买和使用，环境关切以及汽车生态驾驶行为[5]。Roberts和Bacon等研究了具体的绿色产品如无铅汽油、环保洗洁精以及再生纸等的购买影响因素[6]。Grunert研究发现家庭消费活动贡献了环境质量下降的30%-40%，因此，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关键还是要调整消费结构、改变家庭中的消费模式[7]。Stern根据环保行为的特点，对环保者进行了具体的划分，如成为环保主义者、公共层面的环保行为、个人层面的环保行为、其他环保行为[8]。Gyberb P，Palm J对家庭能源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宣传教育的增加程度对改善家庭能源使用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9]。近年来，绿色消费相关研究显著增加，而更多的研究聚焦于绿色消费态度—行为差距或者绿色消费意图和行为差距这一现象的理解、解释和解决[10]。通过组合可能导致绿色消费态度和行为差距的变量来建模，并解释差距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11-12]。

2.国内研究

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就孕育着丰富的有关“绿色”的消费观。如古代人崇尚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顺天而行的行为方式等都闪现着环保、节约等思想。绿色消费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我国的正式提出比较晚，但是发展迅速，目前研究趋势和内容上与国外区别不大。国内研究比较全面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来指导研究工作，各类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张树春、张帆在《环境保护》上发表题为《清洁生产、环境标志与绿色消费》一文，最早提到有关绿色消费的主张[13]。2001年以后，绿色消费才开始进入我国国民的视野，学者董俊武、黄江圳从市场营销角度分析了绿色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等心理过程，并提出了相应的绿色营销启示[14]。阎俊指出受不同因素的影响消费者表现出不同的消费行为，因此企业需要识别不同类型的绿色消费者，以制定不同的绿色营销策略[15]。劳可夫、吴佳将绿色消费具体化为绿色空调机的购买和使用行为，发现绿色消费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显著[16]。王建明、王俊豪利用扎根理论研究了社会公众低碳消费的四方面相关因素：低碳心理意识、个体实施成本、社会参照规范和制度技术情景与个体低碳消费的关系[17]。俎文红等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环境价值观对绿色消费行为的显著影响作用[18]。在绿色消费态度和行为鸿沟这一现象的研究方面，陈凯、彭茜从质化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分类视角，梳理并阐述近年来国内外有关绿色消费态度和行为差距相关研究成果[19]。王财玉等主张采用脑成像技术（ERPs）提供更为精细的结果，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冲突的视角提出以时间参照对绿色创新消费不作为惰性影响的理论架构，并提出在远期购买情境下消费者更关注目标价值（产品环保度）属于道德驱动;而在近期购买情境下更关注目标可行性（产品流行度），更容易受到他人影响，屬于人际驱动。所以人们更倾向于在将来而不是现在购买从而导致绿色创新消费的不作为惰性[20]。接着王财玉，吴波采用实验的方法，验证时间参照对绿色消费的影响及环保意识和产品环境怀疑的调节作用，发现环保意识对时间参照与绿色产品购买意愿之间正向关系具有弱化作用，产品环境怀疑较低时环保意识的弱化作用明显，而产品环境怀疑较高时环保意识的弱化作用则不存在[21]。

随着研究的深入，绿色消费的研究由早期的案例研究、多人访谈到问卷调查以及实验的方法，由质性研究到量化研究方法逐渐多元，影响因素从单一变量的解释到多变量模型的构建和验证。近年来更是从认知神经科学层面，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s）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等手段不断拓展绿色消费相关研究，探讨影响绿色消费的神经机制[22]。国内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研究趋势基本与国外区别不大，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聚焦在绿色消费态度与行为之间差距的研究，相当一部分研究是从企业管理、产品营销、政治学、生态学角度出发研究，而鲜有从公共管理角度，探讨绿色消费驱动机制。因此，未来研究应更多地从公共管理学科出发，结合环境学科、社会心理学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等多学科结合探讨公众绿色消费行为驱动机制，为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绿色消费政策和宣传教育措施提供帮助。

三、绿色消费的影响因素

个体背景变量因素对绿色消费者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关键的变量，可以肯定的是绿色消费在女性、收入较高、学历程度较高者群体中更加受青睐，具体的影响机制需要进一步探讨。社会心理学理论和模型认为人的行为是受情感、道德、社会和规范因素等影响的复杂集合，个体行为受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内部因素包括个体的态度、价值、习惯和规范以及绿色消费认知、环境意识和个人习惯。而外部情景因素主要包括政策激励、广告宣传，另外绿色产品与服务供给、绿色产品质量、价格以及便利性等因素也会同时影响绿色消费行为。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被普遍认为对复杂的人类行为具有较好的预测力和解释力[23-24]。多数研究均验证了绿色消费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以及意向等对绿色消费行为的正向作用[25-26]。靳明，赵昶认为目前中国消费者的食品质量安全意识和整体生态环境意识等外部因素的改善推进了绿色农产品消费意愿的提升[27]。学者于伟通过对青岛和济南两市居民的质性研究，发现影响绿色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是群体压力，群体压力越大越有利于促进绿色消费行为的产生[28]。白光林，万晨阳认为一般在涉及到健康、经济利益的时候，城市居民更加倾向做出绿色消费行为[29]。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消费者会面临在环保利益与自身利益之间进行取舍的两难选择，进而导致绿色消费模式构建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现象，而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必须介入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规范、引导生态环境的保护，解决绿色发展和生态问题。崔巧环认为应该加强政府宏观管理的职能来树立大众绿色消费理念，培养理性的绿色消费者和生产企业[30]。陈凯等认为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绿色消费对绿色发展意义重大。并从培育绿色消费的社会风气，鼓励创新规范认证标准以提升绿色产品质量，推进政府绿色采购发挥表率作用，为绿色模式提供长效保证机制以及精准扶贫推动绿色消费几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政府对于构建绿色消费模式的责任及干预策略[31]。政府的干预行为在推进全民绿色消费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包括绿色消费知识的公益宣传、学校教育以及经济刺激、税收激励和政策法规的制定等措施。但是，目前从公共管理学角度出发，探究政府干预措施对公众绿色消费行为的驱动机制及相关研究较少。

四、推进全民绿色消费的政策干预措施分析

在一定时期内，政府会采取一系列政策干预措施来实现国家利益和社会发展职能。在绿色出行研究中Geng等将政策措施划分为四类，分别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技术手段、宣传与舆论手段，并调查分析四类引导政策的公众响应度[32]。在新能源电动汽车研究中研究者将激励政策划分为试点政策、基础设施政策、财政补贴政策、税收补贴政策、研究和发展投入政策五大类[33]。在居民生活节能研究中将引导政策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信息型和自愿参与型，并就政策效度基于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34]。多数研究表明现有引导政策可以直接促进个体实施绿色消费行为，并且政策力度越大，公众践行绿色消费行为的意愿越强烈[35]。全民绿色消费对于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在历次重要会议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全民绿色消费行为。结合以上分析，本文将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推进全民绿色消费行为的政策引导体系划分为三个方面，并就政策干预措施的效果评估和有效性进行分析;一是政策体系，包括促进绿色消费行为的各类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二是指通过各类媒介如电视、广播、网络及街区社区所进行的促进绿色消费的宣传教育活动;三是政府在促进绿色消费中自身的表率行为，如政府绿色采购，政府工作人员的绿色消费的榜样示范作用等。

1.促进绿色消费中的有关政策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绿色生产和消费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措施，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目前，在促进绿色消费中，我国的政策体系主要有各类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政策工具、相关制度、绿色环保技术标准以及推广推进工程五个方面[36]。首先，在法律法规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绿色消费必须有法制作为保障，除了《宪法》第14条，我国目前有关绿色消费的法律法规是以章节或者条目的形式在其他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的法律中出现。自2002年《清洁生产促进法》颁布后，逐步在《环境保护法》《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政府采购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对居民绿色购买、资源使用等过程做了行为上的规范和引导，而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规定在近年的《刑法》的修订也做了一定的界定，以上法律法规为推进绿色消费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

其次，在政策文件和政策工具方面，國务院及有关部门近年来发布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及具体实施方案，如国务院2005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7年发布的《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生态环境部2011年发布的《关于实施绿色印刷的公告》;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2014年发布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证书管理办法》及《绿色食品颁证程序》，2016年的专项政策《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绿色制造2016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0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司法部共同印发《关于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该“意见”在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组织实施三个方面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这些政策文件在引导和推动绿色消费工作中指明了具体方向，对绿色消费行为发挥着示范和矫正的规范作用。政策工具方面，政府公布并实施一系列税收政策、补贴政策以及价格政策，通过经济干预消费者收益和成本从而影响其消费行为。其中税收政策主要通过征收资源税、碳排放税、消费税等提高消费成本，如对大排量汽车提高车船使用税和消费税，也包括部分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新能源汽车进行税收优惠等，进而通过税收来鼓励绿色环保行为，限制非绿色消费行为;补贴政策则通过对节能环保行为的经济奖励，如节能补贴、光伏产品补贴、垃圾回收补贴等等来鼓励绿色环保消费行为;价格政策主要是通过对一些可节约的耗能产品价格实施阶梯式定价，通过价格干预来影响其节能行为，如水价、电价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对某些消费行为在法律规制上提出了强制性要求的强制型政策工具，如政府禁止公共场所吸烟、年检时机动车尾气排放不达标禁止上路以及直接禁止捕猎和食用受保护的野生动物等等。

相关制度主要为引导绿色消费行为而解决信息披露、绿色产品和服务推广为目的，如通过“环境标志制度”“能源效率标识制度”“节能节水产品认证制度”等等来保障具体落实上述管理条例、规范或者实施方案。技术标准则通过建立绿色技术标准体系、塑造绿色技术创新环境，在提供服务、组织生产、计量检测、系统改进运行等方面为支撑绿色消费发展提供基本动力。如《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绿色饭店国家标准》等。最后在推进工程方面，国家开展了拉动绿色消费、惠及民生的多项工程，如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再制造产品“以旧换再”试点实施方案等等，将绿色产品和服务培育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综合以上分析，整体而言我国在规范和引导绿色消费方面政策体系框架已初具规模，促进绿色消费的政策和制度也不断在发展和完善。但也要看到，由于在推进绿色消费方面缺乏高位统领层立法，缺乏专门立法，以致绿色生产和消费领域法规政策仍不够系统化、效力不强，存在着激励约束不足、操作性不强等问题[37-38]。税收类的政策工具是目前多数国家在引导绿色消费的主要政策工具，其效用显著，管理成本低，但是其税费标准往往难以具体确定。而一些强制性的政策工具，缺乏灵活性并且强制成本高，一般只适合作为辅助手段，更加有效的辅助手段需要进一步探究。

2.为推进全民绿色消费政府的宣传教育

为了引导公众自愿支持与协助促进绿色消费有关政策目标的实现，政府重点加强宣传教育，通过示范、提供相关信息、劝诫、行为指导以及提供参与机会等宣传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来促使消费者增强环境保护意识、更新消费理念，并利用社会群体间的相互压力下使得消费者自发进行绿色消费。目前在这方面的措施主要体现有全国范围广泛开展的规模不同的推广工程和主题宣教活动，如世纪之交推出“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计划”，2001年“绿色消费年”，“千万个绿色消费志愿者在行动”大型绿色消费调查承诺活动;每年定期开展的全国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各个地方及部门积极响应并开展不同类型的主题活动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2012年环保部门响应联合国倡导绿色经济的号召，将2012年的环境日主题定为“绿色消费，你行动了吗？”。对不同层次的对象进行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宣传绿色消费理念，传播绿色消费知识，将绿色消费宣传教育活动推进校园、走进社区。并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多种媒体以及互联网微博、微信、手机短信等现代媒体媒介，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问题的联系及推广绿色消费的重要意义广泛宣传，真正使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同时，在我国的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技术培训体系中将环境教育逐渐普及为通识教育，并贯穿到学校教育教学的活动当中。通过让全民积极参与并加深理解政府的一系列绿色消费的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增强全社会绿色消费理念、提高全民的环境知识和绿色消费知识水平，将绿色消费理念贯彻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自觉成为一名绿色环保消费者[39]。

3.政府自身的示范榜样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民参与环境治理，崇尚节俭绿色消费行为，从消费侧倒逼企业进行绿色生产，达到政府、企业及公众共同参与，推动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决策的有效执行[40]。在推动全民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转型过程中，作为社会治理的引领者，政府部门及部门工作人员要率先垂范带领全民绿色消费行为。形成绿色消费好风尚，既要对个体行为加以规范，更要利用社会相互影响作用，带动全社会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绿色化[41]。從全球情况来看，政府部门的采购力量是庞大的，对某些产品的市场份额和消费者取向产生着较大的影响，成为引领绿色消费的重要手段。我国的政府绿色采购作为政府采购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变革，就是以政府为主导，通过购买那些有利于保护环境的带有环境标识的产品，来促使企业改进产品的生产，重视环境保护，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绿色消费的活动。政府绿色采购明确规定要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如绿色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等。为了发挥政府机构在保护环境、带动绿色消费行为的表率作用，2004年我国出台了第一个政府促进节能与环保的采购政策《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紧接着在2006年由财政部、环保总局出台《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在此基础上，政府绿色采购以节能环保产品采购清单为基础的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制度逐步形成，制度框架初步建立。2019年由国家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进一步在采购执行机制、采购活动的市场环境方面完善了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与此同时，为加强节约型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建设，“绿色消费”之风吹进党政机关单位，要求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带头倡导“绿色办公”。政府在采购和办公等方面绿色政策的实施，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能耗水平有效降低和污染物排放减少方面，对全民消费者起到示范作用，并对全社会形成环境保护风尚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促进了我国绿色消费市场的快速形成。

五、相关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现有绿色消费的研究主要是从市场营销、生态学的角度出发，以具体的绿色产品购买为因变量，探究个体内部心理因素、外在情景等因素对消费者购买影响机制。然而，众所周知，绿色消费不仅仅体现在绿色产品的购买，更体现在个体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环保、适度、循环的消费理念。社会真的要解决生态环境危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就需要更多更有效的政府干预[42]。因此对绿色消费行为驱动机制的研究，更应该综合考虑居民消费决策中的个体内部心理因素以及政府在推进绿色消费中各种干预措施的共同影响，需要从更微观层面去探讨其驱动机制。其中，政府干预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量，需要重点关注。有研究认为信息传播政策和经济激励政策是促进绿色低碳消费的两个主要干预策略，政府政策的支持能更好地提高农民对环保创新技术的采纳意愿[43-44]。政府宣传教育、低碳消费税政策对绿色低碳消费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作用[45]，政府对低碳消费行为的干预政策在提供外部条件的同时能够提升个体相关的低碳认知，培养公众环境价值观，提高主观规范的影响作用[46]。徐林的研究指出政府对于垃圾分类信息的传递以及相关的社区宣传教育活动的组织和开展可以有效提升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知识的知晓度，并最终左右其行为[47]。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攻坚阶段，政府大力推进全民绿色消费行为来参与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在个别领域和一部分群体的消费理念和行为上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个体环保决策与行为容易出现偏差或动机不足等状况、人们已有习惯难以短时间自觉改变、[48]在公共场所和私人领域存在行为不一致等等[49]。而如何解决上述这些问题，采取更加有效的干预措施激发个体内在的动机，自觉践行绿色消费行为成为政府加快推进全民绿色消费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障碍，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六、未来研究方向

全民绿色消费行为在生态保护，环境优化以及资源能源的节约利用方面的贡献，学者们已达成共识，并不断探索影响社会群体进行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目前研究的聚焦在于一个持有积极绿色态度的人是否会真正在行为上表现为购买绿色产品、服务，在具体的生活中是否真正做到节约、环保、重复利用呢？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不一致呢？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不是单一的，未来研究需要整合更多的因素，采用质性和实验结合的方法综合来考虑。政府干预行为作为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不容忽视，未来研究更多地应该从公共管理角度出发，进一步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从多个视角探讨政府对绿色消费行为的驱动机制。而行为经济学在环保、健康以及社会保险采用巧妙的助推策略的相关研究取得的成效为政府快速推进居民绿色消费打开了另一个视角，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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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