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灿，吕红医，张冰雪，王珂昕

（郑州大学建筑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孕育了不朽的黄河文化[1]。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指出：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要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工程，大力弘扬黄河文化；2020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大力保护和弘扬黄河文化，延续历史文脉，挖掘时代价值，坚定文化自信，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产类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认识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可以从中得到教育与启示，产生怀旧情感和心灵共鸣[2]。

随着国家对黄河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视，近年来各界对黄河文化遗产开展了广泛的研究。目前，关于黄河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4个方面：第一个是关于黄河文化遗产构成的研究。由于黄河文化遗产种类多，分布广，因此，其构成在学术界尚无权威性定论。第二个是关于黄河文化遗产特征及保护策略的研究。樊莉娜分析了在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包括内涵不清及点状、分散保护的方式等，并提出了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策略[3]。第三个是对于特定类型黄河文化遗产的专题性研究。薛华在对黄河水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中，详细地梳理了黄河水文化遗产的类型，并将其总结为河道关津型、河泛记录型、河泛痕迹型、洪灾遗址型、水工建筑型、祭祀场所型等多种类型，并阐述了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4]。张治东对黄河流域宁夏段传统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作出了深入探讨，分析了其价值以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了一系列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保护策略[5]。杨敏、束锡红等人分析了黄河流域岩画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阐述了岩画数据库的建设过程，并从岩画保护新技术应用、岩画保护立法等4个方面对岩画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了展望[6]。第四个是从黄河文化的视角展开的一系列研究，这类研究所占比重最大。如牛家儒论述了黄河文化合理保护与传承利用的重要意义，并对黄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现状作了系统的梳理[7]。

综上，对于黄河文化遗产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以下不足：①对于黄河文化遗产的研究多停留在构成探析、价值意义浅层分析的阶段；②目前，黄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策略大多是围绕整个黄河流域全域的宏观调控，而黄河文化遗产类型多、分布广、地域分异明显，不可一概而论；③黄河流域9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总体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尚未形成有效应对策略；④整体性保护不够，价值阐释弘扬不足；⑤结合黄河流域环境脆弱性特征，将黄河文化保护与生态修复相协同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借助GIS空间分析方法，揭示了黄河沿线9省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地域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黄河文化遗产差异化分析及针对性保护提供理论参考，同时丰富黄河文化遗产的研究视角。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核密度估算法

运用核密度估算法可以反映黄河文化遗产在空间上的分布及聚集特征，通过黄河文化遗产的核密度值来反映其集聚程度，核密度值越大，文化遗产点分布越密集[8]。如式（1）所示，核密度估算法为密度函数f处在点x处的概率。为核函数；h表示大于0的搜索半径，x-Xi为估算点x与事件Xi之间的距离（km）[9]。

1.1.2 最邻近指数

通过对黄河文化遗产进行最邻近指数分析，来确定黄河流域内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类型，并得出各文化遗产点在研究区域内的邻近值。点要素空间分布类型划分依据是: 如果最邻近指数小于1，则空间分布类型属于聚集分布型; 如果最邻近指数等于1，则空间分布类型为随机分布型; 如果最邻近指数大于1，则属于均匀分布型[10]。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计算最邻近指数R[11]。

1.1.3 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自相关是描述属性值在整体区域的空间状态分布情况。本文采用全局自相关的Moran’s I指数来检验黄河流域9省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集聚情况。计算公式如式（3）所示。

式中：n为省区个数；yi和yj表示i城市和j城市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wij表示i省和j省是否相邻。当wij=1时，i省和j省相邻；当wij=0时，i省和j省不相邻。Moran’s I指数值在-1到1之间，若处于[-1,0）区间，则表示各省区国保数量呈空间负相关； 0表示不相关；若处于（0,1] 区间，则表示各省区国保数量呈空间正相关。

1.1.4 缓冲区分析

将黄河干线作为分析主体，建立50 km、100 km、150 km多环缓冲区，并统计缓冲区范围内覆盖的文化遗产数量及所占文化遗产总量的百分比，以此分析结果来反映文化遗产与黄河的联系，探析黄河对文化遗产的影响[12]。

1.1.5 双变量相关性分析

通过SPSS软件，分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和不同等级高程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的Pearson相关系数能体现二者的相关程度：若Pearson相关系数值大于0，表明高程等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呈正相关；若该值等于0，二者非线性相关；若该值小于0，则二者呈负相关。其中双尾值为显著性检验结果，即该值小于0.05即认为显著，表明分析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13]。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的文化遗产数据来源于国家文物局公布的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单，高程数据采用9.5 m精度的黄河沿线9省区高程数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经纬度位置信息通过百度地图抓取，黄河故道主要参考谭其骧所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2 黄河文化概述与黄河文化遗产的类型构成

2.1 黄河文化概述

在中华上下5 000年的历史中，黄河流域曾长期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4]，自夏商周以来，曾有多个朝代建都于此[15]。纵观四大文明古国，皆是倚仗河流水系而形成的大河文明，却唯独黄河文明延续不断，发展至今，这也充分体现出了黄河文明顽强的生命力[16]。黄河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囊括了丰富的内容，其主要特征为：历史悠长、内涵丰富、吸纳性强、延续不断[17]。

在我国5 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孕育了河湟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等地域文化类型。河湟地区位于青海东部地区和甘肃西部与青海接壤地带，汉族、藏族等多个民族在这里交融共生，形成了灿烂的河湟文化；关中地区位于陕西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是华夏文明最重要、最集中的发源地之一，孕育了中华文明核心之一—关中文化；河洛地区指黄河、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河洛文化是指起源于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三晋文化不同于齐鲁文化，自古以来，三晋之地便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华夏族的交融地，现多指山西省，民族融合性、包容性、地域差异性是其鲜明的特质[18]，其最典型的代表便是河东文化区，亦称晋南文化，因秦汉河东郡而得名，该地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齐鲁文化是指先秦齐国和鲁国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而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这些不同的地理空间单元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骨干和核心。

2.2 黄河文化遗产的类型构成

文化遗产可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包含不可移动文物、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等诸多文化资源，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将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历史文物（如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书画、书籍、碑刻、洞窟等）、历史建筑以及建筑群、人类文化遗址（如具有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考古文化遗址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包括：“(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19]。本研究以黄河沿线9省区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其中四川省仅考虑黄河干流流经地区。

黄河文化遗产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质形态的黄河文化遗产是指根植于黄河流域的、具有较高科学和技术价值的文物、建筑群、遗址群。国务院核定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重要的物质形态文化遗产（表1）。

表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构成

续表1

截至目前，黄河流域已公布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1 764余处，这些文化遗产地域分布广、时间跨度大，为研究黄河文化遗产的地域分异特征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3 黄河文化遗产地域分异特征

3.1 空间维度分异特征

3.1.1 省域分异特征

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各省的数量分布图（图1）可以发现：黄河沿线9省区各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差异极大，分布并不均衡，将各省数量进行全局自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莫兰指数（Moran’s I）为-0.010 762，接近于0，表明各省区间的数量特征不具有相关性，具有随机性。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超过400处的为河南、山西两省，且中下游省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占全域总数的70%以上，数量优势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各省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分布异质极大，且在申报、评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程中，缺少省际的互动，为整体展示利用规划方案的制订带来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各省区中对黄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与重视程度差异也较大。

表2 全局自相关分析结果

图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分布（来源：作者自绘，底图为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中国地势图，http://bzdt.ch.mnr.gov.cn/download.html?searchText=GS(2016)1609）

3.1.2 总体分异特征

运用ArcGIS10.0最邻近指数法计算可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实际最邻近距离平均值为8.3 km，理论最邻近距离平均值为6.3 km，最邻近指数R为0.132 433，临界值z为-69.589 480，显著性水平小于0.01，其空间分布类型呈现出空间集聚型（表3）。

表3 最邻近指数分析结果

运用ArcGIS10.0核密度分析工具，分析黄河流域9省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密度，并将分析结果作可视化处理，结果如图2、图3所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上的分布极不均衡，通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密度分析图及其可视化图可以发现，其分布集中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且黄河上、中、下游核密度差异极大，呈现出“东多西少”的态势，在河南、山西一带，出现多个高密度组团。

图2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密度分析图（来源：作者自绘，底图为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中国地势图，http://bzdt.ch.mnr.gov.cn/download.html?searchText=GS(2016)1609）

图3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视化图（来源：作者自绘，底图为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中国地势图，http://bzdt.ch.mnr.gov.cn/download.html?searchText=GS(2016)1609）

3.2 时间维度分异特征

自史前至先秦时期，这一阶段的文化遗产在黄河中下游集聚，且在中原地区形成了高密度组团。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史前至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产，是记录早期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演变直至出现早期国家文明这一进程的重要物质载体，因此，旧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产多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发源的核心区域[20]，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地处中原的三河地区（河东、河南、河内）“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表明了该地带的战略重要性，故这一阶段的文化遗产在该区域形成了高密度组团。至秦汉时期，文化遗产相较于先秦及史前时期，分布逐渐向关中地区发展，且不仅是在中原地区，关中地区也出现了文化遗产分布的高密度组团，究其历史原因，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陕西省，该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故留存了诸多文化遗产。此后，直至明清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中原地区转移，文化遗产分布的高密度组团便形成了山西—河南的带状分布趋势。至近现代，受鸦片战争、抗日战争等近代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留存了诸多如革命遗迹、近代西式建筑物等新类型的文化遗产，高密度组团主要分布于山西、河南、山东3省（图4）。

图4 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核密度图（来源：作者自绘，底图为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中国地势图，http://bzdt.ch.mnr.gov.cn/download.html?searchText=GS(2016)1609）

4 黄河文化遗产地域分异影响因素

4.1 自然地理因素

4.1.1 地势地貌差异因素

黄河流域海拔最高处与最低处落差为6 000 m，东西跨度大，造成了区域内复杂多样的地势地貌（图5），将研究区域内高程由低至高等分为8个等级，并统计每个高程等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通过探究其分布数量与高程的关系，来揭示地势地貌差异对文化遗产分布的影响，借助ArcGIS叠加分析工具可知，每个高程等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表4所示。运用SPSS软件对高程等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作双变量相关性分析，显著性检验结果为0.007＜0.05，表明其分析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851，由此可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与高程等级呈负相关（表5）。

图5 黄河流域地貌分布图（来源：作者自摄/自绘）

表4 高程等级与文化遗产数量表

表5 高程等级与国保数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究其历史原因：山地、丘陵地带，海拔高，地势起伏大，制约着区域内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些文化遗产在建造之初，选址受到地形制约，从而影响了现今文化遗产的分布密度。从宏观角度来看，在核密度分析图中展示出的结果是：在地势较高的区域，文化遗产的密度相对较低，数量较少。

4.1.2 与黄河的关系

借助GIS缓冲区分析工具，建立黄河沿线50 km缓冲区，并将其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叠加分析（图6），可以发现：处于黄河沿线50 km范围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为491处，占整个研究区域内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量的28.8%；处于黄河沿线50～100 km范围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为381处，占整个研究区域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量的22.4%；处于黄河沿线100～150 km范围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为330处，占比19.4%。黄河文化遗产的分布密度随着与黄河距离的增大呈现出递减的趋势。究其历史原因，是由于水资源制约着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原始农业对黄河文明的发展亦有着重要的意义[21]。

图6 黄河河道缓冲区与文化遗产的关系

4.2 地域文化因素

地域文化作为在中华大地上传承至今、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其差异性直接造就了多样性的文化遗产，因此，不同文化区的文化遗产，也各自拥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在黄河流域地域文化与文化遗产的关系图中（图7），将文化区范围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密度分布图进行叠加，可得出不同文化区内的分布情况，以进一步探析二者间的联系。

图7 黄河流域地域文化与文化遗产的关系

4.2.1 与河湟文化的联系

河湟文化是黄河上游文化的典型代表，该区域是最早出现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此外，河湟文化区还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交融地区，造就了其文化多样性的特征[22]，是连接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纽带[23]，因此留存有较为丰富的史前文化遗迹，如喇家遗址、柳湾遗址、宗日遗址、沈那遗址等新石器遗址。这些古遗址文化，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旧石器至夏商周时期的核密度分析图中，该文化区域呈现出密度较高的组团状分布形态。

4.2.2 与关中文化的联系

关中文化具有辐射面广、原生性强、包容性强等特点[24]，其覆盖范围以陕西省为主，秦汉至隋唐之际，曾长期作为国家政治中心，因此，该区域内有丰富的秦汉、隋唐文化遗存，如阿房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唐大明宫遗址等。以咸阳为代表，该地留存了丰富的帝王陵墓，文化遗产资源极其雄厚[25]。

4.2.3 与河洛文化的联系

河洛文化区是以洛阳为核心，郑州为东界，潼关或函谷关为西界的黄河与洛水流域地区。韩忠厚认为：“河洛文化是产生于河洛地区的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 是华夏文明——黄河文化的核心和象征”[26]，该地区文化遗产类型丰富，时间跨度大，自旧石器时代至近现代，皆留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如仰韶村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龙门石窟等。其文化类型涵盖了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夏文化等诸多类型[27]。

4.2.4 与三晋文化的联系

三晋文化区，是史前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直至早期国家文明发展的重要地带，史料所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晋地。因此，该区域内留存的主要文化遗产类型为古遗址，如西侯度遗址、丁村遗址、陶寺遗址等重要文化遗址。此外，民族融合使佛教在该地不断发展，为三晋地区留下诸多佛教建筑、石刻、石窟，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4.2.5 与齐鲁文化的联系

山东地处黄河下游，黄河文明对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在中华文化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在发展中不断融合、相互影响的产物，在其背景下形成的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与主干[28]。其中，在济宁及周边地区形成了文化遗产的高密度组团，而沿海的青岛、烟台、威海等地，形成了文化遗产的中密度组团，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有2点：

第一，鲁西南地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文化深受历代帝王的重视，造就了该地区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积淀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尼山孔庙及书院、鲁国故城等文化遗产便是其典型代表。如，曲阜孔庙是一处规模宏大、极具东方建筑特色、气势雄伟的古建筑群，是中国现存的四大古建筑群之一，极具影响力。一方面，随着历代帝王对于儒家思想的重视，曲阜孔庙被不断地加建、完善，至明清时期，其规模已达到顶峰，建筑形制、等级亦被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影响下的运河文化造就了济宁地区文化的多元性与吸纳性，也是以济宁地区为核心，出现文化遗产高密度组团的重要原因[29]。

第二，因近代受西方殖民影响，西方文化的植入，其文化上呈现出了多元化趋势。威海英式建筑、烟台蓬莱的武霖基督教圣会堂、青岛八大关近代建筑、青岛德国建筑等文化遗产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以青岛为代表，其整个城市的风格与其他城市截然不同，曾有研究提到：“这座曾经的殖民城市，其风格的形成有必然性，即一定是德国殖民者主导，一定是以德国人审美趣味为中心的欧洲风格”[30]。

4.3 线性文化因素

如图8所示，黄河文化遗产的分布与区域内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在空间上密切相关：①古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串联起了关中地区与河西走廊的多处文化遗产点，这些遗产点多为古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关隘或商贸重镇。②黄河故道。历史上，黄河下游历经多次改道，致使下游沿岸民众饱受水患之苦，而下游的鲁中地区，因其地势高，免受黄河改道的影响，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故在黄河故道扇形摆动的中间地带，密集分布了大量的文化遗产。③明长城。部分黄河文化遗产隶属于明长城防御体系，同时，其带来的相对稳定的环境也对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图8 黄河文化遗产与区域内线性文化遗产分布图（来源：作者根据文献改绘）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得出：第一，黄河文化遗产整体的最邻近指数小于1，分布呈显著性集聚状态；第二，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分布图以及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核密度图可知，黄河文化遗产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皆有显著的分异特征；第三，黄河文化遗产的分异特征受自然地理因素与人文地理因素的双重影响——由高程等级与文化遗产数量的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可得出，二者呈负相关，即海拔越高的地带，文化遗产分布数量相对越少，其数量分布随着与黄河河道距离的增大也呈现出递减的趋势；第四，黄河文化遗产的分布状况与黄河流域各类型地域文化密切相关，此外，区域内的线性文化遗产，如古丝绸之路、明长城、黄河故道等亦成为相关文化遗产的分布状况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分析黄河文化遗产的地域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能够印证黄河文明的历史演变规律，为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利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本文依照黄河文化遗产的地域分异特征，提出黄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策略：第一，应针对不同的地域文化区，制订差异化、针对性的保护规划方案，因地制宜打造地域特色文化品牌，避免千城一面、千篇一律；第二，结合GIS空间分析技术，划定不同保护集群，根据文化遗产分布密度，划定核心保护区；第三，对黄河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的分析，可以清晰地反映出黄河文化遗产不同时期的分布形态，根据黄河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打造文化旅游线路，细化分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