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萌

（西安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西安 710032）

郑观应（1842-1922），是清朝末年的著名思想家，他的改良思想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期的贡献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特别是其教育思想所体现出的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对中西文化的取舍，一方面为当前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借鉴，另一方面为当前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统文化的来源和基础。

1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

与其他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如王韬、冯桂芬、薛福成等人仅强调政治经济的改良所不同，郑观应更加强调教育改革，其著作中《学校》、《西学》与《考试》诸篇都涉及到教育思想，并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颇具忧患意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紧要关头，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与挑战。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艰难地辗转其间。郑氏的救国理念以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思想为核心，并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在学校教育中的教科、教授与学校设备等诸方面采取改革措施，这在当时保守、落后的时代背景下具有资产阶级改良的积极意义。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反映在教学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三个方面。首先，教学内容上借鉴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实践技能教育，从完全面向个人道德培养的“虚学”转为面向社会需要的“实学”是郑观应教育改良维新思想与举措的具体体现。其次，教育方法遵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文武并重（文理兼备）。最后，教育理念以蒙学、女学为重，秉承古训以德为先，即以素质教育为本，将自然科学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教书育人。

2 郑观应教育思想中的文化观

2.1 中学其本，西学其末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是保守和西化的纷争。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定位中西文化的关系成为世纪之交乃至当代仍旧处于商榷之中的问题。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仅仅从救亡图存的角度看，是对旧有社会制度和封闭保守的纲常文化的改造，并对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起到了一定的缓和作用。早期维新派和洋务派的口号是“自强”，即通过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工业技术、自然科学）使中国觉醒，真正独立于世界之林。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把学习西方仅仅作为“巧匠精兵”之事，表明他还没有把西方之“长”提升为“学”，即“本”的层面，而仅仅作为“技”，即“末”的层面，归属于“奇技淫巧”之类。冯桂芬将西学定为“学”，并同钦定文士必需之学相提并论，还提议由文人来学习西方文化，学有所成之后，授予文功名。“工成与夷制无辩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进而，他明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也是“中体西用”文化观的首次提出。在沈寿康和孙家鼎相继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会通》篇中完整地提出了“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列文森曾指出：朱熹的“体用”理论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体”与“用”是一物之两面，而张之洞的“体用”理论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他关心的不是事物的本质而是文化的本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之“体”代表政治体制，“用”代表手段，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中国的专制统治服务，最大限度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成为顽固保守派所利用的学说。

近现代思想家因身处国门封闭与开放之交的时代，受到“信而好古”思想的局限，无法冲破旧有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的樊篱，只能假借“体用”这一传统哲学概念，在不改变和打破旧有的政治文化思想基础上吸收外来先进科学技术。而郑观应的“中学其本，西学其末”具有与之大相径庭的思想基础与改革措施。郑观应思想分为前期和后期，在前期所作之《道器》篇中将“富强之权术”看作是对“孔孟之常经”的违背，这是由于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所决定的固步自封的做法。亲历中法战争之后，他的思想逐步发生了转变，意识到政治制度与经济密切相关，因此郑观应主张商战，增强经济实力才是救亡图强的手段。振兴经济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教育已经难以适应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摇摇欲坠，教育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因此郑观应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盛世危言·西学》），即在肯定中学的主体地位的同时，把西学也列为“学”，以此给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广阔的存在空间。中学即包括历史、文化、传统、价值在内的民族文化，以修身养性为基础，博古通今为目标，成就君子人格。西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也具有本末、体用之分，自由、平等、理性是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与此同时，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也高举起变法的大旗。

郑观应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西学》）“变”在于变法，即改革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郑观应考察了德、英、法、俄、日等国的学校规制和学习科目，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应用于中国的教育体制，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改良。由此可以看出他强调西方文化的整体性，注重“体用兼备”，不能割裂其体和用，在学习西方军事工业技术的同时，也应注重学习其教育、政治制度等思想文化上层建筑，这种思想的先进性毋庸置疑。在完善后的八卷本《盛世危言》中增加了《议会上、下》等学习仿效西方政治制度的篇章。“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因此，郑观应提出的“中学其本，西学其末”已经初步带有民主民权的色彩，与当时张之洞等人所说的“中体西用”具有截然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李泽厚也曾对郑、张之分歧说过：“不同在于，郑观应强调的是‘西用’，将‘中体’暂搁置起来，后来张之洞强调的是‘中体’，为护卫正统纲常说法。”郑观应以“本末”置换“体用”，既凸显了中学的基础作用，又积极发挥西学的实用性，强调将内省之学转变为经世致用的职业教育，吸取西方发展自然科学之策略，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开明之举。

2.2 公德思想

郑观应在高谈学习西方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化的民族性，《盛世危言》多篇都将“德”放置于首位，这也是对文化民族性的发扬与传承。《或问守身要旨》中有“存仁修德”，《论吏治》中有“诚以德胜于才，终不失为君子”等等多处提到修德积善，以此弘扬重视个体安身立命与终极关怀的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在其教育思想上，一方面注重所谓“本原”之学，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盖教人以德行为先，而不专以读书为事也”（《学校上》）。另一方面也不放弃所谓“形器之学”。

传统文化强调解决个人的内在心性修养，见长于玄虚，而对理论联系实际，服务于实际，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实学还有一定的距离。梁启超曾在《中国人的启蒙》说：“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强调个体的安身立命，不啻为一种终极关怀——私德，而忽略了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生活的共同规范——公德的建立，导致国人自私自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身外之事持冷漠态度。因此，在强调个体修养的同时，郑观应吸收了西方的公德理论，他说：“夫公德者，其所对之人，固不问其为绅、为民，进则为人人之公德，退则为公众之妨害，凡具此心，谓之公德”（《致蔡耀堂先生论公德书》）。这也是对西方文化的肯定和吸收，公德观体现出了公民地位的平等性，不论为绅、为民，人人都是社会公众的一员。这种平等性反映出了郑观应思想在当时已经具备积极的进步性。群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群体代表了国家、社会。因此，人的一举一动都应符合社会规范，并以是否有益于社会（群）为标准，如果行为危及到了公众的利益，则称为妨害公德。公德思想后来在梁启超的新民理论中得到完整的体现，但是最早由郑观应提出，这不能不说是郑氏思想中的一个亮点。

总之，郑观应主张在“技术层面”学习西方的自由思想和科学精神，在“文化层面”扬弃中国传统的素质教育和人文关怀，为清末民初的改良思想家和爱国主义学者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途径，即通过改革教育体制，培养人才，发展经济，从而达到改良政治，救亡图存的目的。

3 郑观应教育文化观的现代价值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反映出他希望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管理制度，并积极维护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及理想社会。

3.1 特色实践，工读结合

郑观应与梁启超皆强调基础教育，梁启超在其《变法通议·幼学》中从讲授内容和方法方面详细阐述了推进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但是郑观应更加注重基础教育中的实践环节。在他的《致香山自治会节录阳湖伍君达拟筹备宪政改良教育小学章程》中从实验到校外教授（实地调查、搜集教材）与教学设备的选取都有详细地说明。其中设学校（农牧畜）、自制标本模型和设理科器械陈列所颇具特色。儒家哲学重“德”不重“力”，道德修养与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是密切相关的。如张岱年所说：“我们民族没有产生出近代实证科学奠基人，和儒家哲学既不重视实际的观测，又不鼓励精密的分析，是有一定联系的”。

一方面，这种特色实践教学方式与郑观应早年学习英文，并在其出任买办时多方面接触西方经济文化有关。另一方面，落后就要挨打，科学技术、工业制造成为国家求富强的主要手段。为了适应发展中的中国近代工业对技术人才的迫切需要，郑观应认为必须加速培养人才，除办正规的学校之外，还需要设立将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加强实践操作能力的学堂。他于1896-1897年总办汉阳铁厂期间，在实践中深感技术人才的不足，建议在铁厂设立一所结合机器生产的学堂，这里的学生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行学习，这不啻为现代专业技术学校的雏形。他说：“就局厂之机器，可即事以传授”，一定能“事半功倍”。当代中国教育在实践教学方面可以借鉴郑氏的改革措施。在当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中也可以古为今用，西为中用，大力提倡职业教育，建立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衔接的政策，鼓励年轻人首先通过职业教育获得一技之长，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再继续深造。

3.2 以德为先，中西合璧

郑观应首先提出改革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并强调以中国传统文化经史子集的学习作为学习西学的基础，无论是蒙学、女教、或专业技术教育均应强调修身立德，无论公学、私塾或者他对子女的家庭教育都可以看出郑观应虽然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仍然秉承传统心性之学，并在中学与西学之间建立起融会贯通的桥梁，那就是“中学其本，西学其末”，即在容纳外来文化成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认同传统文化，并对其加以丰富和转化。郑观应身处洋务运动之时、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之前，他的思想具有买办资产阶级代表性，体现出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如冯友兰曾以现代化取向的文化观对“中体西用”进行新的诠释：“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是说：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底，现在所须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又有持保守主义文化取向的学者张君劢提出：“今后儒学哲学发展之途，可以一言以蔽之曰：自力更生中之多形结构而已。”即儒家思想复兴的道路必须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自力更生）向西方学习（多形结构）。现代新儒家不谋而合地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模式的简单移植，而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在维护中国精神文明亦即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基础上，采纳西方物质文明，实现中西文化的折中调和。

文化保守主义注重维护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仅立足于文化的民族性。西化论者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仅着眼于文化的时代性。郑观应教育思想中所体现出的文化观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郑观应对中西文化的态度表现在他对中西医的态度，即“弃短取长，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盛世危言·西学》）首先，需要维护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固守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观，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在教育中强调“以德行为先”，这与当代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是一致的；其次，又要吸收西方的先进的教育体制、法律制度、民主制度及文化思想，在理论教育的同时加强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为当代的文化重塑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当代中国的文化观应该建立在文化平等的心态上，既是积极取法于西方，又是自尊自信的本位文化观。一面强调维护中国本位文化，主张弘扬中华文化中有积极意义的文化传统；另一面强调对于西方文化要善于分析，善于学习，重视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国学大师陈寅恪也强调中国“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中国文化是一种重视私德的“宗教性道德”（李泽厚语），强调个体的修身内省，而当代社会需要遵守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生活的共同规范的公德——“社会性道德”，两种道德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特别是私德对于公德有一种指引和范导作用，“公德者，私德之推也。”中国传统文化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具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对于其他文化的扰乱和侵入，需要懂得变通之道，扬长避短。如郑观应所说“夫欲制胜于人者，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变通而后能克敌。”（《西学》、《学校上》）变通是一种融合之道，面对当代复杂的国际环境，在素质教育中合理地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作为民族特色的文化更好地融入到文化全球化中，方为应对之策。这也是郑观应文化观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