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丽斌 李乾宝

中央档案馆收藏的落款日期为1934 年11 月18 日的《关于闽东形势及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游击区》时，编者将其改名为《闽东报告》）、1934年12 月14 日的《关于特委及各县委组织情况的报告》《关于红军组织情况的报告》（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游击区》时，编者将其改名为《闽东特委来人关于军事的报告》），这3 份材料对了解和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东革命斗争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但是这3 份材料也存在不少不足甚至失误，特不顾愚钝撰文试加探析。

一、《关于闽东形势及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等3 份档案材料的来历

闽东苏区创建后不久的1934 年4 月3 日，闽东地方党组织即因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遭到敌人的破坏而与上级党组织和中央失去联系，8 月中下旬，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路过闽东时，给闽东党组织留下了一个上海的党中央秘密联络地址。

为了寻找党中央，当年10 月间，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派临时特委书记苏达前往上海。苏达到达上海找到临时中央局后，在陪同他前去的阮伯淇的帮助下，写成了《关于闽东形势及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关于特委及各县委组织情况的报告》和《关于红军组织情况的报告》，呈报给上海临时中央局。当年年底，苏达即与阮伯淇一道离沪返闽。但1935 年1 月他们回到福建时，因这时的闽东苏区已被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与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和闽东红军根本没法联系上，所以苏达便返回家乡闽西，途经厦门时被捕，得其二哥多方奔走才获保释。当年夏天回到闽西后，他与张鼎承等联系上后继续投身革命斗争，相继担任中共南溪区委书记、永和靖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龙岩县委书记，1937 年夏再次被捕，8 月初在龙岩英勇就义。阮伯淇费尽周折才在福清找到原连罗革命领导人魏耿等人，随即投身闽中地区的革命斗争。1936年5 月魏耿叛变后，因在福清无法立足，阮伯淇便考入长乐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1937 年毕业后回到福安，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后再次投入革命斗争，1948 年5 月因“城工部事件”蒙冤罹难。

因苏达走后“音信杳然”，据当年闽东革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范式人1984 年回忆，闽东党组织又相继派一个连江的医生和一个绰号叫“莫斯科”的人，前去联系兄弟地方党组织以期找到中央的关系，但都没能达成目的，从此闽东党组织便失去与上级和中央的关系，只能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1]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闽东党史工作者为了编写有关闽东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等书籍，才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上述3份材料，随后不久才从闽西革命纪念馆获知苏达前往上海后的情况。上述3 份档案材料经闽东革命斗争时期的老干部、老同志回忆，以及闽东革命史研究者的分析，认定它们系苏达1934 年10 月赴上海寻找党中央的关系，向上级党组织汇报闽东革命斗争情况时留下的材料。[2]

二、《关于闽东形势及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等3 份档案材料的史料价值

（一）3 份档案材料肯定了闽东苏区的历史地位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闽东革命斗争留下来的原始档案材料少之又少，给后人了解、认识和研究闽东革命斗争史造成了许多的困难。因此，上述3 份档案材料，对了解、认识和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东革命斗争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具体而言，一是因为这3 份材料形成的时间和所述内容，大多距事件发生的时间不到1 年，从人类记忆的角度看，误述误记之处应该不会很多。二是这3 份材料的主要作者苏达，虽为闽西人，但他1925 年投身革命，1927 年冬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闽西四大暴动之一的后田暴动，领导组织过闽南的惠安暴动，1934 年2 月到连江巡视工作前，曾相继担任中共闽西临时特委执行委员、中共福建省委执行委员兼工委书记、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4 年6 月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成立时担任书记，直接参与领导了闽东苏区形成后将近5 个月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直到当年10 月间才离开闽东。另一个作者阮伯淇，既是当年闽东革命斗争中心地区的福安本地人，到闽东苏区后不久被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调到身边工作，因此对闽东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当时的实际情况也相当了解。三是苏达等此行目的决定了他们在离开闽东时，就必须做好就闽东革命斗争的情况向上级党和中央汇报的准备，为此，闽东党组织肯定会向他们介绍和提供许多闽东革命斗争的情况和资料。3 份材料对后人了解、认识和研究闽东革命斗争史，特别是它在全国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当时闽东的政治形势以及闽东苏区成立后对劳动大众产生的巨大影响等的记述和分析，具有相当的高度而且比较切合实际。

（二）3 份档案材料还原了闽东革命历史的原真性

关于当时闽东的政治形势，《关于闽东形势及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这样判断：闽东“为福建重要门户之一”，但“闽东很落后”，尤其在农村中，而且“交通不便利”，除沿海一带有小汽船可直达内地海口外，“内地还没有马路的修筑，运输专靠苦力肩挑，又经常受土匪的抢劫”。“人民负担的苛捐什税很多（人头捐、炉灶捐、民团捐、保护捐等）”，农产品又卖不出去。因此，“现在在未建立苏区的民众，比前几年苦得多，而且失业非常多。原因是苏区的扩大，而苛捐什税都要白区的民众负担，并且强迫民众去做飞机场、炮楼、战壕、挑夫等苦力工作；又加上年年兵灾、旱灾、匪劫，更使民众痛苦。但他们看见苏区的劳苦民众得到土地自由政权，他们是非常欢迎，他们希望红军更快来解除他们的痛苦。”豪绅地主为了维持自己的财产，纷纷组织民团、联甲并购许多新式武器，而且在各乡修筑坚固炮台等建筑，拼命地镇压劳苦民众，如不许民众到外乡和与亲戚往来，出入外乡须要家长连环保方允许。同时用减租、宽限等欺骗手段，但民众不会受他们的欺骗。虽然敌人在闽东增加了不少的队伍，“但他们的士兵是动摇”，“他们不但几个月没发饷，连伙食钱都被他们的长官减少。”[3]

因此，该报告认为，“闽东是敌人的后方，在闽东一举一动，都牵动敌人‘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怪不得卖国元凶蒋介石派其嫡系走狗来闽东指挥各军，抽部队很积极的进攻苏区，实行其坚壁清野的方法，企图来屠杀苏区内的民众，消灭红军，使反动统治无后顾之忧。在以前红军和苏区还没有这样扩大的时候，他叫杂色军队来进攻苏区和红军。但现在他已派其嫡系部队（八十七师），并增加强有力的部队（七十八师）来进攻苏区和红军，并且把闽东也划在五次‘围剿’中一个主要任务，‘害怕红军向闽北发展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创造闽东海口的根据地使福州受到很大威胁’。”因此“闽东苏区得到巩固，首先就给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们自然会“警告”蒋介石“注意闽东苏区”了。[4]

至于闽东苏区成立后对劳动大众产生的巨大影响，《关于闽东形势及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 这样叙述：“在苏区的范围，一天天的开展和扩大，由于劳苦民众认清了自己的出路，更热烈的更坚决的为着自己阶级利益而斗争，使苏区的范围一天天的开展。在目前的劳苦群众，是比以前更加认识了自己的利益，很剧烈的为着自由、土地、政权而斗争，使苏区一天天的开展和扩大。而且白区的劳苦民众自动的响应红军配合红军的行动，这是很明显的事实。这证明劳苦民众的革命化，给反动统治一个很大的威胁。”[5]

关于闽东红军的组织机构、红军指战员的阶级成分、武器装备、后勤给养以及红军的战斗精神、红军与群众的关系等，《关于红军组织情况的报告》记述甚详，是这3 份材料中失误最少的。如红军住进民房、向群众借东西时，“很有规矩”、“不会乱来”，因此军民关系非常好，“红军经过某一地方时，群众都有送茶在路上给红军喝，或送东西慰劳红军。”又如，该报告记述红军的战斗员虽然“知识很低”、“地方观念浓厚”等，但他们都是“自动来当红军的”，战斗情绪“很好”，“作战是很勇敢的”，等等。[6]该报告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了解和认识闽东红军难得的材料。

（三）3 份档案材料凸显了闽东党组织的优良工作作风

更为难得的是，这3 份档案材料延承了闽东党组织勇于承认自己存在的缺点与不足的优良作风，对苏区形成之初闽东党组织及其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逐一作了分析。例如，谈到财政工作时，《关于闽东形势及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指出，闽东苏区的财政“很混乱”，“还没有统一”，“政府的开支还没有规定”等；谈到留给各级政府保管的那部分没收得到的粮食时该报告指出，“仍没有很好去计划及分配”；谈到肃反问题时指出，虽然苏区对反动分子严厉处以死刑，“但很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他的死刑”；谈到文化工作时该报告指出，“政府虽有其名，但无实际上的建设，学校到现在还没有开办”；谈到乡村赤卫队武装的情况时该报告指出，“虽然各乡村均有武装组织，但没有军事训练，并且组织很散漫，是没有系统的”；谈到少先队的情况时该报告指出，“少先队亦同样的没有军事训练，很散漫，组织上还是没有系统的”；谈到政权问题时该报告指出，目前的政权“还没很巩固”，“党团还不能起核心作用”；谈到工会工作时该报告指出，“工会虽有组织，还没有系统的组织”等；谈到互济会工作时该报告指出，虽然也有组织，“但没有活动推动本身的工作”；谈到妇女工作时该报告指出，“妇女在最近对于婚姻问题闹得很厉害，但政府不能很好去帮助他们解决”；谈到合作社工作时该报告指出，“虽然成立了一些，但还没有组织性、没有计划化”；谈到医院的有关问题时该报告指出，“虽然成立了几个，但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谈到各级苏维埃政府与苏区群众的关系时该报告指出，“对于苏区里面，还没有一些建设事业做到，民众对政府还是很膈膜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党还不能充分在政治上去动员群众，使群众了解。”[7]从目前挖掘到的有关史料史实以及闽东党史研究者的研究情况看，虽然上述分析带有苏达本人在认知、了解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因此所作分析不一定完全与实际情况相符，但是从上述介绍和分析不难看出，这3 份材料对后人了解和研究当年闽东革命斗争，特别是闽东党组织和红军在苏区成立之初的工作状况，有很大的帮助。

《关于红军组织情况的报告》，也非常客观地指出闽东红军存在的不足。例如“虽然各连均有一些党的组织，但党……不能在各连中起到核心作用”。又如，由于“过去很忽视”对指战员开展“政治训练”，所以广大指战员不仅浓厚的地方观念得不到克服，而且一上火线，不懂得服从命令听指挥，常常“变成一种个人的勇敢”，等等。[8]

还需要指出的是，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当年闽东苏区在分田时执行了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左”倾错误政策，但闽东党组织对“反对富农”、查田运动等“左”的错误进行了一定的抵制，或者说具体执行得还不能让苏达感到符合执行“左”的错误政策的上级党组织的要求，所以苏达才在材料中不大满意地指出，“混在政府里的流氓富农份子都没有肃清出去”，“苏区内的阶级斗争还不能深入到下层去，如查田运动、反对富农，还是形式上的。”[9]随后不久，北上抗日先遣队路过闽东时，执行“左”的错误政策的曾洪易、乐少华，批评闽东党组织“右倾”、“阶级阵线不清”等，佐证了苏达等上述有关记述的真实性。

三、《关于闽东形势及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等3 份档案材料的不足与失误

但也毋庸置疑，这3 份档案材料也存在许多不足甚至失误。主要是因为1934 年6 月底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成立前，苏达在时属闽中的连江县巡视工作，而他到福安任中共闽东临时特委书记一职仅3 个多月就离韩赴沪了，因此他对此前中共福安中心县委领导下的闽东革命斗争的了解不可能很多，就是对这3 个月间闽东革命斗争的情况也不可能非常熟悉。陪同他前往上海寻找党中央的阮伯淇，到闽东苏区前是福安扆山中学的在读学生，虽然已经入党，但年仅16 周岁多一点，到闽东中心苏区也才9 个多月，而且是一名普通革命者，因此对之前的闽东革命斗争情况知之不多，对到苏区后9 个月间的闽东革命斗争情况同样不可能非常熟悉。

正因如此，他们留下的上述3 份材料，对之前中共福安中心县委领导下的闽东革命斗争的叙述，显然错失多多，这从他们把7 个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委员之一的阮玉斋（即阮英平）记作王玉斋，把另一个特委委员林孝吉记作李孝吉即可管中窥豹了。概而言之，上述3 份材料主要存在如下几个错失：

一是把1929 年8 月成立的中共福安县委（一说成立于1930 年秋）称作福安特支。经闽东地方党史研究者研究考证，福安最早的党组织为成立于1929 年夏的中共福安小组，此后至中共福安县委成立，并没有成立过什么福安特支。[10]

二是把1932 年8 月成立的中共福安中心县委（一说成立于1932 年11 月）误记作1932 年春后。经闽东地方党史研究者研究考证，为了统一领导以福安为中心的福安、福鼎、霞浦、宁德、寿宁5 县的革命斗争，1932 年8 月在福安城关成立了中共福安中心县委，直属中共福州中心市委。[11]

三是把1932 年冬发生的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内部纠纷”误记作发生在当年春。经闽东地方党史工作者研究考证，中共福安中心县委的第一次“内部纠纷”发生在1932 年冬，主要是因为一批地方干部经过“五抗”斗争和游击运动的锻炼，领导才干和工作能力得到提高，从而在群众中赢得较高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出身当地的领导人不能正确看待自己，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和争权夺利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膨胀起来，因此瞧不起外来干部，以致联合一些当地干部排挤外来干部。[12]

四是把1933 年闽东北游击第一支队为保存实力转移到福安东区和南区，说成是“失败后又退到寿宁”等等。据时为闽东北游击第一支队成员的陈挺回忆，当时敌人调集了一个营的“警察队”以及地主民团和反动大刀会“清剿”福安北区，使当地的革命斗争受到挫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县委决定游击队转移到东区和南区活动。不久，‘围剿’北区的敌人主力退走，县委指示我们一支队再打回北区去，重新打开斗争局面。”[13]

总之，中央档案馆所藏 《关于闽东形势及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关于特委及各县委组织情况的报告》和《关于红军组织情况的报告》，因所述内容大多距事件发生的时间不到1 年，且其主要作者苏达1934 年2 月到连江巡视工作前，曾相继担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等职，1934 年6 月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成立时担任书记，直接参与领导了闽东苏区成立后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直到当年10 月离开闽东，因此这3 份材料对了解和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东革命斗争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但因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成立前，苏达在时属闽中的连江县巡视工作，并未到当时闽东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区福安，而且到福安担任中共闽东临时特委书记一职仅3 个多月就离韩赴沪了，陪同他前往上海寻找党中央的阮伯淇，虽然已经入党，但年仅16 周岁多一点，到闽东中心苏区也才9 个多月，而且是一名普通革命者，他们对闽东革命斗争情况不可能非常熟悉，所以，由他们执笔的这3 份材料自然存在不少不足甚至失误。

注释：

[1]范式人：《从工农武装暴动到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闽东苏区创立五十周年》，《风展红旗》第5 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17 页。

[2][3][4][5][7][9]《闽东报告》（1934 年11 月1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游击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年，第32、第32-33、第34、第34、36-38、38 页。

[6][8]《闽东特委来人关于军事的报告》（1934 年12 月1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游击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年，第42、43 页。

[10][11]中共宁德地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宁德地区组织史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8、10页。

[12]中共福安市委党史办公室著：《福安人民革命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年，第122 页。

[13]陈挺、黄烽著：《闽东健儿征战录——陈挺黄烽的回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