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昀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361021)

一、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以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特征为理论主题，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对如何理解、把握和开展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了系统回答，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大创新成果。理清该论述内蕴的深刻理论逻辑，不但是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而且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客观要求。总体而言，这种理论逻辑于历时性角度体现为它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继承和发展，于共时性角度体现为它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构成。

(一)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时代特征和我国国情，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深刻发展，具有鲜明的当代中国特色。这主要从三个基本维度展现出来：

第一，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属于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的范畴，归根结底受经济基础制约。但同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思想文化建设同样能够对经济基础发挥巨大反作用，甚至直接影响历史进程。在深刻把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者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习近平科学回答了如何在社会整体框架中定位意识形态工作这一重大命题。一方面，习近平始终强调经济建设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支撑性作用：“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34页。，另一方面，习近平也极为重视作为上层建筑重要内容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多次强调只有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者共同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如何定位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明确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3页。。该论断既科学划清了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内在界限，明确了服务经济建设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职责所在，也凸显了意识形态建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重要地位，阐明了意识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担当的重要角色和发挥的巨大作用。

第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思想学说的哲学品格和理论特质，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在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所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这种实践性极为鲜明。就理论内容而言，该论述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基本原则和逻辑起点，继而在时代转换中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核心议题、丰富着自己的理论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时代化、本土化；就检验标准而言，在该论述的指导下，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成功解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有效保障了“十三五”规划的总体完成，为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贯彻了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法。在该方法的理论视域下，产生意识形态的经济条件和阶级关系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主要内容，规定着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和取向。与资产阶级极力掩盖自身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不同，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揭示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公开宣称自身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5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作为科学理论的同时，也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具有极为鲜明的阶级性。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持代表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坚定阶级立场，不仅将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视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而且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将其作为一项根本制度加以明确，集中体现和展示出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基本属性的深刻认识和把握。

(二)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从全局高度，运用战略思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框架中把握和分析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才能在总体视域中抓住问题的本质，对该论述进行透彻的理论把握。

第一，将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指向和理论内涵置于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整体视域中来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从根本上看，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工作重心、思路方法、目标任务都是由其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线之一，就是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这一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和新目标。在此语境下，习近平从两个主要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科学回答，推动了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和创新：其一，意识形态领域的重点工作就是要从思想理论上解释好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原因，回答好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方法和路径。一方面，要求意识形态工作对人民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给予具有较强解释力和说服力的回答，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胜信心；另一方面，要以持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并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成果为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提供总体指导，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保障。其二，意识形态工作应致力于解决本领域内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旧十分凸显。为解决这一问题，习近平从多个角度和层面提出了应对策略：一是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加快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抓好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等措施，提高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的标准化均等化水平，改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文化发展差距较大的现实问题。二是要扩大文化供给，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庞大开放的文化平台。通过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促使更多的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参与到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创造中来，在共建共享的实践中丰富人民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三是要将创新作为推动文化和意识形态发展的第一动力，解决我国文化产品多但精品少的突出问题。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者要坚定艺术理想，在提高自身学识修养和文化素质的同时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4页。。其三，主要矛盾的变化标志着我国已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内在地决定了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重心的位移。在“强起来”的历史阶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就是要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围绕这一中心，意识形态工作要在深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基础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致力于从思想层面将全党全社会的力量统一起来，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时代语境下，正确应对因利益分化带来的国内思想多元化的现实局面，努力建立一个开放包容、同时又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使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

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将包含的因素划分为不同的层次，采用框图形式说明层次的递阶结构，采用与因素的从属关系的论证方法，构造判断矩阵，按照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采用强度、偏好、优劣等标度方法，根据1～9级的倒数标度，判断矩阵，满足下列条件，则可以进行最大特征值的向量的分析。

第二，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大局和战略意义进行把握。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了科学而全面的谋划，明确提出要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建设相统一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指明“我们要按照这个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这就是说，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特定领域的单独任务，而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整体，既要认清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作用，也要注重非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既强调社会各构成要素的相对独立性，也明晰它们的交互作用在促进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总体性意义。在此理论视域下，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阐明了意识形态作为一般性工作和特殊性工作的双重属性。所谓一般性，是指意识形态工作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各项工作一样，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都致力于丰富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特殊性，是指意识形态工作和我国其他领域工作的差异性和联系性。一方面，通过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特殊地位，习近平深刻揭示了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主要包括：它既可以使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理论，进而在理论指导下更好地创造历史，促进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以达到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稳定的目的，又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万众一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可见，意识形态工作发挥着指导其他领域工作的作用，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灵魂和精髓。另一方面，习近平科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和战略思维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大局中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全面考量，深刻阐释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性特征和应具有的大局意识。历史唯物主义多次强调，意识形态绝非是消极被动的经济附庸，相反，社会不同构成要素之间具有彼此依存、相互作用及转化的有机统一性。从该理论立场出发，习近平不仅从多个维度论述了意识形态工作所具有的战略性、全局性意义，指明了意识形态工作不能将自身从国家发展大局中孤立出来，而应该树立正确的全局观念，“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2页。，积极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而且深刻把握了意识形态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其他工作的复杂联系和作用机制，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绝不是单纯的思想工作，而是直接关涉着我国经济的建设质量、政治的长治久安、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社会的发展道路，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因此，我们绝不能将意识形态工作视为思想宣传部门的事情，而应当处理好意识形态工作和其他各方面工作的重大关系，形成全党共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宏大格局。

二、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把握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规律，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对这一规律的探索，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反思，正如习近平所说：“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页。。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蕴含着深刻的内在的历史逻辑。

(一)吸收和借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持续探索创新的同时积累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之所以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一个深刻的历史逻辑在于习近平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科学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充分吸收、借鉴其精华，这些精华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回答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发挥何种作用的重大问题时，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深刻阐明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从当时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需要出发，在明确意识形态本质是对现实社会理论再造的同时，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引领作用，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9)《毛泽东年谱(1949—1967)》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页。。遵循着这种理论逻辑，我们党在制定革命策略、开展革命工作时特别注重发挥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使我国革命最终遵循着“由意识形态到政治、再到经济的特殊历史逻辑”(10)姜志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三重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第二，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毛泽东高度重视党领导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不仅多次撰写理论文章阐释和论证“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1)《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这一重大问题，而且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诸多举措，例如创建报刊杂志译介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普及读物、创办党的干部学校培养革命骨干等等，这些努力使我们党成功夺取并巩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从根本上保障了革命前进的正确政治方向和人民立场。

第三，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而联系群众的首要和关键环节就是要使群众在思想层面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我们党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和情况，采取了启发、引导和说服的民主方法，最终在革命过程中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使他们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支持和参加革命运动。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了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扭转了建国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错误倾向和做法。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不仅正确处理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二者的关系，指明意识形态工作是进行经济建设这一艰巨任务的有力保障，是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而且站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高度，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引深化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此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认真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不断推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向纵深发展。从总体上看，我们党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向民族复兴的历程中，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与此同时，毋庸纬言，也留下了一些历史教训。其中，深刻的教训之一是建国后发生的夸大意识形态作用的“文化大革命”，之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出现的忽视甚至淡化意识形态作用的“一手软、一手硬”现象。对此，习近平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反思，非常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时代做好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应坚持和发扬的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不仅明确了经济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两者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指出“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1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同时还根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确认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地位，继而提出了“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13)《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29—130页。的科学命题。可以说，这一认识和定位不仅是对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以往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当前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积极回应，充分展现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并日趋完善的过程。

二是要确保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唯心史观基础上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习近平立足这一理论，结合我们党走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既从目标层面提出意识形态工作应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身的最终奋斗目标，也从实践层面指明衡量意识形态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三是要巩固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习近平不仅十分重视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14)《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还进一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具体维度论证并丰富了这一原则。首先，他从方式方法的角度对新时代党如何领导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诸多重要指导，主要包括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工作的水平和能力、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大宣传”工作理念、把宣传工作同其他战线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深入理论研究等等。这些举措的提出，深刻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深刻认识。其次，他从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角度对坚持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作出了更深层次的阐释，论证了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和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两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只有坚持党性，才能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真正反映人民心声、代表人民利益，也只有坚持人民性，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使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坚实稳健的动力根基。

(二)剖析和反思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深刻教训

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迂回前进的。习近平在全面回顾和总结这一辉煌而艰辛历程的同时，重点剖析和反思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一社会主义重大挫折的内在原因和发生机制。在习近平看来，尽管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但其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失败致使苏共党组织失去作用。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自由化的理解和运用。就理论层面而言，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正确认识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巨大作用，成功维护了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稳定。但在列宁去世之后，第二国际内部存在的片面强调意识形态从属性和受动性的观点在苏共内部日益发酵，这种狭隘化理解严重窒息了苏共意识形态理论的生命力，使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日益僵化和教条化，甚至沦为恩格斯早就批判过的“经济唯物主义”。就实践层面而言，伴随着20世纪中期以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相继执政，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呈现出自由化、形式化、教条化、简单化等显著特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通过采取“民主化”“多元化”等手段，开始极端弱化意识形态建设，不遗余力地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极力抹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历史成就，在高举所谓“思想自由”的旗帜下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些因素交互叠加，直接导致了苏联改旗易帜。习近平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一针见血地言明了丧失意识形态阵地的严重后果。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3页。。实际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从理性思维的深度明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形成根基深厚且能长久具有生命力的理论信仰。当前，国内外一些社会思潮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少数党员干部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此，习近平多次强调全党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要在认识真理、掌握真理的基础上信仰真理、捍卫真理，还要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结合起来，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对意识形态建设中人民性的背离。《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政党正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不断奋斗的政治组织。苏共成为第一个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党之后，日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把党异化为凌驾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把马克思主义异化成为自己的特殊利益服务的封闭僵化的理论教条”(17)蒋红：《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刻教训》，《红旗文稿》2016年第15期。，最终丧失了民心，走向覆灭。面对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习近平多次强调人心向背和政权存亡之间的逻辑关系，指出：“如果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1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为此，习近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要求将之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使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认同者、参与者、受益者。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属于思想文化工作，其直接诉求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求。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得失，我们不得不承认，曾经在某个时期只注重发展经济而忽视了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导致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也严重威胁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安全。为解决这一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在作风方面要力戒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克服此前存在的疏远群众、脱离基层、远离实际等严重问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在内容方面要力求避免假大空式宣传，“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19)《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在话语表达方面要反对官话套话，多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扬新思想和正能量，“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5页。，从而达到反映人民真实呼声、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目的。另一方面，要从物质生活实践出发理解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将“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21)《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页。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顺利进行的根本保障。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认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136页。，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最终要依赖于实践才能够解决，要通过不断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问题，从根本上使意识形态工作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认同，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本质。

三、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现实逻辑

任何伟大思想都铭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表现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深刻揭示思想背后蕴藏的现实逻辑，是把握任何一个科学理论时代意识、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关键所在。习近平一方面着眼于应对党情国情世情变化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另一方面着力于破解长期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难题，从三个重要维度提出了点面结合的意识形态工作方针和举措，不仅使其相关论述展现出明晰的现实指向性，也使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实践得以不断创新和发展。

(一)划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领域

习近平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在注重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全面性的同时特别强调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这种鲜明的问题意识指引下，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得到有效提升，实现了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的紧密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仅找准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和重点领域，而且对不同领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突出问题进行了精准把握，提出了应对的基本策略，主要包括：

第一，互联网领域已成为意识形态工作主战场、主阵地。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互联网时代既使舆论的生成方式、传播方式和话语体系产生了根本性变革，也使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国外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渗透和国内多元社会思潮的侵蚀、解构。因此，做好该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不但是当前迎接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挑战和风险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我国由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为此，习近平提出了做好互联网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新举措，主要涉及三个层面：在技术层面，要提升技术治网能力，防范网络新技术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风险；在法律层面，要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完善相关法治保障体系，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在方式方法层面，要在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的基础上，改进创新网络宣传方式等等。

第二，新闻舆论领域处在意识形态工作最前沿。在对国内外媒体环境和舆论形势科学研判的基础上，习近平用“五个事关”论证了新闻舆论领域处在意识形态工作最前沿的重要地位。习近平针对当前该领域存在的割裂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宣扬商业化时代党管媒体无意义、鼓吹抽象绝对的“新闻自由”等错误倾向和论调，详细阐述了当前该领域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治理路径。首先，在基本原则层面应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党管媒体和意识形态，将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使新闻舆论工作“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2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22页。；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注重把握新闻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其反映和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诉求；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进的思想政治基础。其次，在治理路径层面既要不断加强新旧媒体融合、构建全媒体发展格局，也要着力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我国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还要推动该领域的全方位创新，以提高其适应新形势的能力和水平。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占有突出位置。根据全面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话语权的客观需要，习近平将做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工作摆在意识形态建设的突出位置。尽管我国哲学社会科学7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着学术原创能力不强、人才队伍素质亟待提高、训练培养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等客观问题。面对这一局面，习近平从全局高度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并阐明了具体实践路径：一是应广泛汲取理论资源，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三者融会贯通，使它们成为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宝贵理论财富。二是应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使哲学社会科学以当前我国的现实问题为思考和研究的中心，解决新问题、提炼新理论、引领新实践。三是要涵盖各领域各学科，着力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优势学科、基础学科和冷门绝学，使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体系性和专业性。

(二)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原则和工作方法

针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习近平提出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原则和工作方法，将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

第一，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重要原则。现阶段，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对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产生了错误认知，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鉴于此，习近平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不仅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应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重要原则，而且进一步从哲学层面对两者关系作出了科学阐发，认为“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2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该论断内蕴两方面的重要内涵：一方面，坚持意识形态党性的本质和核心就是坚持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要求，坚持党性才能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确保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代表了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的根本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二，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1页。的工作方法。习近平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需要和面临的客观形势出发，科学把握了意识形态工作中“立”与“破”的辩证统一关系，明确指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应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同时，决不放弃舆论斗争。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不仅是因为当前我国积极正面的东西是主流、消极负面的东西是支流的现实状况，同时也是基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坚定全党全国人民”四个自信”的现实需要。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还在不同场合提出了加强正面宣传的途径和方法，主要包括推进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打造本领高强的宣传思想队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等等。不放弃舆论斗争，则是基于对国内外舆论环境的正确判断：一是国际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日趋激烈；二是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所导致的意识形态领域矛盾凸显。在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中，这一工作方法在两个基本维度显现出来：一是揭露和批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错误；二是针锋相对地批判国内各种错误社会思潮。习近平不仅提出了判定错误社会思潮的基本原则，强调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而且对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等错误社会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的驳斥和批判。

第三，构建意识形态治理体系，提升意识形态治理能力。回顾我国传统意识形态工作，不难发现长期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在工作主体上，主要采取党的一元主体管理模式，工作效率效果与实际需要存在不少差距；在实践方式上，一定程度上片面强调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管控力度，却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和价值；在话语运用上，存在喊空洞口号的现象，空话、大话、套话屡见不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习近平对提升意识形态领域治理能力的实践进路进行了有益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首先，在工作主体层面，变传统的单一主体为多元主体，在坚持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下，支持、鼓励和引导非政府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投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强调双向交流和互动，建立健全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其次，在实际运作层面，变传统的金字塔式为扁平式。以往，意识形态工作大多采用自上而下的层级方式来展开和推进，但伴随着政治生活的发展和公共领域的扩大，为了适应新形势需要，提升工作效率，更多采取扁平化的方式来进行治理，有效地发挥了组织和个人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在宣传手段方面，变传统行政管理手段为教育、引导、熏陶等方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在主体性凸显的现代社会，认为单纯依靠行政或硬性灌输手段处理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不仅越来越难以奏效而且会引发负面效果的社会现实，及时实现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方式的转变，采用建设性和斗争性相结合的宣传方式，获得了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心认同和自愿接受。

(三)加强和推进意识形态理论创新

在当今世界格局深刻变动和思想文化领域纷纭交锋的背景下，推进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就国际社会而言，世界上不少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势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存在误解和偏见，在新闻舆论方面有意抹黑、丑化。在这种情况下，亟需我们通过丰富科学理论体系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就国内社会而言，我国不仅面临信息化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侵蚀，也受到非主流社会思潮滋生蔓延的冲击和挑战。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推动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和建构，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成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理论创新和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强调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26)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2、338页。。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意识形态工作创新，揭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特点新规律，以此进一步指导和推动实践创新。其中，做好这项工作的核心和关键就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改变以往在工作中事后分析补救的方式，使我们党能够有效预防和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巩固并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和领导权。目前来看，尽管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水平正在不断提升，但相较于迫切的现实需要和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果而言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如重复研究、忽视哲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属性、重大理论创新不足、投入与精品产出比例不相符等等，客观上“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更多地处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被动局面。鉴于这种情势，一是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加大经典著作编译以及强化马克思主义文本、思想和基本原理研究的基础上，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为我国理论创新与建构提供学理支撑；二是要强化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新时代重大实践经验和现实问题的理论阐释力度，实现理论解释力和说服力的不断提升；三是要融通各种资源，在充分挖掘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利用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优秀成果，增强我国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四是要科学建构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理论联系，系统完成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伟大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