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能

2020年中国农历新年伊始，暴发了新冠疫情，对民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成极大威胁。在重大疫情防控过程中，网络谣言不断滋生与传播，一度成为人们谈论的重要话题。以应对新冠疫情为契机，深刻揭示重大疫情网络谣言的危害性，深入探讨重大疫情网络谣言的滋生及其治理对策，不仅是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支撑，也是完善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重大疫情网络谣言的现实危害

重大疫情作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其间民众首先关注的就是疫情发展形势，民众大多会通过社交平台、门户网站等搜索了解疫情信息。但自媒体时代，庞杂分散的信息良莠不齐，一些谣言成了民众信息的主要源头，导致重大疫情与网络谣言相互交织。重大疫情为网络谣言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土壤，而网络谣言的危害性已远超出公共卫生范畴，不仅危害疫情防控本身，还对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等方面产生深远负面影响。

(一)激发非理性情绪，扰乱正常社会秩序

网络谣言总与天灾人祸相伴随，往往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造谣者期望从社会动荡中谋取某种利益或者获得某种心理满足，主要是受经济利益的诱导。网络谣言会误导民众，激发民众的非理性情绪，从而使社会充盈着大量感性言论，将事件的舆论推向极端，导致疫情危机衍生出舆情危机。重大事件发生时，社会秩序本身就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再加上网络谣言的怂恿，容易造成生活物资供应紧张，从而引发民众不安、焦虑和恐慌，甚至增加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

新冠疫情发生后，很多省市决定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事实上，一级响应下的社会秩序是一种非常规突发性的秩序。这一重大疫情下，各种网络谣言的滋生和传播更加扰乱了社会秩序。例如，武汉作为新冠疫情的重灾区，网络谣言“武汉2月25日—3月10日所有商店全部关门”，不仅加大了疫情的防控难度，而且造成武汉市民心理恐慌，抢购日常生活物资。这是重大疫情之下网络谣言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扰乱民众正常生活的现实典型案例。

(二)加重社会诚信危机，增加社会运行成本

社会转型四十多年来，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社会诚信问题越来越突出。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失信问题蔓延到新媒体领域，突出表现为网络诈骗和网络谣言。网络谣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失信，任其泛滥可能会加重社会诚信危机，主要表现为民众对诚信的失望、不信甚至放弃。重大疫情涉及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当相关部门“辟谣失灵”时，民众会对诚信价值产生更为深重的怀疑，动摇诚信道德信念。此外，重大疫情中某些网络谣言还会损害政府公信力，消解政府的权威。一些谣言制造者在政治利益驱动下，刻意造谣攻击我国的政治体制或者政府官员，严重损害了政府及其官员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导致我国的政务失信在网络谣言的围攻下越发严重。

社会诚信危机加重的危害性在于进一步增加了整个社会运行的成本。当一个社会陷入诚信危机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本会大为增加。此外，虽然网络谣言的编造和传播很简单，但是权威部门辟谣和消除谣言的负面影响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更多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

(三)强化社会阶层对立，激化各种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社会从单一的结构向多阶层的结构转变。“凤凰男”“孔雀女”“官二代”“红二代”“富二代”等称谓的涌现，成为我国社会结构分化的表现。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财富大幅度增加，再加上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和地区发展的差异，贫富差距扩大，各种社会矛盾增多。

由于社会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一些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试图通过制造谣言的方式攻击他人，以获得心理平衡。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互动性，使之成为他们发泄不满情绪和仇恨的重要窗口。“当成见的体系已牢固地形成时，我们会注意那些能支撑成见的事实，而不去注意那些与成见相矛盾的事实。”(1)[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此类网络谣言助长民众的不满情绪，有的就利用重大疫情发生的契机，制造网络谣言以发泄仇恨。新冠疫情发生时，就出现关于武汉人、湖北人的网络谣言，故意放大事实，制造社会矛盾，导致社会紧张、排斥和对立。

二、重大疫情网络谣言的滋生

在新冠疫情中，为了有效防控疫情，人们尽量不出门、少出门、少聚集，网络几乎成为人们信息来源和交流的唯一途径和平台。在网络各类信息中，有不少谣言。有效治理重大疫情中的网络谣言生态问题，必须从其源头入手，从学理上深刻把握它独特的生发逻辑。

(一)资本逻辑宰制重大疫情网络谣言滋生

需要是客观存在的，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就是自身需要不断满足的过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们的物质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越来越倾向于更高层次的安全的需要。重大疫情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偶发性。它是突然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新事物，人们知之甚少。只有通过大量科学研究，人们才能深化对它的认识。二是极大破坏性。它会严重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剥夺生命。重大疫情发生时，人们往往处于未知信息的困扰中，基本的安全需求得不到保障，从而感到极度恐惧和焦虑不安。这是在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得以存在的心理条件。

由此，人们的基本安全需求就与重大疫情造成的恐惧构成一对矛盾。一方面，人们的基本安全需要得到保障；另一方面，重大疫情对人们的基本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人们迫切需要深化对重大疫情的了解以消解恐惧，从而满足生命安全需要，这就为资本逻辑的介入创造了“难得的时机”。在资本逻辑驱动下，大量谣言涌入网络舆论场，宰制整个舆论的走向，以获取经济利益。例如，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网络谣言“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后，京东等互联网购物平台上双黄连口服液均显示无货或已卖光，造成市场上双黄连口服液的断货。这类网络谣言的生发正是资本逻辑宰制重大疫情网络舆论走向的结果。

(二)“后真相”助推重大疫情网络谣言滋生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当前人类能够掌握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全面，都要深刻，同时对信息的渴望又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强烈，都要迫切。每当重大疫情发生时，一个崭新的事物突然出现在面前，人们渴望对它尽可能多一些了解，以缓解不安和焦虑。无论是2003年SARS重大疫情，还是2020年新冠疫情，人们都渴望知道该病毒来源于哪里，是怎样传给人类的，会对人类造成哪些伤害，怎样才能有效预防，等等。人们希望迅速获取这方面准确、可靠的信息，对反映这类突发事件的即时信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然而，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信息的准确度、深度和广度更是以牺牲时效性为代价的。尤其是在重大疫情时，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科学研究才能对新的问题做出准确的权威解答。此外，在应对重大疫情时，政府应该利用官方媒体优势及时公开疫情信息，但由于现实中处理重大事件的复杂性和时效性，政府有时难以在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信息，这就造成人们的信息渴求与有效信息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权威信息真空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空间，一方面，民众过度关注疫情，渴望及时得到关于疫情的有效信息；另一方面，社会所能提供的有效信息又严重不足。谣言的生发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矛盾，利用“先入为主”的心理机制，抓住了人们获取有效信息的时间差。“后真相”时代，当民众通过常规的诉求机制得不到信息时，就会忽视理性规约从而选择听信谣言，或者是表现为没有耐心等待真相。即使政府及时公布有关疫情信息，民众也会持怀疑态度，甚至根本不愿相信。实际上，谣言正是在人们“寻找与等待真相”的间隙得以滋生的。例如，新冠疫情发生后，网络谣言“预防肺炎的疫苗能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就抢先在官方发布相关信息之前出现。这类网络谣言虽明显不是事实真相，但却拥有广泛的认同市场，这是“后真相”助推下的结果。

(三)网络新媒体特质支撑重大疫情网络谣言滋生

在网络新技术支撑下，社会信息的传播发生革命性变化，人类进入自媒体时代。一是信息传播者和受者从单一向多元的转变。网络技术赋权降低了新媒体信息发布的准入门槛，使信息传播由单信源向多信源转变。任何人只要拥有移动终端和网络设备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整个社会呈现出“所有人可以对所有人传播”“人人皆为传者，人人皆是媒体”的局面。二是信息表达的形式从单一向多样的转变。新媒体打破了单一的信息表达方式，信息呈现出多样性与灵活性。它打破了传统媒体文本只能按顺序存取的限制，由原有的文本型提升为融合音、像、文、图的超文本型。因此，新媒体条件下存在个体行为的机会化。即个体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到网络行为之中，并造成正面或负面的结果。

重大疫情发生时，在新媒体技术支撑下，人们接受的不仅仅是官方主流媒体提供的信息，任何人都可成为相关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这既给予个体传播谣言的机会，又为谣传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谣言亦可以多样化的形式灵活呈现，更容易取得民众的信任。此外，谣言制造者还可以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逃避拦截，从而顺利将信息推送到微空间。总之，网络新媒体特质是导致重大疫情网络谣言生发的技术条件。

三、治理重大疫情网络谣言的对策思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必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重大疫情网络谣言危害性大、关注度高。根据应对新冠疫情时的实际情况，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建构一种重大疫情网络谣言生态治理的新模式尤为必要和迫切。

(一)健全重大疫情网络谣言治理制度，提升制度执行能力

针对资本逻辑宰制重大疫情网络谣言生发这一问题，应采取制度治理的策略。失信行为的遏制、网络谣言生态治理离不开制度的刚性作用。重大疫情发生时，在艰难困苦和重大斗争的重要时刻，更要依靠制度确保打赢防疫阻击战。在应对重大疫情中，制度治理在网络谣言生态治理体系中处于根本性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制度实现了对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不敢造谣的目标初步实现。但是，发挥制度功能还有较大空间。

一是健全网络谣言预警制度。建立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预警制度，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结合网格化管理，创新构建线上线下、层级贯通、信息集成、回路闭环的网络谣言预警联动指挥平台，依托各地基层治理平台，积极发动群众上报线索，从而形成“人人都是信息员”的网络谣言预警格局。在牢牢掌握相关事件发展动态的基础上，对可能会出现的各种网络谣言进行预判，并准备好确凿证据随时辟谣，通过预判实现关口前移，让权威信息跑在谣言前面，及时安抚民众不安情绪，遏制谣言次生舆情蔓延。

二是完善网络辟谣制度。当前，我国在主要社交平台上建立了辟谣制度。为了使辟谣效果最大化，辟谣要力争做到既及时又准确，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相关部门、主流媒体要在第一时间对谣言进行驳斥，把谣言的传播控制在最小范围；以确凿证据、真实数据和案例让民众信服；辟谣不能蜻蜓点水，要切中谣言要害；辟谣的范围要扩大到比谣言传播更大的范围。

(二)加强公民自我道德修养，提升道德判断能力

针对“后真相”助推重大疫情网络谣言生发这一问题，应采取道德治理的策略。制度治人行，道德治人心。道德治理是网络谣言治理的最基本措施，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强大的自我道德修养是人们理性行为的内在驱动力。重大疫情发生之时，网络谣言的治理既在于采取临时性紧急措施，更在于平时加强公民的自我道德修养，以增强公民的整体道德素质。

一是培养公民的自律意识。重大疫情发生时，公民的自律行为就是相信科学、相信政府，不盲目跟风，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而这种自律意识的培养，一要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不犯常识性错误，避免相信和传播类似“降雪会抑制病毒传播”等低级网络谣言；二要注重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经得起各种利益诱惑和风险考验，不被舆论“绑架”，耐心等待真相，积极追寻真相。

二是提升公民的道德判断能力。判断是非、辨别真假的能力是道德判断能力的重要方面。客观而言，民众的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不够强是导致重大疫情网络谣言泛滥的重要内在要素。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内容中，不少人难以在短时间内辨别出哪些是谣言，哪些是事实。

(三)依托网络技术治理谣言，提升技术支撑能力

针对网络新媒体特质支撑重大疫情网络谣言生发这一问题，应采取技术治理的策略。技术因素是网络谣言传播的载体，有了网络技术的支撑才有了网络谣言。网络新媒体本身就是媒介技术创新的产物。同理，网络空间的治理也依赖于网络技术的创新。重大疫情网络谣言的生态治理，既要靠“疏”，又要靠“堵”。尽管“堵”是治标不治本，但如果没有网络技术的“堵”，仅仅依靠制度约束或者道德教育，网络谣言的生态治理效果会打不少折扣。因此，应加大网络技术的创新力度，扎牢不能造谣的笼子，隔离谣言传播渠道。

一是创新网络不良信息过滤技术。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等特征使得网络信息鱼龙混杂，应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管理。对网络信息进行分级处理是国际上通用的阻止网络谣言传播的有效途径。可加强对网络不良信息分级过滤技术的应用广度和深度，支撑网络平台按照网络不良信息的级别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分类限制，阻断网络谣言的出现和传播。从具体途径来看，可从电信运营商、网络平台提供商两方面进行技术处理，对可能涉及的谣言信息设置过滤程序，阻断网络谣言传播。重大疫情时，国家有关部门应会同网络行业尽快建立起疫情信息的评估体系和分级标准，对疫情信息进行分级处理，分为可以传播的信息、不可以传播的信息，以及暂时不可以传播的信息等级别，把谣言纳入禁止传播的信息范畴。网络信息分级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既能保证用户浏览网络信息的自由，又能实现对网络谣言进行有效过滤和封堵的目的。二是创新网络辟谣技术。可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通过辟谣现场直播等新方式，通过权威、受众范围广的互联网辟谣平台或相关辟谣模块专栏进行及时发布，民众可通过在智能终端上安装相应App实时查询求证，实现造谣与辟谣零时间差。

(四)驾驭网络舆论走向，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网络谣言属于网络舆论的一部分，在应对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生态治理应从网络舆论生态本身着手。应针对重大疫情时网络谣言滋生和传播的特点，发挥官方媒体舆论的引导功能，营造诚信价值的网络舆论氛围。

一是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社会热点或突发事件的社会舆论朝不同方向发展，官方媒体引导力弱化。重大疫情时，如果不对社会舆论进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可能会加剧重大疫情的危害，形成舆情危机，进而引发新的重大事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把握主导，壮大网上正能量；占据主动，有效影响国际舆论”(3)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4期。。在应对重大疫情时，官方主流媒体应迅速占领网络舆论制高点，对网络谣言进行驳斥，宣传诚信价值观，传播正能量信息。除了继续发挥报纸、电视、广播等官方控制的传统媒体作用外，还要着重发挥好微博、微信、数字电视等新媒体的作用。对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网络谣言，官方媒体一方面要做好解释工作，高频率宣传事件的真相原委，打好舆论阻击战，正所谓“谣言止于真相”；另一方面，要利用好事实材料进行反击，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声音，左右社会舆论风向。

二是提升舆论引导能力。首先，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重大疫情时，官方媒体要重点做好可能产生重大舆情危机的网络谣言的辟谣工作，不让它成为引发“次生”灾害的导火索，避免舆论引导没有重点；要创新舆论引导形式，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做好辟谣工作，增强舆论引导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其次，建立一支网络舆论引导队伍。重大疫情时，针对各种眼花缭乱的网络谣言，鉴于普通民众自我判断能力比较弱，官方媒体应积极培养“舆论领袖”，使其成为特殊时期网络舆论的方向标。充分利用“舆论领袖”强大的人格魅力，做好辟谣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

总之，基于重大疫情的特殊境况，以及重大疫情网络谣言独特的生发逻辑，重大疫情网络谣言生态治理不能仅采取单一的策略，而应该坚持协同治理的原则，以制度治理为根本，以道德治理为基础，以技术治理为支撑，以舆论治理为保障，发挥每一种治理策略的长处，从而实现治理效果的最大化，为打赢重大疫情防控攻坚战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