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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新境界

2021-12-23王荣德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集 2021年0期
关键词:规律人类建设

王荣德

发现规律、认识规律、按规律办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类社会演变的研究,尤其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剖析,首次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并对未来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了积极的探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发现规律,认识规律,按规律办事”实现与时俱进,引领发展。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国大地,对“三大规律”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探索。党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全面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提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开创了“中国之治”的新篇章,拓展了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新境界。

一、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共产党执政规律,是共产党凭借什么执政、如何才能长期执政的基本规律。也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科学性和持续性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执政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抗日联合政府“三三制”的执政模式和领导架构,其间毛泽东与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周期率的谈话,第一次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了阐述。黄炎培问毛泽东:“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诸君如何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黄炎培:《延安归来》,出自《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1949年革命胜利进入北京时,毛泽东比喻为“进京赶考”,以“决不当李自成”告诫全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来诠释共产党执政理念,毛泽东严肃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告诫全党永葆共产党人本色。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虽然也出现“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探索永不停止,认识不断深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果断地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全面转型。提出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实行改革开放,丰富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先后丧失政权,给中国共产党执政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加深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勇于担当,从严治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一步深化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2)《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进一步细化了共产党执政规律。

二、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规律。(3)杜飞进:《论“四个全面”与“三大规律”》,《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最早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探索。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艰苦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和思想。如“争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4)《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和机会,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和精简国家机关,国家资本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战时共产主义是捍卫社会主义政权的特殊政策,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暂时退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大力提倡“星期六义务劳动”,等等,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限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导致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实践中,照搬苏联体制弊端严重暴露。毛泽东果断提出“走自己的路”,强调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分别于1956年4月和1957年2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开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先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做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明确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不久,在整风“反右”的斗争中,发生了扩大化的问题,从1958年开始,随着“大跃进”的发动,“左”的错误开始严重泛滥,十年“文化大革命”更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而有益的探索,不管是成功的还是遭受挫折的,都为后来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正如毛泽东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强调的那样: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这期间,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中,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比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走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循价值规律;发挥社会主义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初步建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实现了“两弹一星”,等等。这些探索成果,为我们党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邓小平讲:“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制不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搞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结果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并不是越纯越好,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从而鲜明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科学概括,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指出了社会主义“全体人民共享”与资本主义“少数人享有”的根本区别。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我国也曾有过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结果摔了跟头,吃了大亏。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基本国情的认识,提出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一重要思想,既强调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又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程度,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思想准备,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比如,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这些重大制度设计,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社会主义要加快发展。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到“第一要义是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再到“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推动高质量发展”,可以说,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鲜明主题。正因为紧紧抓住了这个主题,我国才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发展奇迹,实现了从贫穷到富裕、从羸弱到强大的历史性跨越。(7)钟轩理:《此卷长留天地间——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求是》2019年第20期。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经过几十年艰辛探索和努力,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康庄大道之后,前景就光明起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构想和“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强调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把握时代特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眼于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着眼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总结党领导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重点阐述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部署需要深化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推进的重点工作任务。(8)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三、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指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更迭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所谓合规律性,就是社会发展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总是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人类社会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有曲折,要付出代价,但总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步的;所谓合目的性,就是指人类的根本发展目的是让自己从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从必然走向自由,从依赖走向解放,从单向度的发展走向全面的发展。从根本上讲,目的性本身也是规律性,也有客观性。

人类社会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循一直是困扰历史哲学家们的斯芬克斯之谜。长期以来,中西方学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深入的研究。马克思在吸纳、批判和扬弃维科、卢梭、傅立叶、圣西门、黑格尔等人的历史哲学的基础上,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认为,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最重要的是要寻找出社会生产的不同历史类型,寻找出在不同经济结构中表现得完全不同的那种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形式和生产关系。只有借助这种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关系,才能把不同类型的经济形式或同一类型经济形式的不同特点区分开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剩余价值的发现,正像恩格斯所说的“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在那个机器大生产使生产力飞速发展,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年代,马克思竟然透过一切迷雾揭示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其对资本主义剥削本性,对资本家赤裸裸地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揭露,可谓给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上层资本家致命的批判,也给予了无产阶级所有斗争最强有力的理由和武器。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10)《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

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形态具有多样性,除了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期外,其他国家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一些国家带有混合社会特征,有的以资本主义特征为主兼具某些封建社会特征,有的以封建社会特征为主兼具某些资本主义特征。西方工业国家还占据着全球生产力的制高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社弱资强”短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改变。

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始于近代,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呈现多维扩展和全面增强态势,尤以两个方向最为突出:一是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引领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国际分工空前深化和宽化,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生产要素和产品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二是环保全球化,气候变异、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环境问题不同程度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保护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追求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潮流。(12)郑志国:《全球化视域中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岭南学刊》2016年第6期。在“地球村”,多元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正在展开。

面对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同世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均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机遇和共同挑战。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和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这次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再一次提醒各国要共同应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世界的发展需要进入更加平等、包容、可持续的轨道。习近平总书记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深邃的历史眼光和科学的辩证思维,用全新的视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迅速得到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并被写入多项联合国决议,就是因为它不仅是对人类社会现实及未来命运的关怀,更是符合全人类发展根本目标的深刻论断。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高度依存的客观事实,以世界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依据,以资本逻辑的强势运行下人类社会内部的对抗为根本出发点,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存续,呼唤人的“类思维”的觉醒,推动人与人之间、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自觉的“类主体”的生成,(14)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在国际安全、经济发展、人类文明、生态建设等方面,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1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提倡一种合作共赢的精神内核,推动人类自我解放、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为世界贡献中国力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不同制度的分歧和对立,反映了中华民族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宽广胸襟和精神境界,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结 语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高度概括了时代课题。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要我们站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住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我们就能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16)《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无疑以丰硕的理论成果和深厚的实践滋养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创了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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