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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存在论革命何以可能
——重思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三重颠倒的校正

2021-12-23唐晓燕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集 2021年0期
关键词:存在论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唐晓燕

在国内学界的传统观点中,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主要是辩证法——形式化、方法化的辩证法。这种几近成定势的理解遮蔽了黑格尔对马克思思想影响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探讨二者思想关系的最新动向是从关注黑格尔的先验哲学转向关注其整体思想,实现对二者思想关系具体的、历史的把握。(1)孙海洋:《国外马克思主义者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一种谱系学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9期,第63页。正如美国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艾伦·W.伍德所指出的:“要使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的探讨具有生命力,就应忽略对辩证方法的过度强调,将问题集中到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方面。”(2)Allen W.Wood. Hegel’s Ethical Though.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256.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对这一缘起于哲学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之所以能实现意识形态批判的存在论革命,进而将意识形态概念引入政治社会学框架予以建构性理解,黑格尔的国家观、精神异化观及方法论前后相继地发挥了砥砺思想的“磨刀石”的作用。马克思在思想起点上与黑格尔坚守的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原则耦合,但在日益接触与介入社会现实后,意识到并致力于校正黑格尔在国家观,继而精神异化观,最终方法论层面的内在颠倒。正是对这三重颠倒之校正一以贯之的完成,推动了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革命的实现,从此意识形态概念获得现代含义,现代语境中意识形态的核心议题在于其社会效力和社会职能。

一、思想起点与黑格尔原则的耦合

从思想史上考察,意识形态概念最初在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特拉西手中作为“观念的科学”降生,以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思维对象和对对象的思维二者的统一(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页。,归属近代认识论谱系。然而,由于在主观性理解上的片面性——主观性仍被理解为某种被决定的和既存的东西,思存统一原则的实现禁锢于认识论范围。正是黑格尔在费希特的基础上致力于推动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虽然是在理念层面),开启了意识形态研究的存在论之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主观能动性原则引入认识论,为人类先天认识能力澄清前提、划定界限,但在自我意识与客观世界、思维与存在之间留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费希特通过将理性解释成一种能动的、形塑客体的力量,建立了客体与自我思想的融合,“为黑格尔提供了主体与客体统一的逻辑支撑”(4)[美]诺曼·莱文:《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周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2页。。黑格尔坚信“理念并不会软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是真实如此的程度”(5)[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5页。,否认理性与现实、应然与实然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辩证法推动思维与存在实现了绝对同一——个人主观头脑中的绝对同一,毋宁说是“思维和存在的最尖锐的对立”(6)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5页。,标志着西方近代哲学走到了在自身范围内解答思存统一问题的边界。

马克思在思想起点上与黑格尔原则的耦合,表明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革命的实现具有实在的可能性。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通常被视为马克思思想的起点。常被学界忽略的是,在此之前,马克思经历过一个康德—费希特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思想阶段,直至倚靠费希特法哲学构造法的形而上学体系时遭遇“现有”与“应有”的截然对立,向黑格尔哲学求助成为解惑释疑的必然。与费希特法哲学在解释现实时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和生动内容并未展开不同,黑格尔哲学的优势在于从事物的发展中研究事物本身,事物本身的理性“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马克思在柏林郊区休养期间从头到尾研读了黑格尔及其大部分弟子的著作,撰写了对话体著作《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以澄清自己的思想,从理想主义转向黑格尔主义,带着明确的目的——“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有着坚实的基础”(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基于康德—费希特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思想阶段的存在,在柏林大学接近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是马克思在后黑格尔哲学时代的必然选择。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立场,毋宁说正是对黑格尔哲学中康德—费希特因素的发展。《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公开宣称持有自我意识哲学立场,“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这一时期青年黑格尔派精神领袖鲍威尔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博士论文》对意识形态的首次探讨沿袭了鲍威尔的意识形态理解范式。如同鲍威尔称宗教是“歪曲的方式”的解释,“拙劣的、恶毒的欺骗”“对现实的虚幻反映”,马克思引用伊壁鸠鲁的话语,将“意识形态”与“空洞的假设”并置。虽然沟通意识形态与具体社会现实的关键环节尚未被意识到,但马克思已经对自我意识哲学立场有所保留,并未赋予自我意识因素以绝对意义,而是隐含了与鲍威尔之异、与黑格尔之同的关键点——一个缺失概念形式的实体与自我意识统一原则。这一阶段马克思对于自我意识哲学立场的坚持,更多考虑的是历史合理性。在当时那个“反对精神和真理的时代”,哲学首先需要批判的启蒙原则,因此,“尽管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在科学理论方面是不彻底的、有缺陷的,但它在世界历史上却是完全正当的、合理的……它能够无情地拒斥一切对于人的意识来说是超验的东西”(10)吴晓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但随着青年黑格尔派退化为柏林“自由人”,马克思日益接触并介入社会现实,与鲍威尔思想细微却本质的差别扩大化,回归黑格尔哲学成为现实要求。黑格尔哲学为马克思在社会现实层面理解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最终实现意识形态理解与批判的存在论革命提供了“磨刀石”——黑格尔的国家观、精神异化观及方法论。

二、意识形态隐性批判阶段:对黑格尔国家观颠倒之校正

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并未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但已经隐含了意识形态批判思想。黑格尔致力于调和内在性与外在性、本质与实存,这在其国家观中得到突出呈现。但当马克思秉持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接触社会现实时,却处处遭遇思想困惑。马克思起初借助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继而超越费尔巴哈将对观念层面的颠倒追溯到现实本身。

虽然认同黑格尔哲学自我意识与客观世界、理性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但《莱茵报》时期的经历让马克思意识到这一原则在黑格尔的国家观中只是以抽象的形式贯彻的,理性与现实的和解是“‘以理解’来和解的”(11)[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李秋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9页。。《法哲学》中,黑格尔的国家观并非是对国家历史发展状况的说明,而是归属“自由意识的现象学框架”,阐述的是国家的理念、国家的应然状况。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观念的现实”,体现“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1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3页。现代国家作为普遍利益的表征,是代表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的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家庭和市民社会作为现实的理念的环节、自身有限性的两个领域从属于国家。马克思在1842年3月5日致卢格的信中表示要写一篇以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为着眼点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文章供给《轶文集》,但这一允诺迟至1843年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才兑现。1842年初的马克思之所以未能展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源于思想发展状况的制约。完成这一批判任务的思想准备尚未到位——如果不摧毁黑格尔哲学体系大厦,就无法分析黑格尔国家观,但1842年的马克思恰恰缺失这一分析工具。

正当受困于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与现实国家生活状况之间“事实”与“应当”的遥远对立与矛盾时,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进入马克思的视野。马克思明确表示赞同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2)中的观点,并在其《未来哲学原理》(1843)中发现了有助于解决黑格尔国家观内在矛盾的方法。黑格尔的认识论将思想视为主语,将存在视为谓语,费尔巴哈认为这种实存与本质的颠倒无法从黑格尔哲学体系内部予以消解,神秘主义是这一体系的宿命。(13)Shlomo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12.费尔巴哈建立唯物主义哲学,开启对黑格尔哲学内在颠倒的再“颠倒”。“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14)[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2页。

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颠倒”分析工具被马克思吸收并运用于批判黑格尔国家哲学,这是马克思开启自身意识形态批判道路的标识。家庭和市民社会作为真正活动着的实体是国家的前提,但在黑格尔的国家观中,思辨的思维将这一切头足倒置,“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颠倒,是黑格尔对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误判。黑格尔不理解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特殊性,即个人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分离以及作为原则事实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实质。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存续的先决条件,但在黑格尔的国家观中这种关系却是截然相反的。

然而,费尔巴哈仅限于在哲学和宗教领域寻求对黑格尔那里存在的主谓词的颠倒,在社会历史领域仍然是唯心主义者,他所理解的人是抽象的人。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将黑格尔国家观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颠倒理解追溯到现实存在,从而超越了费尔巴哈。黑格尔在《逻辑学》的“本质论”部分区分了“现实”与“实存”,现实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16)[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5页。,却在国家观中有意混淆“现实”与“实存”。由于国家被视为其自身是一种理性的东西,国家的理念在黑格尔那里不是作为结论而是作为已然自明的前提出现的。本该完成解决国家的实然与应然巨大鸿沟的思想工程,异变为理解国家实然合理性的工程;本应具有强烈革命性的黑格尔国家观由于闭锁于认识论领域实现国家的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思存统一最终统一于思维。与黑格尔以观念为起点,满足于在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相反,马克思从“本来意义上的现实的主体”出发,实现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重新理解。“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市民社会之于国家具有本源地位。因此,必须实现研究领域和重心的转向——转向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探讨市民社会的秘密。

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初步形成阶段:对黑格尔精神异化观颠倒之校正

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国家观意识到,意识形态批判必须落脚到对颠倒的意识以之作为前提的颠倒的世界的批判,探讨市民社会之于国家的本源地位。而对市民社会的探讨,必须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

虽然已经启动政治经济学研究,但马克思回过头来研究《精神现象学》这一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手稿》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在《精神现象学》描述客观精神发展形态的“精神”部分,黑格尔深入讨论了精神异化现象。精神异化是精神“自己变成他物,或变成它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18)[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页。。对于苦恼意识、诚实意识、高尚意识、卑贱意识等意识形态,黑格尔在意识发展整个历史中一一揭露它们在趋向意识的真实存在的过程中异化的表现形式。《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观进行了批判,得出《精神现象学》中的精神异化观本身陷入异化这一看似悖谬的结论。这一悖论的生成源于黑格尔辩证法所提供的辩证形式与非批判内容的矛盾。黑格尔精神异化观的内容是非批判的,但形式是辩证的,异化不仅是自我丧失(否定),还包括通过扬弃异化重新“领有”本质(否定之否定)。在黑格尔那里,由于人被看作是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精神现象学》中出现的各种异化形式究其实质“不过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对于马克思意欲在政治经济学层面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而言,一方面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观潜在地包含了一切批判要素,另一方面异化的主体是纯粹抽象思维,辩证法的光华依然被束缚于思维本体之中。因此,需要将黑格尔“倒立着的”辩证法重新“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即发现现实的劳动的辩证法。

正是由于黑格尔,“异化”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起来,成为马克思思考意识形态问题,创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理论背景。沃特·卡尔尼斯特强调了二者的关联:意识形态概念要放置在社会异化的语境下来理解,“事实上,‘意识形态’是‘社会异化’的一个特例”(21)Walter Carlsnaes:The Concep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al Analysis: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Its Usage by Marx,Lenin and Mannheim.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1.p44.。马克思将异化分析工具运用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是有害的、造孽的劳动,抽象的、片面的劳动,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劳动”。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生产都是私有财产的运动。与国民经济学将私有财产视为异化劳动的原因相反,马克思指出事实上异化劳动才是私有财产的原因。在异化劳动普遍化的情况下,意识形态领域生产的异化同样具有普遍性。宗教、法、道德等具体意识形态,“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受到异化规律的支配。意识形态作为异化劳动的观念表现,是异化了的社会意识,其存续以生产异化的存续为前提。

《手稿》充分体现出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在双重维度上展开的:一方面批判黑格尔异化了的精神异化观,批判意识形态生成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揭示意识形态生成的现实基础。两重维度的批判相互关联,一方面表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初步形成,另一方面表明进一步揭示并校正黑格尔哲学思辨方法的深层颠倒成为必然。

四、意识形态襁褓束缚之方法论清算:黑格尔哲学思辨方法颠倒之校正

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手稿》中对黑格尔《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观点之颠倒的校正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对第三重颠倒——《神圣家族》中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思辨方法推向极致之颠倒的校正认识不足。事实上,若缺失了对第三重颠倒之校正的说明,就无法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乃至《德意志意识形态》何以问世,马克思实现对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革命的最后环节就是模糊不清的。

在《手稿》揭示黑格尔精神异化观陷入异化的悖谬后,马克思并未止步,而是在《神圣家族》中进一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将导致该种悖谬的方法论推向极致的秘密,从方法论层面完成对自身曾经所处意识形态襁褓——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清算。鲍威尔在其主编的《文学总汇报》中将黑格尔哲学思辨方法运用到极致,在马克思看来,这是黑格尔哲学思辨方法之秘密的自我暴露。“批判的批判”(即《文学总汇报》的批判)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却处处只看到范畴,诉诸范畴的演绎和批判、思想上的征服和消除解决现实问题。似乎只要工人在头脑里征服了资本这个范畴,现实的资本就会被消除;似乎只要工人在头脑里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在现实中他们就不再是雇佣工人。“批判的批判”在用范畴占有了整个现实世界后,再用这些范畴重新创造世界。马克思嘲讽这种用思辨辩证法创造世界的做法是一种“奇迹”:从现实的各种水果中抽象出“果品”这个一般概念,并视之为现实水果的真正本质,从此现实的各种水果只是虚幻的存在,“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品’这个‘实体’”(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果品”作为总和,从此千差万别的水果被有机地划分为这个总和中的各个环节。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的哲学在出发点上以至于结论上的内在颠倒:从观念出发把握现实,而不是从现实出发把握现实;观念被臆造为现实事物的普遍规定,活生生的现实事物反而成为抽象本质发展阶段上的环节。鲍威尔将“批判的批判”发展为“绝对的批判”,将思辨方法在历史观中的运用推到极致,得出人类历史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的荒谬结论。马克思指出,鲍威尔运用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思辨的技艺,将外在的感性的斗争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把现实的链条变成纯粹观念的链条,在历史观上呈现出的贫乏表明“绝对的批判”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漫画式完成。

《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不仅实现了对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清算,也实现了对自身曾借以批判黑格尔哲学内在颠倒的费尔巴哈哲学的清算,走出自身独特思想道路,其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革命呼之欲出。在意识形态批判方面,费尔巴哈做出了伟大功绩,“消解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使之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为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以及全部形而上学拟定了博大恢宏、堪称典范的纲要”。(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页。然而,费尔巴哈的批判具有不彻底性,无法在人的社会历史本质中建立起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马克思推动意识形态的讨论突破既往困守于哲学范式的窠臼,借助于日益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社会经济生活内部挖掘意识形态的世俗基础及其存续的必然性,开启了以现实的人及其感性活动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超越费尔巴哈的工作。在《手稿》的基础上,《神圣家族》表述了意识形态是冒充为普遍利益的有限利益的表达的思想。“任何在历史上能够实现的群众性的‘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在‘思想’或‘观念’中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而同一般的人的利益混淆起来。”(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将意识形态以之作为前提的现实基础追溯到物质利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超越了费尔巴哈。几个月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拟定了自身思想与费尔巴哈差别的根本点,明晰了自身思想的起点——现实的人及其感性活动,而实践被视为驱散意识形态雾霾的良药。“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实践原则的确立,表明思存统一原则的实现将在政治社会学的维度上被予以全新理解。

五、三重颠倒校正的完成与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革命的实现

上述三重颠倒校正之完成使得对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一般意识形态的批判深入存在论根基成为必然。黑格尔束缚于纯粹经院哲学框架谈论思维与现实的关系、思维的现实性,思存统一工程的完成闭锁于“我思”,马克思则要求对笛卡尔源起至黑格尔终结的全部西方近代哲学的存在论根基进行颠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坦陈对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根基进行颠覆的必要性。德国的批判始终是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地上生成与展开的,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可避免地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颠覆的要件在于跳出哲学基地,割断与黑格尔哲学的依赖关系。马克思将黑格尔哲学及其支脉统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而将“意识形态”明确界定为唯心主义——“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0页。,视之为自身将要确立的“唯一的科学”——历史科学的对立面。与唯心主义将思想视为现实世界的统治者因而从思想、概念出发截然相反,马克思鲜明地从现实的人出发,确立与发展描述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正式形成。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框架中,意识是存在的观念形态,“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这标志着存在论根基的转变;“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这表明意识形态的问题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应被追溯到存在层面的问题。对意识及意识形态的上述理解表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批判实现了深入存在论根基的革命。同时,存在论根基的澄明使得黑格尔哲学致力于解决却最终并未解决的思存统一问题,无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还是解决都突破了认识论框架而进入现实政治社会学维度。本质而言,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思存统一如何实现并非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革命的完成终结了继续在传统哲学框架内探讨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意识形态探讨方式由哲学思辨转向社会实践,意识形态概念获得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上层建筑)的现代含义。现代含义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议题不在于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或虚假,也不在于如何在思维中实现意识形态与存在的统一,而在于政治社会学意义上功能发挥的程度与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敏锐地指出:“意识形态其实是什么的问题,只能从意识形态的社会效力和社会职能中去理解。”(32)[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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