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玲玲

(宿迁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精准扶贫政策传导效能显著，截止到2018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到1.7%，而东部地区在脱贫攻坚战中率先基本脱贫，东部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仅为0.4%。然而纵观我国东部地区近年来的减贫历程，减贫的速度不断放缓，遗留的非脱贫人口都是更为艰难的地区和人群，最为棘手的问题是返贫现象并不能有效地遏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0年-2020年)》强调返贫是当前扶贫开发的重心和难点，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防止返贫与继续攻坚同等重要”。

当前，学术界关于返贫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返贫原因和治理方面。郭志杰(1990)、丁军(2010)、庄天慧、张海霞、傅新红(2011)[1-3]等认为低端的村级自然条件是造成脱贫人口再次返贫的显著因素。丁军(2010)[2]将导致返贫因素归结于“主体、供体和载体”的不可持续性。基于返贫主体的视角，凌国顺(1999)、蒋南平、郑万军(2017)、袁方、史清华(2019)[4-6]等认为返贫主体自身的低素养和思想的不上进，致使“等、靠、要”思想严重，主动返贫成为脱贫攻坚的顽疾；何华征、盛德荣(2017)、谢远涛、杨娟(2018)、李长亮(2019)、周新发、陈璐(2019)[7-10]等认为因病、因残致使返贫的关键因素。董春宇，栾敬东，谢彪(2008)[11]验证了经济的脆弱性和返贫互成因果。郑瑞强，曹国庆(2016)、范和生(2018)、包国宪，杨瑚(2018)等[12-14]将返贫人员进行的不同归类，郑瑞强分为政策性返贫、能力缺失返贫、环境返贫和发展性返贫四种类型；范和生后者分为政策环境、自然环境、主体自身返贫三种类型；包国宪分为制度政策性返贫、资源环境型返贫、灾祸风险型返贫和能力习惯型返贫。张遇哲(2011)[15]指出扶贫政策的不可持续性是致使农户再次返贫的主要原因。李俊杰，陈浩浩(2015)[16]指出人口因素、生产力因素以及国家和民族地区的利益冲突造成返贫现象很难根治。周迪、王明哲(2019)[17]验证了资源禀赋能够有效阻截返贫。袁方、史清华(2019)[6]验证了创业能够有效降低返贫现象的发生。

学术界针对返贫的机理机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但是不难看出影响返贫的因素众多，而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较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较少。

1 东部地区扶贫开发重点片区返贫人员特征分析

截至2019年底，东部地区的扶贫开发重点片区的所有低收入农户基本全线脱贫，但是由于扶贫开发重点片区的自然禀赋资源相对匮乏、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再次出现返贫的现象时有发展，因此课题组针对东部地区扶贫开发重点片区的31乡镇进行抽样调查，搜集在2016年-2019年6月份出现返贫现象的低收入农户的相关基本信息，回收有效问卷204份，具体资料详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返贫的人口中普遍接受教育程度较低，初中及以下的占据了91.17%，较低的文化水平对精准扶贫提出了更高要求。“贫困户属性”，51.96%的属于一般贫困户，低保贫困户和五保贫困户分别占比33.33%和14.71%，低保贫困户和五保贫困户对于政府政策依赖度较高，这部分群体“靠、等、要”思想严重。“健康状况”，75.49%的贫困户身体健康，患有大病和残疾的比重有24.51%，这部分群体正是东部地区精准扶贫攻坚战的深水区。“致贫原因”，因病、因残和因学造成再次返贫的比重有53.92%，这部分群体短期对于政府扶贫依赖性高，长期收入增长动力不足，再次返贫的风险依旧险峻，其次，因为缺乏技术和资金致其返贫的比重均很高，因此对于贫困户加强技术培训和提供资金供给才是重点。性别来看，男性返贫现象相对严重。“务工状况”来看，在家务农以及没有务工的比重高达88.24%。“劳动能力”，无劳动能力占比14.71%，普通的劳动力占比71.57%。“住房情况”，住危房和无住房的比较有7.81%，这部分群体需要已经获取政府的住房安全保障资金扶持。“参保状况”，33.33%的贫困户享受农村低保政策，67.65%的贫困户参加了大病医疗保险，99.02%的贫困户参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2 东部地区扶贫开发重点片区返贫影响因素分析

2.1 返贫影响指标体系的构建

通过对知网、万方检索的137篇CSSCI中涉及返贫原因分析的文章进行高度概括，返贫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原则是确保有3位以上学者重点考虑的因素，最终梳理出基于贫困户主体特征、生态自然环境、扶贫帮扶政策制度及灾祸风险等四大维度16个二级指标的致贫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详见表2。

表2 返贫影响因素集

2.2 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分析

Warfield于1973年提出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简称ISM)，该模型重点在于分析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因素及相互影响作用。通过建立原始指标两两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邻接矩阵，在邻接矩阵的基础上通过布尔矩阵运算法则转换成可达矩阵，进一步整理出复杂经济社会现象影响因素之间的层级关系。

2.2.1 建立邻接矩阵A

邻接矩阵A描述两两因素之间的关系，A中的元素αij取值为1表示Fi对Fj有直接影响，否则取值为0。通过检索返贫的137位专家学者的意见，结合征询相关领域的专家和从业人员，最终形成了原始的邻接矩阵。

2.2.2 计算可达矩阵

首先，构建邻接矩阵A和单位矩阵I的和矩阵A+I；其次，根据布尔矩阵运算法则计算，当M=(A+I)n+1=(A+I)n≠(A+I)n-1矩阵收敛，则称M为可达矩阵；最后，利用MATLAB软件进行编程，计算出矩阵(A+I)n收敛的阶数，通过计算发现，当n=4时矩阵(A+I)n收敛，得到可达矩阵M。

2.2.3 划分各因素的层次关系

整理可达集R(Fi)和前因集A(Fi)。其中R(Fi)是M矩阵中第i行取值为1的列对应的所有因素集合；A(Fi)是M矩阵中第i列取值为1的行对应的所有因素结合；计算R(Fi)和A(Fi)的交集H(Fi)；计算第一层因素集合，当R(Fi)和H(Fi)相等时；则R(Fi)为第一层因素集合；在M中删除第一层因素集合所有对应的行和列，得到矩阵M1，再对M1按照上述3个步骤重复演算，以此类推，直至得到所有层的因素为止。

2.2.4 绘制多级递阶有向图

由图1可以看出，影响返贫的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相互影响，形成了七层逻辑关系。

图1 返贫影响因素的ISM有向图

2.2.4.1 农户的财富内生性和技能水平是影响其返贫的最为表象的因素。在脱贫攻坚进行攻坚克难环节时，脱贫户的“两不愁”基本实现且相对可控，但是在“三保障”环节仍然相对薄弱。究其原因，贫困户自身技能不达标就业无保障，加之贫困户自身增收动力不足，“靠、等、要”思想相对严重，收入的来源渠道没有可持续打通，致使该部分群体收入锐减或在收入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支出陡然上升又会造成其再次返贫。

2.2.4.2 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备性、人身财产意外损失和健康状况等3个因素是造成农户再次返贫的中层影响因素。贫困户虽能如期实现脱贫，但是抵御风险能力依旧相对薄弱。家庭重要劳动力出现意外事故造成身体残疾或者出现大病，将会直接影响整个家庭的收入造成重创。政府在处理贫困户在养老、医疗、意外事故等社会保障方面普适性的政策居多，针对一门一户政策相对难以实施，农户在受到意外伤害时的风险分担机制不够健全，也是其再次返贫的关键点。

2.2.4.3 农户主体观念能动性、基础设施完备性、生态环境水平、教育水平、扶贫政策与区域的匹配性、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效性以及自然灾害等7个因素是影响农户返贫的第三层次主要因素。扶贫地区政策同质性高，但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的完备性等均存在较大差异，帮扶项目的投资又有较高比重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持续盈利能力的产业资源是返贫的根源。贫困户自身受教育水平较低、主体观念能动性相对欠缺是造成其返贫的难以攻克的难题，要实现政府“想要其脱贫”到“我要脱贫”境界的升华。

2.2.4.4 资源水平、扶贫政策的执行力和导向以及人口增长是造成贫困户再次返贫的最深层次的因素。资源水平相对分布不均衡，可依托资源匮乏直接造成周边农户可开发性的收入来源不足，进而影响脱贫攻坚的成效，返贫风险也将不会全部扼杀。扶贫政策的制定精准定位贫困居民，结合当地的自然禀赋和资源禀赋条件因人施策、因地施策。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管理工作流于形式，过分强调物质投入的短期效应，扶贫与扶智、扶贫+扶志有机结合力度远远不足。而涉及扶贫帮扶资金的使用传导过程中，错帮、漏帮现象时有发生，帮扶人员只在乎帮的过程而没有重视帮扶的成效和效能。

3 扶贫开发重点片区返贫的阻断机制

3.1 细化就业扶贫政策、扩宽就业扶贫渠道

如何解决农户长期的生计才是脱贫攻坚当前阶段最应该重视的问题。农户参与就业、创业能够显著减弱贫困户的脆弱性，政府通过落实相关的就业扶贫措施，积极引导农户外出务工就业进而不断打通就业渠道，为农户获取长期稳定可持续性的收入提供保障。借助电商扶贫、产业扶贫等平台，积极引导贫困家庭参与其中。针对不同贫困家庭分类制定相关的就业扶贫政策，如针对残疾家庭的人员可以和当地相关知名企业京东构建残联帮扶活动，促进残疾人可以利用一张嘴、一台电脑就可实现就业，也让残疾人认可自身的社会价值。

3.2 强化思想扶贫，将扶贫+扶智+扶志有机结合

强化政府扶贫开发的政策导向往思想扶贫倾斜。再次返贫的贫苦户在较高比重上高度依赖于政府补贴，自身主动脱贫意愿不强烈，甚至希望可以一直贫困以此获取政府的长期补贴资金，因此扶贫首先需要扶志，通过健全农村教育、医疗、养老保障体系，增强贫困农户脱贫的信心和决心；通过加大宣传典型脱贫事件，激发贫困户内心的战斗力；对于长期游手好闲、坐等扶贫资金的贫困户加大教育帮扶，可以尝试在原有低保补贴资金的基础上，外加鼓励性津贴补助，也就是贫困户积极参与就业获取劳动收入可以给予一定资金的奖励，从根源上促进这部分群体思想上主动脱贫。其次，扶贫还需要扶智，通过不断加强贫困群体的技能培训和教育培训，将培训内容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效衔接，不断提升贫困家庭成员的整体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从根源上杜绝贫困代际现象。

3.3 构建“因病因残”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

构建基本医保+病保险+医疗救助+大病补充保险的四道“防线”，逐年逐步加大低收入农户大病补充保险补贴金额，做到全覆盖，强化因病返贫的风险分担机制。对于低保户和五保户、无劳动能力以及残疾的贫困群体，在确保其最低生活保障帮扶的基础上，积极疏导其就业渠道，扩宽这部分群体的收入来源。

3.4 有效监督扶贫政策执行力，加大思想扶贫力度

通过解释结构模型的分析，我们看出扶贫政策的导向和执行力是确保贫困户防止返贫的最为根本和深层次的因素，如不能有效提高扶贫政策的有效传导和思维导向，势必不会在最大程度上杜绝返贫的风险。建立扶贫政策自上而下的扶贫台账，落实好最后帮扶的对象，杜绝数据脱贫的表面行为，跟踪好扶贫资金的来源去向，精准扶贫对象，杜绝不贫困群体获取帮扶资金的现象；参与帮扶的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自下而上定期提供帮扶对象的具体信息，及时跟踪已经脱贫群体是否存在返贫的风险，做到防患于未然，有效形成各级政府通力合作的局面。扶贫政策的导向上，不再重视强调扶贫物质的金额，而重点是在最大程度上促进贫困户思想转变，确保更高比例的群体在思想上到“我要主要脱贫”，缓解政府帮扶的压力。

3.5 加快扶贫开发重点片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扶贫

扶贫开发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善可以为农户就业提供可靠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防止返贫事件的发生。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但是城乡差距相当显著，对于扶贫开发重点片区要进一步加大交通运输、特色村镇建设、电力水利供应等方面的投入，确保形成城乡资源无缝对接的生态价值链和资源流通供应链。借助区域内部的乡村优势资源，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的农业产业链项目，促进贫困地区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打造区域品牌价值形成区域性支柱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