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勇振，薛选登

(河南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0)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国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致使经济的发展处于缓慢滞后的状态。在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最突出的成果就是为我们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走过了40年的岁月蹉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迈向了新世纪的大门。改革开放伊始，全国经济规模仅有不到四千亿人民币，而如今到了2019年，我国的经济发展规模已经跃居全球第二，经济总量翻了近250倍，即将突破百万亿大关。中国一步步实现了由农业小国向工业大国的逐步转变，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蓬勃发展的背后，在面对经济全球化、一超多强局面的今天，国际趋势每天都在发生改变，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全球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凯恩斯之前的新古典主义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是要提高要素生产率，而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二战之后，一些学者认为在国家经济发生巨大波动的背后，其本质原因就是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现如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表明了，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进步，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调整将助推国家经济。

改革开放伊始，工业就早已经取代了农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实现了由“二一三”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的转变，服务业逐渐取代了工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助推器。那么我国的产业经济周期波动是否对产业结构变动有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笔者深刻探析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周期波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进而对未来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与发展以及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重大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1 国内外文献述评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在每次的经济波动中大多数国家基本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这说明二者之间应该有必然联系。经研究表明：威廉·配第在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最早关心到了产业的发展以及演变，产生了早期的产业发展理论；而科林·克拉克在此基础上，结合三次产业划分的标准，整理了三次产业的劳动投入与产出，最终发现了劳动力在产业结构之间的流动规律。随后钱纳里、库兹涅茨、缪尔达尔、霍夫曼等人也对产业结构划分、变化、发展与经济周期等问题做了更深一步探讨[1]。

我国的相关研究开始较晚，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国内学者对此问题大多进行了实证分析。马建强、原毅军、李云娥等人从全国层面探究了产业结构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2]；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例如张雪斐、高广飞等一些学者将关注重点转到了区域内部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问题研究，来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合理性的建议[3]。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始较早，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角度也十分广泛，在配第等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产业结构划分与发展规律，寻求其余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4]。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末，主要在国家和区域两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积极借鉴了国外研究的先进经验与模型，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国家和区域特色进行研究[5]。

2 经济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的现状分析

通过梳理之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经济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关系，因此结合产业结构相关理论研究宏观经济发展的特点和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变化情况对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节通过对国家统计年鉴的整理，收集了1978年-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总值，运用图表的方式，对经济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做简单的统计性分析。

如图1所示，1978年-2000年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平稳上升，进入到21世纪之后，国内经济迅猛发展，生产总值指数型上升。以不同的产业角度来看，第一产业总值平稳上升，第二产业发展迅速，在2012年之前服务业发展速度与工业基本持平，但在2012年之后，服务业总值超过工业，并依然保持飞快增长，而工业总值增长速度开始下降，最终保持稳定增长。

图1 1978年—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与三次产业总值统计

总体来看，三次产业产值的总体变化趋势和我国GDP的变化趋势一致，这是最基本的相关性。

图2 1978年—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三次产业总值增长率统计

我们可以用GDP增长率来表示经济波动，再以3次产业结构的增长率表示产业结构变动情况。如图2所示，我国三次产业增长率波动曲线与GDP增长率波动曲线大体一致，较为稳定，在大部分年份第三产业增长率的波动率最大且大于GDP的增长情况，因此可以判断第三产业的大幅波动是GDP增长率大幅波动的主要来源。

在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引导下，我国产业结构演变趋势逐渐合理化，逐渐向“三二一”最优结构演变，如图3所示，第一产业总值虽然在上升，但是所占比重由最初的30%下降到现在的10%左右；而第二产业增速出现下降，所占比重整体上降低到了40%；第三产业发展最为迅猛，如今已经超过了生产总值的50%。

图3 1978年—2019年经济波动与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统计

总体来看，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发展符合国际产业发展理论，逐渐合理化，第一产业总值所占比重逐年下降，所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低，第二、三产业总值所占比重达到了90%以上，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对国民经济的拉动能力不断加强；但是，我国第二产业占比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依旧较高，我国目前仍处于以工业化为主的时代。

3 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分析

3.1 经济周期波动和产业结构变动的衡量指标介绍

3.1.1 经济周期波动的衡量指标

目前，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周期的衡量主要有两种方法：经济景气分析法、时间序列法。①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真实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本节选取时间序列法衡量经济周期波动；②时间序列数据中会包含趋势成分，因此要使用剔除技术将趋势成分剔除，常见的剔除技术包括LT、BP、HP等方法，笔者选择被大多数学者认可的HP滤波法处理数据。根据前人研究经验，一般认为30年为一个经济周期，所以选择改革开放后1978年-2019年我国GDP年度增长率GDPR作为衡量指标。

HP滤波法的过程是先把GDPR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解：

(1)

(2)

式(2)中的λ为平滑参数，表示趋势成分相对于原始数据的变动程度。依据前人研究经验，通常取λ=100。再通过Eviews分析，可得GDPR的HP滤波，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我国GDPR的HP滤波

3.1.2 产业结构变动衡量指标

从以往研究可得，学者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主要选择产业结构变动K值，摩尔结构变化值、产业结构熵数、产业结构超前系数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变动的指标。本节基于指标的可计算性和方便性原则，拟选择产业结构变动摩尔值、K值两个指标，测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

3.1.2.1 产业结构变动K值。

计算公式为：

(3)

式(3)中qi1表示当期第i产业占GDP的比重，qi0为基期第i产业占GDP比重，n在此处取3，K值越大，证明产业结构变动的程度越剧烈。

3.1.2.2 摩尔(Moore)结构变化值。 这一指标采用数学模型中的向量法，测算向量夹角作为目标变量。步骤如下：先以不同时期产业结构中的各产业占比为基础，再计算出该时期的摩尔结构变化值，最后取这一变量的反余切函数值，作为最终目标变量。

计算公式为：

(4)

式(4)中表示摩尔结构变化值；Wi,t表示第i产业在第t期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同理Wi,t+1表示第i产业在t+1期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取θ值表示两个不同时期两组向量的夹角，θ值越大，变动程度也越大。

cosθ=mt

(5)

θ=arccosMt

(6)

根据公式(3)(6)计算出我国1978年-2019年的K值和θ值，如图5所示。

图5 1978年—2019年K值和θ值统计

如图4所示，从1978年起至2019年，计算出来的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K值和θ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我们可以任意选择其中一个，带来的差别很小。最后，我们拟采用Moore结构变化值θ作为接下来测算的指标。

3.2 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研究变量的特征我们可以发现，经济波动的指标可以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程度。而宏观经济波动水平一定程度上是由中观经济波动引起的，中观经济波动由三次产业占比指标来进行衡量。因此，需要对三次产业结构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进行研究。

3.2.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ADF法检验

依据前人研究成果和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经验，本节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验证两组目标变量相关性。依据检验的前提要求，为了避免出现虚假回归问题，首先要验证此次两组目标变量是否平稳。运用ADF法对的经济增长率的HP滤波值GDPRC、θ值进行检验，ADF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不同水平下的检验结果

由表1可以看出，θ原序列平稳，GDPRC序列一阶平稳。

3.2.2 变量的因果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的主要思想为：一个变量的当前行为是否收到另一变量的过去行为的影响，若存在这种影响，则认为另一变量是引起这一变量的Granger原因；若是双方的过去行为都在影响对方的当前行为，则认为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由表1可以看到，GDPRC值和θ值分属于不同阶平稳，因此先对θ值进行一阶差分，再和GDPRC值一起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Granger检验结果

从表2中可以看出，当滞后阶数为5时，两组变量在显著性水平5%的情况下，P检验值分别为0.0364和0.1288，后者并没有通过P检验，因此两组变量并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拒绝了前提假设“θ不是GDPRC的Granger原因”，而接受了“GDPRC不是θ的Granger原因”。这一检验结果表明，我国40年间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但经济波动却不是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原因。

4 结束语

笔者使用了我国1978年—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总值以及相关测算数据，先对三次产业与国家经济总量做了统计性描述分析以及对三次产业占比对宏观经济波动(GDP)的影响程度做了直观性比较分析，再对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做了Granger因果检验，最终得出以下结论：①由三次产业占比与经济增长率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长期性且影响各不相同，尤其以第三产业影响较为显著。但是，反映到现实问题上，三次产业并不能单独发挥作用来影响经济发展，必须形成某种特有的整体结构，发挥其综合性、整体性的特点来影响宏观经济。②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波动之间仅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在这40年的发展变化中，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演变推动了国家经济水平的飞快发展；但反之，随着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大，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却并不明显。③改革开放要首先从三次产业方面入手，改革初期国家针对三次产业的调整与升级，出台此类政策较为频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内的经济波动幅度十分剧烈；但在21世纪后，随着三次产业结构的日益优化升级，并最终达到“三二一”合理型结构，经济发展也逐渐保持着稳定的增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