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垒

（作者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原主任编辑，《中国记者》杂志原副总编。本文刊登于《新闻业务》2011年第43期）

说实话，我和张严平并没有太多接触，我甚至没有面对面和她交谈过。除了私下里听朋友们讲起她，一起议论过之外，最深入的交流不过是约稿时的几番电话。虽然如此，在内心，我确实一直将她作为我的楷模，也因而自不量力地感觉和她有某种亲切和契合。

挂完电话后，我在想，写写我的感受也许可以算是一个实验：在一个远离其衣食住行的“陌生人”眼里，在一个抛弃了一切细节的“局外人”心中，重点和轮廓或许能以不同的角度得以呈现。

深入采访

记得最初采访张严平时，我最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些优美感人的文字是如何从她的笔下宣泄游移？她如何锤炼写作的技巧？或者说，除了天赋之外，她对于新闻、对于文字，还体会到了些什么？然而，她对此却似乎谈不出什么，她所关注的唯有两个字——采访。

她给我讲了很多采访的故事。一篇看似轻巧的文章，现场采访往往要花去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一句看似再自然不过的语言，往往要从几个笔记本中搜寻出来。说实话，我对这个简单而朴实的回答并不满意。我总是希望替我身后的记者们“挖”出些秘方来。

电话畅聊之时，张严平刚刚写完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的大作《走向希望的春天》。张严平进一步向我描述他们如何翻山越岭，花了十多天在地震灾区一个村一个村地采访，走进一个接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具体说了些什么已经模糊，但一个意象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在雄浑而又陡峭的群山里，一个不断奔走的身影。

此时，或许才可以稍稍理解：所有以感性的文字喷薄而出的，并不是感性本身，而是背后大量、耐心、艰苦的工作。我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严平是一名中国的“记者”，而不是西方话语中的“改稿人”。

沸腾的新闻

张严平所写的许多报道是“命题作文”，甚至是组织安排的“集体采访”。在不少人眼里，这种“立意在先”的“典型报道”并不符合新闻规律，甚至根本算不上是“新闻”。然而，张严平的报道却实实在在地打动了许多人，在“宣传”的非难中体现出了最朴实、最本质的真诚。

在一些男同事的眼里，女记者们最让他们不屑的“佩服”就是“眼泪”，张严平也不例外，往往在采访进行中，泪水就会止不住地流下来，写作中间，她依然会默默地流泪，最动心时曾久久地哭泣。然而，我想，能够被采访对象打动，一定意味着记者进入了采访对象的世界，一定意味着一种彻底的“投入”，一定意味着某种忘我的“理解”。

客观是不是仅仅代表着冰冷和无动于衷？当我们报道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而是某种精神、某种力量时，我们又该采取怎样的态度？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满怀热爱去采访、满心同情去写作？在我国的新闻史上，不少名篇往往都充满了这种热爱，难道“投入”和“热爱”不应该成为评价一篇新闻的标准？不应该成为“新闻规律”的某种核心？

▲ 图为2007 年7 月15 日,新华社记者张严平在阿布洛哈村林川希望小学问候村民。（新华社记者陈燮/摄）

▲ 图为2009 年8 月12 日，吴大观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华社记者张严平在作报告。（新华社记者李涛/摄）

娜·克鲁普斯卡娅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俄译本序言中写道：“骤然看起来，好像很奇怪，一个外国人，一个美国人，不懂当地人民的语言和生活习惯……怎么能够写出这本书来呢？……约翰·里德并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他是一个极为热情的革命者、共产党人，理解这一事件和这一伟大斗争的意义。这种理解使他具有尖锐的眼光，而没有这种眼光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书来的。”

没有“投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一名记者就不可能获得这种“尖锐的眼光”，而在我看来，这种“尖锐的眼光”才是发现真实、感受力量、并进而获取成功的基石。

一篇作品就是一场战斗

几天前，和同事一起吃饭，席间谈到新华社的名记者。同事感叹，张严平每次写完一篇大部头的稿件，就像刚刚生了一场大病，几乎耗尽了全部心力。长此以往，不知她能不能吃得消？

我不知道，张严平是如何看待她和作品之间的关系。但我想，她一定不是把写作一篇作品视为简单地完成一项任务，相反，她一定是把自己的热情、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生命投射在了作品里。张严平告诉我，她写作时经常纠结，抓狂，有时甚至不知最后是如何“走”出来的。

在西方人的世界观里，一个人的全部本质只有上帝才能把握。人不能自己认识自己，而只有通过在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和实践中才能认识自己。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能在多大程度上给这个世界打上自己的烙印，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认识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把整个生命投射在作品里、投射在自己为改造这个世界而努力的事业中，正是一种高层次的自我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让人羡慕的是，张严平一直拥有这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