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媛

(郑州大学国际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0 引言

癌症严重威胁着人的生命健康及社会功能，其以高发病率及高死亡率逐渐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的初步统计，癌症已成为全球超半数的国家中不超过70岁人群死亡的首要或第二大原因，据统计仅2020年，全球新增癌症患者19 292 789人[1]。据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预计，至2040年，全球新增癌症病例将升至2840万，且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程度低或中等的国家增幅剧烈。癌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迫使患者离开工作岗位，康复期癌症患者中，重返工作率在以上两类国家同样存在差别，其中发达国家返工率为43%-93%，发展中国家为41%-80%[2]。重返工作指患者重新进入工作状态，意味着恢复其社会身份，得以发挥自身价值，而不再成为他人的负担，对患者自身及其照顾者乃至社会都具有积极正向的推进作用。而重返工作准备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患者重返岗位后的工作状态进行预测，帮助患者明确其准备水平，有助于患者更好地适应工作状态[7]。目前国内对于癌症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较少有临床医务工作者认识到促进癌症患者重返工作的重要意义。本文综述癌症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研究现状，以期为临床医护人员正确认识癌症患者重返工作准备状态，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制定科学系统的干预措施帮助患者重返工作提供相关依据。

1 重返工作准备度的概述

重返工作准备度(readiness for return-to-work)的概念尚未标准化。目前可以认为，重返工作准备度是指患者因伤病离开原有工作岗位后，对于重新回归工作的心理适应水平，不同水平的患者对应不同的支持需求，且准备度水平可直接影响到患者重返工作的速度和质量。美国学者Lam等[3]认为重返工作准备度是重新返回工作岗位适应工作角色的准备度水平，其指出可以通过干预试验，提高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水平，从而加快患者从患病状态进入工作状态的进程。Kennedy等[4]将其解释为患者在治疗期间或治疗结束后恢复身体健康及日常生活活动，对于重新返回工作岗位这一转变阶段的适应程度。Franche等[5]人将变革准备模型(Readiness for Change Model)应用于重返工作行为，认为不同重返工作准备度水平患者处于不同的行为改变阶段，且在相应的阶段有着与此对应的需求。

2 重返工作准备度的起源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仅仅恢复至健康的躯体状态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其更渴望回归社会，恢复社会身份，实现自身价值。9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Lam[30]首次提出重返工作准备度的概念，并将其用于颅脑损伤病人。Lam指出患者处于康复准备的不同阶段，部分患者可能对自己的缺陷有合理地认识，而另一部分患者则不承认自己存在任何问题，那么相同的康复治疗对于两者的效果可能相差甚远，甚至起到与预期完全相反的疗效。由此，Lam强调康复治疗策略必须与康复者的实际准备阶段相匹配，即重返工作准备度不同的患者应采取不同的治疗策略。重返工作准备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患者对于重返工作的准备和适应程度，针对不同准备程度的患者提供灵活而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服务。研究[6]发现，重返工作对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提升效果显著，能够促进患者的身心健康，且被认为是康复的象征。所以，对于重返工作准备度的研究意义重大。

3 重返工作准备度的测量工具

3.1 重返工作准备度量表

21世纪初期，重返工作准备度量表(Readiness for Return-To-Work Scale，RRTW)由加拿大学者Franche等[5]基于变革准备模型(Readiness for Change Model)设计，共计22个条目。该量表可被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针对未重返工作患者，评估包括患者因伤病原因并未开始考虑重返工作岗位，即前意向阶段(pre-contemplation)；开始初步考虑重返工作，即意向阶段(contemplation)；已开始为重返工作进行自我评估及搜集信息，即行动准备-自我评估阶段(prepared for actionself-evaluative)；为重返工作而付出具体行动，包括计划实施等，即行动准备-行动阶段(prepared for action-behavioral)四个维度，包含13个条目。第二部分针对已重返工作患者，从不确定维持(uncertain maintenance)和主动维持(proactive maintenance)两个维度评估患者维持工作现状的情况，共计9个条目。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各维度相应条目得分总和即为该维度得分，得分最高的维度即代表患者目前处于该维度所对应的准备度阶段，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水平取决于其所处阶段高低。该量表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65～0.82，信效度良好，目前已在挪威[7]、丹麦[8]、中国[9]、加拿大[10]等国进行跨文化调试及应用。

3.2 林氏就业准备量表

林氏就业准备度量表(Lam Assessment of Stages of Employment Readiness，LASER)由Lam等[3]以阶段变化模型为基础研发，包括前意向阶段(pre-contemplation)、意向阶段(contemplation)、和行动阶段(Action)，共计3个维度，14个条目。其中处于前意向阶段的人群没有意识到或没有充分意识到重返工作的积极意义，在工作中常感到被强迫和胁迫，其对工作不感兴趣甚至厌恶工作。处于意向阶段的人群虽然仍未做出具体的承诺或行动，但已开始权衡离开工作的利弊。当平衡持续向重返工作倾斜时，人们便会做出改变，进入行动阶段，这也就意味着其真正有了求职行为。此量表应用Likert 5级评分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各个条目得分之和即为所对应的的维度得分，受试者处于得分最高的维度代表的相应阶段。2006年，Chan等[11]在中国香港将其汉化(粤语)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代表准备阶段的4个条目，组内相关系数为0.55-0.79。2014年，徐艳文[12]等为检验林氏就业准备量表普通话版本的信度和效度，将其应用于工伤职业康复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研究中，结果表明4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691～0.796，但部分条目信度较低，仍需作进一步修改。

4 研究现状

重返工作准备度的研究在国外已相对成熟，自十八世纪后叶，国外已有学者关注癌症患者重返工作岗位的相关问题，并发表文章[13]。Franche等[5]人设计重返工作准备度量表调查肌肉骨骼疾病病人的重返工作准备度，发现病人处于重返工作准备度早期阶段与对其工作的高度恐惧回避信念有关。此外，挪威学者Braathen[7]于2013年采用重返工作准备度量表研究住院康复患者重返工作准备情况，结果表明感知的不确定性在人们对实时工作看法的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伊朗[31]学者采用上述量表对癌症幸存者重返工作准备度进行研究调查，研究显示出经济状况、婚姻状况和疾病认知等因素与 RRTW 的发生率有显著相关性。目前常用的检测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量表均为国外学者研制，我国学者曹慧丽[9]和徐艳文[12]分别将重返工作准备度量表和林氏就业准备度量表进行汉化，并应用于乳腺癌患者和工伤职业康复患者。截止目前，重返工作准备度的研究在我国仍处于发展初期，且研究方向多集中于癌症患者及精神障碍患者。其中，关于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研究相对较多，曹慧丽[9]将汉化的重返工作准备度量表应用于乳腺癌患者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及质性研究，国内学者杨申申[14]、杨丽君[15]、朱晓丽等[16]均采用汉化的量表对乳腺癌患者进行研究,且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乳腺癌患者中未重返工作岗位者准备度水平较低，已重返工作岗位者工作维持水平较高,金彩等[27]对乳腺癌生存者重返工作的干预现状进行研究，著有一篇综述。此外，另有学者对直肠癌永久性肠造口患者进行重返工作准备度的调查[17]，研究表明，该类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水平较低，且主要受患者年龄、文化程度、造口术后时间影响。张妍欣等[18]对鼻咽癌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研究显示，患者准备度仍有待提高，受症状数量、出院时长、社会支持及自我感受负担影响较为明显。

5 影响因素

有关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影响因素，可大致分为以下五个方面。①疾病因素：出院后癌症患者残留的疾病症状数量[18]，以及辅助化疗[16]所带来的副作用均会降低患者重返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部分癌症病人因手术所带来的个人形象紊乱[14-17]，如乳腺癌患者的乳房全切术及直肠癌患者的永久性肠造口，是患者重返工作的阻碍因素。②个人因素：有研究表明，性别在重返工作中同样发挥着影响，男性癌症患者重返工作率普遍高于女性，可能与家庭角色不同且女性患癌后就业前景较男性差有关[19]。文化程度被证明也可以影响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李伟东等[17]认为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有着更强的自我实现需求，且拥有疾病康复和融入社会所需的知识和学习能力，这与山东省5县[20]的研究发现相类似。杨丽君[15]则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相较于受教育程度低者，有更大的可能性从事脑力劳动，工作价值感更高，福利保障会更好。③家庭因素：家庭支持低[22]及家庭弹性低[15]均为癌症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阻碍因素，支持率高且弹性好的家庭能够为患者提供更高程度的心理支持，帮助患者度过急性期，有利于患者回归社会。此外，家庭经济状况同样影响癌症患者返工率。④工作因素：工作回报率、岗位类型[15-16]及工作强度[14]均可影响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高回报率、脑力劳动工作及低强度工作可为患者准备度的促进因素。⑤社会支持：社会对癌症患者的包容性增强，同事亲友的鼓励支持可促进患者重返工作岗位。

6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关于癌症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研究尚处于发展初期，仅覆盖到了乳腺癌、鼻咽癌及直肠癌等部分癌症患者，另有少部分研究涉及到产后护士[24]、肝硬化患者[25]、职业手外伤[26]、肾移植[28]、脑卒中[29]及康复期分裂症患者，但调查研究并不全面。所用量表缺乏针对性，且所供选择的量表较少，部分汉化量表信效度检验并不理想，给研究带来了局限性。希望今后学者可以引用国外成熟量表汉化后应用于我国癌症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研究调查中，并在应用中不断将其完善以适应我国本土化需求并提高其针对性。学者亦可自行开发测评癌症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检验工具，不断完善以供临床工作者使用。目前临床医护工作者对癌症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认识水平不高，没有充分认识到其在促进癌症患者提高重返工作准备度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和任务。未来，临床医护人员要关注癌症患者对重返工作的态度和认知，为患者提供有关职业康复的健康指导，帮助患者重拾信心，鼓励患者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早重返工作岗位，适应其社会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