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群，刘晓静

(1.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山东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中国歌剧发展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这百年发展进程中，中国的歌剧文化在经历了倡导期、觉醒期、尝试期、繁荣期以及多元发展期[1]之后逐步成熟，先后产生了数百部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形式多元的民族歌剧作品，为中国原创民族歌剧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共同出品，山东省歌舞剧院创排的革命历史题材民族歌剧《沂蒙山》是近一年来备受关注的一部作品。它以红色历史为背景，展现民族歌剧的戏剧性与民族化是该剧的突出特征。在创作中，该剧先后经历了12次实地采风，10余次专家研讨，9次剧本修改，真正做到了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习总书记2013年在视察山东临沂时指出：“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2]民族歌剧《沂蒙山》的上演正是响应了总书记的指示，呈现红色历史，延续红色基因。自2018年12月19日在济南山东省会大剧院首演以来，《沂蒙山》剧组先后赴北京、上海、福州、沈阳、青岛、威海、济宁、烟台等地巡回演出，还受邀参加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周、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暨优秀民族歌剧展演、第二十一届中国上海艺术节展演等。迄今为止已演出百余场，所到之处好评如潮，赢得了专家、观众的高度认可，获得了媒体的普遍赞誉。

《光明日报》2019年10月23日在“五个一工程”奖歌剧舞剧获奖剧目简评中用“激荡人心的大江”来形容这部剧，认为《沂蒙山》是一部讴歌中华儿女保家卫国、敢于牺牲，赞颂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壮丽史诗[3]；《求是》2019年11月1日刊登——《感天动地<沂蒙山>》，称该剧是一幅“全景式、史诗性、真实感、具象化的历史画卷”[4]；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中称歌剧沂蒙山“塑造的每个人物都有原型，展现的每个事件都有记载”[5]……。《沂蒙山》作为2018年文化部和旅游部“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已获得一系列荣誉：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19年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2019年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滚动扶持剧目、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19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暨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入选剧目等。

笔者通过对《沂蒙山》的创作特点进行分析，以期为国内民族歌剧的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剧本内容朴实无华

剧本内容朴实无华是《沂蒙山》剧本创作的最大亮点。客观地讲，《沂蒙山》的题材创作是极有难度的。在艰难的革命战争中，在420余万人口的沂蒙山地区，竟有近120余万群众拥军，20余万人参战，更有10多万的将士血洒疆场，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难已计数。正如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讲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如何生动展现这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提炼和塑造典型的人和事，这对题材创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海棠、林生、夏荷、赵团长、九龙叔……这些人物虽属虚构，但却真实；剧本中每个人物形象都做到了丰满立体，剧本故事情节曲折，不落俗套；有一定的戏剧冲突却又非常符合逻辑，做到这些是非常不容易的。

剧本的设计同时贯穿了“军爱民”“民拥军”两条线索。女一号海棠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性格豪爽、坚强，从小父母双亡，跟随舅舅孙九龙长大。她与同村小伙子林生青梅竹马，在操办婚礼之时，遭遇了鬼子的袭击，村民拼死抵抗，在千钧一发之际，八路军一一五师及时出现，打退了敌人，解全村老少于危难之中。在“军爱民”的感召下，海棠义无反顾支持爱人林生参军，直至林生英勇就义。海棠的舅舅孙九龙也为保护八路军战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一五师赵团长与女战士夏荷是一对军中伉俪，夏荷性格温柔善良，因怀有身孕，在村中待产时与村里同样有身孕的海棠成为好姐妹，并与周围村民打成一片。不久敌人攻击村庄，夏荷掩护队伍和老乡撤退，不幸身负重伤，临终前把刚刚出生的孩子取名“沂蒙”，托付给了海棠抚养。海棠不负所托，含辛茹苦将两个孩子抚养长大。后遭遇鬼子进村，海棠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亲生骨肉引开敌人，保护了夏荷的孩子。这种看似有悖常理却舍己为人的大义选择让人们为之动容！当赵团长从前线重新回到村子时，海棠将小沂蒙交给了生父……。

剧本对戏剧冲突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定位阐释明晰，为演员的二度创作留下了充足空间。在整部歌剧中，海棠的身份随着情景不断变换，时而是担心丈夫安危的妻子，时而是拥军队的队长，时而是小山子的母亲，时而又是意志坚定的战士。合情合理，情真意切，引人入胜。除了海棠，剧中对林生、夏荷、赵团长、九龙叔的人物把握上定位准确，恰如其分。另外，对于山妮子、福顺、小八路、小山子、小沂蒙这些戏份较轻的人物，编剧都一丝不苟地进行刻画，使之有血有肉、入情入理；这些人物为剧情的发展做了恰到好处的铺垫，很好的衬托出主要人物的形象，从而启发观众对历史、对革命、对理想以及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与思考。

二、音乐设计新颖独到

歌剧的核心是音乐创作，它是歌剧的灵魂。《沂蒙山》的独特之处在于，用通俗的音乐素材展现了一个个英雄的形象。《沂蒙山》在对一号人物精雕细琢的同时，注意对其他人物形象的刻画。选择恰如其分的音乐素材，通过音乐形象来烘托角色人物，使之典型塑造上张扬着自己的特点。

作为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革命历史为创作主线的歌剧，山东地区音乐元素的融入是不可或缺的。山东地方小曲、鲁西南鼓吹、山东地方曲牌，或欢快活泼、或抒情悠扬、或沉重悲痛，这些音乐元素成就了《沂蒙山》舞台音乐的跌宕起伏，真正实现了立足于传统，从传统音乐中去找寻民族化的音乐表现方式。

众所周知，《沂蒙山小调》旋律悠扬、节奏舒缓、抑扬顿挫，具有浓郁的山东味道。曲作家将其掰开、揉碎，渗透到剧中的引子、序曲，及每一首乐曲的前奏、间奏，以及幕间曲、谢幕当中。让人们在观剧过程中，充分感受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沂蒙山小调》，浸润在革命传统的音乐氛围中，拨动着人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革命情怀。《沂蒙山小调》的充分运用，最大程度地保持了民歌原有的风格特征，最大程度的与剧中人物和剧情发展相得益彰。此外，剧中还出现了《赶牛山》《凤阳歌》《我的家乡沂蒙山》等山东民歌音乐元素，这些音乐元素出现在歌剧的重要节点上，为实现歌剧音乐叙事的流畅衔接和保持剧作浓厚的山东味道方面功不可没。

从歌剧细分结构角度来看，歌剧的分曲体裁众多，艺术表现形式非常丰富，常见的包括独唱曲、对唱曲、重唱曲、合唱曲等多种形式。就《沂蒙山》而言，作品中包含了上述歌剧中常见的体裁形式。如一场曲5海棠的独唱曲《封坛酒》、三场曲21孙九龙独唱曲《再看一眼亲人》；二场曲12海棠与林生的对唱《一双鞋子针儿密》；二场曲11海棠、林生、孙九龙、夏荷四重唱《海棠呀，让他去吧》；一场曲2合唱曲《以命搏命保家乡》等。在每两个分曲之间，还有起到过渡作用的器乐曲及交代剧情的说白，这些都起到了连接、发展剧情的作用，是歌剧结构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沂蒙山》中，除了独唱曲部分，作曲着重采用重唱、对唱及合唱来表达剧情内涵，以此来实现剧情的逻辑贯穿与发展。

歌剧中的重唱曲可以表现不同人物的不同心理状态，也可以表现他们共同的情感体验。[6]在《沂蒙山》中，全剧共有5首重唱曲。在这其中，有表达“夫妻情”的核心唱段《等着我，亲爱的人》，有表达“姐妹情”的唱段《花开花谢不分离》，还有表达“军爱民”情感的《感谢亲人子弟兵》，表达“民拥军”情感的《世间哪有这样的情》等。尤其是海棠、夏荷、林生、孙九龙的四重唱《海棠，让他去吧》，曲作家采用了对话的方式，将海棠内心的纠结，林生参军的迫切，夏荷对海棠的理解，九龙叔对林生选择的支持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核心唱段《等着我，亲爱的人》贯穿全剧，像影视剧中的主题歌曲一样，弘扬全剧的主题思想。这一段词曲的创作既符合剧情，又不拘泥于特定场景，音乐的旋律简约而不简单，表达了夫妻间深厚的革命情感及妻子对丈夫早日凯旋再团圆的盼望之情。

在这部歌剧中，合唱所占的分量很重——男声合唱、女声合唱、混声合唱样样俱全，这些合唱曲对剧本情节的交代、音乐元素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使演出的声音效果与表演效果达到最佳，导演要求所有合唱部分均在台上完成。这种方式的呈现虽然加大了表演与演唱难度，却收获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另外，合唱曲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是作为交代剧情主线出现的，如一场曲1《东进！东进！》、一场曲2《以命搏命保家乡》、三场曲19《怎么办，怎么办》等。此外，还有一部分合唱虽不担纲主要剧情的发展，却为歌剧情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如五场曲32《一双鞋子针儿密》，与二场曲12海棠与林生的对唱遥相呼应，旋律曲调亲切清新，没有凝重的主题，却饱含着对革命后代的浓浓深情，运用混声合唱的表现方式将这种情感挥洒得别无二致。

对唱曲在《沂蒙山》中占用的篇幅并不大，虽不属于这部歌剧中主要的分曲艺术表现形式，但是，作为独唱、重唱、合唱等艺术表现形式的补充，对于剧情的衔接与音乐元素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过渡作用。如一场曲4《你要让她幸福一生》中孙九龙和林生的对唱，是全剧的第一个对唱，孙九龙短短四句话(海棠是个苦孩子，从小失去双亲。是我把她养育成人，一直捧在手心。前几年我送林生，沂蒙城里上学堂。如今回乡教书当先生，文武双全已练成。)清楚的交代了林生与海棠的身世及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表达方式巧妙、自然，为下面剧情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歌剧的创作模式多种多样，而创作的核心是音乐，即用音乐的张力来诠释戏剧的人物、矛盾冲突以及思想内容。也可以说，《沂蒙山》这部歌剧的成功，重要的一点是采用了以音乐为核心的创作模式。这种音乐的优先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根据音乐来确定剧中的人物关系和剧中人物的演唱风格，这些是在剧本形成之前就已经确定下来了的。《沂蒙山》作为一部民族歌剧，主要人物的唱腔、声部定位为民族唱法，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剧本大纲以及剧本内容的撰写。其次，核心唱段和主要唱段的制定是在大纲撰写出来之后就已经敲定的(《沂蒙山》中大大小小有40个唱段，其中核心的咏叹调唱段有11段)。正如曲作家栾凯所说：“歌剧音乐的创作像盖楼房一样，核心唱段像楼房的四梁八柱，四梁八柱稳了，其他的功能性唱段也就立住了。” 无疑，以音乐为核心的创作方式成就了这部歌剧。

三、舞美设计宏伟大气

《沂蒙山》的舞美设计独具一格，是除了剧本和音乐创作之外的亮点，对中国民族歌剧的未来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山东元素的舞美在剧中反复出现，层峦叠嶂、巍峨挺立的高山，茅茨土阶的小屋，送粮的手推车，欢快的秧歌队，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山东快书表演等等，都生动地呈现在舞台上，让作品既有史诗般的气质，又有精致灵动的细节。

其中“山”是歌剧《沂蒙山》舞美的核心，在山体达36次之多的不同空间转换中，完成了塑造人物形象、营造环境氛围的视觉任务。以“山”为核心，意义非凡，一方面还原了剧中人物的生活环境，怪石嶙峋的山本来就在视觉上给人带来压迫感，暗喻那是一个不和平的年代；另一方面，也是重要之点，“山”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巍然屹立、坚毅不拔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沂蒙山》这部歌剧所要展现的。合理的布景设计，虽然占用舞台表演空间不多，但却能够增强演出的效果。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曾提出“山有三远”，即“高远、深远、平远”。《沂蒙山》的舞台布景有自山下而仰山巅的高远，有自山前而窥山后的深远，还有自近山而望远山的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7](P69)《沂蒙山》的布景万壑绵延、气势磅礴，既有纵深之感又简洁大气。

为了方便演出，歌剧《沂蒙山》多采用舞台变换和追光的方法，为演员的二度创作留足了空间。为了让观众融入剧情，使舞台效果更加完美的呈现，跟随剧情的发展，灯光做了相应的变换，当九龙叔替八路军从容赴死时，舞台的主体以清冷的灰暗色系为主；而海棠在梦中与林生相会时，舞台则以梦幻的蓝色系为背景；最值得一提的是谢幕时，故去的英雄们从暖黄色的舞台灯光背景下走出，这暖暖的祥光寓意着英雄们并没有离开，他们在看着，在期待着革命的胜利，期待着家人幸福的生活，这里的祥光不仅仅是温暖之光，更是大家内心的理想之光、希望之光，与歌剧的主题旋律《等着我，亲爱的人》遥相辉映，这里“等”着的，不仅有爱人，还有亲人、友人，是“民”对“军”的期盼，是“军”对“民”的依赖。

四、民族歌剧《沂蒙山》艺术创作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思考

以上是对歌剧《沂蒙山》艺术特色的梳理和剖释，笔者认为，分析歌剧本体只是方式方法，上升为理性思考才是目的。只有上升为理性思考，才能提供可鉴的经验，指导今后的国内原创民族歌剧发展，从而彰显这部歌剧的价值所在。

(一)重视中国歌剧的一度创作

中国歌剧是一个宽泛的音乐戏剧的概念。[8]如果将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作为中国歌剧的开端，那么歌剧作为舶来品在中国的流传时间不足百年，在这不足百年的发展历程当中，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经历了引进、模仿、搬演等环节，逐步走向了探索本民族文化元素和艺术表现形式有机融合的道路。

当下，民族歌剧是以一种产业形态出现的。伴随着国内民族歌剧策划、推广、营销的日益成熟，民族歌剧已经成为文化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剧本创意、商业运作、团队建设等也日趋完善。在大众逐步对民族歌剧认可的同时，很多歌剧制作团队具备了很强的市场意识，再加之有效的广告及融资手段，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回报。

纵观民族歌剧发展历程，笔者认为，剧本和音乐的创作是限制我国民族歌剧发展的重要因素。如若“一剧之本”出现了问题，对民族歌剧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俗话说“根正苗红”，如果“根”就是歪的，无论后面附加多少宣传手段、投入多少人力物力，终将一事无成，甚至适得其反。民族歌剧《沂蒙山》之所以成功，其主要原因就是牢牢抓住了一度创作这一核心。

(二)中国歌剧的戏剧性

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是民族歌剧的生命所在。如果故事情节趋于平淡，悬念设置缺乏紧张度，人物性格不够鲜明，那么演出效果便会平淡无奇，难以吸引观众。分析民族歌剧《沂蒙山》的成功，其因就是它的故事情节和剧本创作在戏剧性上非常考究。

从戏剧结构层面来看，以往的歌剧基本是围绕一条主线展开，其他内容穿插而入，丰富剧情。而《沂蒙山》的故事框架则是围绕两个家庭，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条可为“民线”，由村姑海棠及其丈夫林生、舅舅孙九龙组成；一条可为“军线”，由八路军女战士夏荷与其丈夫赵团长构成。两条主线相互扭结、相互衬托、相互促进、互为表里。这种手法体现了“民拥军”，刻画了“军爱民”，为人们展现了一幅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画卷，充分体现出剧中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深刻揭示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革命真理；揭示了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和条件下，人们依旧热爱生活，不屈不挠，生生不息，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整部歌剧的戏剧性情节，引导观众融入到角色之中，为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人物形象的刻画是歌剧《沂蒙山》浓墨重彩的一笔：海棠——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她由一心只想过自己幸福小日子的普通村民，逐步成长为自觉投身革命洪流的人民战士，她是妻子、是母亲，更是革命战士。夏荷——一个普通的八路军女战士。她温柔、善良，善于与群众打成一片，体现了战争年代军民鱼水情的革命情操。在敌人扫荡村庄时，全然不顾自己刚刚生产后的虚弱身子，带领八路军战士掩护百姓撤退，因体力不支，身负重伤，临终将刚出生的孩子托付给海棠，不幸牺牲。林生——阳光、热情的农村小伙儿，新婚不久就踊跃参军，从一名热血青年成长为保家卫国的革命军人，撇家舍业，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九龙叔——年过七旬的老村长，为了掩护受伤的八路军战士，毅然决然地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把亡的威胁留给了自己……。海棠的重情重义、夏荷的侠骨柔肠、林生的血洒疆场、九龙叔的视死如归、小山子的天真无邪，一个个人物形象跃然舞台，让人为之动容。剧中诸多人物角色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用强烈的戏剧冲突表现不朽的沂蒙精神，再现了山东军民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

(三)中国歌剧的民族化

对于中国观众来讲，歌剧是舶来品。它诞生于意大利，后传至欧洲各国，逐步成熟发展。由此可见，歌剧这一艺术形式是在欧洲古典音乐和表演模式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歌剧之所以在西方广为传播，是因为有着成熟的市场运营方式、优秀的歌剧创作及表演人才。虽然不同的国家、民族、观众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观念认知，但是音乐无国界，它所表达的喜怒哀乐易被人们所捕捉。而歌剧表达的生活、爱情、人性等命题，是人类共通的，极易引起共鸣。作为中国歌剧，应该借鉴西方歌剧的成功经验，学习西方歌剧的精髓，并将其运用到自身的创作、表演中去。

毋庸置疑，每一种艺术形式的诞生和发展都会受到历史背景、民族习俗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因此，民族歌剧需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落地生根，成为大众所接受的艺术形式。因此，中国歌剧在倚重“拿来主义”的同时，更需要在题材内容、艺术手段、思想内涵等方面进行民族化处理，使其符合本地观众的审美习惯。要想做到这一些，不是简单的“洋为中用”就能够做到的，而是需要深刻地认识歌剧的本质，熟谙本地的文化特点和审美意识，从项目策划，到剧本创作、音乐创作等等方面注重彰显民族特色，才能形成民族文化、艺术精神和表现手段相融合的中国民族歌剧。

《沂蒙山》一剧正是因为“民族化”特点突出：剧本故事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沂蒙山；音乐旋律围绕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展开；咏叹调中引入了板腔体思维；配器中加入了大量的民族器乐，极大的丰富了音乐色彩。此外，煎饼摊、碾谷子等舞美的设计，山东秧歌、山东快书等艺术形式的加入，展示了山东民间艺术的魅力和特色。这一系列“民族化”特点的融入自然而然，合情合理，佐证了《沂蒙山》成为“歌剧民族化”的典范。这也是《沂蒙山》演出百余场，场场爆满的原因。由此可见，“歌剧民族化”是中国歌剧发展的必然趋势。

历经近百年的发展之路，中国歌剧有过迷茫和坎坷，也有过鲜花和掌声，未来还有很长的道路。笔者借《沂蒙山》一剧表述自身的观点与建议，以此作为引玉之砖，为中国歌剧的民族化发展略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