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斌 徐晓光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斗鸡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在云贵高原地区，不同民族的斗鸡活动大致相似，但亦有区别。主要原因是由于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环境与地域文化所致。云南的白族、傣族，贵州的苗族、布依族、彝族等群众都将其作为当地传统民俗体育活动。只要到了春秋时节，当地的大小村寨都会举行斗鸡比赛。少数民族群众都特别酷爱斗鸡活动，有时候斗几个小时，最长的则不可计时。在长期的斗鸡比赛中，群众从中摸索出了很多规律，使之慢慢地成为了具有一套民族文化特色、民俗规则的体育活动。本文通过调查云贵民族地区斗鸡活动和相关人员，实地观看斗鸡比赛，结合人类学相关理论尝试阐释云贵少数民族地区斗鸡文化的特点、含义及文化传承等问题。

一、云贵高原少数民族地区斗鸡活动的特点

（一） 继承古代传统斗鸡文化的特点

云贵民族地区的斗鸡活动，从古籍诗词等材料可以看出，其汲取了内地的相关经验。中国斗鸡种类众多，西南地区有西双版纳斗鸡，中部有安徽、山东与河南斗鸡，西部有吐鲁番斗鸡，中东部有福建漳州斗鸡。其中，出现最早，形成规模的应为内地中原斗鸡。斗鸡游戏的文字记载最早在春秋初期，根据传说，我国中原地区斗鸡游戏可追溯至夏朝少康年间，影响地域在河南省太康县附近。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初期，有关斗鸡游戏的内容就已出现在文献中。《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季郈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平子怒。”[1](P786)中国的斗鸡活动出现很早，历史上很多人喜爱斗鸡，其中不乏皇戚贵胄，但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斗鸡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主要部分。不过皇亲贵族等支配阶层、社会上的富裕阶层，还有文人士大夫等知识阶层对斗鸡活动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斗鸡诗，语词精妙，朗朗上口。建安诗人根据斗鸡活动的特征写出了感情真挚、笔调刚健，气势高昂的诗句，既体现了建安风骨的内在精神，又凸显出导源开流的作用[2](P94)。甚至诗仙李白也多次写到斗鸡，而且能从诗中看出李白对于斗鸡十分偏好。在《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一诗中，他写道：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3](P106)。此外，在题为《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的诗中，他运用了关于此项活动传统的资料：“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4](P1144)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 卷九中提到：“芥肩金距之技，见于‘传’而未之睹也。鸡之产番禺者，特鸷劲善斗。其人饲养亦甚有法，斗打之际，各有术数，注以黄金，观如堵墙也。凡鸡，毛欲疏而短，头欲竖而小，足欲直而大，身欲竦而长，目欲深而皮厚，徐步眈视，毅不妄动，望之如木鸡，如此者每斗必胜。”[5]可见，内地中原斗鸡文化源远流长，对云贵民族地区的斗鸡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斗鸡训练自古就受到重视，经过长期经验的总结，逐渐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备的规则。斗鸡活动自古就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广泛流传。现在，斗鸡活动已形成一定的文化作为一种当地的娱乐活动而存在着。如笔者于2018 年2月在黔西南州贞丰县对举行的斗鸡规则进行调研时，就在黔西南斗鸡协会收集到了《贞丰县斗鸡比赛规则》，该规则从斗鸡洗水、中途休息、医疗包扎、输赢判断等多个方面对斗鸡规则做了详细的规定。

（二） 引进国外斗鸡基因加以改进的特点

美国学者高德耀在其《斗鸡与中国文化》中强调了斗鸡活动的文化意义，他认为，中国民间的传统文化十分富有民族特色，内涵丰富，在世界范围内极其罕见。随着这种文化对社会持续的整合，无论是否受到关注，也对社会整体和社会个体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6](P1)。从生物基因学角度也可知，我国乃至于世界其他国家，饲养斗鸡的目的除了作为体育、娱乐活动、观赏的用途外，还将其作为改良家禽基因之用[7](P13)。科尼什鸡起源于英国，作为肉鸡在世界上是久负盛名的，它由多个斗鸡品种杂交培育而成，名称来自于其亚洲血统。羽毛颜色有白色、黑色和红色，其中以白色而常见。洛岛红鸡在美国作为兼用型鸡种，它是将上海承九红羽的金鸡与马来西亚斗鸡进行杂交，在此种鸡种的基础上，引进其他鸡种培育而成。此外，有着斗鸡古老血统的还有日本富士鸡。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宝贵的斗鸡基因库作为培育新品种的材料，或者引入一些斗鸡血液来进行新品种培育或对原有品种进行改良，培育出新品种。我国提纯斗鸡品种的技术也可能采用了上述方法。中国每年从越南等地进口纯种斗鸡约50000～80000万只，除比斗外，作为种鸡的应该也占很大的数量。斗鸡品种的选择在云贵少数民族地区非常受关注，斗鸡质量之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斗鸡品种的选择。云贵斗鸡属于“西南斗鸡”，部分来自泰国和越南，部分来自我国河南省，在当地特殊的生态条件下，经过繁衍，逐渐形成了一个毛色以黑色为主的特殊种群。2018年1月，笔者对三位资深斗鸡养殖户进行了访问，从他们的介绍中了解到，当地已总结出如“五代还血”的配种提纯技术。

（三） 适应不同地理环境的特点

承上所述，按照地理区位或者说斗鸡所在地方位，我国的斗鸡品种可分为吐鲁番斗鸡、西双版纳斗鸡、漳州斗鸡、内地中原斗鸡。西双版纳斗鸡估计多半是云贵斗鸡的最主要品种。西双版纳地处云南最南端，与缅甸、老挝接壤，毗邻越南、泰国，海拔500～1500米左右，该地斗鸡从小就开始在高原较为严酷的环境中生长，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这也是云贵地区斗鸡在外形上毛色较为丰满，具有较强耐寒抗氧等特征的原因。通常，背颈双裸是纯种斗鸡的基因特征，由于早期存在难以保暖的缺陷，导致其繁殖率低于普通鸡品种，羽毛长出速度较慢。在120 天时，一些鸡的羽毛仍然不完整。因此，培育高原斗鸡品种对于解决寒区和早春育雏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斗鸡适应高原环境不仅仅能改良斗鸡的品种，也能确保斗鸡养殖产业成活率，增加养殖户的收入。

（四） 少数民族群众普遍参与的特点

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斗鸡游戏深受喜爱。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与生活传统，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斗鸡文化。因为斗鸡活动在各地大同小异，斗鸡活动伴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而有些许区别，随着斗鸡规则被慢慢总结出来，在当地就形成了一套为群众所认可的，符合当地实际的斗鸡规则，当地人都会将其运用于各种斗鸡活动中。斗鸡活动在云贵民族地区是普遍存在的，参与度之高也是不言而喻的。在贵州省黔西南地区的贞丰县，斗鸡活动通过了官方的注册和登记，并成立了黔西南州斗鸡协会，使之获得了官方性质的认可。与此类似，云南傣族也比较钟爱斗鸡活动。在云南西双版纳，斗鸡之风至今依旧盛行，当地也成立了斗鸡协会。在云南丽江县石头乡，农历二月初八这一天，是当地白族民众传统且盛大的斗鸡节。在这天，各村寨的人们全都穿上节日盛装，参加上百场次的斗鸡比赛活动。可见，在云贵民族地区，斗鸡活动是民众普遍参与的，且参与人数众多。斗鸡在傣语中称为“盖跺”，是20至60岁傣族男子彰显威猛的一种娱乐活动。西双版纳斗鸡协会规模宏大，会员数以万计[8](P26)。许多西双版纳人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培育和交换斗鸡品种，悉心训练斗鸡技巧，十分热衷参加各种斗鸡比赛，与格尔茨笔下巴厘岛斗鸡盛况类似。同样的，云贵民族地区群众也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财力参与斗鸡活动。

（五） 斗鸡博弈中规则性强的特点

法律的多元性是法律本身的特点之一，这在法社会学界已成为共识。法律是具有多元属性的，在法律文化方面表现突出，可视为是法律文化资源多样性的体现[9](P40)。斗鸡也需要秩序和约束规则，以保证该活动的顺利进行。对云贵斗鸡规则之分析与研究，毫无疑问也属于这一理论范畴。斗鸡规则是在斗鸡活动中自发酝酿、长期积累而成的一种民间约定。可以说是斗鸡活动中的“法规”。它既有书面规定，也有口头“协议”。现在开封市斗鸡协会制定了《斗鸡规则》[10](P342)，该规则对于斗鸡的管理人员职责、活动场地、时间、胜败标准等都做了细致入微的规定，确保斗鸡活动井井有条地开展，云贵地区斗鸡活动亦是如此。通过笔者2017—2018年多次进行实地调查，在收集整理现有资料的基础之上，总结了云贵少数民族斗鸡的自身规则，这些规则总体来说包括鸡头、参斗者、观众的参与规则、鸡种、饲养、买卖规则、场地与比赛规则等。这些规则现在都还在沿用于当下的斗鸡活动之中，不少地方都成立了斗鸡协会对斗鸡活动进行管理，如黔西南贞丰县的黔西南州斗鸡协会，云南西双版纳斗鸡协会等。他们都根据当地的特点制定了相应的比斗、管理等活动规则。这些规则的制定，体现了云贵民族地区斗鸡活动的规则性特点。

二、云贵高原少数民族斗鸡活动的文化解读

格尔茨对文化的理解是，文化是具有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的，它可以通过特定的符号象征来表达特定的意义，用以展示更多的文化元素及其更多的文化含义[12](P201)。与之类似的，解释人类学也是一样，它通过描述一些文化现象的表象，从人类学解释的视角去分析并找到隐藏在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含义，解释其实质和内涵。笔者通过对云贵少数民族地区斗鸡文化的考察，尝试从三个方面丰富对斗鸡文化进行解读。

（一） 从文化拥有者的自身眼光看待“斗鸡文化”

马林诺夫斯基首先提出了“文化拥有者的自身眼光”这一思想内容，格尔茨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受其影响颇多，多次使用该理论。事实上，“文化拥有者的自身眼光”没有要求必须来自于文化拥有者本身，它注重的是“人类学家通过某种方式使用原材料来创制一种与文化持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的较为准确的诠释”[13](P73)。派克在20世纪60 年代创制的“emic/etic”的描写理论认为“emic/etic”代表了一种客观的、外来的、科学的观察[12](P56)。当etic用客观的、外来的、科学的概念和所谓的人类文化学的准则来考察、描述和解释他者文化时，他（她） 或多或少是以西欧同北美文化和文明的标准来评判他者文化。中华民族原本就是一个整体，正因各民族共同努力，才能创造出内涵丰富、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不少学者比较喜欢引用西方的学术理论来解释我国的文化现象，但也受到了其分析上脱离本土文化环境方面的质疑。这种偏见或许是无意识的，但这种认知角度的局限，本身就存在忽视文化持有者（emic） 自身对内部认知的可能，也可能误解了文化持有者的相关理论，所以，这种所谓带有“科学的”与“客观的”描写和认知，并非如其特征所述。我们之所以要深入云贵民族地区，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搜集古籍文献、口述、碑刻等资料，并实地观察斗鸡活动，目的就是尽可能还原斗鸡规则及相关文化在当地的真实情况，不至于脱离斗鸡活动的实际原状和本土环境，让研究内容和最终的结论失真，这也是当前学界援引西方理论解释我国本土文化时所应当注意的问题。

（二） 从保护本土文化视域看斗鸡文化的传承

我们可以把斗鸡文化看作是一种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相互渗透的文化现象。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斗鸡是一种少数民族文化同汉文化互动、渗透与融合的表现。其表现出的“涵化”现象，一直延续至今。所谓“涵化”，是指两个文化系统的相互变迁是由于它们之间相互联结而发生的一种文化现象[13](P343)。如今，西南民族地区的斗鸡活动体现了云贵少数民族的文化价值观，突出了云贵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特色，是云贵少数民族崇尚英雄、追求勇敢与竞争求胜心理的体现。同时，他与苗、傣、白、布依等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生活内容密切相关，是民族文化凝聚力的体现。斗鸡丰富多样的文化价值优势，可以转化为旅游资源和经济发展的优势，并透过市场化的运作而得以体现。因此，文化价值的突出优势是其产业化发展的内生动力，需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但目前，尚未有一套系统的制度对斗鸡规则及相关文化的传承问题提供参考。就当下的情形来看，选择并培养斗鸡文化传承人是比较直接且实用的。本体论告诉我们，只要传承人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存在的。在调研中笔者发现，斗鸡活动中不乏大量合适的斗鸡文化传承者。

传承人本身的价值彰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价值。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斗鸡的传承人总体上属于草根地位，即作为社会底层的传承人属于草根阶层。可能是由于斗鸡是一项比较接地气的活动，其参与者多为普通大众。因此，这种“草根”现象，使得传统的民俗体育项目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表现出顽强的地方性，而且也有脆弱的一面。由于目前云贵民族地区斗鸡活动市场化程度不高，斗鸡资源整合和开发能力不强，开发途径不够丰富，资源开发覆盖面不广。斗鸡的繁育、选择、训练、比赛和交易又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个过程的集成开发能力还不够，它只注重硬件资源的开发，而对软件资源的开发有所忽视。此外，斗鸡表演和斗鸡比赛现阶段是作为两个单独的实体进行开发的，但作为同一资源下的两个实体，二者的整合力度不够，复合度较低，把握斗鸡市场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特点的能力也较弱。

从斗鸡民众本体参与斗鸡活动的目的进行分析，应该强化斗鸡文化功能，弱化其博彩性质。诚然，斗鸡活动带有一定的博彩成分，但不能仅仅因为这一点，政府就完全禁止斗鸡活动，这是很片面的。笔者在调研中发现，黔西北大方县部分地区就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已几乎禁止了所有斗鸡比赛，这是值得反思的。当地政府部门应该将斗鸡活动与其他传统民族活动进行协调合作，强化其文化功能，弱化其博彩性质。事实上，上述情况的产生也是事出有因。在利益的驱使下，斗鸡市场上不乏不遵循市场规律的个体。他们违反市场发展规律，采用违纪违法的手段暗中操纵市场，干扰了市场正常秩序。上述情况提醒我们，对斗鸡活动市场的监管是十分必要的，应该加强对其管理。虽然西南地区经过注册登记的斗鸡协会举办的斗鸡活动是合法的，但通过实地调查，笔者也发现，民间也存在大量只以赌博为目的非法斗鸡活动，这是需要重点监控和处理的。

（三） 从博弈论视角探讨斗鸡活动的文化内涵

在博弈论中，主要包括参与者、博弈规则、结果、收益这四个要素[15](P14-16)。博弈论是产生于20 世纪20年代美国的一种经济学理论，是分析理性人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如何作出决策的理论工具[16](P32)。人类学研究中也常借用博弈论来进行分析研究，例如巴特对斯瓦特人社会生活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但总的来说目前博弈在人类学中主要用作分析政治制度及权力关系。而目前还未见专门用于斗鸡活动的分析，根据我们对斗鸡活动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斗鸡本身就是一场博弈，斗鸡者双方之间的博弈贯穿整个比斗的过程当中。比斗场地的选择、用何种方式举行、斗鸡类型的选择、比斗时间的长短、判断胜负的标准等都是双方围绕斗鸡比赛进行的一场博弈。同时，这个过程也是金钱和时间的博弈过程。从一个角度来看，这只是比斗对手之间的个人问题，博弈只是在比斗对手之间进行，但从更大的方面来看，这更是一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博弈。因此，本人将运用博弈论及其相关概念对斗鸡活动进行观察和分析，并尝试从人类学的角度尽可能全面地呈现斗鸡活动。这也是在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一次尝试，我们将之称为“博弈人类学”。

在博弈论中，有合作博弃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其中合作博弈包含正和博弈，非合作博弈则包含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为更好地阐释“博弈人类学”的性质，我们先对涉及到的相关内容作了界定：

正和博弈：我们把在博弈过程中，兼顾自身的利益和对方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赢”的结果，使得相互之间在冲突中既有妥协与合作，又存在让步的情形。正和博弃的最终目的是集体利益最大化[16](P64-65)。

零和博弈：这是指总赢取或者总支出都是恒定的。比如赌博时，如果有一个人赢得了1元钱，总会有另一个人输掉了1元钱[16](P105-107)。也即是说，在某一个博弈过程中，一方或几方如果有所获得，那么另一方或几方就必定有所失去。

负和博弈：是指博弈双方（各方） 为了达到自身的利益，彼此之间互不相让，以至于最后双方（各方） 都未达到自己的利益和目的，最终出现共输的局面[16](P105-107)。

事实上，云贵少数民族地区斗鸡活动中也存在上述三种博弈情形。一般来说，正和博弈与零和博弈是斗鸡活动中最常出现的两种情形，负和博弈的情形相对少些。正和博弈通常出现在双方斗鸡实力旗鼓相当的时候，为了避免斗鸡因过度劳累或伤亡，比斗双方采取妥协和让步，从而形成共赢（平局） 的情形；零和博弈则是三种博弈形式中最基本的情形，在通常情况下，斗鸡比斗都会分出胜负，一方胜利，另一方必然落败，一方有所得，另一方就必定有所失；至于负和博弈，在斗鸡比斗过程中也会发生。当比斗双方实力相当，且互不相让的情况下，负和博弈的情况就产生了，这种情况下的斗鸡博弈，往往会使比斗双方两败俱伤，甚至撕破脸皮，老死不相往来，比斗双方都未达到自己获胜的目的，从而形成所谓共输的情形。

三、云贵高原少数民族斗鸡研究的人类学意义

（一） 具有博弈人类学的意义

本文提出的博弈人类学，主要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运用上述博弈理论对相关社会活动或文化现象进行解释，并通过田野工作，进行个案分析，通过“深描”的手法比较文化异同的过程。本文提出博弈人类学概念，目的是从文化角度解释人类政治、经济、法律、体育等领域的博弈现象。比如体育是具有很强博弈性质的社会活动，而斗鸡是一种历史到现在普遍的民俗体育活动，斗鸡的主人为了在每次博弈中获胜，必然要关注斗鸡博弈中的参与者、博弈规则、结果、收益四个要素。吉登斯在其《社会结构》 一书中提出：“人的能动性在社会的结构化过程中受制于客观存在场景和具体情况”[18](P89-90)。一方面，在“结构化理论中提到了‘结构’的表述，其中反复提到了规则与资源，它们是制约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关键和客观的存在；另一方面，实践意识主要就是指那些社会生活中无需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进行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发挥能动性对所面临的变化积极应对，在这个过程中，再生产出新的规则与制度。

由此，可以联想到云贵斗鸡活动也属上述博弈论解释的范畴。这些博弈有时发生在斗鸡活动的比斗双方（也即是个体之间）、官方与民间（不同阶层抑或阶级之间）；有时会牵涉到比斗方或者举办方，抑或是参与博彩群体等多个群体，由于所处社会基础、利益、权利的倾向，会对纠纷结果、造成干预程度等有不同的影响。贝里曼认为，当事人之间“二元对抗”的后果在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一般只对参与者双方发生直接的效力影响[19](P270)，直接影响对立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则是熟知与掌握法律制度、政治实力的程度[20]。事实上，在云贵斗鸡活动过程中，就已比较完整地展现了吉登斯、贝里曼所提出的博弈论，如比斗双方、举办者与观众、观众与比斗者、政府与博彩者等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此外，当地的斗鸡文化及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从当地政府及民众对于斗鸡活动的态度和政策就可见一斑。值得关注的还有当地政府与当地民众关于斗鸡活动博弈的态度。由于斗鸡具有博彩的性质，纯娱乐的斗鸡活动是政府所支持的，但涉及博彩性质的斗鸡活动则是政府明文规定禁止的（如前文所述黔西北大方县等部分地区）。在涉及博彩性质的斗鸡活动中必然有执法的一方，部分执法者的亲属好友可能会波及其中。这时，各个主体间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博弈的过程启动并展开，博弈人类学的意义也凸显出来。

（二） 具有象征人类学的意义

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则是象征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类文化行为的研究认为其重要的研究动机是在于对人的合理的基本需求的满足；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家坚持认为人类行为运用象征来实现对意义和价值的表达，通过象征的手法来把握对象征意义的探寻，凸显出了“人观”在基本特征上的重要性[21](P58)。格尔茨是象征人类学学者阵营中的一分子，他是解释人类学的开山鼻祖，并首次将反思人类学应用到了研究实践[21](P37)。自《爪哇的宗教》到《文化的解释》，再到《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和《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格尔茨表现出了对象征符号体系与仪式行为的极大兴趣，以及对发展一种深度文化理论的努力。格尔茨在《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斗鸡的记述》一文中，将斗鸡看作是一个符号群，并以公鸡、赌资、赌博活动、鸡毛、血、人群与金钱作为特定象征符号，通过巴厘人的性格、心态、气质等方面，分析了斗鸡之于巴厘人的文化意义，探讨了斗鸡符号在塑造巴厘人气质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云贵民族地区斗鸡也具有象征的意义。斗鸡其实也是当地民众自身的一个缩影，其比斗胜败也直接关乎当地民众的面子和尊严，这也体现出云贵地区斗鸡作为当地人面子和尊严的符号，对当地人气质的塑造是必不可少的。从历史、文化、人格系统与社会结构等方面，通过文化分析的路径对云贵民族地区民间的斗鸡活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运用格尔茨研究的理论概念进行了比较，层层递进地对这些社会行为或文化符号的意义进行了解释，为我们叙述了根植于黔桂滇民族群众生活中的有趣故事。

系统地提出象征符号的重要性，是象征人类学相对于其他人类学理论方法最突出的特点。象征人类学家的观点是：文化理解的逻辑是通过社会和文化的各种象征符号来表现和传递的，象征人类学研究首先要理解象征符号，及其各种表征和特质，从而把握象征符号的内涵和特质，下一个层面是人们通过使用符号来进行传递信息和表达意义，进而阐述并解释人类的社会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其符号是丰富异常的，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人们可以使用象征符号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活动[22](P56)。云贵斗鸡亦是如此，斗鸡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比斗双方的精神世界，斗鸡的比斗过程也会引起比斗者精神世界的波动，他们会随着比斗过程的情形上下波动，即使比斗结束分出了胜负，他们精神世界的波动也会持续着，甚至会影响其日常生活，如失败的一方在遇到获胜一方时，会觉得难为情或者有些尴尬，低人一等的感觉，在说话的气势上也会明显低对方一截。

（三） 具有解释人类学的意义

解释人类学是格尔茨受美国文化人类学传统的影响，并在马克思·韦伯、帕森斯、赖尔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克利福德·格尔茨，作为开创了解释人类学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初次将其在人类学理论中加以使用。《文化的解释》一书是一本以经验研究为主的著作，该书一经出版就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反响和讨论。“文化解释”是解释人类学理论的本质，是采用深度描述的方法探索研究对象文化的意义结构，从而达到对理解研究对象的目的。除此，解释是一种虚构，本质上是解释的解释。评价人类学工作应该以准确为基础。通过该理论对云贵民族地区斗鸡活动进行文化解释，并对比巴厘岛斗鸡活动可以得知，同一种活动，在不同历史、地域、民族、文化的背景下所展现出的异同，真实细致地还原了各地民众的实际生活状态。需要指出的是，格尔茨的理论并不完美。对于“深描”怎么进行或者分析同一文化活动中不同的意义结构，格尔茨并没有提供规范、确切的答案。如上所述，格尔茨田野调查中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个人的天赋，而后来者如果根据其理论进行研究，很可能陷入过度解释的泥淖，使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与其初衷南辕北辙[23](P259)。需要我们认清的是，格尔茨的理论虽然可能没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在其理论构建过程中，他完成了人类学从寻求规律到寻求意义的范式转换，这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对云贵少数民族地区斗鸡活动进行文化解释正是如此，笔者借鉴了解释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对同一种活动——“斗鸡”，在不同历史、地域（云贵）、民族（白、傣、苗、侗）、文化的背景下所展现出的异同进行描述，真实细致地还原了各地斗鸡文化。

四、结语

人类学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应能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大多事象都可以进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体育人类学研究也不例外。格尔兹认为：“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11](P5)。从实际来看，文化分析不是像实验科学那样寻求规律的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上的解释科学，它更多是对神秘的社会表现的阐释和分析。对云贵斗鸡文化的特点及解释属体育人类学研究的范畴，对此类问题的调查分析会很好地展示此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