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贻 冯海涛 欧阳恩良

（1.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贵阳 550000；2.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凯里 556000）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是指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的总体认识和基本看法，具体包括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结构与特质、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精神、中华民族的境遇与前途等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最鲜明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蕴含着中国特色的多民族国家构建理路，它是统领中国民族工作的理论体系，深刻影响着党的民族工作政策和多民族国家的和谐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逻辑支点，同时也是区分形形色色“民族主义”思潮、倡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资源。认真梳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对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国家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有助于为当今世界各多民族国家解决面临的主要民族问题提供重要借鉴。

一、“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文明的创造者已拥有数千年的历史，但“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共同体概念的意识直到近代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得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才开始觉醒。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到“中华民族”：“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惟齐。”[1](P21)其后，杨度、章太炎、孙中山等知识精英在他们的著述中纷纷采用这一概念并展开讨论，“中华民族”逐渐从一种“自在”的实体上升为一种“自觉”的意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接受马列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即开始了对中华民族的思考。关于中华民族的来源，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中阐明中华民族是“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等，“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他做出此判断的依据是中华民族在血缘、地理、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共同特征，认为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冶融”，使得各族在血统等方面的差异，已经基本消失。二是我们在地缘上，中华民族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历史久远。三是在文化上，国内各民族已经互相影响，“趋于一致”。四是中华民族是属于中华民国这个新国家的一个政治共同体，大家自由平等。他主张民国的政教典刑，都要建立在“中华民族之人皆为中华民族”的理念下，促进中华民族再造成为新中华民族。这是李大钊对民族概念的发展，这个概念与瞿秋白不同。瞿秋白认为民族是一种有共同地域、语言文化等的人类结合体，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其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2](P490)。李大钊此时的中华民族观念里，已经把中华民族当成一个自然融合的，共命运、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这一民族概念强调共同的政治特征，使得他的中华民族概念具有“政治民族”的鲜明特点。

第一，关于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申悦庐撰写的《中华民族特性论》以史为据，在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特性方面作出了独到的总结。首先是“强于自营，富于保守”。指出在创造中华文明和“蕃殖民族”两种能力方面。其次是“善于吸化”。吸化主要是指吸收并且融合其他民族以及其文明，不断丰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再次是“敢御外侮，始柔而终刚，久而必胜”。指出在抵抗外族侵略方面，终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在此文中自信地声明：中华民族有自创的文化、地大族且人众多，屹立于世界。这在当时让“震于外人一时之强，垂首丧气，讴歌他族，自忘其固有之善美”的国人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另一面。

第二，关于中华民族大联合的民族自决。毛泽东和李大钊都对民族自决进行了论述。他们主张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进行彻底的革命，最终实现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联合，乃至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联合，最终走向“世界的联邦”。毛泽东否定帝国主义虚伪的民族自决，但肯定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1919年毛泽东在《好个民族自决》中，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的评价是：“好个民族自决，我以为真是不要脸！”但他在1920年《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中说：“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在致信张国基时他又说：“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他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认为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的压迫，这种压迫经过长久的积淀，必定会使得反抗越加激烈，中华各族民众联合起来反抗压迫的局面将会形成，并且这种民众大联合会比其他地区更加迅速。李大钊则在《新纪元》和《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等文中提出，一是要民族自决[3]，二是不要“以夷制夷”，要相信追求民族自决的组织和人民，扫除民族自决的各种障碍[4](P77)，同时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提出亚洲各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被外部势力占领的民族地区都要采用民族自决的方式进行解放，然后亚洲各民族联成一体，最后组成一个世界性的共同体，促进人类的发展[5](P271)。

第三，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中华民族之复活”的理念由李大钊提出，他将“复活”的寄希望于人民和少年。他在《大亚细亚主义》 中如是表述：“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关键。”[6](P450)他所说的“中华民族之复活”，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复活”大意可以和“复兴”互换，他所说的复活，是参照历史上“活”即兴盛的中华民族而言的。他此时提出中华民族之复活，其意思就是要在克服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进而谋求中华民族的大发展，而对于民族复活的依靠力量，李大钊认为：“嗟呼！民族兴亡，匹夫有责。”，而后他表示：“欧风美雨，咄咄逼人，新中华民族之少年，盖雄飞跃进，以肩兹大任也。”[6](P301-303)

二、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基本成型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意识觉醒之后，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动员中国人民的政治资源，将“中华民族”与中国的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话语在党的文件中的使用，使得党的中华民族观内涵日益丰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第一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党的文件，该文件指出党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并指出实现该目标的重要障碍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中华民族要在独立斗争中，建立一个包含蒙古地区、西藏地区、回族聚居区等在内的新国家——中华联邦共和国[7](P8)。在中共三大宣言中，则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7](P18)中共三大后，“中华民族”话语在党的各类文件中继续被广泛使用，但此时对于“中华民族是什么”的问题，还缺乏清晰系统的阐述，从文献的文本语境分析，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更多的是强调其一个政治共同体，政治属性明显，而对于其是不是民族实体、他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他与中国国内各民族的关系是什么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尚未明晰[7](P20)。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不断扩大，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被日本侵略者不断挤压，中国国内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都面临着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这一共同的敌人，中华各民族命运休戚与共，这种形势下，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国内各民族的共享身份开始得到广泛的认同，可以说，卢沟桥事变是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华儿女在思想认同上融汇成一个整体的导火索[8]。中华民族认同不断发展的实际，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入的思考，并且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和理解也达到了新高度。

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所使用的“中华民族”具有囊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谓之含义，但同时，党认可中国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1931 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党代会上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明确表明中国境内有汉、蒙、回、藏、苗、黎、高丽等众多民族，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党的文件确认中华民族是呈现“多元”的特点，与当时蒋介石国民党人的中华民族是单一民族，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只能称之为宗族的观点相对立。在长征途中，经过了西南和西北的苗族、瑶族、壮族、水族、白族、彝族、藏族等多种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与这些民族有比较深入的交往，中国共产党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有了最直观的感受，进一步拓展了对少数民族的认知。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要团结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比如满族、汉族、蒙古族、藏族、苗族等等，使他们团结为一体，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7](P8)。在后面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中，肯定了回、蒙古等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主张各民族平等联合，共同抵御日本侵略，然后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共和国。”[7](P648)这些文献中，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体现得非常明显，既承认满、藏、苗等少数民族，又强调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的一体性。

关于中华民族的属性与结构的权威表述，可以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所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寻找到，这篇文献里专门有一章节讲述“中华民族”，这一个专门章节对中华民族的阐述基本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认识的最高水平，阐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特质，并且形成了长期流传的关于中国的权威论述，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以及优秀的历史遗产[9](P623）。

第一，反对帝国主义以实现中华民族整体自决。民族自决是指民族共同体在涉及自身独立和发展等事务方面的自我决定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内少数民族或者弱势的民族相对于大民族或者强势民族的独立与发展的自决，另一种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在独立与发展等事务方面的自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慢慢进入理论成熟期，党对民族自决理论的认识不断深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合理内核被保留下来。形成了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相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整体自决观。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一条即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为了把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状态中从亡国灭种危险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同时，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支持中国各民族“平等的联合”，以求对外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并指出只有中华民族完全地团结起来，才能战胜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才能独立，这是民主革命任务得以完成的前提条件[9](P623）。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7](P245)。从这几个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是要通过抗日战争，实现中华民族整体自决。

第二，将中华民族的平等团结视为民族工作的重要目标。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了族际关系的平等团结原则，他支持中国各民族“平等的联合”，以求对外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但在日本侵略者企图灭亡中国的时代背景下，要坚决与民族分裂做斗争，因为日本侵略者会利用中国的民族分裂，最终会阻止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成功，所以各民族在这种共同的革命目标和命运的指引下，宜合不宜分。毛泽东还强调中华各族只有团结，才能在与中国的敌人斗争中取得胜利，民主革命的任务才能完成[9](P623)。毛泽东的这个在谋求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强调民族平等团结的思想，是抗日战争时期，乃至以后处理中国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此阶段常用的“中华民族”，经常被习惯性地和“中国人民”混搭使用。在讲述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时，往往是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的，而阐述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时，又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对中华民族历史使命的阐述，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张闻天1938年6月写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他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形势下的中华民族历史使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纲领中所说的“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共二大的纲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这样明确的给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自求解放的道路与共同奋斗的目标”，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全体利益的党，中国共产党是最彻底、最坚决的、最一贯地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党。第二层含义指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是达成“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存在的共产主义的胜利”，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谋求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是走向达成共产主义的胜利的必要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历史使命的新认识，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实践拓展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基本成型，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已经具有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的理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得以付诸实践。《民族区域自治实行通则》 《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等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法规的颁布，使得少数民族能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当家做主、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开创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先河。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原则，摆脱“中国本部”和“边疆外藩”的传统观念束缚，坚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特别是大汉族主义，推行民族识别工作。从经济上、政治上推行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政策措施。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民族工作领域存在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和民族方针政策出现了失误，如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民族融合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左”倾思想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主要是将民族问题的实质归于阶级问题，从而导致民族工作偏离“实事求是”的民族工作路线，对党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产生了冲击，对民族关系造成了损害。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建立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话语体系，确认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性质。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三个离不开”，反对“三股势力”，使得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一） 开创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话语体系

1981 年《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的通知中表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生活在中国这一共同体内，互相离不开的观点，这就是“两个离不开”。后来，江泽民同志对“两个离不开”进行了发展，他认为生活在中国这一共同体内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现实上来看，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都彼此离不开[10](P1)。“三个离不开”，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各部分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

2005 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系统地阐述了中华民族的属性、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问题，他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激荡中交往交融而形成的，中国各民族共同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11]。这一观点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不断深化。

（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体系初步形成

党的十五大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战略和目标，在发展道路上，继续选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改革开放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1992 年，江泽民在视察山东时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富强的中国，必须在道路上选择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12]。江泽民强调，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维护祖国的安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条件，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了永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以此来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需要各民族地区加强民族团结，同心同德，共同奋斗[12]。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是对世界知识经济不断发展，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的回应，是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也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逻辑遵循。江泽民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13](P107)而可持续发展，则是中华民族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战略的提出，对中华民族法治进程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7 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4]这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三） 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深刻认识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瓦窑堡会议上，就已经有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无产阶级的和全民族的先锋队的认识，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乃至全民族的利益。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需要得到弘扬。后来中共十六大在党的性质表述中增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论述，从历史环境来分析，这与中国需要大力开展经济建设，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安定团结的氛围中开展经济建设分不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性，体现了党与时俱进的精神特质。

“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基本内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在十六大前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处于重要关口，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总体而言，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具体而言，在政治领域表现为作为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国软实力。

（四） 倡导“和谐世界”的治理理念

和谐世界的新理念首次提出于2005年亚非峰会上的演讲，胡锦涛在演讲时提出要使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胡锦涛全面阐述了和谐国际秩序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当前世界形势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命运相连，表达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和决心。和谐世界理念的基本内涵包括：中国是一个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和谐的国际秩序，以便于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合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世界环境保护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人类安全的挑战需要国家社会共同协作；中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寻求共同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动态共处；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等。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的发展，它将世界作为一个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共同体，把中华民族作为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力量，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寻求公平正义、讲秩序的优良品质，也表达了中华民族构建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谐关系的意愿。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胸怀“两个大局”，顺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脉络和时代主题，充分尊重中华民族的发展实际，以中华民族整体观为统领，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中华民族属性与结构、中华民族和谐的族际关系、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描绘了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新蓝图，对中华民族的世界担当提供了新方案，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

（一） 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生成观

中华民族生成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交融中形成的一个民族实体。这一认识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理论认识不断深化基础之上的。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15](P13)。中国共产党主要从共同历史渊源、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共同民族精神等方面阐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其中共同的历史渊源是中国共产党着重强调的重要特征，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一历史遗产和发展优势时，着重强调了中华各族的历史渊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共同开拓了中国的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的宏伟篇章，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第二，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16]

（二） 以“平等团结互助”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和谐观

在2014年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分析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优势，即和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前提的民族政策相比，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中华各族共同当家作主，消除和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把民族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处理民族事务的根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和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分别指出：“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有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16]这种中华各族平等团结互助的中华民族和谐观，对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意义重大。

（三）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华民族发展观

党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7](P21)，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发展的目标，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全国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在发展道路上坚定地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复兴，法治先行”，大力加强法治建设，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法治保障，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同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且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的主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是什么、中华民族怎么和谐发展等问题的科学回答。这个中华民族理论体系，既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发展规律的遵循，又是其在民族政治、国际政治领域的理论发展。对内而言，它是统领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指导理论，对外而言，它是新时期国际秩序重构过程中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来源。

2018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中华民族”写入我国根本大法，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目标，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对“中华民族”主体地位的新认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中华民族观的历史演进，给了我们重要的历史启示，体现了百年来党对“初心和使命”的坚持。各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观的具体内容既体现了与时俱进，又体现了一脉相承。党百年来中华民族观的历史演进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且始终围绕“解决民族问题”这个主题，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党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勇攀高峰之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历史选择。这条道路，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符合具有五千年融合史的中华民族发展脉络，符合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规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在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科学的中华民族观，不断丰富和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沿着这条团结进步之路不断奋勇前进，必将谱写中华民族壮丽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