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红萍， 陈静茹

晚清时期，电报这一迅捷的信息传播工具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给中国社会各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学界对电报史的研究有所涉及，但更多的只是对电报史资料的整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研究热潮的兴起，电报作为洋务运动的实业，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综合来看，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电报建设、电报影响、电报利权交涉以及与电报相关的人物研究等四个方面。下面分而述之。

一、电报建设方面的研究

电报建设是电报事业的基础，因此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学者们围绕晚清时期人们对电报建设价值的认识、全国性或地方性电报建设、电报所需的技术和人才培养、电报建设后的管理维护制度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一)对电报建设价值的认识

电报是近代传入中国的新事物，人们对建设电报必要性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马静《电报在近代中国的创办历程》认为国内关于电报价值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同治前期、1867—1868年间以及光绪初年，清政府的官员们对在中国架设电报线的态度经过了由最初的坚决拒绝到被动认可再到积极主动地自己创办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是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是西方国家的紧逼，内因则是军事、商业的需要和有识之士的倡导〔1〕。夏维奇《排拒与接纳：晚清朝野关于自建电报的论争——从中国首条自建电报线说起》从个案出发，勾勒出了晚清朝野对于电报的观念变化过程，即趋新思想逐渐占据上风，守旧思想渐渐落后〔2〕。夏维奇《拒请与申入：近代电报与万国电报工会》梳理了清政府对万国电报工会这一重要电报国际组织从拒请到申请加入的嬗变过程，反映了时人观念的变化〔3〕。汪小平《电报技术与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的外交角逐》指出，清政府在日本侵台事件的外交中因为不重视电报通讯而被动吃亏，从而决心发展电报事业〔4〕。

(二)全国性和地方性电报的建设

时人意识到铺设电报的重要作用后，加紧了电报工程的建设。有关电报线路的建设一直是电报史研究的重点，有些成果是总论全国电报的建设，如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5〕、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6〕、刘雪屏《清末电信业的历史考察》〔7〕等。有学者则就某一时期的电报建设情况进行研究，如李茂高、廖志豪《略论洋务运动时期的电报事业》叙述了洋务运动时期电报的发展状况，考证了电报事业并非为英国和丹麦垄断，而是依旧掌握在中国人手中〔8〕。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研究》则对19世纪60年代至1911年的中国电报业的建设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包括电报传入中国、各条电报线路的建设概况、电报局的经营运作及电报对晚清社会的影响等方面(1)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研究》，北京大学2008年。。研究地方性电报的成果较多，但大都集中讨论东南沿海和西北、东北边疆地区的电报事业。

1.对台湾地区电报的研究

李祖基《晚清台湾电报的创办及割台后中日间之交涉》指出中国台湾地区电报的建设是由沈葆桢首倡、丁日昌正式创办，刘铭传则敷设了闽台海底电报线。甲午战争后中国与日本就闽台海底电报交涉数年，但最终迫于形势不得不将闽台海底电报线路让售给了日本〔9〕。伍媛媛《晚清时期台湾电报的创办》指出自同治十三年(1874)的“牡丹社事件”后，清廷对台湾地区的海防地位有了全新认识，沈葆桢首倡设立台湾地区电报。其后在丁日昌和刘铭传的努力下，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之间最终实现了电报的连通，电报在加强中国的海防及台湾地区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陈九如《刘铭传与近代台湾邮电》介绍了刘铭传在台湾地区建设电报的举措，包括设立电报总局、与外国签订电报章程、修建海底与陆路电线，认为台湾地区邮电业的创建促进了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拉近了与大陆的距离，推动了台湾地区近代化的进程〔11〕。

2.西北、东北边疆地区的电报

吴福环《清末新疆电报的创设》论述了新疆电报建设的三个阶段：俄国首设、清廷自建、与俄接线，它由国家投资，长期亏损，其功用主要体现在军政上〔12〕。王东《边疆危机与清末新疆电报线的建设》探讨了新疆电报线筹议阶段各级官员所持的态度和边疆危机对电报筹建的影响，认为英军对帕米尔的觊觎以及李鸿章等人对电报的态度由犹疑不决转变为加快推进，客观上推动了新疆电报的建设〔13〕。程方圆《试论清末陕西有线电报的建设(1889年—1911年)》梳理了陕西有线电报建设的始末，总结了陕西有线电报建设的特点，分析了有线电报建设对整个陕西的影响〔14〕。

刘博石《清末吉林电信业研究》论述了吉林至珲春线的建设、吉林省电报局的设置和电报资费情况〔15〕。孙高杰《近代东北电报事业的兴办及其作用》认为1884—1894年东北地区电报已基本覆盖全境，促进了该地区通讯业的近代化，也为东北地区的近代化转型做出了贡献〔16〕。丛永会《清末民初黑龙江邮电事业探究》将电报纳入邮电业发展的一部分来研究，认为近代黑龙江裁驿从邮和改革文报局的举措推动了地区通讯业的统一进程，为邮电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科学的管理经营、合理的资源配置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使得邮电成为该省通讯业的主导〔17〕。

3.其他地区的电报

曾繁花《晚清广州邮政电报肇兴刍论》指出晚清广州邮政三足鼎立，传统民信局、各国开设的“客邮”和大清邮政并存，但邮政管理统一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晚清广州电报业提高通信效率后得到了迅速发展，电报学堂是广州早期现代化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邮政电报的兴办对晚清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防以及社会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18〕。秦和平《清末川藏地区建设电报通讯之研究》论述了川藏地区电报通讯的由来及发展，认为建设川藏通讯线是有效统治川藏地区、应对侵略、维护主权的重要措施，与清廷加强对藏区的统治相同步。由于情况特殊，川藏电报线只能采取官办官营的方式，这是这一地区电报发展的重要特点〔19〕。

对于中国首条自建电报线路是哪条，学界尚有争议。关俊鹏《中国首建电报线路考辨》通过考证史料否认了“1884年的津沪线才是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路”的观点，认为丁日昌在台湾地区南部的架线才是中国第一条自建线路〔20〕。夏维奇《中国首建电报线路再考辨》否定了海衙线说、台南线说、津沽线说和津沪线说，认为津衙线才是中国自建的首条电报线路〔21〕。

4.西方国家在我国建设电报的情况

另外，学界对西方国家在我国建设电报的情况也有研究，李雪《西方电报公司向清朝扩张初探》介绍了大北、大东电报公司在中国的扩张过程，指出扩张的特点是在时间上选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进入中国市场，通过合并成立新公司的手段扩张市场，采取相互协作的经营模式，两公司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西方电报技术向中国的转移〔22〕。董杰、于志勇《沙俄在外蒙架设电报活动及实质分析》分析了沙俄在外蒙古与晚清政府进行的电报权争夺，认为其实质为技术侵略〔23〕。

(三)电报建设所需的技术与人才培养

电报的发展离不开专业的技术和专门的人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廷采取了许多措施。

1．电报技术

有学者详细论述了电报技术传入中国的过程及特点。包羽《洋务运动时期的电报技术——国际技术转移视角的研究》总结了洋务运动时期电报技术引进的三大特点：“强权示范”性、“产业技术根植”性、“借壳”的根植模式。“强权示范”性和“产业技术根植”性表明了洋务运动时期电报技术引进的困境，“借壳”的根植模式则反映了该项技术引进嵌入于晚清社会的具体情形。“借壳”的根植模式具体地表现为技术主体社会角色的“借壳”、技术组织与制度的“借壳”以及技术的“借壳”，正是通过不同模式的“借壳”以及本土知识的充分获得与合理整合，洋务电报技术得以根植于晚清社会，并取得了相对的成功，这对中国现代电信产业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性意义〔24〕。宋轶文《晚清民初无线电报技术经由期刊在中国的传播》从科学史的角度出发，认为无线电报技术经由期刊在中国传播，经历了知识传播、技术传播和学科建制化传播三个历史阶段。1897年《时务报》最早传播无线电报知识，1905年创刊的《东方杂志》是传播无线电报技术历时最久的期刊，1928年创刊的《无线电月报》则是最早的无线电报技术专业期刊。无线电报技术是中国近代从知识引进到民族自主创新，从技术体系形成到应用推广，扩散、传播速率最快和影响最大的技术之一(2)宋轶文《晚清民初无线电报技术经由期刊在中国的传播》，西北大学2011年。。包羽《洋务运动时期电报技术引进中的本土知识整合》介绍了电报技术的倡办者如何将电报技术与中国本土知识相结合，使得电报技术在中国取得成功，这种整合集中体现在使用中文收发电报和架设电报线路中“长木飞线”和“地线”的应用上〔25〕。

晚清电报技术的引进多有不足之处。李雪《电报技术向晚清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认为晚清电报技术只是吸收了经营技术，并没有实现制造技术的转移，并从技术需求、督抚权力、企业制度以及工业、教育水平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晚清电报技术转移的原因〔26〕。顾永杰《晚清有线电报技术的引进和发展》指出，西方列强对中国电报的觊觎、清廷对外交往的增加、军事等社会各方面的迫切需要和科技与教育的发展推动了电报技术的引进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电报技术存在着滞后缓慢、方式简单、发展有限、应用落后、与西方差距大等明显不足，这主要是清廷思想闭塞、科技教育落后和急功近利等原因造成的(3)顾永杰《晚清有线电报技术的引进和发展》，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年。。

密码技术是电报技术的重要方面。吉辰《马关议和清政府密电问题考证补》详细考证后指出马关议和时李鸿章所用的“密红”、“新法”和“新新法”密码已经遭到日方破译，而“香帅东海密本”和“罗道汉字密本”则很有可能未遭日方破译〔27〕。沈春雷《19世纪电报编码技术及其对新闻信息传播的影响》梳理了19世纪电报编码技术的发展历程，指出电报经常使用的编码系统是二级编码，在电报建立的地域联接过程中,摩尔斯码为编码传递带来了整体的统一,继而产生前所未有的广域空间联接，导致公共信息开始泛化、电报向公共媒介转化〔28〕。张文洋《晚清电报的语法：汉字电码本的设计与应用》指出，总理衙门曾制定应用《电信新法》电码本，个别部门和官督商办的机构也设计了自己的密码本，导致清朝电报出现“密中有密、密外有密”的现象〔29〕。

2．电报人才培养

电报本质上是一项通信技术，而技术的应用离不开专业人员的操作。学界对电报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天津电报学堂和福州电报学堂等电报新式学堂。夏维奇《清季天津电报学堂初探》指出天津电报学堂是清朝官员“权操自我”观念的产物，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与内容，促进了电报人才的培养〔30〕。夏维奇《近代福州电报学堂探略》〔31〕、赖晨《论福建船政电报学堂》〔32〕介绍了福州电报学堂创办的背景、过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生所做的贡献，他们认为，面对西方列强对清廷电信主权的侵略，为维护国家利益，清廷决定开办电报学堂，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电信专业人才，其毕业生不仅推动了福州电报事业的发展，还为天津电报、台湾地区电报和“海峡电信丝路”的发展贡献了力量〔33〕。丘新洋《福州电报学堂新论》指出陆路电线收归官办直接推动了福州电报学堂的创办，其开办地点不在马尾船政学堂内，而在福州南台岛上〔34〕。史斌《基于盛宣怀档案的晚清电报洋员研究》梳理了那些被雇佣的外国电报人员在电报系统中所做的工作，指出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中方培养电报人才〔35〕。刘博石《清末吉林电信业研究》认为吉林省近代电信业的创设源于沙皇俄国不断侵占我国东北领土、制造边境事端，电信业的发展对清末吉林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电报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急功近利和急用先学思想的存在使得电报人才培养的效果不尽理想〔15〕。

(四)组织管理

1．管理机构

学界主要探讨了中国电报局、邮传部和大北电报公司这三个电报管理机构的情况。韩晶《晚清中国电报局研究》系统研究了晚清中国电报局的创办条件、经营形式、发展过程、线路建设、规章制度、对外合作和最后的国有化进程，认为电报局的设立有利于挽回中国电报利权，也推动了上海的城市化建设〔35〕。夏冬《论洋务运动时期的电报局》认为洋务运动时期电报局是为抵制外国侵略而设，是清政府严格控制的官督商办企业，其经营卓有成效，但仍存在延误商报、管理不善、官僚作风等弊病；在对外关系方面，具有妥协和抵御的两面性〔36〕。张霞、孙长来《论近代中国电报局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指出中国电报局的创办和发展加强了国防力量，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有利于收回被侵夺的电报利权，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37〕。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探讨了邮传部成立的背景、组织管理、规章制度、职权划分、事业发展、利权回收和政策决策，认为邮传部的设立使晚清交通事业的管理由混乱分散转变为统一集中，适应了交通发展的需要，推动了交通的发展〔38〕。刘博石《清末吉林电信业研究》介绍了邮传部成立后对电报业的整顿措施，包括收赎商股、降低报价、扩充业务和改良线路局所等，这些举措提高了电报的服务水平，扩展了电报的使用范围，推动了电报业的进步〔15〕。李雪《中国电报总局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之比较分析》从资金、人力和技术三方面对中国电报总局和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进行比较，指出官督商办的体制约束了企业的自由竞争，使得电报局发展动力不足；官员都由清政府指派，缺乏现代管理能力；管理者责权划分不明确，对企业盈亏基本不负责；受晚清工业水平所限，缺少核心技术人员。这些原因造成中国电报总局未能转型为现代化股份制企业〔39〕。王戴香《大北电报公司在中国述略》研究了大北电报公司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指出大北电报公司通过抢占市场先机、适时调整市场战略、不断加强自身内部管理等有力措施，在蚕食其他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的同时尽可能地垄断中国的电讯市场，客观上带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电信通讯行业的发展〔40〕。

2．经营形式

徐元基《论晚清通讯业的近代化》从资金问题、建设维护、经营问题、对外交涉四个方面论述了晚清实行官督商办这种组织形式的必然性：开办资金由官款支持，所获利润也回填官款；电报建设投资大，建成后设施保护需政府出手；官办经营腐败，商办则获利颇高；电报涉及对外交涉，这也需要政府来完成。近代通讯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电讯器材长期依赖外国、后期发展滞缓、电报主权不完整等方面〔41〕。韩晶《晚清中国电报局研究》对官督商办的实现过程进行了研究，指出电报局首先议定了招股章程，然后对官督商办的细则进行调整，最终确立了招商章程，推动了官督商办的推行。在具体实践中，盛宣怀等人又采取了政府支持、官员率先入股等方式吸引投资〔34〕。李煜《传播史视阈下晚清电报的官督商办》指出“官督商办”的体制有力推动了电报网络的本土化，但“官督商办”中的“官”是地方势力利益集团的主导者，他们在产权关系模糊的体制下，名为“国家监督”，实为“疆吏私人控制”，使电报从“自强”工具变为“求富”生意〔42〕。

3．电报的维护

叶士东《晚清交通立法研究》指出晚清对电报线路的具体维护措施包括制定巡逻章程、保护电线电杆章程、保护海道水线办法、对破坏电杆线路的惩治办法等〔43〕。夏维奇《晚清电报保密制度初探》认为电报保密工作主要涉及技术管理和人事管理两个方面，技术管理指密码本的设定，大致经历了单本专用、多本并用、密本专用和密本定期修订四个时期；人事管理指对电报局员的约束控制，从早期的防范“迟误、脱漏”等发展到后来制定专章防范泄漏，逐渐形成了基本完备的保密制度，但仍存在较多问题，电报屡遭泄密〔44〕。韩晶《晚清中国电报局研究》论述了电报保护政策的发展，指出为了防范线材被毁，李鸿章将电报保护是否得力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之一。电报局公开出售《电报新编》，要求局员随时代译、华报华码，不得勒索译费、字迹潦草，否则将采取扣罚薪水等措施〔35〕。王东《盛宣怀与晚清中国电报事业》介绍了盛宣怀为巡修和保护电路，制定了巡护章程，加强了对巡修人员的管理〔45〕。夏维奇《晚清民国电报业人事管理制度的现代趋向(1880—1937)》认为晚清民国电报业注意人事管理制度的建设，从职员的任用、调训、考核与薪酬等诸多方面加强了管理，现代性的合理因素不断增加，但仍存在执行不彻底、任人唯亲等局限〔46〕。

二、电报建设的影响

电报传入中国后逐渐大规模应用，给政治军事、经济发展、教育社会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影响。

(一)对政治军事的影响

谢俊美《信息传递与辛亥革命》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与革命党人对电报的充分利用密不可分〔47〕。冯超、高峻《试论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电报局的作用》探讨了甲午战争时中国电报局的作用，指出电报局以防务为重，在添设新线、保护电报线、补救不通电线、设置望报局、调整发报原则、设立“随军电线”等方面做了重要部署，以确保重要军情能够及时送达，从而维护国家利益〔48〕。夏维奇《清季电报的建控与中外战争》指出电报在战争期间不仅起着联络指挥的作用，也是后方了解前方军情的重要手段，而前方战局的好坏影响着国人的情绪和心态，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和政府统治〔49〕。史斌《论电报通讯与庚子“西巡”——近代中国技术影响政治一例》认为正是庚子国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沉重打击促使清廷日益重视电报，认识到它对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电报通讯还在清廷议和与回銮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50〕。孙藜《再造“中心”：电报网络与晚清政治的空间重构》认为电报的应用促成了旧有时空观念下统治合法性的瓦解以及新的想象中的中国共同体的出现〔51〕。史斌、王玲《电报通信与清末“东南互保”研究——兼论晚清电报技术的政治影响》认为电报是一种政治资源，也是一种政治权力，掌握电报资源的人能够形成以其为中心的信息中心，有效策动多方政治力量形成结盟，维护政权的稳定。东南各省的督抚们正是以电报为技术基础结成了政治关系网络、垄断通信资源，进而掌握了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52〕。汪小平《晚清电报“内外有别”影响外交》认为清政府不但错过了主动发展电报的先机，在被迫发展电报线路后，又出现了内外有别、各自为政的现象。这不仅没有加强中枢的外交集权，反而造成外交权流失〔53〕。

电报的应用对于晚清奏折制度的变革也具有重要意义。夏维奇《晚清电旨电奏发展述略》《晚清电报的引入对清代谕旨奏折制度的影响》指出电报的出现使得清末奏折制度出现电奏、电折等新形式，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新的管理寄呈制度〔54～55〕。侯吉永《晚清电报的引入之于公文现代化的意义》分析了电牍的特征，认为电牍开创了传统公文工具化、效率化、平民化的趋向，是近代公文改革的前奏〔56〕。

(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余建贞《电报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之浅见》指出电报一方面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57〕。顾永杰《晚清有线电报事业初探》认为电报有利于商户之间传递市场信息，促进了洋务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国内外贸易的进行，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58〕。刘文鹏《清代驿传体系的近代转型》论述了清廷用电报代替传统驿传体系传递重要文报功能的原因、过程、影响和局限，指出采用电报之后军政事务的处理更加迅速，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但同时由于电报内容压缩简略、电报网络不发达、官员担忧电报安全等原因，导致电报不能完全取代旧有的驿传体系〔59〕。夏维奇《电报与晚清时期的灾害赈防》认为电报建设有利于官员迅速向中央报告灾情，提高了救灾的时效性；也有利于社会人士筹措救灾物资，提高了筹赈的效率；还利于及时传达防灾预警信息，减少了灾害的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害带来的损失，是近代救灾防灾手段的一大转折。但电报的实际使用区域仍然比较有限，其对救灾防灾产生的影响不可高估〔60〕。

(三)对教育、社会生活的影响

夏维奇《清季天津电报学堂初探》认为天津电报学堂成功移植了近代西式教育，是一所较为规范的近代工程技术学校，在近代教育转型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30〕。顾永杰《晚清有线电报事业发展初探》认为学堂的兴办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电报相关资料的翻译则促进了西方技术向中国的传播〔58〕。曾繁花《晚清广州邮政电报肇兴刍论》指出电报学堂的设立丰富了近代教育的内容，推动了广东近代通讯人才教育的发展〔18〕。夏维奇《电报的引入与近代中国文化变迁》指出电报学堂设立后开始采用课堂教授和课外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教授近代科学技术的各类知识，推动了专业技术教育的兴起，促使传统教育转型〔61〕。

刘磊《电报与中国近代报业》认为电报为中国国际新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进步，随着电讯发展，出现了一些小报为标榜自己电讯多而窃取或者杜撰专电的现象〔62〕。邓绍根《论晚清电报兴起与近代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认为电报为近代新闻业提供了技术保障，促使新闻采集方式发生变化，新闻报道的范围也大大扩展，出现了“号外”这种新的新闻形式。新闻电报的降价斗争也推动了近代新闻迈向电讯时代，大大提高了业务水平〔63〕。张忠梅《浅析“电报”在媒介发展中的作用》分析了电报对报纸、通讯社等媒体发展的作用〔64〕。乔贺、唐亚明《电报技术对晚清新闻事业的影响》指出电报的应用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改变了新闻的文体，新闻的内容也由议论为主转为以信息传播为主，出现了专门的新闻机构，推动新闻向专业化发展〔65〕。

电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时人的社会生活。夏维奇《近代交际电报的演进与国人生活方式的转型》论述了交际电报的发展阶段，认为交际电报使同一阶层内人士交往更加密切，不同阶层人之间的交流更加方便，打破了传统面对面交往的熟人社会模式，促进了社会生活多元开放〔66〕。王颖吉、周巍慧《有线电报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指出电报使文字语言简化，表达效率提高，电报中汉字的切分对以后的汉字变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电报的推广使用促使人们的思想从迷信走向科学，开始开眼看世界，也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和生活方式，催化了社会公共意识的诞生〔67〕。夏维奇《电报的引入与近代中国文化变迁》认为电报推动了近代中国知识结构、文本题材和思想观念的变迁，多种言简意赅、传播快捷的新文体出现，传统知识结构发生裂变，自然科学得到进一步强化，推动形成了新型“七科之学”。电报也使各国时空联系缩短，促使国人产生世界意识和全球意识〔61〕。王东《电报技术、报纸媒介与晚清时期的民意表达——基于〈申报〉〈新闻报〉〈时报〉所载公电的分析》认为20世纪初清政府切断了民众直接拍电给政府的渠道后，一些人转而致电报馆，借助报纸媒介传播自己的意见，催生出晚清民意表达的新途径，电报为人们提供了高效率匿名传播意见的平台，拓展了晚清社会言论空间〔68〕。

三、电报利权交涉

对外争取国家主权一直是近代中国努力的主题之一，电报的主权也不例外。列强想通过对电报的控制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因此对中国的电报主权多有侵犯。但清政府也没有坐以待毙，为挽回利权与列强进行了交涉。徐元基《外商侵占中国电报利权与洋务派的政策》将外商逐步侵占中国电报利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劝诱试探阶段，第二阶段为沿海设线阶段，第三阶段为海线上岸阶段。认为电报利权丧失主要应归因于洋务派的无知和叛卖，但也不否认他们对外商的这种侵权行为有所抵制〔69〕。王鹤亭《晚清中外电信交涉》分别叙述了晚清陆线交涉和海线交涉的过程，指出清廷采取接线和分摊外国在华公司报费等方法来挽回利权，认为清廷对国际法的利用比较成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电信权仍是不完整的〔70〕。王鹤亭、苏全有《晚清中外海底电报交涉述评》梳理了中外海底电报具体的交涉过程和结果，认为由于缺乏领海权意识，清政府只坚持陆地电信权的完整，允许外国在中国沿海敷设海底电报线缆，但禁止海线上岸，这种立场和原则使晚清政府丧失了海上通信权和国际通信主动权,面对西方电信势力的冲击,在事实上失去了海底电报登陆控制权〔71〕。王鹤亭《晚清中外陆线交涉述评》总结了晚清政府为维护陆线自主权和完整而采取的种种行动，包括拒阻设线、购买侵权线路、接线和借线等〔72〕。韩晶《近代化的“退”与“进”——近代上海电报通信权的交涉》则对上海电报通信权的具体交涉过程进行了梳理，指出中国电报总局利用外国电报公司的利益之争收回了上海的路线主权，虽然仍然有部分利权丧失，但客观上促进了电报技术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推广〔73〕。王东《近代中国电报利权的维护——以1883—1884年中英交涉福州电报利权为例》论述了中英在福州安放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电报海线的交涉过程，指出在此次交涉中，中国电报局总办盛宣怀善于运用策略将此交涉限定于公司间的商业谈判，避免其成为国家间的外交议题。两国电报公司最终签署《福州电线合同》，有效地阻止了外国电报公司对中国陆地电报利权的侵占〔74〕。胥猛《论盛宣怀对晚清电报利权的维护》叙述了盛宣怀为维护电报路线管理权和商业利权、收回我国的路线管理权，与外国签订了利于中方的齐价合同，为电报利权的维护做出了贡献〔75〕。侯中军《准条约视角下的中国电报局与电信初创时期的对外交涉》从准条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电报局不仅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机构。中国电报局与列强的交涉过程实质是政府与外国企业展开的涉外经济行为〔76〕。王东、金坡《清末中俄东北边境电报线的交涉》指出，为了挽回部分国际电报利权，盛宣怀积极推动中俄东北边境接线，经6年时间，最终于1892年与俄国签订接线条约。1893年中俄两国电报线在东北边境相接后，中国电报局收入明显增加，对清末电报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77〕。薛轶群《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东三省电信交涉》指出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就收回电信利权、海底电信线的经营管理等问题主动与日本展开交涉，日本利用东北亚国际通信环境的变化积极构建“满洲”、朝鲜半岛与本土之间的通信网，在维护既得电信权益方面态度强硬，致使中日交涉一度陷入僵局。另一方面，在清政府收回“满洲”北部铁路附属地外的电信利权后，俄国以欲废除中俄电约为由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清政府在一年之内与日本签订同等条件的电约。在英国斡旋下，清政府最终以向日本许以特殊权益的方式签订中日电约。而清政府关于中韩日直接通信的构想终因日本的消极态度未能实现〔78〕。

四、与电报相关人物的研究

电报的发展离不开人的经营与管理，学界目前对与电报相关的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盛宣怀、李鸿章、郑观应和郭嵩焘等四人。

盛宣怀一手创办了中国电报总局，对于中国近代电报的影响之大不言而喻，因而成为研究的重要对象。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论述了盛宣怀对中国电报局的成立、发展以及资金来源等所做的努力〔79〕。王尔敏《盛宣怀与晚清电报事业之经营》论述了盛宣怀办理电报局的过程，指出他在体制格局、人事安排、经费来源、工程进展、电报营业、地方巡护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少安排和设计，为维护中国的电报利权、发展晚清电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80〕。夏东元《盛宣怀传》指出盛宣怀在经营电报事业时以保权、自架电线、官督商办为指导思想，以“利商务”为准则，积极维护我国的电报利权，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民族性〔81〕。李强《盛宣怀与甲午战争中的电报通讯保障》则具体论述了盛宣怀在甲午战争中为保障电报正常通讯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力保线路畅通、架设随军电线和瞭望报房、分等发报、商报停发和军报加密等〔82〕。王东《盛宣怀与晚清中国电报事业》以盛宣怀为中心，从其在电报架设接线、利权交涉、资金筹措、电局管理和保护巡修这六个方面的表现入手，详细论述了盛宣怀为中国早期电报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83〕。周积明、丁亮《盛宣怀与上海电报局改制》梳理了盛宣怀在电局改制过程中与朝廷进行的博弈，认为其“官买商业”的策略含有宝贵的近代经济思想〔84〕。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人物，晚清电报的创办和发展也得到了他的支持。高升斗《东北电报与李鸿章》介绍了李鸿章在东北创设和筹办电报的过程，在他的主持下，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电报线路相继完成展设工作〔85〕。郭海燕《李鸿章与近代中朝军事通讯网的建立——以架设朝鲜半岛电报线为中心的研究》指出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李鸿章主持兴办的朝鲜电报通讯网是在中国电报线路的基础上建成的，是中国电报线路网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对抗日本，巩固中朝宗藩关系。令人遗憾的是，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战事的推进，李鸿章花费巨资架设的朝鲜电报线路皆被日本强行占取，转而成为日本对中国作战的通讯工具。《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不仅丧失了朝鲜电报线的架设权、管理权，在电报通讯上也完全处于劣势地位〔86〕。马翠兰《试论李鸿章在中国电报业发展中的作用》指出李鸿章认识到了电报的重要作用，积极倡导架设电报，主持电报工作时不仅因地制宜、平衡官商利益，还积极维护中国电报利权，对于中国电报的生成、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87〕。

郑观应也是中国近代电报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对晚清电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夏维奇《试论郑观应的电报建设思想与实践》指出郑观应主张电报官办并撰文宣传电报的价值，是津沪线建设的重要参与者，长江线和浙线三大电报干线建设的直接倡导者〔88〕。赖晨《郑观应与清末电报保密》具体论述了郑观应对电报保密制度的贡献，指出他极为重视电报的安全保密，尤其强调加强军事电报的保密工作，修订的《电报新编》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和广泛应用〔89〕。郭嵩焘是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对于清政府引进电报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夏维奇《郭嵩焘与西方电报文明》着重论述了郭嵩焘对晚清引进电报所起的舆论作用，指出他向国人介绍电报的相关知识，积极呼吁架设电报，是晚清趋新力量的中坚〔90〕。

五、研究展望

综上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晚清电报史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在电报建设、电报的影响、电报利权交涉以及相关人物研究等四个方面都有比较丰硕的成果，既有全面宏观研究，也有微观细致研究，整体上呈现欣欣向荣景象。学界不仅继续研究电报本身，如线路、电报局、日常运转维护、管理制度等方面，而且将电报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结合起来研究，探究电报对近代社会各层面的影响，这是个新趋势。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开阔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细节，如将眼光下移，研究电报对地方、局部地区的影响，对底层社会、群体的影响，这都使人们对电报的认识更丰富更多元。

但是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还有值得开拓的空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内容选取不均衡

在晚清电报发展阶段研究中，对于洋务运动时期电报发展情况研究多，对其他时段发展情况则关注较少。在电报建设方面，对沿海边疆的电报建设研究多，对内陆腹地的电报建设研究少；对清廷建设的电报线路研究多，对外国建设的电报线路研究少。就电报的类型来看，有线电报研究多，无线电报研究少；旱线研究多，海线研究少。有关电报的人物研究，对盛宣怀、李鸿章、郑观应、郭嵩焘研究多，尤其是对盛宣怀、李鸿章，几乎每篇必谈，但是其他人物则关注的不多。对于电报对近代社会产生的影响，学界偏重于从政治外交和军事国防的视角来分析，从其他角度，比如经济、商业、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的研究则较少。就电报对近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来说，很多论文都是从新闻、赈灾、河工等传统视角出发，很少站在治安、教育、城市化等新视角讨论问题。学者们普遍承认由于当时的种种条件所限，对电报所产生的影响不可高估，但对于这些局限为什么会产生、有哪些表现却缺少具体的论述，大多只是笼统认为是由清廷腐败、资金短缺等原因造成的。

2.分析的方法和视角偏向传统

电报本质上是一项通信技术，其本身就蕴藏着大量的数理信息，值得我们好好利用，但是学界目前对近代电报的研究更偏向于从社会人文角度切入，对电报技术问题探讨较少。在分析方法上，大多采用个案研究法，缺乏对数据信息的处理展示。

3.整体性综合性研究还应加强

电报的管理机构、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本为一体，都是一个组织机构正常经营所必不可少的。但学者们通常都是分开论述，或只研究其中某一部分，缺乏将这三个要素整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导致缺乏对近代电报经营管理的整体理解。

4.中外技术交流方面的研究与客观评价应加强

学界对电报促进中国近代化、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达成了共识，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电报业对西方有依赖妥协甚至出让国家利益的一面，言下之意中国摆脱西方的控制就维护了中国利益、维护了民族尊严。事实上电报就是当时的高科技，西方向中国输入电报技术的确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但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信息技术的近代化。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上，中国都在引进、模仿、学习西方，对于这种对外学习的评价应当客观中肯，因此以下方面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与西方相比，中国电报的技术、管理水平落后多少，有无改进，原因在哪？中国有没有对世界电报业反馈更好的技术、管理经验，做出贡献？制约或者促进中国电报业发展的原因有哪些？当时中外电报技术交流有没有障碍、壁垒，有何影响？希望能通过对中外电报技术交流的研究和客观评价，带动对整个近代中外科技交流课题的研究。

5.电报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共同体形成方面的作用研究需加强

电报对维护国家统一、促成民族共同体形成有着重要作用，这也是一个需要开拓的新领域。中央政令通过电报从北京迅速传达到国家每一个地方，大大提高了国家行政效率，这在以往研究中有体现。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电报对加强边疆地区管辖、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以及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识形态传递同步化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