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灵辉， 黄莉春， 谢佳培， 王芊怡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54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9%，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世界第五人口大国巴西的全国总人数〔1〕，而预计到202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数量将突破3亿，届时，中国将成为超老年型国家〔2〕，可见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相当棘手的现实社会问题。严峻的老龄化形势以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城市老人对养老服务数量、质量要求的同步提升，而传统的养老模式以及有限的养老资源都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的现实变化，长此以往会造成养老服务供需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养老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各界聚焦的重点问题。

中国传统养老模式有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三种类型，不同养老模式在优势方面各有侧重：第一，家庭养老是指在家庭内部通过子女赡养让老人安度晚年，其优势主要体现在老人能够感受到家庭的亲情，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家庭伦理及社会道德文化，且相比较而言家庭养老的经济成本最低，也是老年人个人选择倾向性最高的一种养老模式；第二，机构养老是以养老院、老年公寓为主的集中养老模式，其优势在于有专业的养老服务及医疗护理，群居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排解老年人的孤独感，且减轻了老人子女由于照料、护理等带来的时间压力和精力负担；第三，社区养老是在各社区建立养老护理中心，提供上门服务等，优势在于提供专业服务，结合社区力量降低养老成本，让老人在不离开自己熟悉居住环境的情况下获得养老服务。然而，传统的三种养老模式在老人的需求满足上各自存在缺陷：(1)家庭结构“核心化、小型化、空巢化”，使居家养老服务功能日渐弱化〔3〕，且由于城镇化战略的快速推进诱发老年人子女的跨区域流动现象更加频繁，子女工作繁忙很难抽出时间陪伴父母；同时，家庭养老中家庭成员无法提供专业的养老服务。(2)机构养老收费高且难以满足老人的亲情需要，在子女经济压力和老人精神关怀上二者难以得到两全〔4〕。(3)社区养老发展时间短，在法律法规建设和服务人员培养上都相对不完善，又存在传统家庭观念的制约，老人对家庭养老的依赖程度较大，难以适应社区养老这种新模式。这说明中国城市三种养老模式不仅存在弊端，而且城市老人的养老需求也在提升和变化。中国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及家庭收入的提高，老年人消费升级的态势也愈发凸显出来，其需求结构已经从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转变，愈发追求物质生活的高品质和精神生活的高品位。城市老人不再满足于基本的“老有所养”，更加追求“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5〕。因此，契合城市老人的现实养老诉求，多样化发展、专业化运营、精细化服务的养老服务新模式正在逐渐建构和发展起来。其中，通过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倾斜力度等举措，如发展旅游旅居、旅居康养等定制项目，让城市老人能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享受更加舒适、静谧、生态、健康的乡村田园养老环境。

按照“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简称“小组微生”)的要求，成都市成片推动的“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被称之为“新农村建设的4.0版”，其内部与外围拥有良好的居住环境、优越的生态环境、绿色有机的食品、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这恰好能够与城市老人的多元化养老诉求相契合，且有诸多利好：其一，加强政策倾斜、社会认同等方式，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养老产业，同时承接城市养老资源和整合农村富余资源，规划建设具有更高生活水平的农村社区以改善乡村生活条件，在提高村民自身幸福感的同时提升新农村社区的吸引力，并满足城市老人在亲近自然、健康休闲等方面的需求；其二，缓解城市养老压力，“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承接城市养老产业，为城市老人提供更加多元、更加舒适、更加专业的养老环境和养老服务，以一种不同于传统城市养老模式的新型养老方式对接城市家庭，更优质、多元、灵活的服务与精准有效的管理在更好地服务城市老人的同时也减轻了子女的压力及担忧，这一双重利好是城市老人与子女之间围绕乡村休闲养老形成共识的重要基础；其三，在城市老人入住“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同时可以带来资金投入，为乡村发展提供经济支撑，形成“承接休闲养老产业，提供养老服务→吸引城市老人入住，创造产业收益→反哺农村产业发展，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因此，本文深入研究城市老人到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个性化需求及其行为影响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支点

传统养老模式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发展经营模式，在满足城市老人的个性化需求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模式是基于“复杂人”假设、“行为决策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根据城市老人实际养老需求构建的个性化养老服务体系。通过对住房结构、住房租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多种组合搭配，打造多种多样的养老服务选择空间，满足城市老人潜在的、多元化的养老诉求。

(一)复杂人假设——多种需要与动机相互作用下的多元选择结果

1965年,美国管理学家埃德加·沙因出版了《组织心理学》，正式提出了“复杂人”假设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是复杂的，不仅因个体差异而不同，还会在人的不同年龄、时间和空间中，呈现出异质性的需求和表现。这具体体现在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地位的改变以及人际关系的变化，他的需求和潜力、动机以及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因此，人的需求也是复杂的，需求呈现出动态性变化的特点，需求在不断满足中得到提高，在不断提高中获得发展〔6〕。需求有低级和高级之分，人的低级需求包含较多生物学因素，此类需求以对物的需求形式表现出来，以对物的占有为基本特征，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则体现为人对金钱的需求；人的高级需求包含丰富的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以对物的需求为基础，寻求人的精神满足和内在价值〔7〕。在养老服务模式的选择过程中，城市老人作为独立且具有差异的个体，也是存在着或低级或高级的需求层次的，其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个体在考虑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选择最高期望的方案，做出最优理性选择；同时，城市老人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造成的个体情况差异决定了他们也是一个不完全理性人，会寻找一个最满意的方案去满足他们复杂的身心需求，进行不完全理性的行为决策。

(二)理性选择理论——三维理性下的综合选择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源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学派，其借鉴和扩展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选择”，适用于人们的经济行为，且试图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行动〔8〕。该理论的提出建立在人的四种理性基础上：第一，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第二，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第三，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第四，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序。基于这四个理论基础，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收益〔9〕。学者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基本假设，即理性人假设，认为对行为人而言，不同的行动会产生不同的效益，而其行为准则就是获取最大的收益，从而会在多个选择中形成效用排序，并将最终取向定位在效用最高的行为选择上。理性选择行为的发生是具有一定条件的：V=B*P-P′*C(V，预期行为的纯价值，B，预期效益，C，预期代价，P，行为获得成功的可能性，P′，行为获得失败的可能性〔10〕。其中，V>0，则行为发生，反之则不发生)。可见，在理性选择中是自有一套评估标准的，根据经济学层面的成本与收益分析该行为是否形成价值，且价值是否为最优决定了人的行为是否发生，或是否会选择某种行为。城市老人在选择养老服务模式时会考虑养老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养老体验和心理感知等多个因素，从中做出最具性价比的选择。因此，城市老人自身就是最大利益的追求者。再者，城市老人有多种养老服务模式的选择以及在养老服务模式选择中具有多元的个性化诉求，例如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以及乡村养老等模式偏好，区位选择、居住方式、交通距离和通勤时间、生活方式等具体诉求，即在特定的养老情景中具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而不同的养老服务模式选择则会导致消费差异、体验差异等。城市老人基于这些不同的结果形成偏好排序，并最终选择排序靠前的养老服务模式，并在对不同养老服务模式进行价值评估的前提下决定是否完成该行为。

(三)行为决策理论——效用偏好引导下的决策行为

人在决策时所体现出的异质性被称为行为特征，也正是人的行为特征的异质性导致了行为的差异性。行为决策是指在决策过程中明确地考虑决策者行为偏好的决策，行为偏好包括认知偏见、情感、风险态度、社会行为与偏好等，而决策者的偏好往往是异质的，即不同个体的偏好不相同。在产品提供者进行决策时，市场需求和消费者愿景就成为其考虑的两大重要因素。因此，分析消费者的行为去获取市场需求信息是必要的。不同消费者对于产品属性的偏好是异质的，并导致不同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是有所差异的，此处将城市老人代入到市场消费者的角色中，即将行为决策体现在如何去选择一个更为满意的养老服务模式以及养老场所。那么，在对养老服务产品进行设计时，针对不同的消费者，设计不同类型的产品，并在其中加入不同的契约及渠道，消费者在不同的契约和渠道组合中形成个性偏好。由此，城市老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选择以达到效用最大化，以满足其偏好的养老服务模式。同时，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其趋势并非一成不变的。因此，根据行为决策理论，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决策是否调整，并不完全由居住地客观条件决定，还要受由城市老人的预期程度与心理偏好所形成的“最满意方案”的影响。

二、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个性化诉求

(一)区位交通

1.区位选择

成都市“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主要分布在第二和第三圈层：第二圈层主要是新都区、温江区、青白江区等多个紧邻主城区的市辖区，距市中心(天府广场)通行距离30km左右，通勤时间一小时左右，可以满足城市老人既想体验乡村休闲养老，又不愿意离家太远以方便家人探望的心理；第三圈层主要是都江堰市、崇州市以及简阳市等周边县级市，距市中心通行距离在60km左右，通勤时间一个半小时左右，可以满足城市老人更加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需求。

2.交通距离及通勤时间

交通距离以20～100km为上下限，间隔20km为一个选项；交通时间以1小时至3小时为上下限，间隔1小时为一个选项。其设置目的是将区位选择中的第二和第三圈层区位状态更加细化，结合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去分析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区位诉求。由于城市老人对交通工具的选择偏好不同，交通距离与通勤时间并不一定完全呈正相关关系，有的城市老人喜欢步行、骑行，有的城市老人希望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有城市老人偏好自驾或者平台打车。故而，通勤时间更多地反映的是城市老人从经常居住地抵达“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目的地的时间预期。

(二)居住餐饮

1.居住方式

根据“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承接城市养老产业所建造的房屋结构差异，可以分为“家人型方案”、“邻居型方案”和“亲戚型方案”三种类型〔11〕。其中,“家人型方案”是指城市老人租赁当地农民整套房屋中1～2间空余房间供自己居住，城市老人与农村居民生活在同一住房建筑内；“邻居型方案”是指“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内的农民住房以中式双拼或欧式双拼的方式建造，当地农民居住一个独立的单元，另一侧的独立居住单元租赁给城市老人，此时，城市老人与农村居民在同一个区域内居住，但在居住空间上是独立的、分开的，作为一种邻里乡亲的形式存在；“亲戚型方案”是指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外围周边划定一片区域建造休闲养老机构，相当于将城市的机构养老转移到乡村兴办，此时，城市老人与农村居民在居住空间上的分隔度更大，互不干扰。城市老人在三种不同居住方式上的选择，体现出不同城市老人的个性及生活要求上的差异，例如，性格外向的城市老人可能更倾向于“家人型方案”和“邻居型方案”，而内向型性格城市老人可能更倾向于“亲戚型方案”。

2.就餐方式

城市老人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的就餐方式可以分为“自炊”、“合炊”、“堂食”以及“下馆子”四种方式，其中，“自炊”是指城市老人到农贸市场或者超市采购食材自己做饭，这种就餐方式针对想要体验乡村生活，想要吃得放心且降低生活开销的城市老人群体；“合炊”是指城市老人和当地农民搭伙做饭，采取AA制进行均摊餐饮费用的形式，这种就餐方式针对能够和当地居民打成一片的城市老人群体；“堂食”是指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内建造类似职工食堂、学生食堂提供一日三餐以供城市老人集中解决吃饭问题，这种就餐方式针对不愿意自己做饭但又想吃到相对便宜且放心的食材的城市老人群体；“下馆子”是指城市老人选择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农家乐、餐馆等就餐，以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和风味食品，这种就餐方式适用于追求生活品质且能够承受起较高餐饮开支的城市老人群体。

3.住房总面积及房屋租金

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对住房的选择不仅体现在建筑样式上，还体现在对户型和建筑面积的差异化诉求上。户型上可以有单间、一室一厅、二室一厅、三室一厅等多种方案，同时，对应的建筑面积，可以控制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15m2以内，也可以选择满足奢侈需求的90m2以上。然而，在同一“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内，户型越好、建筑面积越大，则城市老人每月需要支付的房屋租金就会相应“水涨船高”。而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城市老人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住房户型、建筑面积和租金水平中进行决策。

(三)公共服务设施与休闲娱乐活动

1.公共服务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目的在于满足城市老人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时的物质需求及心理诉求，让其在休闲养老目的地能够获得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需要，提升其对“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一方面，如医疗机构、药房、邮局、餐馆以及图书馆等，让城市老人可快速求医问诊、便捷地购买药品，就近及时补充基本生活物品；另一方面，如茶楼、棋牌室、老年活动中心、美容美发店以及心理咨询服务、养老保健咨询服务等，主要满足城市老人的心理需求，丰富城市老人的农村养老生活，充实他们的内心，使其不再感到孤独寂寞。

2.休闲娱乐活动

休闲娱乐活动的目的以亲身体验农村生活和旅游观光两方面为主。通过种、采、摘、捉、喂养、垂钓、捕捞等农事体验和相关农业技术以及一些民俗活动的参与学习，使城市老人亲身体验农村生活，并在体验中同时达到学习知识、锻炼身体、寓教于乐的目的，尽快融入“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生活中；观光旅游主要包括游览农业历史和现代农业科技方面的人文景点以及“小组微生”新农村内部及周边的自然景点、人文景观，通过观光旅游的方式让城市老人更快地熟悉新环境并喜欢上新环境，缓解因远离家庭及朋友而对新农村综合体产生的抵触情绪，同时还能让城市老人了解农村文化，亲近自然，呼吸清新的空气，食用无污染的绿色有机农产品，对城市老人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的保持都会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

(四)就医地点与医院级别

医疗一直是城市老人在养老目的地选择确定中关注和重视的方面，为了打消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后顾之忧，应重视医疗服务体系的构建，对就医的地点及就医的医院级别进行分类。首先，就医地点分为新农村综合体内部的医疗室、新农村综合体所在地的乡(镇)卫生院、新农村综合体所在地的县(市、区)医院及成都市主城区医院。就医的医院级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城市老人对医疗机构地点和级别的选择体现出个人对自己疾病的重视程度，同时也是一种家庭经济能力强弱的体现，同样的疾病，对疾病更加关注且经济条件好的城市老人，可能会选择到成都市主城区的三甲医院治疗，而经济条件一般且对疾病不那么关注的城市老人，可能会选择在普通医院甚至乡镇卫生院进行诊治。

三、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为深入研究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个性化诉求程度对其决策行为的影响，本文设置的因变量包括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居住时长(简称“居住时长”)、在某一“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居住一段时间进行休闲养老后是否更换到另一“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继续居住并休闲健康养老(简称“是否更换居住地继续休闲养老”)、“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月总开支(简称“休闲养老月总支出”)三项指标。第一，“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对不同城市老人个性化诉求的满足情况将影响他们以休闲养老为目的在乡村的居住时长，且呈正相关影响态势，城市老人在某一“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居住时间越长，代表该新农村综合体的自然环境、服务设施等方面越满足城市老人的个性化需求。第二，由于乡村的医疗卫生条件相对有限，加之与城市之间存在着空间距离，影响到城市老人的亲戚朋友团聚。因而选择乡村休闲养老的城市老年人会在乡村居住一段时间后返回到城市中居住〔12〕。然而，如果不同“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存在着特色差异，会直接影响到城市老人是否会选择更换到另外“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继续进行休闲养老，这实质上是城市老人在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时间在不同空间上的一种延续〔3〕。第三，城市老人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月总开支不仅反映出城市老人对养老支出的承受能力以及可接受能力，还反映出城市老人内在个性化诉求的被满足程度，一般而言，城市老人对“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软件”与“硬件”越满意，他们越愿意进行消费和支出。因此，本文根据城市老人对“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健康休闲养老的个性化诉求以及养老决策行为结果表现(详见表1)进行相关性量化研究。

表1 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个性化诉求及其行为影响的指标体系

四、实证分析

(一)方法选择与实证数据获取

1.方法选择

以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个性化诉求(xj)与“城市老人的乡村休闲养老决策行为”(yi)作为两类有序变量，构造相关度模型，运用样本(N)相关系数作为总体相关系数的估计值，以反映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个性化诉求与其养老决策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具体模型如下：yi=α+βxj+θ。其中，yi表示城市老人的乡村休闲养老决策行为，i=1,2,3；xj表示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个性化诉求，j=1,2,…,11。Kendall等级相关系数模型可适用于反映分类变量相关性的指标，适用于分类变量均为有序分类的情况，因此，本文选用SPSS工具中的Kendall相关性分析，计算变量间的Kendall相关系数，构建有序分类数据模型，通过相关系数和P值检验得到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个性化诉求与乡村休闲养老决策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

2.实证数据获取

本文实证数据主要来源于2019年4月～7月的问卷访谈调研工作。在完成和不断完善《“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与休闲养老相结合调查问卷》的过程中，出动50余人次的调研队伍在成都市人民公园、金牛公园、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等十余个老年群体较为集中的地点进行实地问卷调研工作，累计共发放410份问卷，回收问卷400份，问卷回收率97.6%，无效问卷3份，有效问卷397份，问卷有效率96.8%。数据统计发现，共有292名城市老人有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意愿，占总调查样本的73.55%。

3.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1)信效度检验。信度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测量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以及得到相同研究结果的可能性，在问卷调查法中检验结果数值大小代表问卷可靠性程度高低。因此，基于本研究调研问卷的设置及研究方法的选择，利用SPSS-α信度系数法对数据可信度进行可视化检验，采用Cronbach-α信度检验方法来评判本次问卷结果的可信度，α系数评价的是量表中各题项得分间的一致性，属于内在一致性系数。

效度是衡量综合评价体系是否都能够准确反映评价目的和要求，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测出所要测量事物特征之准确性程度〔13〕，效度越高，表示测量结果越能显示其所要测量的特征。此次效度检验方法选取的是结构效度分析，采用因子分析，对包含105个条目的量表进行结构效度检验。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尝试析取公因子，通过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回归保存变量，得出KMO量数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值。

(2)信效度检验结果。表2显示本次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8,统计学一般认为问卷调查的信度检验值达到0.8以上则该测量量表可以认定为有效。KMO取样适切性量数为0.801，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值P=0.000，小于0.05，证明变量间存在相关性，且在统计学实际分析概念中认为KOM在0.7以上时因子分析效果较好。综上，可以认为本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问卷结果可信。

表2 信效度检验

(二)模型运行与结果分析

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个性化诉求(xj)与城市老人乡村休闲养老决策行为(yi)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行Kendall等级相关系数模型估计(详见表3)。

表3 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个性化诉求及其乡村休闲决策行为相关性实证结果

1.交通距离和住房总面积与城市老人在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居住时间正相关，住房月租金、公共服务设施、就餐方式与就医地点与城市老人在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居住时间负相关

第一，城市老人更愿意在交通距离近的“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以休闲养老为目的居住更长的时间。这主要是由于交通距离近的乡村休闲养老目的地，更有利于城市老人同家人朋友见面、更让老年人有安全感，既实现老年人休闲养老的需要，又能够规避养老风险。因此，城市老人更偏好于前往交通距离近的“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居住更长时间。另外，城市老人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居住时间同住房总面积呈正相关。这主要是由于在城市老人的观念里一提到农村住宅往往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破旧、狭小等画面，在城市居住习惯的城市老人对于长期在农村休闲养老往往比较担忧居住条件较差的问题，如若与当地农民拥挤在一起，那么，城市老人是很难形成在乡村长时间休闲养老的决心的。故而，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能够给城市老人提供的住房面积越大，他们越可能在当地以休闲养老为目的居住越久时间。

第二，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时间同住房租金呈负相关。这主要是由于城市老人在乡村休闲养老时住房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保障，同时，住房租金也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支出，基于“经济人”假设，城市老人希望居住的住房面积越大越好且需要支付的租金越低越好，即“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内的住房租金越低，城市老人在当地休闲养老的居住时间越久。此外，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居住时间同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呈负相关。这主要是由于城市老人选择在乡村休闲养老，想要体验的是乡村的特色与风光，更需要的是安静、悠闲的颐养环境，如若休闲养老所在地的公共服务设施与城市无异，茶楼、KTV、电影院等随处可见，那么，城市老人到乡村休闲养老就失去了本意，还不如留在城市享受更为丰富和现代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同时，乡村的公共服务设施越丰富，吸引的游客也可能越多，反而会扰乱城市老人在此休闲养老本应有的宁静，对城市老人的休闲养老体验产生负面影响。另外，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居住时间同就餐方式呈负相关。这主要是由于城市老人在乡村休闲健康养老期间自己做饭或者和当地村民一起搭伙做饭，能够享受到真正乡村乐趣，这会提升城市老人在乡村休闲养老的居住时间；与之相反，如果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也是以吃食堂或者点外卖、下馆子为主的话，那么，他们将体验不到更多的田园生活乐趣，故而在此地休闲养老的居住时长反而会缩短。最后，城市老人“小组微生”在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居住时间同倾向的就医地点呈负相关。由于老年人更加重视身体健康，希望体无疾病。因此，在患病时更倾向在城市就医的城市老人会自然缩减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居住时间，以符合内心在患病时及时得到城市优质医疗服务的愿望。

2.交通距离、就医医院级别与城市老人是否更换居住地继续休闲养老的选择呈正相关，而公共服务设施、就医地点、休闲娱乐活动与城市老人是否更换居住地负相关

第一,城市老人是否更换居住地继续休闲养老与交通距离呈正相关。这主要是由于城市老人休闲养老目的地的交通距离越远，越能远离城市的尘嚣，越能享受到真正的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同时，敢于选择交通距离较远的乡村作为休闲养老目的地的城市老人，他们对乡村休闲养老这种方式更为热爱和追求。故而，他们在一个“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一段时间后再更换到另外一个“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继续休闲养老的意愿就会越高。

第二，城市老人是否更换居住地继续休闲养老与公共服务设施、休闲娱乐活动呈负相关。这主要是由于“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公共服务设施、休闲娱乐活动越多、越丰富，会令城市老人感到脱离了乡村休闲养老的本意，反而享受不到渴望的田园风光以及闲适宁静的乡村生活。此外，城市老人是否更换居住地继续休闲养老与倾向的就医地点呈负相关、与倾向的就医级别呈正相关。这主要是由于如果城市老人在患病时渴望在市区诊治，那么，他们更换“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以继续休闲养老的意愿就会降低，毕竟更换后的居住地仍然是乡村，解决不了他们患病时期望在市中心就医的愿望。与之相反，如果他们在患病时只是渴望就医的医院级别更高，如若“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能够帮助他们达到这一愿望，那么，反而能够提升他们更换“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继续休闲养老的意愿。

3.住房总面积、住房月租金、公共服务设施、就餐方式与城市老人在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月总支出额呈正相关，而交通距离与城市老人在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月总支出额呈负相关

第一,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每月总支出与交通距离呈负相关。这主要是由于随着城市老人休闲养老目的地从第二圈层转移到第三圈层，虽然交通距离增加带来的交通成本(加油、打车等)会暂时增加，但是距离成都中心城区越远的乡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市老人的居住、餐饮等生活成本会有所降低，且城市老人在一个乡村休闲养老往往是1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的时间，住宿和餐饮成本占的比重相较交通成本而言更高，故而，选择交通距离越远的“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月总支出额意愿反而会降低。

第二，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每月总支出与住房租金、住房总面积呈正相关。一方面，住房租金是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每月较为稳定、较大的一项开支，住房租金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城市老人的每月总开支数额；另一方面，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选择的住房面积越大，表示他们一般对生活质量和品质要求较高，具备更高的收入与消费能力，为休闲养老每月花费更高支出的可能性也会提升。此外，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每月总支出与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呈正相关。这主要是由于“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KTV、茶楼等公共服务设施越多、越丰富，城市老人到这些场所进行消费的可能性与频率都会提升，在当地休闲养老所预计花费的开支将攀升，同时，这部分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前期投资成本需要通过后续运营回收，那么，城市老人在当地居住休闲养老将会无形中为这部分成本买单，故而，公共服务设施越多、越高档，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每月总支出就越高。另外，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每月总支出与就餐方式呈正相关。这主要是由于更习惯自己做饭、搭伙做饭的城市老人生活成本更低，更习惯外出就餐、体验当地农家乐的特色餐饮的城市老人生活成本就会更高。餐饮成本在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月总支出中的比重相对较高且更加稳定，因而就餐方式的选择会显著影响到城市老人休闲养老的月支出情况。

五、对策建议

(一)发挥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打造满足不同城市老人需求的休闲养老场所

针对不同区位特色，因地制宜、努力开发出拥有地方特色的“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以城市圈层为例：第二圈层位于城市近郊，在交通距离和通勤时间上都相对更具优势，生活方式上也更加现代化、城市化，适合不愿离家太远且使用自驾方式往返的城市老人。因此，第二圈层“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首要条件就是提高交通通达度；第三圈层相对第二圈层距城市更远，也更加贴近自然，适合喜静、注重环境质量的城市老人。因此，要建设更加田园化、贴近大自然的“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在保证服务水平的基础上最大程度保留大自然风味的乡村特色。

(二)引入市场资本加入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为城市老人提供集约化的服务

在城市老人的基本生活保障中引入市场资本，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优中选优，为城市老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可以利用市场资本降低时间成本和劳动成本，提高城市老人生活满意度。例如引进对外经营的餐饮店满足城市老人日常吃饭需要，通过市场监督的方式保证食品安全，提高“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养老服务吸引力；将农村本地居民作为一个商业体，以宅基地、承包地出租的方式参与市场，既有利于城市老人更快更好地融入乡村生活，节约租金降低养老成本，又为农村居民提供产业转移的机会，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双赢。

(三)打造医养结合模式，减轻城市老人在乡村休闲养老的后顾之忧

医疗卫生情况是城市老人在乡村休闲养老目的地选择中最为关注的要素，城市老人对休闲养老目的地的医疗条件和水平、康复护理等医疗卫生情况都极为看重。因此，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过程中,要将发展休闲养老产业与医疗建设有机结合，由内而外地深度打造“医养结合”这一亮点特色，消除城市老人对“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医疗条件的顾虑〔14〕，使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首先，完善和提高“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内部医疗系统和服务能力，通过实施“大学生村医计划”实现优秀医疗人才下沉乡村基层，保证乡村医疗人员的专业程度，在乡村诊所也能够为城市老人提供基本疾病的诊治服务，真正实现“小病不出村”；其次，保障“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与市内高水平医疗机构之间交通、资讯畅通，通过签订协议的形式建立起双向转诊机制，在城市老人发生严重或者复杂疾病时，能最快速度、最高效率地由专业医疗机构的专业医生对城市老人进行诊治、救治工作。

(四)需求侧与供给侧双发力，提升乡村休闲养老产业发展的基础和活力

实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需要城市、农村两手抓。首先，让“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在发展休闲养老产业方面有“供给侧”，即将乡村发展力瞄准“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承接城市休闲养老产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新农村综合体物质条件，改善乡村生活条件，保证农村休闲养老产业的竞争力，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农民增收提供先决条件。其次，形成“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的“需求侧”，即在城市中扩大“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养老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改变城市老人对农村的传统看法和落后印象，更新城市老人养老观念，让城市老人愿意选择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进行休闲养老。在乡村供给和城市需求的双重作用下，既可拉动乡村内部建设发展，又能吸引来自城市的人气和外部投资，从而形成农村休闲养老产业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盘活农村要素资源，不仅缓解城市养老压力，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而且有利于“三农”问题解决、提高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