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永， 杨 洋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陈超，著名诗人、批评家，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首届中国桂冠诗学奖等。正像中国桂冠诗学奖的颁奖词所说，“其精深的学养、发现的能力、新异的批评语言、诗人的身份、知识分子的独立质素以及独具魅力的人格都已经成为中国诗歌批评界的绝好见证甚或象征。”因此，2014年，陈超的英年早逝，震动了整个诗坛、批评界。对于陈超诗学的批评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2014年他的遽然离世，更是呈现持续升温的趋势。其研究视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其诗歌创作的研究；二是对其诗歌批评理论的研究；三是对于“未知的陈超”的探照。关于这些研究成果的梳理与总结，有助于确立陈超在中国当代诗歌史、文学批评史中的形象与地位，同时对于当代诗歌的写作和认知亦有助益。

一、 “诗歌，我生命的粮食”：陈超的诗歌研究

杰出的诗人和诗歌批评家都需要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不同俗流的创造力，因此在著名诗人西川眼中，陈超作为诗歌和诗评的“双栖”写作者，同样杰出，“在他身上，这两个‘杰出’也没有高下之分”[1]。但现实情况是，当前诗坛普遍看重的只是陈超作为诗评家的一面，这就导致了他诗人身份和诗歌创作的长期被遮蔽。霍俊明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曾谈道：“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谈及过陈超的诗歌写作。”[2]尽管已经过去十多年，这样的情况依然没能得到较大改观。

1. 对“元诗性”诗歌的研究

目前批评界对陈超诗歌的一个聚焦点在于对其具有“元诗”性质的诗歌进行考察。“元诗”，即关于诗本身的诗，它以“以诗论诗”的形式谈论如何写诗，通过写作过程呈现“诗之为诗”的本体论反思。陈超创作这种“元诗”自然是与他作为理论批评工作者的关注点和兴趣点颇有关系。这也是受到法国诗人瓦雷里“一个好的诗人是能够把批评姿态或批评理念纳入写作的”观念的影响，同时也是区别于当时流行的第三代诗歌的口语写作和新古典主义写作的策略选择。通过对这种写作的考察也可以窥探陈超的诗学观念。

“诗与真”“词与物”“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写作语境中显得尤为重要。纵观陈超一生的诗歌创作，会发现他的一些诗作直接处理了以上的几组关系，同时也处理了写作经验以及对诗歌本体性的认知。这些诗作就是陈超所创作的“元诗性”诗歌，最具代表性的如《话语》《生活在锡罐里的诗人》《一个新词》《再不会》《写作》《交谈(组诗)》《堆满废稿的房间》《旅途，文野之分》等。其实，陈超很多后期的诗歌也具有元诗色彩，如《未来的旧录像带》就涉及了“时间的多重性”的探索。元诗，这样一种既体现着诗人的写作自觉，又打通了写作与批评之间隐秘通道的文本，自然容易受到研究者的关注。2000年，王永就对陈超的《毕肖普》“以诗论诗”的文本给予了关注。在文中，论者通过对诗歌文本的细致分析，结合八九十年代诗坛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强调了这首诗，以及诗中的“毕肖普”那种从不追求“时代精神”，从不利用性别优势的“个人写作”对诗人创作的启发——即诗歌写作如何在历史语境中保持有效性。[3]“以诗论诗”的诗有着诗人对诗歌的本体性认知和现实针对性，可以说，论者对陈超这首“元诗性”诗歌的品读就将陈超的这种认知与针对性较为充分的展现出来。除此之外，杨洁从陈超的“以诗论诗”中离析出他对诗歌的敬畏，对诗歌核心及本源的索求，以及对自身境况的检视。[4]张凯成认为陈超是借着“元诗”写作寻找着精神贫乏时代诗歌写作的“原乡”，在这些诗中显示了他对语词、话语、想象等诗歌元素的体验性沉思。[5]霍俊明指出，“元诗”写作在陈超1994年之前的诗歌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印证了作为诗人批评家的陈超的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之间的相互补充、彼此观照。陈超通过“元诗”写作直接传达出自己对于诗歌语言、修辞和本体依据的理解与观照，显示了一个诗人的语言良知。[6]

2. 对诗歌文本的细读研究

一些学者立足于文本，对陈超的诗歌进行了细读。早在1994年，刘翔就肯定了陈超作为一个优秀诗人的地位，他认为陈超的诗歌是对生命/生存的综合研究，是一种只听命于诗歌本质召唤的“离心写作”。通过对《博物馆或火焰》与《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的分析，他认为陈超在诗歌中所召唤的是一种理想主义与人性。[7]范云晶通过对《堆满废稿的房间》的整体性细读看出了陈超在诗中要表达的两个诗学观念：其一，诗歌要消解圣词，还原语词；其二，诗人要深入当代，直面生命。[8]杨会芳对《博物馆与火焰》中的两个鲜明意象——博物馆、火焰进行分析，诠释了陈超对于诗歌信念的执着追求。[9]而在陈超离世之后，一些研究者更加关注其诗歌中的“死亡意识”。以《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为个案，分析了陈超蕴藏其中的死亡意识与死亡情结。[10]段曦则将陈超与海子诗歌中的死亡意识进行了比较，他指出这两者都在诗歌中直面死亡，都以死亡观照世界，观照个体的存在，但不同之处在于海子对死亡进行了个性化的审美书写，而陈超对死亡的认识则趋于冷静客观。论者认为，在精神与理想缺席，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海子与陈超等诗人所构筑的精神乌托邦有着存在的必要。[11]

3. 对诗歌创作风格转变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陈超诗歌的总体论述集中于从整体印象上对其诗歌创作在1994年前后的转变做出阐释、归纳与总结。陈超在他的诗集《热爱，是的》后记中总结道，由于自己的诗歌创作在不同阶段经历了题材、主题及风格等方面的转变，因而可以清晰地标识出自己走过的“从理想主义者到经验论者，从主要写‘自我意识’到更多地写‘生活和事物纹理’的写作历程。”[12]一些学者正是以陈超的这段自述为基础，对他的诗歌创作进行了整体的观照。霍俊明是较早认识到陈超诗歌创作转向的学者，他认为陈超的诗歌写作经历了由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转世桃花”般的阵痛与精神高蹈到90年代中期以来深入当代和日常生活的转变。但霍俊明也同时指出，虽然陈超的诗歌创作发生了转型，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只是这种追求是以一种更为潜伏的姿态存在于文本中。可将陈超的诗歌评价为“先锋的诗歌精神与略显‘老旧’的话语形式之间的完美结合”。[6]刘涛也认为陈超的诗歌存在着由青春期写作到中年写作的转变，由1994年以前词语的狂热、死亡意识的扩张、生命与爱的激烈辩证，到1994年之后对于时光与记忆的复述，呈现出激情、紧张到朴素、亲切的情感姿态转变。[14]吴昊则通过对陈超所坚持的“个人乌托邦”的研究，指出了陈超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在1994年前后的转变。他认为在80年代由于西方文化资源(如“新批评”“生命哲学”)的影响，以及理想主义缺乏所产生焦虑使陈超高举起了“个人乌托邦”的大旗，但到了90年代，由于更为复杂的社会语境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使得“个人乌托邦”失去了活力，诗歌与现实的关系需要重新思索，因而有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新思考。[15]从“个人乌托邦”到“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丰富性就在于更为深入地处理了诗歌与时代的关系。

在诗歌从业的30多年时间里，陈超非常看重自己“诗人”的一面，诗歌写作成为了他在寒冷、孤独、阵痛日子里的一种自我抚慰。他在1991年的日记中两次写道：“我的最大愿望是成为杰出的诗人”，“做一个伟大的诗人，是我终生的愿望”[13]603。但现实情况是，陈超作为诗人的一面被长久的遮蔽着，他只是一个被“少数人”谈论的诗人，其诗歌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对陈超的诗歌研究而言，第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为其“诗人”身份正名。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从对陈超诗歌的深入研究中发现其独特的价值；二是要从整体上看待陈超的诗歌写作与诗评理论，找出其中的互涉性与同构性。

二、 “异端的贡献”：陈超的诗论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批评版图中，陈超以其精准、独到、深迥、性情、敏识确立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与话语谱系，是“诚实而有洞见的评论者、当代诗歌有限的光荣之一”(于坚语)。回顾陈超30余年的诗歌批评历程，其学养、人格、才具，以及其一以贯之的诗学立场与诗歌理想，使得他一直保持着批评的激情和创作量的稳定，一直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着富于洞察力的可靠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当前诗坛最看重的也是陈超的诗评家身份，对其诗歌批评、诗论建设以及专著的研究所占的比重也就最大。

1. 对“生命诗学”的研究

受到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革命就其文体而言亦可说是一次语言学的革命，只是这一语言学的转向是基于生命本体意识而言的。陈超便是在这一历史文化的语境之下建构起了他的“生命诗学”，即如美国诗人史蒂文森所说的，诗歌的理论就是生命的理论。在陈超的诗学体系中，“生命诗学”最早被提出，影响也最大，当然也最受关注与研究。在陈超看来，“追问生存/生命的姿势，是文学最动人的姿势”，[16]语言也应秉持独立而尊贵的地位，因而研究者也大多从这两个角度来阐释陈超的“生命诗学”。早在1996年，孙基林就评价了陈超的“生命诗学”，认为这里的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是生命个体意识和人类整体意识的融合，同时还包含着自觉的语言本体意识。[17]邢建昌谈到了陈超“生命诗学”的两个独特贡献：一是提供了一个从生命/生存出发理解的文学世界；二是找到了一个使生存/生命得以展开的语言论通道。[18]耿占春则对陈超的“生命诗学”做了更为细致的阐述，他认为早期的陈超围绕着“个体生命”“激情”“暴力”“虚无”“乌托邦”等观念建构起其“生命诗学”的一些核心观念与命题。他指出，陈超敏锐地发现了先锋诗歌中隐秘的“精神分裂”主题，并发现了造成这一分裂的原因在于“权力暴力”，以及由于理想主义的虚无所产生的极具悖谬性的“乌托邦倾向”，因而使得陈超的诗学论说充满了“绝望的激情”。[19]刘卫东从陈超对海子的评价出发，探究了陈超的“生命诗学”理念。他指出了陈超对海子评价的矛盾性：早期，陈超批评了海子诗歌中由于强烈的乌托邦倾向所导致的“道德化”“圣词”等现象，对乌托邦与宏大叙事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1990年代，诗歌持续“下行”之时，陈超又看到了海子捍卫诗歌严肃性的价值，肯定了海子在诗歌中构建精神乌托邦的“向上”努力。[20]从这就可以看出陈超是从自己诗学的“反向”维度上肯定了海子，他在理论上反对乌托邦，实则内心深处潜藏着一个更大的精神乌托邦，体现出了他用生命写诗的生命诗学。

2. 对诗学专著的研究

在当代的诗歌批评中，陈超是开新批评(文本细读)风气之先的，而奠定其“新批评重镇”地位的是《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后增补重版为《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和《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两部皇皇巨著。谢冕、西川、臧棣、唐晓渡等高度肯定了陈超对于诗歌细读所做出的努力，对现代解诗学所做出的贡献。在《“异端”的贡献》一文中，谢冕充分肯定了陈超所做的文本细读的工作，认为它给予读者的不止是对于某首诗的导读和现代诗歌入门指导，而且还能从中看出基于陈超深厚学养的对于现代诗歌准确的总体性判断。[21]沈奇认为，陈超对现代诗的言说有着深广的哲学与美学等方面的学养支撑，同时有着先锋诗歌发展的版图做参照，做到了“心里有底”与“笔下有数”，因而《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既具有高密度的问题意识与超量的价值负载，又处处可见陈超颇具深度而又不缺乏才情的风格化言说。[22]孙基林从陈超对“先锋诗歌”的关注入手，指出正是由于陈超诗学批评介入当下写作语境的“活力”和“有效性”，以及对具体历史生存和语言的同时关注，使得《中国先锋诗歌论》兼具了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的专业性，从而实现了对语言、技艺、文化、历史、生存等的综合思考，体现出由“分治”向“综合批评”意识的转型。[23]陈超于2014年出版的诗话《诗野游牧》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薛梅认为，陈超的诗话体现出对本真心灵的尊重，揭示了他的艺术禀赋与生命意识、诗歌情怀与艺术良知。[24]霍俊明则看到了陈超在《诗野游牧》中所体现出来的由“游荡”到“游牧”的转变。他指出在之前的诗论中所体现出来的陈超特有的知识分子的忧患与担当意识是很明显的，而到了《诗野游牧》，言说方式却“如此诗意、轻松、舒朗、清逸”，这样的转变确实给诗坛带来了新的活力与空间。[25]这不仅是一种创造性写作方式的转换，更是一种认知世界方法的转变。

3. 对诗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近30年来，中国诗歌的发展是快速的、流变的，诗人的沉浮、流派的起落都在短时间内完成，让人目不暇接。陈超的得力之处在于，他能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诗坛抓住先锋者，并在对这些先锋者的归纳、判断、跟进、助推的过程中把握当前诗坛的弊病与发展趋势，从而建构自己鞭辟入里的直取要害的诗学理论体系。

从总体上看，陈超的诗学专著都由独立成篇的文章组合而成。在所有论著中，并未发现他建构自己诗学理论体系的表述。但如果只停留在研讨陈超的单篇论文，而没有一个总体的宏阔眼光来看待他的整个诗学体系，就永远也到达不了陈超诗学的最顶峰。因而厘清陈超的诗学体系，理应成为中国现代诗学构建的一个新课题。在这方面，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努力。孙基林在1996年谈论陈超的“生命诗学”时就指出，“语言”与“生命/生存”是建构时代新诗学的两块基石。[17]杨洁认为，陈超的“生命诗学”是从生命、生存和语言关系间的临界点出发的，因而认为语言、生存、个体生命是其诗学体系中的三个边极。[4]苗雨时认为，撑起陈超现代诗学理论框架的是这彼此依存、相互生发的四大主题：个体生命/生存是现代诗的本源、本体；语言作为生命存在的家园，在现代诗中具有独立自足的地位；生命在现代社会中的体验有其质量和精神向度；语言的艺术形式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历史地生成的。[26]王永、寇硕恒在对陈超的诗学体系进行言说时也认为，在此体系中有四种命题相互扭结与支撑，即“语言言说”“生命诗学”“诗化哲学”以及以“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为特征的“求真意志”。[27]霍俊明认为，陈超是以文本细读、生命诗学、先锋诗论和现代诗话建构了他的风格独标的现代诗学体系。[28]以上学者基本上只是从内容方面对陈超的诗学进行了划分，而苗雨时等人则在努力厘清陈超诗文中出现的全部类概念、中心类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情况下，将其诗学体系命名为“个人历史化生命诗学体系”，[29]这些尝试是值得肯定的。

从对陈超诗学的整体研究来看，关于他诗学理论的研究所占的比重最大，取得的成果也最多，但同时也存在许多待解的问题。首先，目前批评界对陈超诗学体系的研究还只停留在理论内容的划分上，而没有从整体上去研究与理清他30余年来的诗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与流变。从最早的“生命诗学”的提出，到“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与“求真意志”，再到后来的“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及诗话的出现，这些诗学理论的提出存在着时间的先后性，在核心思想上既是一脉相承的，但又存在着差异，承续的是什么？差异在哪里？又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差异？这些到目前都几乎没有人提及。其次，由于许多研究者都是从宏观的角度对陈超的诗论做出总括性的叙述，还由于批评的“无意识”导致所引用的材料与产生的观点大都大同小异，这导致了对陈超的理论思想的阐释存在着过于笼统与大而空的现象。

三、 “转世的桃花”：发现“未知的陈超”

创作主体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关键因素，对其生平、创作思想、文化选择等方面的研究，能使受众明晰文本的产生过程、文本内蕴的架构、文本艺术风格的形成等，以实现对文本的多维度解读。因而，对创作主体的研究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2014年，陈超的遽然离世不仅使他的诗学研究与诗歌创作戛然而止，也招致了许多无端的猜疑与揣测。在这一背景下，去发现那个私人化的、秘密化的陈超就成为研究者们所着力的关键点。发现“未知的陈超”，就是要在已有材料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去搜集、整理出更多未发表过的或未出现过的新材料，以对陈超的生平、家庭、思想、学术、创作等进行一种较为完整的还原。

要使“未知”趋近“已知”，第一个必须完成的工作就是梳理陈超的生平及创作年谱。陈超曾自撰了《陈超创作年表》，2006年发表在《诗刊》上。2016年，吴昊与张凯成对这份年表进行了补充，整理为资料更为详尽的《陈超学术年谱》，发表在《新诗评论》上。此后，霍俊明又对这份学术年谱中的一些细节错误进行了修订，再加以新材料，在2017年的《诗人报》上发表了《陈超年表1958—2014》。最为完整的版本则是霍俊明附在《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最后的《陈超年表》。在这份年表中，他补充了2014年以来的相关材料，让大家更为完整地了解到陈超离世后诗歌界的追念活动与研究情况。同时，2014年陈超离世后，多家诗刊陆续推出纪念陈超的专辑及专号，最早的如2014年12月，《环渤海诗刊》第11、12月合刊推出《纪念陈超先生专号》；《建安诗人》第2期推出陈超纪念专辑；《诗探索》推出诗人、诗歌评论家陈超纪念专辑等。这些就为发现“未知的陈超”提供了可靠的支持，为今后的陈超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平台。

霍俊明认为诗人有两个“抽屉”，目前我们对于陈超的认识多来源于他公开发表的诗文及评论，而私人文本中的陈超则较少有人关注。因而他认为陈超的日记、书信及未发表过的文字等，理应成为接下来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30]商震评价，《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是“一本有客观事实，有主观情绪的评传”，同时，“这部评传最大的长处，是写陈超而带出了时代变迁的过程，写陈超而融进了现代诗歌的发展过程。”[31]这个评价是切中肯綮的。评传中有陈超童年、少年、知青岁月的记录，有他从“小人书”到“鲁迅文学奖”，从懵懂孩子到大学教授的生命轨迹，还有他那些珍贵的从未发表过的诗、从未公开过的书信和日记。同时，评传中涉及到的一线诗人和评论家不下百位。在书中，霍俊明再现了陈超与他们之间的对话交流、彼此切磋以及书信往来，是诗歌把他们缔结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宏阔的人文审美场域。这部评传就像是中国几代诗人、诗评家的交汇之地，从朦胧诗到第三代直至21世纪，陈超所关注并撰写过评论、导读的诗人多数都在本书中出过场，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诗歌现场，时间跨越了几个诗歌时代。这不仅完整地还原了对陈超的热爱，同时也还原了一个诗人，一个评论家，以及他所生活的诗歌意义上的时代。刘卫东肯定了这部传记对于陈超生命密码的最大限度地趋向与揭示，为我们展现了更为丰富而具体的个人化的陈超。他认为陈超是一个带着“谜团”的人，一方面在于陈超是个特别注重隐私的人，对自己的言说较少，另一方面由于陈超受到了尼采、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等的影响，建构了“生命诗学”，所以从哲学层面来看，陈超的生命实践是非常值得关注与解读的。[32]安琪立足于文本，指出这部评传是诗、散文和评论的结合体，还看出了霍俊明在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大评传”构想。[33]是的，在写天蝎座的陈超时，霍俊明一起分析了同为天蝎座的狄兰·托马斯与西尔维娅·普拉斯的生平及性格特征，探寻着诗人命运之间那种难以说清的关联和秘密；在写陈超的抑郁症时，霍俊明旁征博引，从社会学、精神病学等角度对抑郁症的生理、心理、病理进行了反复地阐释，只为让读者真正了解抑郁症；在写陈超的自杀时，霍俊明也阐释了从社会学、文化学、诗学以及人性的角度附着在“诗人之死”现象上的各种象征意味……凡此种种，就使这部评传涵泳了体积庞大、容量丰富的知识点和信息量，它如此深刻而迷人。

应该说，这些著作与文献，为我们走进那个私人的、私密化的、只对自己心灵说话的陈超打开了一扇窗户。但是正如耿占春一连串的疑惑与追问：“作为一个诗人学者，他已经度过了激情与充满乌托邦焦虑的时期。然而为什么他依然采用了如此‘激进的步骤’？或许，从生命诗学向历史—修辞学的转向，只是发生在智性的层面？或许在这里，同样隐含着另一种形式的精神分裂：当一个学者愈来愈成熟地驾驭他的批评与理论问题时，并且愈来愈具有专业能力与理性技艺时，他内心的‘个人的剧痛’却无法在‘变血为墨迹’中转换，或许，当‘历史—修辞学’逐渐取代了‘个人隐喻系统的凸现能力’之时，一种潜在的精神分裂正在暗中加剧？”[34]由此可见，处于冰山之下的未知的陈超还未全部显露，需要我们带着对诗歌的信仰与热情去挖掘和探寻。

就陈超诗学的研究现状而言，尤其是2014年之后，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但若论起陈超诗学的容量，以及他在诗坛的地位及造成的影响而言，当前的研究成果还是略显单薄。我们对于陈超及其诗学的研究就是为了让其精神、风骨、诗歌信仰不断发扬，因而在研究之路上，须时时总结与拓展，让“转世桃花”的清芬流布于诗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