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张与 张志芳

〔摘要〕山西红色财政历史是山西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内容，山西红色财政工作为党的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做好新时代财政工作，必须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着力推进财政治理现代化，必须推进具有山西红色财政精神的财政文化建设，不断深化对党领导下的财政工作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新时代财政事业改革发展不断前进。

〔关键词〕山西红色财政；历史贡献；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8442（2021）05-0100-0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党百年奋斗经验，展望推进新时代党的事业发展的新征程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1〕10山西在党的百年历史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党领导下的山西红色财政工作，为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深入认识分析山西红色财政的历史贡献与实践启示，是“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的现实要求。

一、贯穿山西党史发展中的红色财政工作，是党的事业在山西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西是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省份之一，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据山西党史研究部门的统计，全省目前现有各类革命遗址达3490多处，其中1412处为重要党史（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727处为重要党史（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纪念地。在这些资源中，无论是红色遗址、红色故事，还是红色文物、红色足迹，都包含有红色财政的厚实内容。在党组织初建时期，早期共产党人于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对财政经费问题的萌芽性认识与实践，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山西革命老区的财政经濟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级党组织就把财政经济建设作为极其重要的任务，领导老区军民进行农业税收的调整、本位币市场的巩固和扩大及大生产运动，创造了在极其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财政经济建设的经验，成功地支持了长达12年的革命战争。比如，抗战期间晋绥根据地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下，对晋绥根据地的财政税收工作进行的财政税务机关、财政税收法律进行的重大的调整和改革，造就了晋绥根据地独一无二的税收制度，为稳定和开展晋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提供了必需的经济和物质保证：比如，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山西财政金融工作对货币发行、使用、管理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对财产、资金投入、使用形成的管理体制与方法，以及大量的根据地边区货币、票证、税单等红色文物；一批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建设发展的不同时期关于做好财政工作的大量讲话、指示、批示，等等。这不仅极大地支持和保障了革命事业在山西的长期发展壮大，构成了山西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财政工作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把握红色财政历史的发展脉络和经验总结，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增强新时代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自觉奉献于党的财政工作的责任担当与行动自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山西红色财政为党的事业发展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共产党搞革命，一靠枪竿子，二靠笔杆子。无论枪竿子，还是笔杆子，都离不开钱。所以，一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历史，也是共产党人以红色财政支撑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历史。

从一般意义上说，“财政”是伴随国家（或政府）而产生的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收支活动。在政府职能与财政工作的含义上，财政是政府的“理财之政”，没有执政、不掌握政权，也就没有财权，故而也无财政工作可言。

同时，执政与掌握政权本身，又包括局部执政、局部掌握政权与在全国执政两方面的情况。比如，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10月实现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之前，无论是解放区、根据地的政权组织，还是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建立的苏区苏维埃政权等，都属于局部执政、局部掌握政权的情况。这种局部执政与局部掌握政权，同样产生财政活动，构成了财政工作的相应内容。

此外，与财政活动、财政工作、财政行为密切相联系的，还包括财政思想。财政思想可以围绕政权组织的财政活动、财政工作、财政行为形成，也可以与实际的政权组织相对脱离而产生。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关于未来社会财政收入、分配的思想，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未掌握政权时对未来社会财政工作的思考等，与国家或政权组织实际的具体活动关联不大，属于对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建立的新社会、新政权财政活动的谋划与思考。

由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领导进行的红色财政，包括财政活动、财政工作、财政行为和财政思想等内容，对山西红色财政历史与贡献的分析研究，也是在这样的内涵界定下进行的。

从1924年山西第一个党组织建立开始，到1949年山西解放，山西红色财政走过了20多年的红色历史，为山西党的事业发展作出了彪炳千秋的历史贡献，也为新时代山西财政人续写红色历史，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财富。

第一个贡献：组织筹措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持了革命战争事业发展。在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财政工作遵循统筹统支方针，以强有力的物力、财力和人力，保证了战争供给。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有30万农民参军入伍，民兵队伍为100多万，还有上百万民工参加了支前，为晋察冀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撑，还创造了“1500将士进太行，30万大军出大山”的壮举，为新中国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晋绥边区的财政共组织收入（农币）532 425 096.78万元，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和华北援助的物资占财政总收人的13.62%，有力地保证了军队部队的供给。山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各根据地，财力、物力和人力条件极其艰苦。毛泽东抗战期间曾经这样形容：“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困难，比陕甘宁边区要大得多。”〔2〕895而就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山西各级党组织领导的财政工作，坚持一切服从战争需要，一切为了战争的原则，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二个贡献：依靠坚强的财政保障，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合理负担政策为例，它既是党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动员各界群众投身全民族抗战、解放战争的主要途径，也需要调动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支持党的主张的积极性，通过共同努力、团结奋斗，才能战胜敌人，而其中负担政策的正确与否，至关重大。山西红色财政就是在长期的工作中，把党的合理负担政策和“量入为出与适当地量出为入相结合”的方针，通过具体的财政税收实践得到了落实，增强了各界拥护和投身统一战线实践的积极性。比如，抗战时期，在边区新政权成立后，就在与各阶层群众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公粮负担上，总结实践经验，采用了减轻广大群众负担，同时兼顾地主富农利益的新的公粮征收条例，使各个阶层的负担数额相对减少。据对1941年离石县5个行政村的公粮征收情况统计，各阶层负担公粮数占其总产量之百分数，计地主为21.41%，富农为20.47%，中农为13.14%，贫农为8.13%，雇农为2.55%，工人为6.07%，其它为6.2%。各阶层负担公粮数占征粮总数之百分数为：地主为7.3%，富农为27.13%，中农为43%，贫农为12.7%，雇农为3.7%，工人为1.6%，其它为0.5%。不仅彻底改变了过去曾经出现过的负担面小、各阶层间负担不够平衡、公平的不良倾向，使各阶层的负担更趋合理，还由于负担政策更好地体现共产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使各界群众看到了共产党和抗日政权真诚联合各阶级各阶层民众共同抗日的意愿，增强了在抗日民主政权领导下共同对敌的主动性，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第三个贡献：保障了根据地战时经济发展，支援了全国的革命斗争。在坚持统筹统支，军民兼顧和为生产服务的方针，财政工作的开展在保证战争供给需要的同时，还能够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从财力、物力上给边区、解放区群众的实际生活，以及农业、工业、商业贸易等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予以积极扶植和帮助。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各根据地开展经常性的大生产运动，边区政府还发放贷款，资助农户垦荒。1942年，晋察冀根据地边区政府在春耕中，就组织修滩地35万余亩，开荒地124万余亩，共扩大耕地面积182万多亩，并向20个县调剂粮食、籽种约3万石，借用各种农具约10万具，不仅有效减轻了群众负担，也促进了边区商业贸易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边区政府还积极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增加边区的财政收入。根据地按照收入多少纳税的原则，通过制定、完善累进税、征收出入口税和货物税方式等制度，促进根据地农业、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便利军需民用，促进生产事业，既打破了日寇的经济封锁，筹集了大量的税收，还为增加边区的财政收入创造了广阔雄厚的基础，并直接支援了全国其他地区党的事业的发展。在解放战争三年中，晋绥边区财政共组织征收的公粮，90%以上主要用于革命战争，除供养当时边区近11万军政民脱产人员、参战民兵、民工外，还通过公粮变款等方式补充了边区的财政经费，并支援了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的粮食供应。据统计，晋绥边区每年都向陕甘宁边区提供相当数量的财政支援，“支援中央的部分一般要占到晋绥边区整个财政收入的50%～60%，甚至多达80%多。如1943年晋绥边区财政总收入为农币929 345 114.4元，而解运中央的药品合农币753 666 772元，占到当年财政总收入的81%”〔3〕266。晋绥边区共支援陕甘宁边区粮食19.2万石，占晋绥三年公粮总支出的13.74%。这些经费和粮食是在晋绥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并且要调运这样大数量的粮食，人力、畜力和物力的耗费巨大。仅1948年由晋西北向陕甘宁边区运粮“以原定之9万大石运输任务而言，即需动用劳动力23万余个民夫和24万余头牲口工，按照运输里程天数合工，共需1687.7万个民工，174.3万余头牲口工，平均每天即需出勤4.1万多个民夫、4.3万来头牲口往返于运粮路上”〔3〕457，对全国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四个贡献：深化了党在不同时期财政税收的实践探索，为新中国财政税收工作体制机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抗日战争中晋察冀边区统累税的制定和执行，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执行统一战线方针表现在财政建设问题上的又一示范，由此确实保障了各抗日阶级的切身利益，使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发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山西作为我党推动和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伟大事业的“居中”区域，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各根据地贯彻落实党的财政税收主张和政策，蹚出了一条结合实际的财政税收之路。当时晋绥边区财政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军民兼顾”等方针的指导下，就建立与实行了一整套“统筹统支为主、自力更生为辅，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反对贪污铺张浪费”的财政税收政策，并在实行统筹统支制度中，加强管理与监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了中国革命财政税收理论。可以说，从1937年抗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山西各根据地创造性开展税收工作，积累了在“税种设置，税率、税目、税基选择，减免税政策”等方面的大量实践经验，为促进税收征收、税收会统、税款解缴、稽查缉私和税收队伍建设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1950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就吸收借鉴了山西等解放区的税收实践经验，为完成新中国的税收制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山西也成为最早执行新的税收制度的区域之一，为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和最终实现全国财经统一发挥了“试验田”作用。

第五个贡献：培养造就了红色财政队伍，为新中国财政工作准备了人才条件。在20多年的发展中，山西各个红色政权在不同发展时期，根据红色财政工作需要，培养、造就和锻炼了一大批财政（包括粮食、税务、物资）干部。这支干部队伍在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摸索与积累了丰富的战争供给经验，学会了理财之道，在解放战争中更加出色地完成了战时财政供给任务，有不少干部成为理财专家，有的成为英雄模范或优秀的领导者。当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阶段，随着全国一个个地区和大中城市的相继解放，许多财政干部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的安排，跟随革命大军南下四川，西进宝鸡，北上内蒙，东到平、津，奔赴全国各地，接收新区，开创财政工作，支援解放战争。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畏艰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的甚至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支意志坚强、忠于职守、廉洁奉公、联系群众的财政干部队伍，要完成革命战争时期艰巨的财政工作任务是不可能的。这支财政干部队伍，不仅为解放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也为做好新中国的财政工作提供了经验。

三、山西红色财政对做好新时代财政工作具有深刻启示

新时代财政肩负新使命，新使命召唤财政新作为。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财政被赋予“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和地位。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和“四个全面”总体布局中，财政工作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与更加艰巨的任务，坚守初心、担当使命，就必须从红色财政的历史发展中汲取实践经验，获取深刻启示，不断深化对党领导下的财政工作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新时代财政事业改革发展不断推向前进。

（一）做好新时代的财政工作，必须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全面领导

山西的红色财政，与山西党组织创立，特别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山西各个根据地、解放区发展历史紧紧相连。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山西全境解放，是山西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期，也是山西财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一方面，是以日伪政权、阎锡山政权为代表的财政日趋衰败；另一方面，则是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民主政权为代表的财政不断发展壮大，日臻成熟。在山西红色财政发展的不同时期，每一个重要的财政工作部署，每一项重大的财政改革方案，每一个具体的财政管理工作目标，无不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在这样的发展中，由于敌人的封锁，“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2〕892的地步。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2〕891，始终构成党领导财政工作的基本内容，党的领导是红色财政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正是有了党对财政工作的全面领导，有了广大财政人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有了对财政事业矢志不移的坚定追求，红色财政才不断地发展壮大，得以积蓄起夺取胜利的磅礴伟力。通过这一坚强领导，建立健全了财政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并积极开展了对敌经济斗争，不但卓有成效地克服了因敌人军事“扫荡”、进攻、经济封锁、破坏和各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困难，而且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使农副业、工业、商业、金融贸易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得以蓬勃发展，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财政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支援了革命战争，促进了根据地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山西红色财政历史实践证明，财政部门首先是政治部门，只有强化政治部门意识，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才能把党的领导贯穿财政工作各环节和全过程。新时代做好财政工作，必须践行红色财政精神，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牢固树立“财”自觉服从服务于“政”的意识，始终确保财政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确保财政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推动新时代财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做好新时代的财政工作，必须着力推进财政治理现代化

在长期革命斗争年代，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边区党和政府，在做好财政保障工作的过程中，边实践、变探索、边深入，积极总结经验，对战争条件下做好党的财政工作的工作规律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比如，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发展方针，坚决把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出路放在大力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建设上的认识；比如，坚持人民为本，通过改善人民生活发动群众积极生产、开发经济、增加财源的认识；比如，财政收支平衡，实行精时简政，降低供给标准，开展生产自给解决财政困难的认识；比如，制订、完善和根据地政治、经济情况相适应的财政、金融、粮食、贸易和税收等财经政策，并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保证财政供给的认识；比如，注重财政、金融业务学习、创新和培育党的财政、金融人才队伍的认识等，都为新时代财政工作的高质量发展、着力推进财政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做好新时代的财政工作，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把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工作，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定位上，紧密结合财政在国内经济和社会治理中的职能和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适应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对财政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特别是结合财政法律体系仍然不健全，财政法律与其他法律之间配套协调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等问题，加快财政法律制度体系建设，逐步建立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骨干，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其他法律渊源为补充，相互协调一致、完整统一的财政法律制度体系，由此聚焦现代财政建设面临的新形势与新问题，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激发发展活力，助力改革破题，高质量完成新时代赋予的财政工作使命，加快推进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做好新时代的财政工作，必须推进具有山西红色财政精神的新时代财政文化建设

以红色财政探寻红色基因，是新时代财政工作者应当明确和理解的“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对我们认识理解党领导下的财政工作帮助极大，对把握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财政工作理念、思路、方针、政策会有更好的帮助。比如，抗战时期，面对日军在山西各个根据地的频繁“扫荡”和经济封锁，面对国民党当局不断制造磨擦、停发军饷，以及从1942年起，边区各根据地连续三年发生特大的旱灾和蝗灾等敌祸加天灾组成的严峻局面，根据地军民最终战胜困难的前提条件，就是对革命事业矢志不移的信仰与追求，对党绝对忠诚的意志与品质。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学习研究革命战争时期山西各根据地红色财政的历史，不是寻求某种心理慰藉而沾沾自喜，而是从历史经验中把握历史规律，增强新时代做好党的财政工作的自信力量。做好新时代的财政工作，就要结合新的形势与新的实践发展要求，挖掘三晋大地红色财政资源，赓续山西红色财政血脉，以红色财政精神为指引，强化思想武装，淬炼红色信仰，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奋进，不断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坚守并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忠诚于党的信仰、忠诚于党的组织、忠诚于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就要从红色财政文化中涵养财政人厚植念兹在兹的为民情怀，感悟为实现民族复兴和当前山西的转型发展贡献财政智慧与力量的责任使命，切实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扛起“红色财政”的政治担当，把百折不挠顽强斗争精神、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精神、团结互助共同对敌精神、求真务实、注重实效精神、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精神等红色精神融入财政工作实践中，逐步在新时代财政文化建設中形成传承红色财政精神，最大限度地形成财政系统的思想共识，为加快推进财政制度现代化形成内生动力。

（四）做好新时代的财政工作，必须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深入

党建强，则事业兴。财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事业，发展好财政事业，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山西红色财政发展历史中很容易发现，坚强的党建工作，炼就了红色财政人，红色财政人成就了红色财政工作。比如，从1942年开始，直到1947年还多次进行的精兵简政工作，包括财政干部、管理人员在内的党政的工作人员，办公经费、个人待遇和工作人员都实行了大幅度的缩减。晋绥边区自1947年就“决定各级政府所属单位与各级党民机关合并办公”〔4〕399，合并后“9个专属人员编制顶多不得超过23人（原编制为40人）”，同時，“原先每人领的津贴米从60斤也改为了45斤”。如此大的缩减与降低待遇标准，离开严格的党的建设做保障，设想能行得通吗？而对根据地的部队、党政机关、财政人员说来，根据地的纪律极其严格。如1947年3月15日发布的晋绥边区财政供给制度命令就规定：“非依行署分发之各种条例政策及命令，任何机关部队或个人不得向群众征收款物粮食、及征用抗勤。如有违背，以损害群众利益勒索论处”，“绝对禁止强迫命令、循情包庇、贪污舞弊等现象。如有违背，按情节轻重，以法论处”〔4〕397。如此严格的纪律约束，离开党的建设工作的支撑，设想能做得到吗？答案从根据地的整风中就可发现。如1942年秋季以前，对太行根据地来说是非常严峻和残酷的，牺牲了很多人。特别是1942年5月，日军纠集3万多重兵，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残酷的“五月扫荡”。日本鬼子包围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华北局机关，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指挥总直机关突围的时候不幸牺牲。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共产党还是把党的建设和改进作风问题作为头等大事，开展了太行整风运动。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邓小平给大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每个同志都要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首先要好好地认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无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然后才决心改造自己。”〔5〕91整风不光整自己，“每个同志还要具有帮助别人整风的勇气”〔5〕92，党员不但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还要有批评的精神，要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庸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等。通过整风，党的战斗力显著提升，党的纪律、制度进一步得到了保障。严峻的形势、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还牢记党的建设，可见党建的保障作用是共产党红色财政的成功之道。进入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任务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党建工作任务不是弱了，而是更更重了。尤其是结合近年来金融、财政等工作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的教训，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落实好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深入推进财政“三重一大”事项廉政风险防控，以科学有效的制度机制管住、管好钱袋子，保证财政干部和业务运行“双安全”。同时，要着力强化权力监督，针对财政重点领域、重要部门、关键岗位，强化源头预防、过程监督，筑牢制度的篱笆，强化对财政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打好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攻坚战，坚决惩治重点领域腐败和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对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整治，坚持严密制度、严格防范、严肃教育相结合，不断完善财政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加强廉洁自律，强化法治思维，自觉接受监督，通过加强有力的党建工作，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山西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答好“财政答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财政力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2021.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

〔3〕刘欣，景占魁.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4〕闫元锁.山西财政史（近现代卷）〔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5〕邓小平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陈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