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世界文明已进入命运休戚与共的新时代，人类文明存在“文明冲突论”与“文明共存论”两种文明观。其中，“文明共存论”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现代资本文明因为注重个人利益，以资本逻辑为核心，以对抗为原则，在本质上属于“文明冲突论”，其结果是使人类文明走向文明的终结。通过对现代资本文明的批判，“中国之治”创造了一种超越现代资本文明的文明新形态。在人类文明的范式下，天下之治、人民之治、和谐之治与和平之治构成“中国之治”独特的新文明内涵。“中国之治”开创的文明强调人类利益，以人本逻辑为核心，以和谐为原则，塑造和引领人类走向新文明。

〔关键词〕中国之治；文明冲突；文明共存；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8442（2021）05-0013-04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调研课题“中西方抗疫模式的文明逻辑、制度比较与现实启示研究”（SKL-2021-92），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区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以中原文化为例”（2021-ZZJH-305），主持人靳红娜。

文化是多元的，文明形态也是多样的。当今世界，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然而，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正处在一个挑战与风险并存的时代，人类文明充斥着“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错误观念。如何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创造一种有利于人类交流的新文明观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形成了治理国家的中国治理体制和中国治理道路——“中国之治”，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体现着对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共同问题的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强烈的人类情怀，从一开始就孕育和发展着“共存”的新理念、新思维。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之中，由“中国之治”引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到来。

一、两种类型的文明观：“文明冲突论”与“文明共存论”

当今时代，文明之间主要存在矛盾冲突与和谐共生两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是两类文明观，即“文明冲突论”与“文明共存论”。现代资本文明以对抗为基础在本质上属于“文明冲突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主张的文明交流互鉴本质上属于“文明共存论”，这种文明形态是区别于以往各种文明的文明新形态。

（一）“文明冲突论”

“文明冲突论”这一说法首次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外交》季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作者为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文章提出，冷战结束后世界还不会太平，不同文明之间充斥着矛盾与冲突，甚至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2〕。1998年，由亨廷顿撰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问世，在这部著作中“文明冲突论”这一说法被又一次提及，亨廷顿再次强调，文明之间不是和谐互融而是矛盾冲突的关系〔3〕23—26。事实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理念的真实反映。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不断渗透，西方文明被伪装成为人类唯一的文明形式——欧洲文明或者西方文明，并向世界各地输出其文明范式与核心价值。汤因比甚至提出，“文明的河流只有我们西方一条，其余所有文明不是它的支流，便是消失在沙漠中的死河”〔4〕46-47。依据马克思唯物史观考察，“文明冲突论”不符合社会历史由“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基本规律，违背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发展趋势，对人类文明造成破坏，结果必定会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

（二）“文明共存论”

“文明冲突论”强调文明的对立与斗争，与之相反，中国文化传统历来崇尚“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理念。面临威胁人类文明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携手面对、文明交流，而人类文明交流最基础的要求和遵循就是不同文明要彼此尊重、和谐共生。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提出新时代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共存论”，以应对西方社会充斥的“文明冲突论”。

“文明共存论”认为，文明是有多样性的，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有各自的特点，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马克思曾经用“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5〕894，指称文明形式的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6〕543，“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7〕259-260。文明的交流互鉴本质上属于“文明共存论”。这种文明新形态恪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完全能夠与“文明冲突论”对抗。

二、“中国之治”蕴含独特的新文明内涵

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指导的“中国之治”，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文明之中，同时，又积极吸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中国之治”是天下之治、人民之治、和谐之治与和平之治的集中表达。

（一）“中国之治”是天下之治

中国人自古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汉代董仲舒在谈论治理天下时，就认为“大一统”是国家（天下）长治久安最有效的普遍原则。在这里，“大一统”不是倡导一种单一文化、单一民族，而是指对“普天之下”的一种责任担当，形成的一种共识。“天下主义”是古代中国文明最重要特征之一，“天下情怀”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之中。“中国之治”站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立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成为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天下之治。党的十九大报告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8〕，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担当。新时代，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好印证了中国的“天下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创造人类新文明的“中国方案”，“中国之治”正在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更良善的天下之治。

（二）“中国之治”是人民之治

人民之治是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的时代转化。“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民心向背”是国家兴衰的关键之所在。中国古代大部分统治者都倡导诸如“民贵君轻”“听政于民”“与民同乐”等民本思想。民本理念源远流长且内涵丰富，延续至今的民本思想为“中国之治”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新时代下的“中国之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最好地诠释与印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中国之治”本质就是人民之治，“中国之治”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之治”是和谐之治

中国文化是“和合文化”，中华文明始终崇尚的“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等理念世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9〕。中国传统儒家文明所提倡的“和而不同”理念，既可以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适用于处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甚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和而不同”思想有利于世界各文明和谐共生。“中国之治”是和谐之治，它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人类文明打破独霸的陈旧理念，形塑了共存的新思维。从改革开放初期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定，到2005年我国提出“和谐世界”的设想，再到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都是对和谐之治这一概念的继承和创新。“中国之治”既立足于民族国家，又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价值指向是人类文明整体的、全面的发展。“中国之治”强调各文明体之间和谐、共存，提倡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在尊重各国合理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共赢实现人类共同利益。

（四）“中国之治”是和平之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1〕。纵观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可以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文明信奉的是“和为贵”的价值观念。国家不管大小强弱，中国从来没有侵略、扩张，而是提倡和而不同、多元共存。中国和平发展成功的各项原因背后都有中华文明智慧的光芒，都是我们文明基因与现代精神的结合〔10〕。当今世界正面临大变局大变动，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挑战，但时代主题并未改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之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创新成果，是“中国之治”的战略选择。作为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型国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和平的，完全不同于西方“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之路，而是走了一条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和平之路，带给世界和各国人民的是和平与繁荣。

三、“中国之治”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现代资本文明

“中国之治”，一方面，意指国内治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更大范围内，即对人类文明的治理。“中国之治”批判和超越了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为当今人类文明共存提供了契机。

（一）以“人类社会”超越“个人本位”或“国家本位”

资本主义所造就的现代文明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个体性为根本原则的文明，它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力，甚至不惜牺牲人类的根本利益。在国际交往中，面对全球危机，现代资本文明习惯于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而当人类面临日趋严重的生存和发展危机之时，尝试开创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便成为必然。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到人作为不同于动物的类存在物，是在有意识地改造世界。不同于现代资本文明“个人至上”的核心理念，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站在“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立场，更多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或整体利益。而“中国之治”按照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为指引，把人民利益和人类根本利益统一起来，追求人类的整体发展。“中国之治”创造的文明新形态的起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其价值指向是“共同体”，从而超越了西方资本文明的“利己主义”价值原则。新时代，“中国之治”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目的就是为了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这为人类文明走向新的发展形态展现出美好的未来。

（二）以“人的逻辑”超越“资本逻辑”

马克思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鲜明的价值特征，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现代资本文明“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1〕34。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文明实质上是一种物化文明，是资本增殖的需要，而不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因此‘驯服资本’的道路就是一条超越‘资本的文明’的道路。”〔12〕221马克思明确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初心，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3〕185。“中国之治”开创的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取向不是以资本为原则，而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3〕185。“中国之治”所开创的文明新形态与现代资本文明的本质差别在于：遵循什么原则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社会问题。现代资本文明以资本为原则，而“以人为本”是“中国之治”的最高原则。“中国之治”所开创的文明新形态从全体人民利益出发，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制度的价值取向。其既以资本文明为前提，又批判了西方文明尊奉的资本增殖逻辑，从而实现了对现代资本文明的超越。

（三）以“和谐关系”超越“对抗关系”

文明与对抗相伴而生。“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勞动的对抗上。”〔14〕104与以往的原始文明、封建文明形态相比，资本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然而，这种高级文明形态本身包含的斗争与对抗因素超越了之前所有的文明形态。西方中心文明观固守旧思维，违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习惯利用“零和博弈论”和“冷战思维”夸大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对抗，宣扬“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威胁论”，对其他文明不是包容和接纳，而是打压和排挤，试图以“文明的冲突”来遮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不公这一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矛盾丛生的根本原因，阻碍了世界文明发展进程。而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和谐、和平理念是中华文明始终不渝的追求。“和而不同”坚持的是文明的共存。在国际交往中，中华文明始终坚持“以和为贵”，尊重彼此利益，追求和谐共存。“中国之治”在各国文明交流上主张“多元包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国之治”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它建立在和谐的基础上，而非以对抗为基础。这种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这是有别于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

人类文明是多元共存的，而不是单一发展的。世界不同文明如果受困于文明中心主义和文明优越论的陈旧思维，背离文明共生的新理念，那么，文明冲突将不可避免，其结果必然损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应对和解决全球难题，推动人类文明新发展，彰显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中国之治”正在为其他国家提供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和国家治理模式，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2）.

〔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J〕.张林宏，译.国外社会科学，1993（10）：18-23.

〔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4〕汤因比.历史研究：上〔M〕.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2009.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9〕刘洋.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现代性问题的中国智慧与方案〔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1）：101-107.

〔10〕张维为.和平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特点〔EB/OL〕.http：//www. qstheory.cn/dukan/qs/2019-03/01/c_1124170131.htm.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王庆丰.《资本论》的再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责任编辑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