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阮雅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金华 321004）

作为民国时期广为流传的世界史教材，《西洋史》的史学价值不容忽视，其中蕴含的历史教育思想，以及作者的编纂方法仍值得我们学习。

一、《西洋史》中的历史教育观

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的《西洋史》，是民国时期影响深远的世界史教材，也是我们解读陈衡哲历史教育观的重要文本，本文从教育目的、历史态度和教学方法三个角度考察陈衡哲的历史教育观。

1.学以致用的教育目的

陈衡哲在早年自传曾指出，“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寻找史料并运用史料进行研究。”[1]在《西洋史》中，陈衡哲也曾指出，历史教育重在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不是单纯地为了让学生获取有关世界史的知识，而是为使真理和兴趣同时实现于读者心中，力求培养学生运用历史知识分析现代社会上各种现象的能力。

具体而言，陈衡哲学以致用的教育目的观贯穿于《西洋史》上下册历史内容的选择中。限于篇幅和读者理解力，《西洋史》的研究范围虽只以西欧各国为限制，但陈衡哲在书中重视历史发展线索的勾勒，没有“为求整齐的缘故，去把史迹的个性牺牲，或把史流的啣断截断”[2]1，而是一概摒弃“账目式的胪举事实，或是献典式的颂扬战绩”[2]5，详略得当地交代各种史迹发生的背景、过程与结果，通过清楚的逻辑分析来达到培养学生分析能力的目的。此外，在史料的选择和整理上，陈衡哲主张根据历史观念整理历史，反对将历史看作已往的政治，应根据“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凡百人类活动的总和”来选择历史材料[2]9，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应重视史料的文化价值，选取有助于人类文化发展进步的史料。

2.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

在这种教育目的观的指导下，陈衡哲进一步提出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记录某家皇帝的家谱，也不是研究历史长河中发生的某件事，而是要将其放置历史语境中，将其看作整体中的一部分，通过部分研究整体，“不仅要研究事件背后的势力，并且还要了解其原因和效果”[2]7。

陈衡哲指出历史家应“了解一切过去和现在的现象”[2]7，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和书写历史，既不将历史尘封起来，“复不敢让幻想之神，将历史引诱到他的域内，去做他的恭顺奴隶”[2]4。她是这么倡导的，也是这么做的。例如，在论述雅典时，作者既赞赏雅典对文明的贡献，也点出了后期雅典的专制与虐政，对雅典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在评价拿破仑这个人物的是非成败时，陈衡哲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就事论事，简要论述其成绩。她指出，拿破仑的成绩可分为对外事业和对内事业，“对外事业的要点是武功，及武功的旁产品；对内事业的要点，却是肯定法国革命的建设及穷兵黩武的恶影响”[2]269-270。

此外，在有关历史分期问题上，陈衡哲指出，历史本是首尾相连，没有界限的，世人所熟知的“界限”乃是史学家们为了便利而划分出来的。上古历史和中古历史的分界线比较清晰，历史家们普遍赞同将西罗马的政变作为中古史的开始，但对于中古和近代的划分，学术界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的历史学家将1453年土耳其灭东罗马帝国作为二者的界限；有的历史学家则更倾向于把“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及西班牙的统一”作为分界线。在撰写时，面对不同的声音，陈衡哲坚持从史料的角度出发，将中古和近代的界限提前到了14世纪初年。

3.注重反注入式的教学方法

由于陈衡哲早慧，陈衡哲的父母便决定对她“因材施教”，但陈衡哲说，这一经历是她童年时期最无聊最痛苦的事，枯燥沉重的脑力活动只是压制了想象力的自然发展，而没能把她培养成为学问家。赴美留学期间，陈衡哲学到很多教学管理办法，沙门教授等人别具一格的教学方式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当陈衡哲自己站上讲台时，她有意让学生自己动手收集史料，虽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但陈衡哲始终坚持这种思维，反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在《西洋史》一书中尤为显著。

通览全书可知，作者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字体：大号字体用以论述史迹，勾勒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和西洋历史的大概面貌；小号字体用以补充说明，不仅补充正文内容、作者个人观点，也解释说明文中概念，拓展课外知识。如在论述先史时期划分标准时，作者用小字对上文进行解释说明，她指出，本没有代表文化进行的程序，若非要找一件具体的事物，“那就以器具为最适宜了”[2]16，接着便列出来两个具体原因。两种字体营造的历史语境感，让读者置身于西洋历史，“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在不知不觉之中养成思辨的学习习惯。

限于篇幅和读者理解力，《西洋史》对于史料的选择精益求精，使用大量图表。如用圆圈循环图表示土著和游牧之间的关系、罗马与上古各种文化的关系，以及其和迦太基势力圈的冲突；用类似地图的表格勾画爱琴文化的源流等。书中的每幅插图都是陈衡哲精挑细选出来的，每一个表格都是基于陈衡哲历史素养和史料绘制出来的。此外，《西洋史》采用了章节体的编写方式，上册以国为单位编辑上古史、以时期为单位编辑中古史；下册为近世史，因内容繁杂便设计了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十个关键性子目。在每一编的结尾，陈衡哲还单独列出一个子目用来总结这一时期的历史规律或结论，这样不仅增强了书本的可读性，也益于学生发散思维、开阔视野，进而启发学生思考。

二、对当下教科书编撰的启示

当前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对编纂人员要求不够，忽视历史学科本身的逻辑性，语言过于干涩、可读性差等，本节以《西洋史》为考察对象，汲取其中的精华，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1.强化人员责任意识

无论是从杰出历史人物数量，还是从历史专著的质量和数量上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都留下了光辉灿烂的印记，故《西洋史》中体现的对编写者的要求仍值得我们学习。由于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在书写过往历史的时候，史学家往往会在无意间加入自己的主观感受，因此在编纂现代史书时，应当强化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坚持唯物史观，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书写历史。

正如陈衡哲在《西洋史》的原序中指出的，很多人对“国际的混乱状态不是西洋文明的精神，而是他的一个大缺点”[2]3不解。当时，中国遭受了外国列强的侵略，作为史学家，陈衡哲并没有故意歪曲西洋历史，而是执笔书写客观历史。此外，她在编写《西洋史》时主张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整体，摒弃了史学界以往将古代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出发点的看法，用客观平等的态度对待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文明，注重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虽然陈衡哲在编写《西洋史》时并未提出全球史观的概念，但很多地方都体现了其全球史观的理念。如把欧洲文明、埃及文化和亚洲一小部分的文明放在一起加以论述；在书的最后一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指出19世纪的欧洲历史渐渐世界化，主张以欧洲为中心去梳理世界历史，注重欧洲与整个世界的联系。

2.注重历史学科特性

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因此，在编纂时，首先要时刻秉持书写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将最真实的历史揭露给读者；其次要注重历史学科的时序性，把条理清晰的框架呈现给读者；再次，恰当使用表和地图，作为历史学科的两只眼目，表和地图不仅有利于史料的准确传达，也能够培养学生看图读书的习惯，提高其历史素养；最后，应该注意历史知识的整体性。

与《西洋史》根据历史观念整理历史，注重说明各种史迹的背景、因果及彼此之间的影响不同，现行教科书摒弃传统的章节体，采取“模块＋专题”的形式，将内容分列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独立的版块论述，将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开讲授。此外，由于教学重难点和考试的倾向性，很多不列入考试范围内的内容往往被教师忽视，这使学生习得的历史变得支离破碎，不仅给学生学习带来困扰，而且割裂了历史的整体性。

此外，还应注重加强历史教科书与现实的联系。《西洋史》不仅在枪声炮影中存活下来，而且在三年之内印至六版。其间，陈衡哲不断对原有版本进行修订，将章目重排，加入近事，重新评估史迹的价值，“以最近的眼光加上一些材料和解释”[2]3，以更为合理地揭示史迹之间的相互关系。书的字里行间体现着作者对现实的关切，如“至今”一词几乎贯穿全书；又如，由苏末人发明的六十进一进位法联系到现在的时间计数法；为了说明中古拉丁文在欧洲文学上的地位，将其与我国官牍文字对比；由加提对于文化的贡献提及现在所用的黄道十二宫、五大行星名字、对于日食的预测等，拉近了历史和当今的距离。

3.增强教科书可读性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西洋史》摒弃了晦涩难懂的文言文，采用了白话文，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运用比喻、拟人等多种手法对所讲述的内容进行刻画和渲染。如在论述后石期的文明宗教时，将先史时代的人比做小儿，形象生动地描述出他们对宗教的畏惧与希望的两种矛盾心理；在论述波斯帝国建立的时候，将加提比做螳螂，末的亚比做黄雀，波斯比做猎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后还有猎人”，用简单的几句话语交代了参战各方及其关系。此外，书中还多次用到拟人的手法，如在谈到爱琴文化时，赋予其生命特征，用新出世、开花结果、散播种子等生命生长的阶段来论述；又如用人物对话的方式处理罗马、马其顿及苏鲁克帝国的关系。生动有趣的语言使原本枯燥无味的史实跃然于纸上，不仅能够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在其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还有助于读者理解抽象概念和道理。

教科书的内容不仅仅是传达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因此，应重视书中语言的表述方式。因为从教育意义上来说，语言的表述方式往往比其教育内容更为重要，适合学生理解力的表述方式更能激起其阅读和探究历史的兴趣，但是像《西洋史》中通俗易懂的语言在我国当下的历史教科书中似乎越来越少见到。

三、结语

作为一本历史教科书，陈衡哲的《西洋史》不仅在塑造学生认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当下教材改革提供了很多借鉴。学以致用的教育目的观、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反注入式的教学方法、编纂人员的责任意识、历史教科书的趣味性等均是我们应注重的方面。总而言之，陈衡哲在《西洋史》中所体现的历史教育观对当下乃至将来的历史学科教学都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