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劲博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弗洛姆生于1900年，去世于1980年，其所生活的年代当中，前半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分裂，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的冲击，似乎昭示着资本主义制度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在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又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些戏谑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似乎“又回来了”，似乎还有很多的潜力没有被开发，这样一来不少西方的知识分子，甚至是自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知识分子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为发达的阶段，难以再找到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时代那样的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和贫穷生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变得逐渐淡漠，而受到了这两个“割裂的”时代巨大冲击的弗洛姆却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依然存在者较多的异化现象，除了之前已经探讨过的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以外，在经济发达的情况下，人们思想上的异化变得更为明显，也更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经济发展之后，人们似乎拥有了比之前更好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对生活进行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如之前所述，是被异化的，是受到外物支配的，人们并不是真正地在追求自己所渴望的东西，也不是在寻找自己的真实存在，而只是在获得某种虚假的根本不现实的东西。人们自以为经济的发展能完全消除异化，却没想到在思想文化上却为异化提供了更非我的土壤。人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扬弃掉异化，反倒使异化冲出了经济领域的限制，进入了“更广阔的空间”，而在心灵深处，人们的空虚和异化也会变得更加明显，从资本来到世界的那一刻起，人们就开始了为资本服务的生活，人的天职就变成了促进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人们的活动不像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幸福，而更像是为了资本在服务，服务于一个独立与其自身之外巨大的运转机器。当资本不断发展之后，除了在常见的经济领域，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针对这一现象，弗洛姆做了一定的分析与阐释。

一、对人与同胞关系的异化的批判

关于人与同胞关系之间的异化，早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便有对这种异化现象的描述。马克思指出，这种现象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过程、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在资本生产的过程当中，人们的劳动创造了一群“新的阶层”，换句话说，资本家、剥削者、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而言都是由人们在劳动和生产的过程当中创造的。人们不断地努力，促进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也形成了一个不需要依靠劳动而只提供资金，进行管理的阶层，也造就了一部分作坊主或其他生产资料所有者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而这些人最后部分发展成了我们所说的资本家，而这些资本家却又反过来支配、压迫、剥削这些劳动者，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异化。

弗洛姆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自己一些分析，其认为联结人与人的本应当是爱的情感和友好的伴侣关系，人们之间通过情感与爱相互联系，体现人性的关怀与光辉。而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淡漠，个体与他人的对立与冲突变得越来越明显，人们似乎没有意愿再建立这样一种爱的联系，这种关系倒是逐渐蜕变成了两种机器相互交流的联系，也就是一种机械化、冷漠化的依靠利益建立的联系，人们在这种联系当中并不习惯将自我与他人当作主体来进行联系，更多的情况下，是当成两种冰冷的物体来进行联系。相比之下，弗洛姆在此处指出的人与人的异化更为双向，不再是单方面的压迫与剥削，作为个体的人彼此都将对方视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人在自己工具异化的同时，还试图将他人作为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们彼此之间相互利用、相互倾轧。人们在热情友好的交往表面之下隐藏着疏远冷漠和不信任，人们并不是真心与他人建立情感的联系，而谋求的是相互利用的价值或潜在价值，真正的感情在现代社会渐趋枯萎。而这也是宣扬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的弗洛姆感到悲哀的事情。

在现代社会中，一定阶层的人只愿意接触自己这个阶层或者更高阶层的人们，想要在与他们的交流中获得一定的利益。人们以为是自己在支配自己的行为，但其实却是在受到来自他人的支配，外在的他人决定了他能接触到什么，得到什么，甚至想要什么。而这种“外在的他人”其实也是他的一种“创造”，他自己的一些努力“行为”创造了更高阶层的人的存在，而反过来，这些“更高阶层的人”得以压迫他，或者说使其被动地重新来进行巴结，但这种“巴结”也是对其本身有利益的，其试图通过这样的一种“巴结”将这些对象工具化，实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形成了一种“双向的异化”。

二、人与自身相分离的异化

马克思指出人与人的类本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异化的情况。对于这种类存在物，马克思主要是站在自由自主的劳动的角度上来分析这个问题的。马克思将劳动认为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也是人区别与动物的根本的类本质。这种类本质能够通过对象化，即实践改造对象世界的方法来体现出来。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人们的劳动不是自由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异化劳动，在这样的一种劳动中，人类并没有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没有依据自己的真正需要与想法来进行劳动。实际上，人类的这样一种劳动，使人和人的类本质分离开来，这样的一种类本质却又反过来“控制”了人本身，人的类本质变成了人的异己的本质。

而弗洛姆在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进一步的考察之后，进一步指出了人对自我的异化事实上在当代还要更严重，更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其提到，人作为少数能够拥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应当是具有个性，具有感情的自由自主个体，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人们受到利益的进一步驱使，在“市场倾向”中，人本身无意识地将自己的外貌、头脑、灵魂等都进行商品化的方式投入到学习和工作当中，“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人和自己身体上的种种特征愈发地对立，人们不再把属于人本身的品质、技术、知识和情感当作“人本身”的东西，而是想尽方法如何将其变现，变成更加独立于人而存在的财富。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们将自己身上的种种器官、组织剥离开来，寻找将自己的美貌、自己的知识、自己的一些经历变成切实可见的利益的方式，人们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或者自我主动把自己分割成多种“商品”，在这个庞大的社会当中进行出售，而反过来，也有人手持财富在社会当中不断寻找那些愿意将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变现的人，这些人，将“人格包囊”中的一切明码标价，吸引一群愿意出卖的人前来进行交易。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人们不再愿意回顾自我是否存在，也就更不可能真正拥有自我意识——人们终究成了“物”，像弗洛姆所说的，“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社会经济状况，造就了现代西方人的性格，使人的精神健康处于紊乱状态。”[1]75

这种人与自我本质的异化，事实上除了之前所提到的经济、政治因素以外，还受到很大程度上来自文化的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宣传“推销自己”，宣传“金钱拜物教”，促使人们去思考如何把自身所拥有的物品，包括生理的和精神的，更好地变现，最终达到一种所谓的物质上的“富裕”状态，但是却没人去关心人的心灵上是否“富裕”，物质上的愈发发达和精神上的愈发贫穷成了现代社会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弗洛姆概括性地总结道：人通过一定方式“（将自己）转化为商品，感受到他生命力量的是作为在现行市场条件下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投资”，他将这种人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异化了的自动装置关系”。[2]71这样的一种异化行为在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逐步成为一种“文化”，人们被不断灌输要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力”，在身体的某一部分或者其延伸上形成自己的“财富”，而在之后的社会活动当中在，而是要把这一部分进行“出售”，从而变成真正的财富，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当今的社会当中，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文化思想。与传统的更多聚焦于经济领域的异化有所不同，这样的一种异化现象得到了一种“确证”，在社会当中以文化的形式传播开来，将其视作了一种值得宣扬的精神，这也更加明显地提示我们，要警惕这样的一种现象在社会中的无序传播。

三、对消极自由的批判

弗洛姆继承了西方传统对“自由”的解读，也将其分为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同样的，他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广泛宣传的消极自由做出了自己的批判。他指出，消极自由习惯于从“解脱”和“反面”去解释自由，习惯于去表述“别人不能要求自己做什么”的角度进行解释。弗洛姆认为这样一种对自由的解释方式是对自由的亵渎，其认为消极的自由充满了“怀疑”的元素，没有意义更没有方向，只是一种被动的“诉求”。资本主义社会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宣扬的自由便是这样一种“消极自由”，其“消极”地切除了人与他人之间的联系，使个体从与他人的联系当中逐步分离出来。弗洛姆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宣传的自由具有十足的两面性，而同时，其负面作用在当今也变得愈发明显。这种消极自由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对推翻奴隶制、封建制等严重压抑个体特性、严格控制个体行为的社会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个体的思想和行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解除了旧有社会形态施加在个体身上的束缚，使个体获得了一定的独立；但是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无情地将人们驱逐出了世代所居的土地，解剖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把人们暴露在了全社会当中，“无依无靠”成了现代个体最大的感受，不安、孤独和恐惧成了现代人生活当中逃不过去的话题。

弗洛姆首先希望从历史发展出发，对社会发展史进行分析——这一点和他所推崇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相似之处——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个体逃避自由的根本原因。弗洛姆指出，人类社会当中，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无论是原始社会的部落制度还是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和宗教团体，都是由人组成而又联结一个又一个人的。在每一个社会团体当中，个体都需要按照团体的一定规定去行事，这样一种方式一方面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但是反过来，这种方式也能使其中的人感到安全和舒心。这一种制度给每一个人规定了固定的位置和功能，也限制了他们跨越阶级地位的可能性，这样的方式极大地约束了人们的行为，但是也极大地给了人们安全感。

而当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市场、资本等因素对财富的积累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自由的竞争给人们带来巨大的财富，却无法消除竞争带来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人们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对自我的定位变得愈发模糊和动摇，而对个体在社会中的渺小也愈发感到悲伤。也就是说，这种消极自由在弗洛姆看来给人们带来了彰显个性、自主活动的机会，但是其也不能解决人们在思想文化上存在的一些弊端和空虚感。其不再能将人与世界、人与他人连接起来，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孤独的困境，弗洛姆指出，人既需要自由但也需要安全感和联系，这种消极自由会使现代人在此感到孤独、渺小和不安全感。

基于这种对消极自由的批判，弗洛姆指出积极自由是一种个体主观上的积极态度，意欲实现自我。其认为，积极的自由是在充分肯定人的个性基础上，从而通过“爱”与“可能性”发挥出自身具有的体力和潜力，实现个人与自然、他人的联系，甚至可以复归到人的本质当中。弗洛姆也继承了马克思的一些思想，比如积极的劳动，他认为可以通过人们个体自发性的积极劳动来克服孤独和恐惧，实现积极的自由。这其中，他举的例子如孩子的创作或游戏，孩子们的这些发明不是为了任何的利益或目的，而仅仅只是一种自发性的、积极的劳动。

弗洛姆总结道，真正属于个体的活动需要通过“爱”来实现，也就是“爱一个人也意味着爱人类”[2]62。

四、对社会性格的批判

在前文的叙述中，似乎更多地体现的是弗洛姆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他在对社会的分析中也具有一定的弗洛伊德主义色彩。比如最为著名的，便是其基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提出了社会性格理论。弗洛姆从社会性格的功能入手，写道：“在这一概念中我指的是，在某一文化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这与同一文化中各不相同的个人的个性特征截然不同。社会性格的概念不是指某一文化中大多数人的性格特征的简单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性格的概念不是统计学概念。我们只有涉及社会性格的功能才能理解社会性格。”[1]71社会性格的存在使社会成员们可以较为容易地接受这个社会的操纵和对自己的改变上。也就是说，社会性格可以是社会对社会成员产生作用的中介，并且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和途径。这和葛兰西提到的“文化领导权”有一些类似之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国家对人们的统治不再是使用一些暴力和强制手段，而是通过一种特殊的社会性格，从文化上进行统治，使人们在精神上就不愿意进行反抗，从而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控制，使人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弗洛姆将人的社会性格分成五大类，其中他指出了四种不太合理的性格倾向，即非生产型性格，分别是接受型性格、囤积型性格、剥削型性格和市场型性格。

随后弗洛姆提出正确的性格取向就是来自生产性的爱和思维的生产型性格，人们只有在自由自觉的积极的爱与劳动当中才能真正理解把我这个世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弗洛姆“不太唯物”的一面，其极力地强调爱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宣传只有用爱才能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的关键在于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性格，并在全社会开展社会性格的革命。而这一方面需要严格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则是要全力以赴地爱别人。

弗洛姆认为性格学说可以扩展到人类的社会领域当中，为解决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弊端问题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其也强调性格的基础并不是本能冲动，而是源于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这也反映了他对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

五、结语

弗洛姆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时俱进的，对于现代资本主义而言，其中的异化关系不断地以一种新的姿态展现，在这其中，除了传统的经济领域异化，在文化领域的异化也愈演愈烈，而弗洛姆则把握住了这样的一种趋势，适时地指出了其可能的危害，警醒我们去进行观察与思考。

在文化的层面上，当今的异化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物质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之后带来的一种现象，这样的一种异化与当初的经济异化还有所不同，由于文化是难以定义的，其能指与所指也较为模糊，难以被直观察觉。但是其危害却并不亚于经济异化，事实上，这样的一种异化反而从身体进一步内化到了精神当中，可能会对人本身进行一个更高层级的“控制”。弗洛姆点出了一些可以促使我们思考的方向，而我们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考察现实的生活。而社会性格的划分，也是一种新的思想和阐述，我们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参考，进一步做对社会与社会中的人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