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淑红 王 玥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4）

人名是人文的标志、交流的工具和血脉延续的载体，受社会历史、地域环境、制度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含义。姓名不仅是一种语言符号的组合，更包含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展示着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加速了人口迁徙，具备多国身份和文化背景的个体大量散居于世界各地、各文化脉络中，心理和行为模式的差异广泛存在。这为文化心理研究兴起带来了深刻社会现实需求。在文化学、语言学及社会学方面，关于中国人的姓名研究皆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国内学者对人名的文化心理阐释并不多见，故本文借助人名，把“人—社会—文化”三点并联考虑，视名字为文化符号，推敲人的主观世界，分析心理活动在文化符号中的体现，从文化个体内部来解读文化。同时，阐释文化刺激是如何被个体感受、认识并得以体现的，探讨特定文化生活脉络中个体心理与行为发生、运作的规律。

一、文化心理学相关概念阐释

文化心理是一定的文化群体长期生活中形成的稳固心理定式。[1]人作为文化的主体，创造出各种符号，如数字、语言、地图等，依此来满足个体及群体行为、心理发展需要。人类的行为与心理由文化决定，受文化制约，无法摆脱文化影响而单独存在。文化心理学认为，人类某些心理在文化中产生，是自然发展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文化心理学包含两种不同机制，一种是自然机制，也称生理机制，主要由生物进化形成[2]，内容上表现为文化的普遍性与共通性，即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心理具有相似的价值追求，如对健康、幸福和安全的向往；另一种是心理文化机制，主要指人类的社会心理机制，如自我、道德或价值以及审美心理，主要通过文化积累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机制由不同文化孕育而出。

文化心理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层是可观察的外部物体，如衣着、风俗、语言等。第二层存在于人们行为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出一定差异。第三层反映在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上，决定人们的感知、思维与情感，且不易察觉。人名高频用字及形式是文化心理的第一层体现，即可观察的；从众行为方式和标新立异的行为方式是文化心理的第二层体现；无意识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影响人们的命名活动，是文化心理作用于人名的第三层体现。

二、取名用字中体现辩证的思维方式

文化既渗透于有形之上，体现在行为方式向度，又作用于无形之中，积淀于民族精神价值的深层追求。本文所使用的辩证思维形式这一概念，是与当代科学思维、辩证法哲学思维不同的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3]35它是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强调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相互区别的，但更强调事物间的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它并非利用客观的方式分析事物的矛盾，而是在众多的统一中模糊把握事物特点，可被称为一种感性的、现象世界的辩证思维。这一特点体现在中国人言行举止中，投射在取名用字传统里。

1.稳中有变的发展观点

受辩证思维方式影响的个体在观察和分析事物时，习惯以一种动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即摆脱固定模式，强调因时而变，根据所处环境将行为举止调整到合乎时宜，体现中国人对自我不断探索、不断升华的要求，这是一种辩证的发展变化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老百姓希望名字能给孩子带来好运，取名如“财顺”“满仓”等，反映出对美好生活的企盼；还有一些父母希望名字帮助孩子摆脱厄运，取贱名如“狗剩”“黑蛋”等，盼望孩子能像猪牛狗等牲畜一样生命力顽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是文化心理变化的动因，个体对精神层面有了更高的审美追求，取名时倾向于避俗求雅，“凡”“素”“常”等字代替了从前的贱名。外来文化的冲击是文化心理变化的另一成因。通过新文化冲击，原有文化心理不断被赋予新的生命力。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传入的个人主义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碰撞，出现了一部分音译英语、俄语、日语的“洋名”，如“丁丽娜”“郑伊万”“胡纯子”等。这些中西结合的名字伴随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为中国居民所接纳，是多国姓名文化在碰撞、互动中的自然整合。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恰恰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可塑性。

2.有机结合的整体特色

整体，又称“统体”。在古人看来，整个世界是一个统体，每个人、每件事物也是一个统体。中国有古语“牵一发而动全身”，形象表达了中国古人的整体思维特征，通过统一、结合、转化等方式将本互相对立的双方塑造成一个整体。正因如此，中国古人把整体和谐作为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以此判断和评价一切事物，其典型思想是阴阳五行学说。五行按金、木、水、火、土的顺序相生，同时按土、水、火、金、木的顺序相克。命理先生会依据生辰八字推算人的五行，根据五行偏缺取合适的字入名，补充命理中八字的不足，规避未知风险的发生。[4]“五行入名”是人类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预测和改变命运之诉求在名字中的反映，是一种温和的文化心理刺激。五行入名这一文化现象在现代社会中仍历久不衰，如用“堃”“淼”“炎”“鑫”等字入名，皆是受五行学说的影响，其内含的祈福愿望被广泛应用于取名中。人们认为名字和前途命运是一个整体，二者紧密相关。

在八卦和五行中，富含中国圣贤们整体论、系统论的思想，虽不可避免包含部分迷信色彩，但这是中国人祈求健康安泰的重要依据，体现了中国人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的生活智慧。这一整体性思维已经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民族性格及个体文化心理的一部分。

3.对立统一的矛盾态度

对立，既存在于相斥的两种事物中，也存在于同一事物中相反相成的双方。有时对立面并不存在，辩证思维会人为设置对立和对应，甚至有意创造出对立。辩证思维方式认为整体中的对立因素是相互依赖的，没有任何一项可以独立存在，任何一方都没有优先权。[3]37如访谈案例“张馨杰”与“张钧怡”皆为女性名，家长通过平衡名字中的阳刚气质和阴柔气质，追求整体和谐。辩证思想的整体论认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只有差异性共存才能构成整体，而这种对立统一又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

三、命名择字里蕴含集体主义观念

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间的互依关系广泛存在，个体只有与他人组成相互依赖的群体才完整。[5]个人行为目标并非弘扬自我独特性，而是与群体目标保持一致，为维护群体一致性做出贡献，无论家庭观还是自我观皆渗透着集体主义观念。

1.极具东方特色的家庭观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并非一般的集体主义文化，而是基于情感和血缘关系的特殊伦理型集体主义文化，或称伦理主义文化。[6]个人在思考自身与家庭关系时秉承经验主义法则，紧密依靠群体确定自我与世界的联系。家庭是最重要的组成单元，家庭和家族高于个人。为加强家族中个体间的联系，表明个人对家族的依附关系，形成了“姓前名后”的姓名结构。改革开放前，人们乐于用辈分字取名，认为这是“分亲疏别长幼”的重要方式。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取名较少在家族字辈里取字，某种程度上表明宗法观念的削弱。代表宗法色彩的字辈逐渐被人们淡忘，一方面是辈分字过于粗浅，无法突出个人特色。另一方面，使用辈分字客观上增加了重名可能。因此，在封建社会时期为人们所推崇的辈分字在时代发展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姓前名后的结构虽被沿用至今，但姓氏的选择不再局限于父姓。根据中国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公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2020年出生并已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计1003.5万，其中随母姓与随父姓的比例为1∶12。从父姓比例下降母姓比例上升可以看出，人名中所蕴含的宗法观念也随时代发展逐渐减弱。

尽管人名中的宗法观念逐渐淡化，但基于伦理主义文化影响，“孝”一直是维护家庭秩序、家族延续和社会稳定的规范。孝是家庭文化所提倡的，在姓名中出现的“家”字、“孝”字屡见不鲜，“孝泽”“孝菡”“家筃”“家懋”等皆为2015年之后出生的婴儿名，可见无论男名女名“孝”文化内涵蕴含其中经久不绝。

2.富含互联特征的自我观

自我观是个体对自身的认识和把握[7]，在儒家“推己及人”的伦理认知方式下，中国人以一种含蓄、内隐的方式表达自我愿望[8]，强调和睦关系，人际间相互依赖。相较于个体主义文化下的“独立型自我”[9]，中国人的自我观呈现出互依型自我的态势，首要特点是自我与他人的分界不清，自我与他人间的关系距离更加紧密。

通过与20位新生儿家长访谈得出结论：几乎所有人都不希望孩子跟别人重名，绝大多数家长不愿再按族谱中规定的辈分字取名。但绝大多数二孩家庭在为第二个孩子命名时，或在含义上，或在语音上，或在用字上，体现出了血亲联系。命名者创新用字方式，舍弃族谱中规定的辈分字，发挥主观意识的能动性，选择更突出个性特征的字符，将多个家庭成员联系起来使孩子明白身份关系所属，希望在血缘上有密切关系的孩子遇到困难时有“自家人”观念，相互帮助不分彼此。这是当下字辈命名基本消失后，二胎政策实施以来，小家庭独具一格的命名风尚——连字现象，即选用含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固定在人名中，以表达个体间密切的身份联系。部分案例如下：

张润馨，与哥哥张兴润重一个“润”字。

黄依迪，哥哥叫豆豆，因动画片“豆豆迪迪爱冒险”，故为妹妹取名迪迪。

张圆圆，孩子的奶奶给孩子取名，有意与孩子堂姐家的孩子培元、贵园名字重合。

张满满（张圆圆的弟弟），孩子姥爷给孩子取的名字，姐姐叫圆圆，有了弟弟，家里有儿有女，凑成了一个“好”字，圆圆满满。

四、结语

文化给心理过程打上时代的“烙印”，折射出所处时代的文化色彩，心理过程又影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汉语姓名文化的演进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取名用字时的文化心理仍保留着传统文化中的众多因素，承袭着儒家文化，延续着五行思想，体现出静态的继承性发展。日益提升的审美趣味和独具匠心的家庭命名方式，体现出动态的创新性演进。文化心理视角下的中国人名用字带有浓厚的辩证思维特征，体现出个体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互依型自我观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