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若笛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教研部，吉林 长春 130028）

一、《一句顶一万句》中孤独意识的表现

（一）《一句顶一万句》基本内容概况

《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两部分：《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前半部分讲述了农民杨百顺坎坷的一生，杨百顺被自己的爹老杨和弟弟杨百利算计，失去了上新学进衙门的机会。为了脱离老杨和豆腐，杨百顺背井离乡和老曾学杀猪，却因与师母冲突最终被师傅误会，师徒决裂。后来，杨百顺来到老蒋家挑水，因放走了主顾家的猴子怕担责任又逃离蒋家，接着跟随传教的老詹改名杨摩西，偶然因一次社火扮演阎王的机会被县长老史看中，阴差阳错进了衙门种菜，同时入赘吴香香改名吴摩西。但县长老史被撤后，没了衙门光环的杨百顺又被众人看不起了，同时发现媳妇吴香香与银匠老高私通，气愤之下杀人未果。吴香香与老高私奔，为了讨个说法给别人看，他出走延津，不情愿地踏上寻妻之路，却在找寻之路上丢失了能够“说得着”的养女巧玲。后半部分讲述了巧玲儿子牛爱国的生活，祖孙两代人的生活惊人地相似。牛爱国打小不受父母喜爱，独和姐姐牛爱香关系好，在姐姐的介绍下认识了妻子庞丽娜，婚后的好生活没过两年，庞丽娜便与摄影店的小蒋私通，牛爱国从费心挽回到绝望地想要杀人，最终都归于平静。牛爱国在送货的路上结识了美食城的老板娘章楚红，与章楚红私通时他终于明白为何庞丽娜和他过不下去了，一切都源于一句话，一句能否“说得着”的话。同样为了讨个说法给别人看，牛爱国也踏上寻妻之路。杨百顺出走延津和牛爱国回归延津为的就是一个“说得着”的人，延津的存在不单单是故乡的意义，更多的是象征找寻知音的国度。

（二）孤独意识的体现

通常意义上我们所认为的孤独，一定是个体脱离群体存在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是亲人离世自己孤身一人，或是与友人相隔甚远，抑或是爱人不能与之相伴，但《一句顶一万句》中所表现出的孤独意识与之不同，小说中所有的情节进展和人物关系，所有的悲欢离合情感变化都围绕着人与人之间是否能够“说得着”。即使亲友爱人俱在，因为言语的孤独，人在精神上与他人依然难以接近，导致生活上的种种热闹喧嚣都是掩盖孤独的假象。为了摆脱这种孤独，“说话”变成了人与人之间沟通心灵和化解冲突的唯一途径。

1.言语的重要性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孤独就是人与他人的疏离，与现实环境的分裂。人的生活离不开“说话”，导致人与他人疏离，与现实环境决裂的重要因素便是言语。言语表现出个体的个性特征、情感体验和思维活动。言语的沟通是人与他人、与现实环境的连接点，平民大众的孤独便来自他们无人可以诉说也无人可以理解他们。《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便是如此，亲情层面上，其父老杨和其兄弟杨百业、杨百利虽均健在人世，却均不是他“说得着”的人，其父热衷于打鼓和卖豆腐，与杨百顺钟爱的喊丧毫不相关，二人又均不愿踏入对方的世界寻找兴趣点。友情层面上，杨百顺与李占奇因共同热爱罗长礼的喊丧而成为好友，变得有很多话说，但言语的沟通并未持续长久，友情的关系虽在，情感的内核却已成空。爱情层面上，婚姻是两个人从独立的个体走向互相融合的过程，夫妻本应是拥有最多话可说的关系，但杨百顺的妻子吴香香和他无话可说，使得孤独在爱情的载体上长久延续。看似喧嚣热闹的世界里，却难掩人类内心世界的孤独，而“说话”是我们唯一能够拿起来反抗孤独的武器。

2.“寻找”和“失去”的轮回

存在主义哲学强调，正是由于人本身的“虚无”，因此人应该进行绝对的“自由选择”，从而用自己的生存活动支撑和承担自己的“虚无”，并从中走出来。而现实情况中，人往往会因自我的迷失在“虚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受限于现实的“自由选择”导致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孤独”，陷入轮回。《一句顶一万句》围绕祖孙两代人的生活展开，杨百顺和牛爱国便是在“寻找”和“失去”的轮回中度过，相似的经历和同样的孤独一遍又一遍地重演。庞丽娜与小蒋私奔，牛爱国的追寻与放弃。祖孙两代在不同的事件下的相似经历和做法，如同轮回一般。吴摩西和牛爱国内心的痛苦和苦闷均来自一个源头——孤独，二人原本充实的精神世界因外界的介入而打破，并被夺走帮助他们消解孤独的载体，“失去”重复发生，“寻找”也就不断开始。如同吴摩西和牛爱国，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渴望，渴望通过说话来寻找能够帮助自己走出“虚无”的人，避免一次次踏入孤独。

二、《一句顶一万句》中孤独意识的分析

孤独是人类社会一个永远在讨论且不能避免的母题，孤独意识具有类别性和顽固性，它可分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孤独和普通大众的孤独。过去大部分文学作品往往站在知识分子层面来探究孤独这一问题，比如《霍乱时期的爱情》和《我的名字叫红》。的确，知识分子阶层有能力表达自身并排遣孤独，但这只是少数群体，并与普通大众不完全相融合，难以带动普通大众的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一句顶一万句》中表现的孤独恰恰是普通大众的孤独，是中国最底层农民的孤独。这种劳动大众的孤独才是更大的孤独，它隐藏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于细节中。生活的压力越大，劳动大众精神上的孤独感也就越强烈。小说里的每个人都被孤独紧紧包围着，无论是一心想要喊丧、目不识丁的杨百顺，还是饱读诗书、每天吟诵《论语》的老汪；无论是拉车卖豆腐、以为与老马交心的老杨，还是日日想着找个“说得着”的人的牛爱国。每个人都会孤独，这是无法逃避的，这种孤独最大限度地体现在人的语言和存在上。

（一）语言的孤独

《一句顶一万句》展现了具有普遍性的孤独意识，这一意识存在于普遍国民之中，以伦理为基础构建社会关系，由语言构架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网，语言不仅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媒介，更是体现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根本属性。杨百顺从抵抗老杨，坚决不做豆腐开始，到和人学杀猪、染布、信主、去县政府种菜以及娶吴香香为妻，每一步都历经坎坷，除却困苦的生存原因，每段经历都离不开“说话”，语言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句话改变一件事的走向、一个人的一生。此时的语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日常交流、个人表达，而是体现个体真正存在的载体。言语的匮乏导致个体在生存发展、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障碍，从而难以真正融入社会集体，多数情况以孤立的形式存在，其身心必然产生孤独无助之感。这种孤独感不断滋生，反映到语言上，产生恶性循环，最终使其精神压抑，无法消解内心淤积的孤独感。《一句顶一万句》不仅借助语言表达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更向公众传达出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百姓渴望借助语言表达内心孤独，不断寻求如何借助语言表达自己、与人交流的最佳方式。

（二）存在的孤独

刘震云从《塔铺》《一地鸡毛》到《手机》《一句顶一万句》，始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所有个体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孤独的，过去的文学作品讲到孤独，往往是在知识分子层面，知识分子的孤独处在高级的精神活动中，当然也会有非常好的作品，而我觉得更大的孤独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劳动大众之间，他们从事的体力劳动越是繁重，精神上的孤独感越是强烈。”①这里没有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等，有的都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闲散的生活状态。延津如同一座迷宫，里面的人千方百计想要绕出来，外面的人充满好奇往里走。语言构架起整座迷宫，既是阻碍又是通道，每个人都想借助语言打破阻碍走出迷宫，又都被语言绊倒难以前进，越努力寻找越孤独的生存状态和压抑困惑的精神状态使人们一步一步走向孤独的深渊。寻找“说得着”的人在此时更像一个目标，给人们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一个理由，以及一个向剔除内心孤独而努力的方向。如同《一句顶一万句》中发生的一切一般，现实生活中也充满了偶然性和不可知性，一切看似荒谬却符合逻辑，平凡的小人物明知无法改变命运的走向却依然奋力走在自己的人生路上，而不是任凭命运随意摆弄。目标不一定是为实现而存在的，更多的是为彰显和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

刘震云通过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体现了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的孤独状态和孤独生存。通过小人物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映射出几代人精神和生存的双重孤独。牛爱国的故事便是对这两重孤独最好的诠释，从小在家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孤独感就此扎根。冯文修、杜青海和陈奎一，都和他从真心实意相交的朋友变得越来越说不上真心话了。在人生的关键节点和困难时期，他孤立无助想去投奔朋友，找到可以宽慰他的人，才发现无处可去。牛爱国与和自己朝夕相处的老婆竟也是无言可诉，他努力讨好老婆，一再渴望抵抗孤独，破除隔阂，得到理解和支持，却一次次被现实打败。小说充分体现出个体存在的孤独，在喧嚣的社会中，个体努力与他人实现沟通，却一次次被拒之于外，祖孙二代人的孤独悲剧，印证了时代的悲剧，失落、无望充斥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人心无处安放。生活在最底层的小人物不惜一切代价，一次次地反抗，一次次试图改变，却仍旧在“存在的孤独”的泥沼里深陷不起。

三、孤独意识的解读与消解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借助存在主义哲学，通过杨百顺和牛爱国的生活反映个体生存的本质，二人在爱情、亲情、友情中体现出带有民族特色的个人精神面貌，从而揭示中国底层人民普遍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对孤独进一步追问。孤独意识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国民对于自我认知的困惑，当人无法正确认识自己时便不能正确对待自身的处境，更无法走出外在环境的束缚和改善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刘震云将视角放在一个最为原始、最为狭小的空间来描写，以个体生命出发，尽可能地不掺杂各种名利欲望，证实了这种孤独意识是人性本源所引发，是人与生俱来的。我们应当正确认识这种孤独意识，以一种坚决而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这种孤独意识，在时代中摸索前进，努力寻求消解孤独意识的方法。

消解孤独意识的前提是正确的自我认知，而语言则是直接办法。首先要让大众自觉地认识到这种孤独意识的存在，从现实中的自我和精神中的自我分别进行剖析，找出孤独意识在这两个区域出现的原因及其走向，进而正确地认识自我，明确自我认知的困惑所在点。其次要明确这种孤独意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想要消解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的，但积极的自我暗示和自我引导是必不可少的，善于发现和总结这种意识的特点，根据个人的特殊性和时代的普遍性进行疏导消解。最后，我们要积极挖掘深藏在国人内心的其他中国精神，努力地使其外显，制衡孤独意识。

四、结语

文章试图通过揭示《一句顶一万句》中孤独意识的表现，从语言和存在两个角度对孤独意识加以分析，揭示“说话”对于人的生命和生存的重要性。当我们分析《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孤独意识的产生原因时可知，仅关注个人的孤独意识问题，似乎有历史局限性，缺乏长远性和现实性，个人问题的产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作用。因此，我们应从个人孤独意识入手，结合实际，研究全体国民的精神症候，寻找产生国民性孤独意识的深层原因。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可得知孤独意识源于个人对自我认知的困惑，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具有普遍性、类别性和顽固性。对此，我们需端正心态，以坚决而平和的态度对待孤独意识，以正确的自我认知和积极的引导来消解这种孤独意识。

注释：

①河西.刘震云：更大的孤独存在于劳动大众中[J].南风窗，2012 年第5 期：10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