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婕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2)

一、《封神演义》小说的电影改编概况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集史实与神话之大成，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神仙谱系，在民间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封神演义》的艺术成就与《西游记》《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其传播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亦不容小觑。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及港台、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分别以该小说为素材，改编成多个版本的电影作品。早在1927年便诞生了取材于《封神演义》的三部黑白默片，分别是《封神榜·杨戬梅山收七怪》《封神榜·哪吒闹海》《封神榜·姜子牙火烧琵琶精》，均由大中国影片公司制作。同年长城画片公司制作了《哪吒出世》，1929年大华影片公司又推出了《大破黄河阵》。这几部影片的画面都以打斗为主，是《封神演义》电影改编的开端。此后，改编自《封神演义》的电影作品不断出现，据大概统计，迄今已上映电影84部，其中2000年以后的作品34部，占比将近一半。此外，有据可查的预计上映作品尚有27部。

可见，《封神演义》的电影改编在近百年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尤其突出，这一部分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封神演义》小说已经成为近年来电影改编的热门IP，目前关于《封神演义》的电影改编仍在持续当中，“封神宇宙”(对标美国“漫威宇宙”)的建立也呼声日高。而《封神演义》之所以被频繁改编，与小说内容密不可分。《封神演义》小说极具想象力，武王伐纣与神魔斗法相互交织，“事无可稽，情有可信”，超越了现实题材的限制，引人入胜。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封神演义》中的神魔斗法场景被搬上银幕成为视觉奇观。《封神演义》小说还具有史学价值和民俗学价值等，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如小说中的女娲、姜子牙、哪吒、杨戬、太乙真人等被人熟知，这些都促进了《封神演义》的电影改编。对这一富有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蕴的经典小说的电影改编不仅在视觉文化时代方便大众接受，而且也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阐释的新路径。

二、《封神演义》电影改编的创作模式

由《封神演义》小说到电影作品，需要经过加工与再创作。“当人们从一套多变的、然而在一定条件下是性质相同的形式过渡到另一套形式的那一分钟起，变动就开始了；从人们抛弃了语言手段而采用视觉手段的那一分钟起，变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封神演义》电影改编的近百年间，电影创作观念不断发生变化，小说内容与电影内容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变化。曾有学者指出，根据古典小说视觉化再生产形态，大体可以归纳出古典小说视觉化再生产中叙事转换的三种基本模式：直译式、重置式和变异式。就《封神演义》的电影改编而言，其创作模式以重置式和变异式为主。其中，直译式创作模式的显著特征在于对小说文本的叙事话语进行直接借用或者模仿性借用，这一创作模式在《封神演义》的电影改编作品中使用得相对较少，毕竟影像表意方式不同于文字。

重置式创作模式虽然基本保留了小说的主要内容，但是不再以画面与文字对应的方式来再现小说内容。与直译式再创作模式不同，该创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小说语言的束缚，将小说内容化为影像表达。以电影《哪吒闹海》(1979)为例，电影以影像的方式更加直观、生动地表现了哪吒的诞生，小说中殷夫人怀孕三年六个月产下一个肉球，“李靖大惊，望肉球上一剑砍去，划然有声。分开肉球，跳出一个小孩儿来，满地红光，面如敷粉，右手套一金镯，肚腹上围着一块红绫，金光射目”。电影中哪吒是从莲花中出来，这是对小说的创新，也与后面哪吒化身为莲花相呼应。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认为“一部小说‘转换’为电影不是故事向形象的一对一的转换，而是小说最为重要的方面及其意义的视觉操作”。他的这一说法也为重置式再创作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持。

与之相比，在变异式创作模式下生成的电影文本与小说原著相差甚远，影像文本语言与小说文本语言几乎找不到对应之处。这一创作模式只是借用小说原著中的某些元素进行再创作，对原著进行改写甚至解构与颠覆。除了故事新编之外，变异式创作模式还更加突出影像语言的直观性，致力于创造出引人注目的视觉奇观。这在近年来的许多电影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无论是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姜子牙》(2020)还是《新神榜：哪吒重生》(2021)，都属于变异式创作模式。这几部电影中所展现的故事都加入了许多新的创作，与原小说差别较大，所体现的主题也与小说原著相差甚远。然而，变异式创作模式在给观众带来新奇体验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原著意义的消解。

纵观《封神演义》的电影改编作品，不外乎以上三种创作模式，这三种创作模式各有特色，而且在实际创作中，这三种创作模式也并非泾渭分明，毕竟电影改编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著。

三、《封神演义》电影改编的叙事策略

自1927年以来，改编自《封神演义》的电影作品已有近百部，其中除了展现武王伐纣的故事颇具代表性之外，关于哪吒、姜子牙、苏妲己的电影作品也相对较多。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发现，改编自《封神演义》的电影文本有着不同的叙事策略。

(一)武王伐纣的革命叙事

在《封神演义》小说中，武王伐纣的故事是其核心，前三十回主要描绘纣王的暴虐，为武王伐纣做铺垫，后七十回主要写商周之战，其中掺杂着神魔斗法，而阐教与截教的争斗也服务于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最终帮助纣王的截教失败、纣王自焚，武王赢得天下，姜子牙封神。动画电影《封神传奇之驱魔英雄》(2012)讲述的正是殷商纣王昏庸无道，修道之人姜子牙协助西岐姬昌反商的故事。此外，电影《封神传奇》(2016)虽然对小说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编，被人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该片仍是以武王伐纣为背景而展开故事。《封神榜：决战万仙阵》(2021)正是取材于《封神演义》第八十二回“三教大会万仙阵”，是武王伐纣中的一场重要战役，影片中人物众多，展现了正邪力量的较量。

(二)命自我立的反抗叙事

《封神演义》小说中有许多重要人物，哪吒便是其中之一。《封神演义》小说用三回的篇目详细叙述了哪吒的生平遭遇，突出了他的叛逆性。在小说中，哪吒的叛逆集中体现在他对“父权”的抗争上，哪吒割肉剔骨是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大胆反叛。在李靖毁掉哪吒行宫之后，哪吒直呼父名追杀其父将叛逆体现到了极致。在国内外多次获奖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讲述的是哪吒与东海龙宫之间的恩怨情仇，影片主要突出了哪吒的勇敢和正义。近几年哪吒形象在电影作品中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以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为代表。与《封神演义》小说不同，该片在叙事结构上进行了改编和创新，将小说中哪吒对抗父权的行为转化为对天命的抗争。事实证明这一改写是成功的，该片取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赢。有研究者指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价值观设定，成为父母和儿童两代人可以共享的价值观，这也是《哪吒之魔童降世》形成“合家欢”效应的一大关键因素。此外，动画电影《新神榜：哪吒重生》(2021)虽然在故事上创新更多，但其内核仍是主角对命运的抗争。

(三)拯救苍生的道德叙事

与哪吒相仿，姜子牙也是《封神演义》中的重要人物。姜子牙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是周朝的开国元勋。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被赋予神话色彩，代理执掌封神大业，敕封三百六十五路正神。小说突出了姜子牙神圣的一面，并多次强调姜子牙助周灭商是天命使然。姜子牙为拯救天下苍生而出山，兼具历史的合理性与伦理的合理性，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历史的悲剧意识》中有言，在以往的历史上，社会的每一种进步，都以多数人的牺牲为代价。历史的进步固然可以说是广义的善，然而牺牲多数人的利益等则是恶；主观上的善良愿望未必都能够得到善的效果，恶的动机则又常常成全了善的目的，以往的文明处处交织着这样的二律背反。姜子牙却弥合了这二律背反，实现了历史进步与伦理道德的和谐统一，以姜子牙为主角的电影作品大都沿用了这一具有道德意味的叙事脉络。电影《封神榜之火烧琵琶精》(1927)属于直译式创作模式，再现了姜子牙的智勇双全。电影《姜子牙》(2010)相较《封神演义》小说虽有许多创新之处，但仍以展现姜子牙的大德大智为核心。

(四)狐妖惑心的情色叙事

除了哪吒、姜子牙被改编得比较多之外，妲己也是电影作品中比较常见的人物。与哪吒、姜子牙的正面形象不同，妲己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小说中妲己是冀州侯苏护之女，在被献给纣王途中，惨遭九尾狐摄魂夺体，被狐妖利用来迷惑纣王，断送成汤基业。妲己本是美貌善良的女子，却成为九尾狐的化身。《封神演义》之后，妲己被民间公认为臭名昭著的蛇蝎美人。许多以妲己为主角的电影作品着意于表现妲己以美色蛊惑人心的一面，甚至刻意展现情色部分博人眼球。香港电影《肉山藏妲己》(1949)、《新肉山藏妲己》(1958)，台湾电影《妲己传》(1993)等影片中均有情色内容描写。新世纪以来，关于妲己的电影作品依然比较注重情色部分，如电影《狐妖苏妲己》(2018)、《封神：刺杀苏妲己》(2019)等。总体而言，以妲己为第一主角的电影作品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并不高，也比较缺乏思想深度和高度的探索。

四、《封神演义》电影改编的几个误区

《封神演义》的电影改编在近百年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这近百部电影作品质量参差不齐，有不少电影作品改编得并不成功。通过对改编自《封神演义》的电影作品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封神演义》电影改编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中国古典小说影像化面临的普遍问题在《封神演义》的电影改编中亦有所呈现。众所周知，从小说文本到电影文本的转换面临着一些困境，电影的具体直观性与小说的抽象想象性相对，这也意味着小说到电影的转换不可能丝毫无损。不是所有原著中的话语都能够转换成电影的画面，电影无法复制文字对人们心理细微处的刻画，进而建构起一个同一性的世界。而且一般来说，作品的文学素质越高、文学性越强，就越难以改编，尤其是文学名著，因为它已经奠定了该作品的最后形式。就《封神演义》而言，如姜皇后被设计戕害的冤屈悲痛、文王被迫食子肉的隐忍悲愤等文字叙述充满张力，使人沉浸其中备受感染。而在电影中，影像画面的直观性无法完全呈现出小说中的情绪表达。

其次，一些《封神演义》的电影改编没有彰显出原著的核心精神，甚至对原著进行了颠覆与解构。武王伐纣的革命叙事是《封神演义》小说的叙事主线，整部小说的核心在于对仁君贤主的拥护以及对无道昏君的反抗。一些电影作品刻意抹杀了武王伐纣这一核心叙事，电影《封神降魔》(2018)就直接去掉了纣王的角色，改编成了姜子牙与狐妖妲己并肩作战封印蚩尤，完全脱离了小说的本义，这正是对小说的颠覆与解构。再如《封神榜·妖灭》(2020)，影片中武王伐纣的核心故事被妲己与黄娘娘的宫斗以及姜子牙与狐妖妲己的斗法所取代，对原著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曲解。这些颠覆式的改写不仅没有再现原著的核心精神，而且也没有进行新的意义建构，只是视觉符号的拼贴。

再次，一些《封神演义》的电影改编片面追求收视率和票房，编织了过多的情感纠葛。小说着墨比较多的情感线索主要有五条，分别是李靖父子、纣王与妲己、姜子牙与马氏、土行孙与邓婵玉夫妇、龙吉公主与洪锦夫妇。这些情感线索相较整部《封神演义》而言都是支线，服务于武王伐纣的主线。而在有的电影文本中，刻意增加了许多感情线，弱化了对故事主线的叙述。如在电影《姜子牙》(2020)中，姜子牙与苏妲己真身(小九)的感情戏是整部电影的重心，姜子牙为了救小九一命不惜违抗师命、对抗天庭，姜子牙与小九之间发生的故事显然是编剧刻意编造出来的，该片也因此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姜子牙与妲己的形象自古以来被人熟知，民间的固有印象影响深远，对他们进行新的角色设定势必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对《封神演义》小说的电影改编，角度和距离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五、《封神演义》电影改编策略

第一,发掘和完善《封神演义》小说中的系列人物形象，丰富影像改编的内容。小说原著塑造了很多主要人物，他们形成了一个个小的人物传记，如周文王篇(十九至二十回、二十九回)、邓九公篇(五十三至五十六回、七十四回)等。相较哪吒、姜子牙等人，这些人物被电影改编得还比较少，仍有走向银幕的空间。而且《封神演义》中有许多英雄人物，在电影创作上可以推出关于这些英雄人物的系列作品，形成相互关联的电影文本群，从而促进“封神宇宙”的建立。值得注意的是，在创作过程中，应当注意这些系列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哪吒之魔童降世》与《姜子牙》都是由彩条屋影业主控的动画电影，但是前者的申公豹形象比较符合原著，而后者的申公豹形象是颠覆式改编，这样的设定有碍于“封神宇宙”的建立，在今后的创作中应当避免。

第二,对《封神演义》的电影改编可以有新的解读与阐释，但不能无底线地颠覆与解构传统文化。电影改编不是全新编写与随意创作，而是应当在尊重、理解原著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做出新的解读和阐释。以《封神演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早已深入人心，是民族文化记忆的象征，具有指向明确的内涵和意义，对其进行电影改编时需要谨慎行事。即便是借用《封神演义》中的某些元素进行新的创作，其核心也应当指向正面的价值建构。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这是新世纪以来比较成功的改编作品，该片虽然消解了小说中的父子矛盾，代之以对命运的抗争，但是这一改写凸显出的不仅有爱与亲情的重要还有命自我立的坚韧。这些都恰恰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文化自信的体现，这也正是《封神演义》电影改编的现实意义。

第三,不同文学以抽象文字的方式来表意，《封神演义》小说的电影改编主要是以视听语言的方式来表情达意,具有直观性的影像画面对于接受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封神演义》小说本就富有古典韵味，是传统文化的凝聚，《封神演义》的电影改编则是通过媒介技术手段实现对文学文本的再现，因此必然包含现代因素在其中，如镜头、景别、光线、色彩、构图等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当《封神演义》被搬上银幕时，画面能否体现出古典美学风格是影像化表达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改编自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像画面可以借鉴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方式，中国传统绘画讲究计白当黑、随类赋彩以及气韵生动等，不仅注重形似，而且对气韵和意境非常重视。《封神演义》的电影改编也应注意画面的意境构造，展现出古典美学韵味，给人带来视觉上的享受，《哪吒闹海》之所以经久不衰，正在于其画面的古典美学韵味。

总之，《封神演义》作为一个热门IP，对其开发应当循序渐进。目前，已有不少打着“封神”旗号，实际上文不对题、只为蹭热度的电影作品不断出现，这不利于《封神演义》电影改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关部门合理有效地进行监管。“封神宇宙”的建立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需要电影界与文学界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