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冬梅

(大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重视生命、物我齐一、道法自然，是中国古代自然美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自公元6世纪以来，老庄思想与各类汉译经典一起传入日本，深切地影响了日本传统文化。时至今日，在日本人遭遇经济危机以及普遍的心灵空虚失落之际，“治愈系”电影出现，在日本乃至世界蔚然成风。如果我们对这一类电影详加考察便不难发现，它们在创作目的、创作手法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中国传统自然美学思想特征，彰显了中国先哲跨越千年的智慧光芒与人文温度。

一、动荡喧嚣下的治愈诉求

“道法自然”理念的出现与当代日本人相隔2000余年，所处地域中日畛域，相去万里，中日两国民族文化性格更是不无乖离之处。为何日本“治愈系”电影中能溯源至它，这其实需要我们对“治愈系”文化的产生背景稍加梳理。

20世纪90年代，日本遭遇泡沫经济崩溃，各种社会问题显现，很多人的资产顷刻间化为乌有，日本人处于一种欲过平稳安定生活而不能的境地中，这也就使得能给予人们心灵慰藉的电影、动漫、文学、音乐等各类文化作品应运而生，直至形成了一个知名产业体系——“治愈系”。如河野圭太的《生命奇迹小狐狸》、岩井俊二的《情书》等，都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治愈系”电影。“治愈系”作品的广泛传播，则吸引着世界对日本文化、日本社会现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而“道法自然”思想同样是在一种动荡喧嚣的环境下产生的。根据《史记》的相关记载，在战国中期，各国以“数十万之兵”进行旷日持久、几无止歇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在对内统治上，也滥刑重典、厚敛暴夺。在“战国七雄”格局渐成的背后，是普通人或生命流逝，或流离失所的悲剧。这使得其时的先贤大哲们，对这一惨烈现状有着深刻的体认。而与其时学术主流——儒墨二家的积极入世主张不同，老聃庄周更重视对人性进行洞察，以及对个体痛苦、个体价值与归宿进行思考。如提出了“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的观点，提醒人们注重生命的价值，尽可能避免一切对身体的残害。

所谓“治愈”，其治愈的对象便是人生命中的创伤。这使得日本“治愈系”电影与“道法自然”思想一样，有着共同的人文指向，也就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重视与关怀。中国先哲与日本电影人都将自己的目光从宏大的、济世救民式的英雄叙事模式中转移开来，而凝望着人类脆弱的一面，尤其是日本“治愈系”电影，力图呈现弱者零零碎碎的日常生活与暗含隐痛的精神世界，二者都有一种将“小我”推到前台的姿态。

同时，“治愈系”电影的治愈效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电影人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化处理，这包括一种对人与自我、人与他者、人与自然复杂关系的美化，包括对人现实困境的理解与同情，同时还包括以审美化思维进行的意象营造。这也是与中国先哲的论述手法不谋而合的，中国道家学说极力主张道法自然，并在论述抽象哲学概念之际，从一开始将“道”视为一个先天地而生的混成之物，发展至认为道便在自然万物之中，主张人类与自然的亲近与顺任。这也正是我们要详细论述的。

二、贵身善生的治愈本质

中国古代自然美学思想，认为万物为一，而“道”则是视天地万物为刍狗、无所偏私的兼爱者，对待生命理应“于大不终，于小不遗”。这种平等理念是中国人贵身善生思想的基础。而日本“治愈系”电影正滤选了这一思想中视天地万物无尊无卑的意识。“治愈系”电影中，主人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人微言轻，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多，甚至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如是枝裕和《海街日记》中香田家三姐妹自幼失去父母，由外婆抚养长大，长大之后事业与婚姻都不尽如人意，而后又传来了父亲的死讯，而父亲留给她们的，则是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森淳一《小森林》中的市子则在快节奏的东京闯荡失败，于是回归农村故乡，与市子类似，裕太也厌倦了人情淡薄、喧嚣浮躁的都市生活，返回了小森村；《哪啊哪啊神去村》中的平野勇气考大学失败，终日浑浑噩噩、吊儿郎当。对这些人，电影是给予了充分理解的，他们生存空间逼仄、心理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境地，正是电影用以唤起观众共情之处。

并且，“治愈系”电影中人物的困境往往被归因于日本社会压力的巨大，以至于人往往迷失于追求物质生活的“奋斗”中，无法获得一个健全的自我，甚至有可能被压垮。如在小泉尧史的《阿弥陀堂讯息》中，孝夫就为自己不再写得出脍炙人口的小说而焦虑不已，而妻子美智子更是因为在医院中的高强度工作而导致流产，甚至罹患了一紧张便会呼吸困难，无法站立的怪病，情绪长期低落的夫妇俩几乎夜夜失眠，已久无夫妻生活。两人尽管都身为他人艳羡的精英，却无法获得一种理想的生活。与之类似的还有如是枝裕和《步履不停》中的良多，人到中年，作为绘画修复师的良多的苦恼实际上主要源自失业，在回家时他羞于将自己失业的情况告诉原本就偏爱长子的父亲。这其实正如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说的“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的错误追求。对于这种状况，中国古人认为人应该看破名利的诱惑，不再将个体生命的价值附着于外物之上，如此才能避免外物对人生命的戕害。

而当主人公们意识到这一点，转变了人生观和具体生活方式之后，往往便能走出困境，让自己的生命得到保全和滋养。如在《阿弥陀堂讯息》中，孝夫夫妇回到孝夫的信州乡村老家，美智子当上了村民的医生，每天用半天的时间义务接诊，而孝夫则为各家各户分发“阿弥陀堂讯息”小报，并走访鳏寡老人，为他们修缮房屋，两人还要做一些农活儿。《小森林夏秋篇》中市子则当上了一名厨师，开始复原母亲福子昔日做过的各种美食。人不再以世俗的“贵贱”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职业，不再将赚取金钱的多少视为第一需求，最终变得心情愉悦、体魄强健，成为生活的享受者，在利人的同时也实现了利己。而在人物得到疗愈的过程中，大自然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

三、物我齐一的治愈方式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的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第一属性。中国古代先哲们尽管受到各种限制，无法有如马克思那样深刻的认识，但也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存在、归宿、本质乃至价值，都与自然密切相关，他们提出了“顺物而化”，最终达到逍遥自在境界的养生门径。在《秋水》中就记载了人们关于“鱼之乐”的争辩，庄子一方面认为鱼身处自然世界，本身就能自由自在地生存；而另一方面自己也在对鱼的靠近、对自然的体察中更为达观自得、洒脱随性，他所标举的“鱼之乐”实际上已经被内化为一种“我之乐”。类似的例子还有如《逍遥游》中姑射山上的与天地合为一体的神人等。人越是接近自然，越能获得疗愈、明达养生。

在日本“治愈系”电影中，人物的形象具有高度情绪化、情感充盈的特点；同时，人与自然外物之间，存在某种审美对象性关系。人的生命存在方式被最大限度地审美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高度浪漫化了。如在《阿弥陀堂讯息》中，美智子在经过树林时，竟忍不住拥抱大树，仿佛从树中吸取到了能量。在他们拜访已经96岁的梅奶奶，问梅奶奶有没有睡不着的时候，梅奶奶表示：“睡不着的时候，就静静地听着门外远处的水流声，想象自己也变成了一股细细的水流，一直跟着向前流去，流到很远，直到汇入大海，就这样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给予长期生活在拥挤东京的美智子夫妇一种巨大的震撼。不久，他们的失眠症也不治而愈。美智子对大树的依恋，梅奶奶对自己是水流的想象，等等，正是一种物我齐一、顺物而化的体现。

类似的还有如《小森林》中，市子在对各种植物的种植、维护与采摘过程中，不断发现大自然的力量，同时也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反观，对自己疲惫的心灵进行修复。西红柿等食材虽然被端上餐桌，但人和食物之间的关系已经从吃与被吃上升到了生命之间的对话。也正是在食物这一中介的作用下，市子与母亲进行了一种隔空交流，化解了彼此的隔阂。在河濑直美的《澄沙之味》中，德江老人更是屡屡将个人情思与自然进行联系，如在给店长的信中表示“昨天晚上微风吹进来，吹过冬青树的篱栏，似乎在对我说，我应该和你联系一下”，在遗言中说“那一天，满月悄悄告诉我说，我想要你能看得到，所以我在发光”。人因有着对自然非凡的感受力而越发美好，可以说，这些“治愈系”电影，提供给观众的是观众在日常生活中漠视了的，亲密自然、亲近生命的感性体验，以及人与人之间友善、全面而健康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后的生命美学的体现。

而在对自然的呈现上，日本“治愈系”电影规避了大自然雄伟壮阔的面貌(如陡峭山壁、波澜万丈等)和发生重大变化的场景(如飓风、海啸、地震等)，而是截取大自然稳定平和、其情景秀丽似乎亘古不变的一面，让大自然仿佛成为随时可以重新接纳人类，让人类重拾悠闲恬静心境的母体。正如古人崇尚“以虚静推于天地”中的虚静一样，自然的生命力是寂静自化的，万物生长繁育的过程仿佛无声无息、自为自化。如在《阿弥陀堂讯息》中，世外桃源般的村庄里森林中的繁盛树木总是慢慢摇曳，河面总是波澜不惊，一切风物既四季分明又让人难以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自然也变得平心静气；在《哪啊哪啊神去村》中，尽管人们靠砍伐树木为业，但自然似乎毫无所损，森林在慷慨地给予人类木材后依然郁郁葱葱、充满生机。《小森林》中市子骑车经过的田野与森林也似乎是永远不变的苍翠茂密。这些稳定的自然风光，能安抚人波动的情绪，抚平人记忆的伤痕。

综上所述，日本“治愈系”电影的出现，与中国诞生于战国时期的自然美学哲思产生背景是类似的，即人们在一个动荡喧嚣、充满穷困祸患环境中有着被治愈开导的诉求。在人的生命价值得不到重视的情况下，中国先哲们萌生了知生、贵生、尊生的观念，认为人应当轻利重生，而“治愈系”电影也继承了这一主张。同时在具体的治愈方法上，“治愈系”电影高度崇尚人们回归自然空间，对大自然给予人的平和与安稳大书特书。这实际上也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中摄取而来的。在结束观影过程之后，观众仿佛与银幕中人一起变为了具有生命激情、情感丰沛的个体。在当代人执着于功利和效率，笃信理性至上而远离自然空间甚至破坏自然空间之际，日本“治愈系”电影的这种对中国古代自然美学思想的重述，无疑是有其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