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嫱 梁颖 张练

关键词 海丝路 产业互补性 产业竞争力 国际产能合作

截至2020年底，中国与138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为中国与沿线各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升经济发展活力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空间。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单边主义和双边合作势头上升，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面临重构，全球经贸格局深刻调整，各类不确定性因素增强，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在此局势下，探寻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新方向，不仅是我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步伐，更是应对逆全球化、欧美市场凋敝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途径。“海丝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通过确定重点合作国家和重点合作产业，加快推动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对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拓展我国发展新空间、形成对外贸易新动能、促进国内国外双循环都大有裨益。

一、中国与“海丝路”沿线国家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逻辑与关键问题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进入由“对外开放”到“开放发展”的深层次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面临着更为深刻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融入国际分工的动机和方式也随之改变，从“市场开放”转变为“生产开放”、从“双边开放”到“结构性共存”等特征成为新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内涵，自身要素禀赋及其利用他国优势要素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是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①这要求我国需进一步发挥制造业优势、市场优势和高技能、高素质劳动力群体优势，加快完善产业链供应链，提高国际价值链位势。在此背景下，谋求国际产能合作新路径是破题关键，已有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通过理论模式的创新来探讨国际产能合作的共生性及其目标和机制;②通过从区域价值链重构的角度，讨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价值链与产业层面的内在联系，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合作的发展状况;③通过应用统计学的分析方法，使用大量的贸易数据和投资数据来测度贸易优势指数与综合互补性，从而判断双边的贸易合作关系;④基于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转移”机制，从较为理性的角度思考国际产能合作的政治风险。⑤也有学者从微观层面，探索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产能合作路径。⑥尽管也有学者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下的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开展了新的思考，并发现中国与这些国家产能合作的规模正在扩大，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有效推动了沿线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但部分国家尚难以承受中国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国际产能合作的融资也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还需进一步深入分析，尤其是具体到国别的产能合作分析相对缺乏。⑦特别是实证方面及国别方面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对“海丝路”沿线三大区域国家与中国产能合作的特征及差异，以及对我国与沿线各国经济结构互补性的研究较为缺乏。

对此，笔者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从新的视角出发，认为产能合作的潜力应由多个维度来衡量，不仅从中国进口侧和出口侧测度我国与“海丝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互补性，还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考虑，从中国自身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两个方面来构造产业竞争力指数，并综合分析互补性和竞争力的测度结果，对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产业及其重点合作国家进行了详细到国别的深刻探讨。笔者从产业合作领域识别、跨境产业链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平台作用发挥等方面，提出我国与“海丝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新路径。

二、中国与“海丝路”沿线国家国际产能合作潜力的测度考量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国际产能合作潜力分析涉及多个国家与多个产业，足够数量和具有影响力的产业是研究的前提，故本研究参考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纳的商品贸易分类体系（SICT）来选取產业，⑧并使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开展研究。定性分析方面，通过分析疫情对现有产业的冲击和未来发展的趋势以及对比分析当前“海丝路”各国的疫情概况来展开讨论;定量分析方面，拟从产业互补性指数和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两个指标来体现，选取了中国及“海丝路”沿线32个国家十大产业最新的进出口数据来进行研究，所有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2.产能合作潜力分析

（1）产业互补性分析

产业互补性是基于地区之间由于产业要素禀赋不同，产业发展程度差异而形成的可以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偿的关系，学界主要通过产业互补指数来考察。产业互补指数也被称为贸易互补性指数，具体指一个国家产品或产业的出口与另一个国家产品或产业进口的吻合程度，反映国家的经济贸易与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也可以用来表示国家之间产业合作的潜力。国家间的产业互补指数通常有两种计算方式，一是基于主导国的出口侧、他国的进口侧数据计算，二是基于主导国的进口侧、他国的出口侧数据计算，具体的测算公式如下：

其中，RCAxek表示的是产业或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ekx表示的是x国k产品或产业的出口额;tex表示的是x国总的产品出口额;wek表示的是世界市场中k类产品或产业的出口额;wte表示的是世界市场的产品出口总额。当把产品的出口数据都换成进口数据，则表示的是显示性比较劣势指数RCAyik。此外，Cxyk表示x国和y国之间的产业的互补指数，反映了两个国家单个产业之间的互补程度。而Wk表示第k产业的权重，Cxy则表示x国和y国总体的产业互补情况。由于各国之间产业的权重未知，故本研究侧重于对单个产业之间的互补性进行分析，分别从我国的出口侧、进口侧计算我国与“海丝路”各国十大产业的互补指数，并将各产业互补指数①排名前六的国家归纳如表1所示。

观察表1可知，我国与“海丝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潜力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从中国出口、外国进口侧角度而言，中国与“海丝路”沿线国家之间具有合作潜力的产业主要集中在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SICT2）、矿物燃料和润滑油及有关原料（SICT3）、杂项制品（SICT8）、未分类商品（SICT9）。并且，以上几种产业的互补指数远大于1的国家数量多、指数值高。一方面，在这些产业领域中，老挝、肯尼亚的非食用原料产业与我国最具合作潜力;伊拉克、科威特、文莱这三个国家的矿物燃料和润滑油及有关原料产业是我国合作的最佳对象;柬埔寨、斯里兰卡、缅甸则在杂项制品产业与我国的产业互补指数较高，具有较大的产业合作优势;苏丹、坦桑尼亚则在未分类商品产业与我国合作前景较好;而厄立特里亚与我国在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产业、未分类商品产业的互补指数都远远大于1，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因此，我国应特别加强与以上这些国家的合作，且重点在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矿物燃料和润滑油及有关原料、杂项制品和未分类商品这几类产业。

二是从中国进口、外国出口侧而言，中国与“海丝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的重点集中在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SICT5）、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CT6）、机械及运输设备（SICT7）、杂项制品（SICT8）。首先，在这些产业领域中，SICT6和SICT8这两项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的情况下，加快这些产业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可以有效降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缓解企业的压力。其次，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类产业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强这类产业的国际合作，可进一步扩大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出口贸易份额。最后，矿物燃料与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类是第二产业的重要支柱，加强该产业与其他国家的产能合作，可进一步促进我国工业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工业技术水平。此外，从各产业互补指数排名前六的国家来看，吉布提、柬埔寨、马尔代夫、索马里这些国家的产业互补指数在多个产业领域中均排名靠前，我国应加强与上述几个国家的合作。

三是在同一产业互补指数排名前六的国家中，不管是从出口侧还是中国进口侧计算，与我国贸易互补程度都较高的国家有老挝、莫桑比克、菲律宾、埃及。其中，老挝在饮料及烟类（STCT1）产业、莫桑比克在非食用原料（STCT2）产业、菲律宾在机械及运输设备（SICT7）产业、埃及在动植物油脂及蜡类（STCT4）产业方面与我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合作潜力。

（2）产业竞争力分析

自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东南亚、欧洲等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2020年东盟更是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如何从这么多国家当中选取最适合我国，并且利于双方经济发展的重点国家和重点产业，仅从产业互补指数的角度直观反映还不够严谨，需进一步的论证。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规则，两国某产业的产品若同时具有出口的竞争优势，则这两个国家更倾向于出口该产品，而减少进口该产品，意味着两国在该产业上不存在贸易互补性，而是存在竞争性。若两国之间，有一个国家具有某产业的出口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并不具备这种优势，则处于出口劣势的国家更愿意多进口该产业产品以替代在国内的低效率生产。此时，可以认为这两个国家在该产业上具有贸易互补性，并且，当这两个国家的出口竞争优势指数差距越大，则意味着贸易互补性越强，两国的产能合作更具经济效益。因此，本研究还从中国与“海丝路”沿线各国的产业竞争力的角度，分别对中国与各国的出口竞争优势（CG）值和绝对竞争优势（CA）①值展开详细的分析。②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如表2所示，由中国与“海丝路”国家之间的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差距值（CG）可知，我国具有出口优势的产业是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SICT2）、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CT6）、机械及运输设备类（SICT7）、杂项制品（SICT8）。因此，从出口侧考虑，这四类产业应该是我国与“海丝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产业。观察表2可知，对于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类（SICT2）产业，CG值排名前五的国家是厄立特里亚、伊拉克、文莱、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家;对于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类（SICT6）产业，则主要是孟加拉国、巴林、印度、巴基斯坦、莫桑比克等国CG值较高;对于机械及运输设备类（SICT7）产业，与我国具有贸易互补性比较显著的国家是伊拉克、厄立特里亚、苏丹、莫桑比克、伊朗等国;对于杂项制品类（SICT8）产业，与我国贸易互补性排名前五的国家是柬埔寨、斯里兰卡、缅甸、越南、巴基斯坦。因此，从出口侧考虑，厄立特里亚、巴基斯坦、莫桑比克可成为我国与“海丝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家。此外，大多数国家都与中国存在着较强的产业合作潜力，但不同区域的国家侧重点有所区别。例如，中国与东南亚航线国家可重点合作产业主要是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和杂项制品，与南亚及波斯湾航线可重点合作的产业是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类，而与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线则可在机械及运输设备类、未分類商品两大产业重点开展合作。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各方面生产技术水平全方位提高，加之资源禀赋和劳动力优势，使得我国的多项产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显示性竞争优势。如表3所示，我国的食品及活动物（SICT0）、饮料及烟类（SICT1）、非食用原料（SICT2）、矿物燃料和润滑油及有关原料（SICT3）、动植物油脂及蜡类（SICT4）、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类（SICT5）、未分类商品（SICT9）几大类产业的产品的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均大于0，并且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矿物燃料和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动植物油脂及蜡和未分类商品的竞争优势比较显著。相对的，阿联酋、科威特、文莱、阿曼、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莫桑比克、印度、越南、巴林、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的非食用原料产业的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均为负数，可知这些国家与我国在该产业上存在较大的贸易互补性。同理，未分类商品和矿物燃料和润滑油及有关原料是我国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的产业，柬埔寨、泰国、新加坡、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则存在出口劣势，因此和我国在这些产业的贸易合作存在较大的空间。但是，我国部分产业虽然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为正数，然而指数值并不高，尤其是食品及活动物、饮料及烟类和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这三类产业，竞争优势指数值分别为0.04、048和0.75，属于稍微具有优势的产业，与其他海丝路国家的产能合作优势并不明显，因此，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和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动植物油脂及蜡类、未分类商品等类产业是我国可重点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产业。

三、中国与“海丝路”沿线国家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家与重点产业

从上述分析可知，不管是从产业互补性还是产业竞争力角度考虑，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SICT2）、矿物燃料和润滑油及有关原料（SICT3）、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CT6）、机械及运输设备（SICT7）、杂项制品（SICT8）、未分类的商品（SICT9）等产业都是我国可与“海丝路”国家重点开展产能合作的产业。而各产业可重点合作的国家数量较多，范围较广，因此本研究选取了重点产业产业互补指数值排名前六位、比较优势指数差距值排名前五位、竞争性优势指数选取数值排名倒数五位的国家对接重点合作产业。

如表4所示，首先，对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产业，可重点合作的国家有老挝、肯尼亚、厄立特里亚、苏丹、缅甸、莫桑比克、文莱、科威特、卡塔尔、新加坡等国，涉及东南亚航线、南亚及波斯湾航线及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线三大航线的国家。其中，厄立特里亚是最值得关注的国家，该国与苏丹、埃塞俄比亚、吉布等国接壤，与沙特阿拉伯、也门隔海相望，并连接了欧、亚、非海上通道的咽喉—曼德海峡，不仅在进出口贸易上与我国有较强的互补性，同时在我国的对外开放布局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其次，对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产业，可重点合作的国家也较多，有马尔代夫、柬埔寨、斯里兰卡、吉布提、缅甸、阿曼、巴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莫桑比克等国家。对杂项制品产业可重点合作的国家有柬埔寨、斯里兰卡、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吉布提、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坦桑尼亚等国。未分类商品产业，可重点合作国家是苏丹、坦桑尼亚、厄立特里亚、也门、索马里、吉布提、柬埔寨、新加坡、泰国、巴林、沙特阿拉伯、阿曼和印度等国。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对这三类商品，柬埔寨和吉布提都是重点合作国家，而這两个国家都亟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建筑业、轻工业是其支柱产业，且资源能源相对欠缺，对国际产能合作的需求相对较高，是具有较大产能合作潜力的国家。

再次，对矿物燃料和润滑油及有关原料产业可重点合作的国家有伊拉克、科威特、文莱、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曼、菲律宾、印度、斯里兰卡、坦桑尼亚、新加坡等10个国家。同样的，对机械及运输设备产业可重点合作的国家也有伊朗、也门、马来西亚、菲律宾、卡塔尔、越南、伊拉克、厄立特里亚、苏丹、莫桑比克等10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菲律宾、卡塔尔、伊拉克等国都是能源国家，同时也是对工业发展需求较强的国家，与我国的产能合作潜力较大。综合考虑，厄立特里亚、柬埔寨、吉布提、菲律宾、卡塔尔、伊拉克、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国与我国多个产业具有较高的合作潜力，是值得我国关注的重点合作国家。

由表4可知，中国与“海丝路”沿线32个国家产能合作潜力巨大，其中，巴基斯坦、伊拉克、厄立特里亚、苏丹、缅甸、柬埔寨、斯里兰卡、坦桑尼亚、吉布提等国与中国具有较高合作潜力。资源及劳动密集型、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作为我国与“海丝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在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我国可加强在能源资源、农产品加工的合作。例如可与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矿产资源的合作开发并扩展至上下游产业，农产品可以输出到当地再进行加工合作。在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我国可根据各国的优势在化工原料、水泥、核电、钢铁等资源领域进行合作，扩大该类资本和技术领域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

四、中国与“海丝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优化路径探讨

综合考虑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优势、产业结构及市场等因素，我国和“海丝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电气工程、通信工程设备、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还可以在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健康服务、建材等领域探索开展跨境产业链的构建。我国是通过产能合作的形式将国内的优质富余产能输出到“海丝路”沿线国家，而不是输出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更不是转移高能耗、高排放的高污染资源密集型产业。将我国现有优质富余产能输出，可以提高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也可以进一步帮助周边国家加快建设基础设施，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1.加快构建重点跨境产业链。宏观上，针对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矿物燃料和润滑油及有关原料、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未分类商品等可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产业，制定跨境产业链发展专项规划，细化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方向，引导“海丝路”沿线中生产水平相对较弱的国家完善生产链条;微观上，推动主导国各省区编制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指导手册，指导企业了解产业境外转移的方向、目标、步骤和相关政策措施，尤其注重引导企业对重点合作国家开展投资。推动重点合作产业生产流程的重组和调整，引导我国优势企业选择性转让生产模块，加强核心竞争优势环节的生产运营，促进中国企业的生产标准在重点合作国家推广，夯实跨境产业链条。

2.加强国际产能合作的要素支撑。一是扩大开放型人才的培养，推动高校在培养外语外贸型人才过程中面向厄立特里亚、柬埔寨、吉布提、菲律宾、卡塔尔、伊拉克、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具有较高合作潜力的国家倾斜，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开展产能合作提供人才保障;二是创新国家科技合作模式，打造国际产能合作创新基地、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和国际高端人才交流平台，打造“一带一路”产业技术中心，推动重点行业企业与重点国家企业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为国际产能合作提供技术支撑;三是加强对矿物燃料和润滑油及有关原料、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等资源型产业的管控，优化企业进口配额，加强资源要素保障。

3.加快构建高效便利的投融资机制。一是要进一步增强海外综合投资信息系统，推动中国标准融入国际标准体系;二是要密切中国与“海丝路”沿线国家双边金融组织的联系，中国主动在重点合作国家开设分支机构代表处，签署金融合作协议，实现授信贷款、信息共享等;三是要加快推动金融股机构与投资国企业在项目担保、贷款、融资之间的合作，指导企业创新融资模式;四是应推动双边金融机构开展参股金融机构、股票交易等资本市场的合作，或是针对东道国的优势资源和重点产业，建立共设基金或投资公司等机构，为双边产能合作的市场主体提供多元化、系统化、常态化的金融支撑。

4.加强境外贸易园区建设。“海丝路”合作区国家国际产能合作，更需要加强作为产能合作重要平台和抓手的境外经贸园区建设。在建设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中国与印尼经贸合作区等境外经贸合作区基础上，谋划设立新一批“海丝路”沿线国家级境外合作园区，推动沿边省份建立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平台。充分发挥园区作为开放开发的重要载体作用，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优化空间链的分布，深化供应链的层次，努力构建“一带一路”新型产业链。

5.加快建立国际产能合作沟通协调机制。在开展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坚持把握好“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原则，推动“海丝路”与沿线国家构建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共同推动产能合作的发展。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加强自贸区建设，推动自贸区合作朝着加强产能和服务合作的高层级方向发展，并建立健全产能合作机制，为产能合作营造更好的条件和氛围;要进一步加强互补性合作，针对不同国家资源禀赋选择和加强产能合作项目，形成优势互补。

6.加强风险评估与防控。针对国际局势不稳定、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水土不服”、区域产业空心化等多方挑战和风险，一方面，我国可建立国际产能合作风险防控体系，重视培育专业化第三方机构，对重点合作国家的政治生态、基础设施、实际产能、市场规则、配套产业、投资政策等信息进行市场评估，对双边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项目进行统计监测，并及时面向企业发布风险预警;另一方面，需构建风险应急服务保障体系，及时处理应对因国际政治外交风险、大国蓄意破坏、东道国罢工运动等导致的产能合作危机，为企业降低突发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