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正平 叶泽樱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因国际贸易摩擦、技术过度保护、疫情冲击等客观原因，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加大。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华为公司为典型案例，从备选技术和备选供应商入手，系统分析了我国对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应对的机理和路径，并提出企业在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同时，需要将全球供应链中较为重要的节点进行内部化，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供给链；“内外双供应链”的管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应对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可对中国其他企业的全球化运营提供一定的经验启示。

一、引言

根据德国工业4.0 的预测，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将走向智能制造，人类社会将进入超级智能时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创新是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主要动力。5G时代，新一轮对信息通讯技术制高点的抢夺战开启，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发展引发了海外强国的警惕，催生了国际贸易摩擦。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发布公告禁止中兴通讯在未来7年内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其出售相关技术和产品。此外，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剧了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供应链带来的安全问题，一些企业对供应链的布局开始由全球化转向区域化、本土化。

上述行动的必然结果是我国企业的跨境供应链中断风险加大。前人在供应链中断方面做了有益探索。张根林等（2006）研究了组件供应中断时，制造商的库存控制问题[1]张根林、谢洁：《供应中断情况下的库存控制模型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12期。；李新军等（2016）分析了制造商在由战略供应商、后备供应商和制造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中所采取的两种期权模式，研究了制造商在供应中断的情况下的最优应急决策[1]李新军、王建军、达庆利：《供应中断情况下基于备份供应商的应急决策分析》，《中国管理科学》2016年第7期。；陈崇萍等（2019）分析了在供应商产出随机和存在供应中断可能的情况下，制造商最优的双源采购策略[2]陈崇萍、陈志祥：《供应商产出随机与供应中断下的双源采购决策》，《中国管理科学》2019年第6期。；张松涛等（2019）基于Takagi Sugeno模糊控制系统，设计了一种含提前期的供应链应急模糊模型[3]张松涛、张盼盼、张敏、李双双：《随机供应中断下含提前期的供应链应急策略》，《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9年第3期。。总体而言，应对的主要对策思路包括：1.应急库存；2.多元采购；3.本土替代；4.与海外供应方的供应链深度合作。因为政治等不可抗外力影响限制，应急库存、多元采购、本土替代是中国企业较多采取的应对策略。

显然，储存库存和多元采购存在成本增加劣势。目前，与技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集成电路存在一定差距。对于信息通讯行业而言，寻求本土替代比较困难。段鹰等（2019）研究了企业地位的不平等对供应链脆弱性的影响，发现中断风险对供应链中地位较低的企业打击更大。提高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可以有效降低供应链中断风险的影响[4]段鹰、刘红、朱祥文：《基于企业地位不平等的供应链脆弱性分析》，《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9年第1期。。华为公司的“备胎计划”给我国其他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另一种管理供应链中断风险的策略——在有较强的资金准备和人才储备的条件下，自主研发生产是最佳选择。

二、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供应链管理

长期以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一直被视为是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对于比较优势的运用逐渐从商品交换延伸到生产过程之中。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利用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将生产过程分为不同的阶段并分配到相应的国家中，形成全球供应链（郜庆，2019）[5]郜庆：《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供应链中断风险应对机制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然而，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只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垄断时期。根据李嘉图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应生产国内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商品。而从国家宏观层面看，如今科技发展迅速、生产要素流动频繁、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发展中国家如果不积极寻求产业转型升级，很可能陷入“比较优势困境”（牛志伟等，2020）[6]牛志伟、邹昭晞：《比较优势动态转换与产业升级——基于中国制造业发展指标的国际比较》，《改革》2020年第2期。。另一方面，从微观企业层面，固守静态比较优势会压缩下游企业的利润空间，削弱下游企业的自主性，增加其对上游企业的依赖度。

基于技术进步的动态比较优势成为动态比较优势研究的主流之一。伴随着商品中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技术成为一种重要的比较优势。Findlay等（1983）将人力资本引入H-O模型中，研究了技术对比较优势变化的影响[7]Findlay R., Kierzkowski. H.,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Human Capital: A Simp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1, 1983, pp.957-978.。技术优势会不断迭代，从而导致专业化分工的动态演进（李国英，陆善勇，2019）[8]李国英、陆善勇：《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优势依托——基于综合优势战略论的实证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11期。。当新旧技术之间的溢出效应较弱时，技术变革有利于落后地区，并很有可能帮助落后地区完成对先进地区的超越（Desmet，2002）[9]Desmet，K.A., "A Simple Dynamic Model of Uneven Development and Overtake",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2, 12(3),pp.894-918.。此外，伴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剽窃日益增多。如何维护其比较优势成了很多以高新技术为优势的国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项松林等（2020）的研究证明，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偏向型技术进步比中性技术进步更有利于比较优势升级[1]项松林、田容至：《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行业经验》，《经济评论》2020年第5期。。因此，主动掌握稀缺技术有助于提升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世界经济格局与国际分工发生剧烈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开始动摇以美国为核心的传统强国的经济主导地位，中美之间频繁的贸易摩擦和激烈的技术竞争反映了传统强国对维护其主导地位的迫切心理。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剧了全球产业链的重塑，对于后发国家的企业而言，继续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会使企业长期处于全球供应链下游。下游企业的生产运营难以摆脱对上游技术先进企业的依赖。面对传统科技强国的技术保护政策，下游企业获得技术及相关产品的成本增加，途径减少，甚至无法获得一些特定的核心技术，这些都增加了其供应链的中断风险。Kleindorfer等（2005）将供应链风险分为供需协调问题带来的风险和正常活动中断带来的风险[2]Kleindorfer, P. R. and Saad, G. H., "Managing Disruption Risks in Supply Chains", Production &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5, 14(1), pp.53-68.。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大大增加后者发生的概率。由于中断风险的频率低和防御成本高，大部分企业并没有针对中断风险制定防御计划，一旦供应链发生中断，企业将无法维持生产。因此，基于动态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供应链，可以使企业更有效地管理供应链的中断风险。如华为公司的正常生产计划中以生产制造为比较优势，而在其“备胎计划”中则选择了位于供应链上游的技术设计作为比较优势。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急剧扩张，中国产品出口出现了“逆比较优势”的现象，中国作为技术落后国家，其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规模超越了技术先进的国家（文东伟，2017）[3]文东伟：《增加值贸易与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Xing等（2011）以iphone的制造为例，分解了iphone 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在中国对美国的价值20亿的出口商品中，由中国创造的增加值仅占3.6%，大部分的出口价值来源于第三方国家的零件购买[4]Xing Y., Detert N., "How the iPhone Widens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Deficit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ussenwirtschaft, 2011, 66(3), pp.339-352.。文东伟（2017）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讨论了中国动态比较优势的演变，发现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出口中的地位被高估，而且国内企业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的投入较少[5]文东伟：《增加值贸易与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倪红福（2017）基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的测算方法得出中国制造业主要是由低端的组装或加工进入全球供应链[6]倪红福：《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动态变迁及国际比较》，《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因此，中国出口的“逆比较优势”只是统计上的假象，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仍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在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供应链中，这些企业大多处于下游位置。华为公司在“备胎计划”中体现出的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管理供应链中断风险对中国其他企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

“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中心，而且也是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业中心。它利用技术与经济的先发优势，主导着国际经济制度的运行，并推动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政策，一方面将核心生产环节如产品研发、技术设计留在本土，维持其在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保证其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将非核心生产环节如零件生产、产品组装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扩大了国际经济规则的应用范围，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

（一）美国以技术优势控制全球供应链

一直以来，美国依靠海量的技术成为很多跨国企业全球供应链的起始点。它供给的产品一般都是高新技术类，包括比较难开发的高级芯片、软件以及软件生态系统。实际上美国一直都是世界芯片的出口大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芯片在世界的市场占有率保持在50%以上，它所制造出的芯片超过六成都出口到海外（杨正宇，2016）[1]杨正宇：《新兴权利立法保护“启示录”：激进败笔抑或创新之举——以美国半导体芯片特殊立法保护为例》，《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2018 年，美国芯片公司在全球市场占比高达52%，名副其实地坐拥着全球芯片市场的“半壁江山”。2019年全球排名前十的芯片制造商中，有5家企业都来自美国，分别是英特尔、美光、博通、高通和德仪。在软件方面，2010年智能手机逐渐普及之后，谷歌的安卓系统（Android）和苹果的IOS 系统就开始主导市场。 从2013 年开始，安卓的世界市场占有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另外，苹果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独立操作系统的手机制造商，其研发的IOS 系统的市场占有率则一直在大约10% 至20%之间。自2013年始，两家供应商的市场占有率超过90%（见图1）。

图1 2012—2018年全球操作系统市场份额

另外，美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创造力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地——硅谷。成百上千的电子和软件公司聚集在这里，其中有20% 进入了世界前100强。同时，硅谷周边还集聚着众多名校，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源源不断地为硅谷输送人才。每年大约有四千多项专利从这里产生，这为美国提供了丰富的技术保障，也奠定了美国长时间雄踞全球供应链上游的基础。巨大的市场份额、众多的技术公司以及源源不断的技术供给使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难以替代。根据帕累托法则，在全球供应链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企业能对整个供应链产生巨大影响。剩下的绝大部分企业，其个体对供应链所能产生的影响都是极其有限的。只要抓住核心技术，可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巨大影响。美国清楚地认识到高科技供应商便属于举重若轻的小部分，所以，美国政府一直将高新技术的优势紧紧拽在手中，维护其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力，以最大程度为美国的经济、政治输送利益。

（二）华为公司的全球供应链布局

华为公司的业务主要涉及消费电子、通讯设备和企业网业务三个领域。消费电子领域的产品主要包括手机、电脑、智能家电等等。美国企业在这些领域一直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加上电子产品模块化的特征，通讯零部件的市场大多被美国企业垄断（郜庆，2019）[2]郜庆：《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供应链中断风险应对机制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华为公司每年都要向美企购入大量零部件。2018 年，在华为公司的核心供应商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最多，占约35.87%的份额（见图2）。

图2 2018年华为核心供应商地域分布情况

芯片、操作系统、射频和储存等是产品制造的核心技术。华为公司在对芯片、操作系统和射频方面极大程度上依赖美国进口，尤其是在美国将华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之前，其操作系统完全依赖于美国企业的供应。在芯片方面，除了手机终端的控制芯片可以实现国产替代，目前华为公司的其它芯片依然依赖美国进口。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模拟-数字信号转换器（A/D）和射频前端是通讯设备领域的核心零部件，华为公司每年从美国大量进口这些零部件。即使国内有生产这些配件的厂商，但对比美国企业其技术基本上落后2～3代，只能满足低端的市场需求。对于企业网业务，华为公司在安防领域的生产已经高度实现国产化，是其涉及的业务中对美国技术依赖程度最小的业务。但是，其云计算的硬件设备还是高度依赖美国。另外，华为公司在这三个领域的底层生态对美国的依存度也很高（仁志宽，2019）[1]仁志宽：《华为全球供应链分析与风险评估》，《广东科技》2019年第11期。。总之，华为公司的上游供应链被美国企业所占据。

（三）“实体清单”对全球供应链的负面影响

在全球供应链中，各个节点上的企业相互影响。Carvalho（2014）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为背景，研究了个体企业所受的冲击如何在供应链中传递。研究发现，焦点企业所受的冲击在供应链上的传播具有相关性、双向性、非对称性和递减性。焦点企业的中断风险会随着供应链传递给其业务伙伴。中断风险会向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同时传递[2]Carvalho, V. M., Makoto, N. & Yukiko, S.,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St. Louis, 2014, pp.14-35.。最后，一般而言，客户所受的影响会比供应商要大（李瑜敏等，2019）[3]李瑜敏、刘云啸、刘民权：《全球供应链外部风险及其对策研究综述》，《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6期。。中断风险的影响会随着传播距离的增长而减弱。Scheibe 等（2018）进一步将中断风险传播的研究从个体层面上升至整个供应链，他们认为中断风险的传播具有复合效应（compounding effect）[4]Scheibe, K. P. and Blackhurst, J.,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Propagation: A System Risk and Normal Accident Theory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2018, 56(2), pp.43-59.。中断风险的规模和严重性可能会随着它在供应链中的传递而增加，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供应链中个别成员采取自我保护或奉行机会主义而导致的，当供应链中所有成员都对中断作出反应时，中断风险的规模会进一步扩大。

“实体清单”不仅会导致华为公司的损失，还会损害到全球供应链上每一个企业的利益。美国对华为公司的断供会损害华为公司下游客户的利益。延迟新款Matebook笔记本电脑的推出、旗下子公司裁员600余人等一系列操作都令“实体清单”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华为产品的大部分高端零部件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厂商。华为“备胎计划“中零部件的技术水平与美国还是存在很大差异，即便启动”备胎计划“，华为公司的产品质量是否能像从前一样还是未知数，这使华为公司客户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另外，“实体清单”使华为公司在美供应商们受到冲击。在华为公司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当天，高通股价大跌4%，思佳讯、科沃、赛灵思股票分别收跌6.06%、7.14%、7.27%。“实体清单”使许多美国企业失去了一位重量级买家（见图3）。

图3 华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供应商

四、“备胎计划”的利弊

“备胎计划”是企业为了避免潜在风险，维持正常运转，预防原定计划无法正常实施而设计的可用于替代常规计划的备选方案。与传统备选方案如备选供应商仅强调替代的策略不同，“备胎计划”的内容不仅包括对原定计划的替代，还要补齐企业的竞争劣势。当企业无法通过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全球供应链时，“备胎计划”可以帮助企业转向参予国内战略性产业的供应链构建，它可有效地减少企业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备胎计划”最开始是由华为公司内部的蓝军提出的。华为公司内部分为红、蓝两军，红军主要负责公司日常的经营工作，蓝军则是华为公司的监督者和探索者。他们负责对红军提出的每一个项目进行评估，考察项目是否对公司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并对其提出修改意见。多年前，华为公司进入美国市场之初，蓝军便提出了“极限生存假设”，即预计在未来某一天，美国对华为公司进行打压，禁止出口所有的芯片和技术给华为公司时，华为公司应该如何应对才能确保继续向客户提供产品与服务。在通讯行业中，芯片、软件和信息服务等许多核心技术一直被美国企业牢牢把握，华为产品的核心技术高度依赖美国企业。如果没有防备，一旦美国企业不再向华为出售技术，华为公司将面临瘫痪。为保证公司能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生存下来，华为公司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通讯产品的核心技术。

（一）“备胎计划”的优势

第一，它增强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备胎计划”保证企业对于生产所需的关键产品和供应渠道都有至少一个备用选项。当上游企业的供应被打断时，企业通过启用“备胎计划”维持供应链关键节点上的技术或产品供给，并基于比较优势在国内构建新的供应链。在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的第二天，华为公司宣布启用“备胎计划”。该计划保证了华为生产线的正常运作，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华为的损失。早在华为公司之前，美国曾于2018年4月对中兴通讯实行技术制裁，宣布在未来七年内禁止向中兴提供敏感产品，美国的这一决定直接导致中兴通讯停摆90天。为了摆脱困境，中兴通讯不得不向美国缴纳10亿美元的罚款，损失惨重。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由于中国企业的高新技术供应进口对美国依赖性强，美国政府频繁通过阻断全球供应链上游的技术供给来限制中国企业的发展。“备胎计划”有效规避了企业生产对某一特定区域的技术依赖，降低了供应链中断的概率。

其次，“备胎计划”可以提高员工的危机意识，不断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利于企业完成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对于处于全球供应链中下游的企业而言，一味地通过静态比较优势参与生产会使其固化在全球供应链下游。“备胎计划”的实施有利于企业在“干中学”，避免和上游企业的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摆脱固定的专业化分工（牛志伟等，2020）[1]牛志伟、邹昭晞：《比较优势动态转换与产业升级——基于中国制造业发展指标的国际比较》，《改革》2020年第2期。。目前，我国大部分通讯企业普遍缺乏对核心技术研发的重视。中兴通讯虽然每年投入大量研发资金，但很少涉及核心技术的创造（杨栋等，2019）[2]杨栋、梁霄：《我国通信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路径——从中兴和华为事件说起》，《对外经贸实务》2019年第4期。。小米、vivo、oppo 等通讯公司则更注重产品营销，对研发的投入相对较少。这些企业由于缺乏危机意识，忽略了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在核心技术上的差距会成为美国打击中国的武器。因此，这些公司的核心技术完全依赖美国的进口。相反，华为公司的“备胎计划”使员工正视本企业与美国企业在核心技术方面的差距，激励员工不断地进行技术研发。

（二）“备胎计划”的弊端

第一，“备胎计划”需要耗费大量资金。高新技术具有开发周期长、投资数额大和迭代速度快的特点。“备胎计划”包含对企业生产中所需的核心技术的开发。在研发出新的产品和技术后，企业还需要持续投入资金以对其进行更新换代。华为公司每年的研发费用占到其收入的10%到15%左右（李广俊，2019）[3]李广俊：《华为公司知识产权保护实践及思考》，《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19年第9期。。自2016年起，其研发费用一直居于全球前十。作为一家技术驱动型公司，华为公司需要将巨大的研发投入尽可能多地转化为利润，才能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备胎计划”增加了企业研发成本，而这些设计出的产品，很多却只能被束之高阁，无法为企业带来利润。

第二，“备胎计划”会造成技术的浪费。“备胎计划”是只有当企业供应链面临中断时才会采用的应急方案，其中的技术并不参与日常的生产活动。在美国商务部禁止向华为公司提供高端芯片以前，由于美国在芯片行业的垄断优势，华为产品中所使用的芯片几乎全部从美国以及少数欧洲国家进口，国产芯片并未受到重用。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在发表的《致员工的一封信》里面曾提到“担心许多芯片永远不会被启用，成为一直压在保密柜里面的备胎”。同时，由于缺乏市场检验，企业无法真正了解“备胎计划”中的技术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原有技术。例如，华为公司发布的鸿蒙操作系统是否真的能与IOS系统和安卓系统抗衡，还是未知数。

五、中国企业构建“内外双供应链”的选择

集中生产和配送以及资源的全球配置所带来的供应链结构的复杂性导致了中断风险的客观存在（郜庆，2019）[4]郜庆：《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供应链中断风险应对机制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在中国企业高度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情况下，中美两国的技术竞争与经济博弈导致中国企业面临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如何构建安全可控的供应链成为广大中国企业需要面临的问题。因此，打造“内外双供应链”能比较有效地帮助中国企业应对全球供应链中的外部风险。一方面，中国企业需要将技术设计转化为企业内部分工。企业必须要提高核心技术的设计能力，才有可能在国际供应链上掌握主动权。另一方面，中国企业需积极维护其外部供应链，参与国际分工可以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强化科技强国离岸外包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增强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一）构建“内部供应链”

构建企业内部供应链有利于提高替代能力。一旦外部供应链中断，企业可以转移生产能力。创新是企业完善内部供应链的根本，其中，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是企业最需要掌握的能力，也是目前绝大部分中国企业都缺乏的能力。

第一，企业领导人需要有足够的创新精神。创新是当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当前，外部风险不断干扰着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行，核心技术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企业家对于创新动力与创新选择方面的问题。就企业家个人而言，应该冷静分析当前形势，培养自己的创新嗅觉与创新韧劲。

第二，企业要有合理的创新目标。由于高新科技的产品多种多样，企业很难分辨到底在哪一具体领域进行创新最有价值，加之核心技术的研发需要企业在前期投入大量资金，寻找恰当的创新目标对企业来讲至关重要。一方面，企业要分析其所制造的产品，明确制造产品所需的核心技术。同时，企业还要对核心技术供给商进行分析，找出难以在市场上找到其他替代者的供给商。对于这些供给商所提供的技术，企业应该将其划入创新目标的范围内，积极研发，以备不时之需。另一方面，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加快了技术的更新换代，考虑到科学技术的研发周期性长，企业还应该组织专家团队对其所在领域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进行研究，确保研发方向的正确性。

第三，企业在国内的供应链中要开发出可以与国外技术相互交换、相互制约的技术，使外国政府或供应商无法轻易对我国企业进行技术制裁。华为公司在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后，转正“备胎”芯片，发布“鸿蒙”操作系统。这些技术虽然可以保证供应链的正常运行，但华为所掌握的技术水平目前还无法与美国相比。不过，华为公司在5G技术开发与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以1554个专利数量高居世界第一（黄赢等，2019）[1]黄赢、帅玉昕、伍頔晖：《欧美抵制背景下华为5G的应对策略分析》，《中国市场》2019年第35期。。截至2019年8月，华为在全球范围内已获得50多个5G商用合同，其中28个来自欧洲[2]《华为宣布获得超50个5G商用合同，发货20多万5G基站》，《电脑知识与技术——经验技巧》2019年第10期。。“制约性”技术大多在无人区，只有“开发早”“研发深”才有可能抢占高地。“开发早”需要企业深入研究第四次工业革命，了解其技术突破口，并基于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未来走向的判断；“研发深”则需要企业高度重视高端科技人才的引进，同时还需要企业投入大量资金。

（二）维护外部供应链

企业还应该积极维护外部供应链。信息技术革命正在进一步深化产业间融合，模糊着产业边界。总体来看，全球化依旧是世界经济发展难以逆转的趋势。企业构建内部供应链并不意味着企业要闭门造车，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才可能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占据领先地位。

首先，企业要保持适当的库存冗余。冗余策略是防止供应链中断最有效的方法。冗余策略包括冗余库存、冗余产能、冗余IT系统等（郜庆，2019）[3]郜庆：《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供应链中断风险应对机制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20世纪60年代，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企业开始采取JIT生产方式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随后，各国企业先后开始学习这种生产方式。JIT旨在实现“零库存”，其核心思想仅按需要的量生产需要的产品（田鑫，2019）[4]田鑫：《丰田汽车竞争优势研究：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启示》，《现代管理科学》2019年第4期。。然而，它在提高库存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一旦企业供应链某个节点发生中断，很容易导致整个供应链的瘫痪。Kleindorfer 等（2005）在管理供应链中断风险十项原则中提到，过度追求精简和效率会使个体公司以及整个供应链变得更脆弱，适当的库存盈余可以提高中断风险管理水平[1]Kleindorfer, P. R. and Saad, G. H., "Managing Disruption Risks in Supply Chains", Production &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5, 14(1), pp.53-68.。

其次，中国企业应积极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加大研发力度可以帮助企业掌握全球供应链上的关键环节，从而降低中断风险带来的打击。企业可与多国企业或研发机构联合开发高新技术。在新的起跑线上，我国企业要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的高端环节。新兴技术所解决的问题是全球性的，许多技术研究需要通过跨学科交叉完成。跨国合作是开发新技术最有效的方法，也是中国企业进入全球供应链上游的好机会。因此，中国企业要积极与国外企业合作，在多国合作建立研究机构。例如，2006 年, 华为公司与沃达丰集团在西班牙正式成立联合创新中心——“移动创新中心MIC”；2010年，华为公司在欧洲启动创新研究计划（HIRP）并开展“未来种子”项目（田鑫，2019）[2]田鑫：《丰田汽车竞争优势研究：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启示》，《现代管理科学》2019年第4期。。

最后，企业家要有“谈判精神”，不能为了所谓的“面子”而放弃任何谈判的机会，更不能滥用爱国主义。在华为公司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以后，任正非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指责美国企业对其断供的行为，他理性地将美国企业与美国政府区分开来。在多次面对媒体采访时，他首先肯定了谷歌、高通等一系列已经对华为公司断供的美国企业三十年来对华为的技术支持，并感谢了依旧在积极帮助华为公司与美国政府沟通的美国企业。而针对美国政府的打压，他坚定地表示不害怕美国的制裁。站在全球化角度，任正非还表示不排除同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相关企业合作，同时，华为公司也有能力在全世界展开竞争，不会放弃全球化。这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又不忘记向美国企业与政府发出善意的信号，为华为公司争取宽松的政策。

（三）政府加大对产业创新的扶持

企业要想成功构建内部供应链，离不开国家政策支持。教育是推动创新的根本动力。然而，我国大部分的科技创新大多停留在基于理论基础或科技发明做出的改进式创新。对于很多已有高新技术的研究，中国企业和西方企业并不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例如美国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已发明出了芯片，如今即使一些中国企业已经可以制造出芯片，但仍处于中低端水平，高端芯片依然牢牢把握在美国手里。究其原因，无论是在理论的深度、技术的广度、制造的精细度还是人才的储备方面，我国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中国企业想要完善内部供应链，最大程度降低外部风险对其造成的影响，需要寻找到一个使西方企业和国内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技术方向，即做由“0”到“1”的创新。

此外，国家应该对创新活动予以技术和经济上的支持。政府要注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中小企业是创新发明的沃土，但受到资金和经验的限制，很多创新项目都无法完成。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在SBIR计划和STTR计划上的成功经验，加强产学研合作。注重创新补贴的引导和杠杆作用，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应该完善补贴机制，针对不同行业的企业进行差异化补贴，精准激励企业创新（任跃文，2019）[3]任跃文：《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 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