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江东去》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和空间视点上书写1978年以来的改革经验，带领国人共忆那段峥嵘岁月，构成了改革文学谱系中区别于《乔厂长上任记》等经典改革文学作品的另一脉向。由于忽略了时间的空间性，作品呈现的改革想象单一，也存在某些价值观的移位和简单图解政策的倾向。网络文学写传统现实题材，如何突破传统文学成规，刷新传统文学的疆域和可能，仍是晦暗不明的存在，需要更多网络作家来参与其中并持续发力。

关键词：改革文学  时间的空间性  改革想象

阿耐一向被视为财经作家，擅长写商业世界的众生百态和儿女情长，但在《大江东去》的封面上，却印着“全景展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变迁的史诗”“读者公认媲美《平凡的世界》”“小说版的《激荡三十年》”的宣传语，它们既让人联想起巴尔扎克“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类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也把作品与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改革文学以及关于改革开放的纪实、报告连接了起来。而我的兴趣在于，网络文学写传统题材，是否突破了传统文学成规，刷新了传统文学的疆域和可能？从文学思潮来看，能否称《大江东去》为“改革文学”？如果同意这种命名，那么在已有的改革文学谱系中，它拥有怎样的历史位置，与其他的改革文学经典作品相比，它是否出示了自身独特的改革想象，塑造出了改革中的独异个人，进而丰富和扩展了人们对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中人的心灵和命运的认知？以上这些，都是本文拟展开的讨论，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说：“批评家无法解开那缠结在一起的意义的丝丝缕缕，把它梳理顺当，使其清晰醒目。他能做的充其量只是追溯文本，使它的各种成分再一次生动起来”①，也就是经由追溯确定作品的性质和重要性。

一、改革文学谱系中的历史位置

小说第三章写到雷东宝在部队里因为“为人豪爽，干活卖力，又有小脑筋”而“深得连长指导员的器重，参军第二年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一心准备提干，却接到上级关于所有士兵必须通过军校考试才能提干的文件，而他自己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眼看通过无望，就只好跟其他志愿兵一起退伍。正是这份旨在保证军队指战员知识化年轻化的文件，“催生”了一个带领小雷家大队发家致富的鲁智深式的农村改革先锋。此时，未来的国企改革实干家宋运辉尚在省城念大学，未来的海归创业者梁思申还在念小学，未来的民营企业家杨巡则在村里买货郎担。这种情节和人物的出场时间安排，既是出于穷则思变这个改革逻辑的需要，也与1980年代初期经济体制改革先农村后城市的整体步骤若合符契。从雷东宝的村办企业、宋运辉的金州化工总厂到杨巡的电器市场，基本涵盖了经济改革的三大领域;从县委机关的斗争、小雷家大队的企业生产到金州化工总厂大院的喧嚣、韦春红经营的春红饭店，也几乎聚焦了士农工商的各个阶层——这正是小说封面称之为“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变迁的史诗”的文本依据，也正是这个“全景展现”使它与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学区别开来。

“文革”结束后，一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又恢复原职，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由于近十年的人才断层，加上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使其很快就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改革文学的潮涌。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到柯云路的《三千万》，从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到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形成了一股主题题材上的改革文学热。与《大江东去》的“全景展现”不同，这些作品大多都只写了一个工厂、一个企业或一个县的改革故事，都只重点塑造一个卡里斯玛型的改革英雄形象，比如乔厂长、丁猛、郑子云，都只关注单个领域的改革进程。这种叙事内容的宽窄差异，固然体现了网络文学相比于传统文学的篇幅优势：《大江东去》150万字的规模，自然可以容纳更广阔的改革画面，把士农工商等各个阶层的改革故事尽收笔底，增加小说的“史诗”意蕴;但面面俱到、巨细无遗的叙事目标和策略，也导致作品节奏感不强，人物性格单薄，给人一种写作心态匆匆、急欲推进情节的阅读感受。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此处按下不表，先说它与改革文学之间的复杂关联。

从人物角色的设置和情节事件的安排来看，《大江东去》跟贾平凹的《浮躁》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存在一种内在的互文关系。雷东宝复员回村后带领村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烧砖窑，由此走上村办企业的发展之路，这与《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因烧砖窑成为石圪节公社的冒尖户如出一辙。《浮躁》的主人公雷大空成立白石寨城乡贸易公司，与仙游川的河运队并列白石寨两大富户，还在著名记者金狗的帮助下给当地杂姓群众出了恶气，最终又因触犯法律而身陷囹圄;《大江东去》中雷东宝也是空手套白狼，通过不断向县里贷款的方式来发展村办企业，也在宋运辉的帮助下成为当地的头面人物，最终同样因行贿被送入监狱。阿耐是1960年代生人，对1980年代轰轰烈烈的改革文学想必也不会太陌生，因为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还借梁思申之口提到了1984—1988年出版、由金观涛主编的那套《走向未来》丛书。这种叙事模式上的互文，既充分显示了它与当代文学史上改革文学之间的特殊关联，也说明网络文学不全然是“别立新宗”自成一脉，而与传统文学分享着某些共通的叙事符码，因此网络文学批评绝不仅仅只需要心理学、传播学、统计学、大数据等学科的支援，势必也要借鉴传统文学批评的方法和语汇。

不过，《大江东去》与传统的改革文学也有明显的差异，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叙事时间和视角。当代文学史中的改革文学，从1970年代末的《乔厂长上任记》到1990年代的《平凡的世界》，都是以凝视的目光、亢奋的情绪写正在或尚未发生的改革事件，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带有强烈的探索性、试验性和启示性，因此往往也充满了崇高的悲剧气氛。乔光朴在国企内部搞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就是在为当时的国有企业改革趟路;高加林离开又返回农村的经历，就是对当时青年农民试图摆脱土地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诉说;李向南到西北贫困地区担任县委书记以后勇于跟当地的权力网络斗争，务实高效地为民办事，就是当时民众呼唤正直而有魄力的干部来帮助解决现实难题、领导改革方向的心声。正像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像‘文革’后的改革文学那样，被人民寄予那么高的期望，历史的所有希冀和方向似乎都要由文学指出。”②而《大江东去》写于2009年，它所叙述的1978—1998年間的改革事件也都早已尘埃落定，它投射出去的目光不是凝视，叙述的口吻和基调也不再激烈而紧张，而是类似“1999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她”的回忆口吻，充满过来人的感伤和叹息，当然也有回忆峥嵘岁月的激动和自豪。

因此如果把专门写改革的文学称为改革文学，按照叙事时间的区隔，其实存在两种改革文学，一种是1980年代那种与改革同步的改革文学，另一种是《大江东去》这类与改革拉开了时间距离的回顾性的改革文学，也就是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和空间视点上书写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经验的文学，而作家如何表达这四十年里国人的生存经验与生活命运，是一个既棘手又迫切的问题。说它棘手是因为越切近的经验越是芜杂、庞大，越无法依赖时间的淘洗，也就越考验作家的胆识、智慧和担当;说它急迫是因为过去四十年的改革深刻改变了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面貌，也深刻重塑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的心灵和情感，但迄今为止以过去四十年改革经验为写作对象的作品在文学图书出版总量中的占比实在太小，能撄人心、留得住的优秀作品更是凤毛麟角，人们对改革的想象还停留在1980年代的那几部经典作品上，除此之外就无法再从文学作品中获得认识现实的表象体系和情感结构，这不能不说是新世纪文学的尴尬，由此也可见召唤一种新的改革文学的必要。这就是《大江东去》在改革文学谱系中的历史位置，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它甫一出版就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

二、时间的空间性与单面的改革想象

在改革所牵涉到的社会阶层中，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改革规划和“改革想象”，不同的主体也有不同的改革“路线图”“时间表”和对改革难题的不同解释装置。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马尔科姆·麦克姆斯和唐纳德·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麦克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如果人们承认“文学”也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叙事”也是一种“报道”，那么“改革文学”势必也要制定自己的“改革议程”，“改革文学”对“改革议程”的“文学想象”，势必也会影响着公众对改革政策的认知和接受。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文学才被视为改革实践的特殊试验田，被人们寄予那么大的期望，1980年代的“文学轰动效应”多半也是由此而起。

那么《大江东去》到底出示了什么样的改革想象呢？从雷东宝在小雷家大队烧砖窑、养兔子、办电线厂和养猪场，宋运辉在金州化工总厂搞技术升级改造到杨巡在电器市场杜绝假货诚信经营，都只是单纯的技术和经济改革，对人的思维和观念的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缺乏起码的关注和呈现，也失去了理性批判和文化反思的向度，表现出鲜明的技术主义和经济至上意识，这些困扰改革往前推进的老大难问题，在作者的叙述中被搁置不议。特别是经历过1990年代以来对现代性的全面反思，面对当前技术更新加速的现实，这一点就更加需要提及。其实只要稍微具备些社会实感的人，就不难发现今天人们对技术的信念和依赖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使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已成了某种身份的象征，技术机器的运转对各类名目和修辞的征用也已合法化。技术给生活带来的方便和舒适，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在技术中可以找到绝对的、最终的中立性基础，因为跟宗教、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文化等领域相比，显然没有比技术更中立的了。不过德国的政治思想家卡尔·施米特提醒人们，“如果今天仍有许多人期望技术完善可以促进人道主义和道德的提高，无非由于他们把技术和道德不可思议地扯到一起，其根据乃一种不乏天真的空想，以为当代技术的辉煌成果只会运用于关乎社会的方面，而且他们自己能够控制这些令人恐怖的武器，掌握这种巨大的力量。但是，技术本身在文化方面——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依然是盲目的”④。换言之，技术既能强化和平，也能强化战争;既能造福人类，也能毁灭人类，二者机会均等。至于经济至上的改革想象，在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中就有突出的表现，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包涵着一个“只要改革经济体制，生产就能上去;只要生产上去，四化就能实现”的乌托邦，都旨在为现实的经济改革提供一部想象性的“成功指南”。从当时人们焦灼的历史愿望来看，这种塑造经济领域俾斯麦式英雄的写法尚有其合理性，但到了新世纪，再忽略改革是个系统工程的事实，仅仅单纯从经济层面去呈现，就是视野的狭窄和思想的懒惰了。阿耐自己长期供职于民营企业，熟稔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所以写起经济改革来游刃有余，这是她相对很多传统书斋作家的优势，但身在其中也容易当局者迷，对经济和技术之外的要素缺乏自觉，无形中又限制了她改革叙事的深度。

《大江东去》的改革想象所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过于简单化、浮浅化，只想象了一种时间、节奏和进程，没有把拒绝改革、阻挠改革的另一种时间、节奏和进程的线条给勾勒出来。在本雅明看来，人类历史的进步概念无法与一种在雷同的、空泛的時间中的进步概念分开，“历史是一个结构的主体，但这个结构并不存在于雷同、空泛的时间中，而是坐落在被此时此刻的存在所充满的时间里”⑤。也就是说，时间并非完全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线性概念，而是一个空间并置的结构，哪怕居于同一个空间之内，不同的人群也分享着不同的时间，比如同样是生活在上海，那些出入于高档写字楼的精英们选择的是后工业社会的现代生活方式，而街头那些环卫工人的生活方式则更多保留了传统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这两种时间并置于上海这一魔都的空间之内。如果不意识到时间的空间性，那么就很难看到改革更丰富复杂的维度。《大江东去》的写作，完全是按照线性时间的进程，讲述雷东宝带领下的村办企业是如何随着政策的向好一步一步发展壮大的，宋运辉在金州化工总厂是如何在水书记的提携下一步一步走向领导岗位的，杨巡是如何在雷东宝和宋运辉的帮衬下一步一步买下整个电器市场的。至于与雷东宝、宋运辉和杨巡处于不同时间、节奏和进程的人群，他们在怎样地活着，有怎样的心态，与改革保持何种关系，小说均未置一词，这样就让人误以为只有一种生活和逻辑，无法看到改革在多种力量缠绕和博弈下的真实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米兰·昆德拉所谓“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

从1978年到1998年，20年的时间河流里只有雷东宝、宋运辉和杨巡这些改革的实干家在逡巡，并未出现其他反对改革的游荡者，仅有的小雷家大队的造反派老猢狲，也只是出于对雷东宝和老书记的个人不满，并不是某个反对群体的代表，这就极大降低了改革的难度，也不利于总结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卢卡契在《关于文学中的远景问题》中谈到，有些作家“出于一种全然是善良的意图，想使转变飞快地进行，想使一个才规定不久的目标很容易地就被达到”，从而“把我们现实的远景当作已经付诸实践的现实表现了出来”，这种做法一方面过低估计了阻碍和旧的残余，特别是“存在于人们身上的、在他们的灵魂里的旧的残余”;另一方面也“过高地估计了迅速实现的结果，由此而作出一幅歪曲现实情况的图画”⑥。这段论述，用来讨论《大江东去》的改革想象也特别合适，它同样需要避免“过低估计了阻碍和旧的残余”“过高估计了迅速实现的结果”，否则就容易掉入当下“抗日神剧”的陷阱。

三、如何改革？怎样文学？

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戶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将村集体土地分田到户，这个改革开放的缩影，已被改编为各种艺术形式，以彰显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主体力量和动力源泉。及至后来如火如荼的乡镇企业，也是基层群众在摸爬滚打中实干出来的，有领导人的讲话为证：“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⑦但是在《大江东去》的改革叙事中，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以及改革的必然逻辑都发生了微妙的转换，呈现出某种价值观上的移位。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上，小雷家大队和小岗村有相似之处，都是“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且村民吃不饱饭，村里多老单身汉，这些都可以构成改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来源。但是雷东宝从部队复员回村，直接被老书记推荐为大队的副书记，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创业故事;他在全村实行分田到户、决定养长毛兔是宋运辉提供的政策和理论指导，他开电线厂是因为陈平原县长的上台、办养猪场是县委徐书记给出的主意，至于他在带领小雷家大队致富过程中遇到的大小难题包括最后因为行贿入狱，也无一不是依靠宋运辉、陈平原和徐书记等政界精英的帮助才获致解决的。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所有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都是早就设计好了的，就差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去具体执行了，而基层群众的首创性和探索精神，农村改革发生的必然性机制，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这显然与改革开放的历史真实不符。

价值观上的移位也体现在雷东宝与村民的关系上。小说写雷东宝回村后，“充满原始激情的理想主义，是那样的理想主义促使雷东宝公而忘私地带领小雷家摆脱饥饿、丰衣足食”，言语间充满了赞赏和肯定，而写到雷东宝入狱后的心理活动时，认为“他竟然要到今天才看清楚，他屁都不是，只有他对小雷家全心全意，没有小雷家对他全心全意”⑧，显然是在为雷东宝打抱不平。依此逻辑，小雷家大队能够走兴办产业之路，完全是出自雷东宝个人的致富动机，村里所经营的村办企业也不过是雷东宝的个人心血，村里人只是一群自私自利、小康即安的“乌合之众”罢了，对于全村的改革大业实在是无甚裨益。从这两个对比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作者仍然持守着一种极为陈旧落后的观念，即无限夸大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把历史看成帝王将相和英雄好汉任意涂抹的白纸，人民群众在白纸面前不是手足无措就是乱涂乱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早就论证过的英雄人物历史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他们对历史任务的认识和实现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的广度和深度，对于作者而言仍然是尚未揭示或有待检验的真理。

这种暮气沉沉的观念，在作者另一部长篇《欢乐颂》中也体现得相当明显，一是经济决定论，什么人跟什么人交往，什么人过什么生活，樊胜美与王柏川、邱莹莹与白主管、关雎尔与应勤、安迪与包亦凡、曲筱绡与赵医生等五对门当户对的情侣搭配，说明一个人的经济条件先在地决定他/她的恋爱和婚姻对象，折射出不同阶层间的交往成本和“翻身”的难度;一是“出身论”，即任凭樊胜美、邱莹莹和关雎尔怎么踏实肯干、任劳任怨，也无法过上安迪和曲筱绡那样的物质生活。这也是当下很多网络文学的通病，那就是写作介质很新，写作方式也潮，但写作者骨子里的观念却极其陈旧，毫无一丝的反叛与创造精神，缺乏少年情怀和青春气息，普遍选择与资本、读者及其欲望携手狂欢，以迅速变现成影视剧、动漫、网游等产品为目标，这与20年前网络文学刚问世时人们对它的革命性潜能和文本开放性的期待，与它自身所承载的文学理想，相去何止千万里。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价值观念上的迷思，恐怕与小说的表现手法不无关系。如果说茅盾的《子夜》通过描绘一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与崩溃的缩图来回应19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尚被讥为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的话，那么阿耐的《大江东去》就完全是通过雷东宝、宋运辉和杨巡几个英雄人物的打拼经历，来图解恢复高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扩大企业自主权、盈亏包干责任制等宏观政策，充满了概念化和夸张色彩。小说采用编年体的结构，亦步亦趋地按照国家政策的出台顺序来展开情节和推动叙事，人物只是落实政策的工具，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命运，缺乏自省的内心独白导致性格不够丰富和立体，自然也就没有高加林和孙少平那样的绝望;语言以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为主，叙述视角单一，情节转换呆板。从叙事与历史的关系上看，它与电视专题片、纪录片的区别并不明显。传统文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缺陷，在网络文学这里似乎又要重过一遍，使人疑心它究竟是通俗文学的现代版本，还是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学。阿耐的《大江东去》带给人们的启发还有很多，不过就小说写作本身而言，它所引发的最有意义的思考恐怕还是：如何改革，怎样文学？

注释：

①[美]J·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郭剑英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

②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4页。

③唐小祥：《“人性”修辞、性别体验与“改革议程”的文学想象：重读张洁〈沉重的翅膀〉》，《文艺争鸣》2018年第10期。

④[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朱雁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页。

⑤[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修订译本），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73页。

⑥[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8页。

⑦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⑧阿耐：《大江东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