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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农民/人民”:对二十世纪革命文学的一种考察

2021-10-23周荣

百家评论 2021年4期
关键词:赵树理人民农民

周荣

内容提要:如果从文学人物长廊中选择一个形象,透过它,既可以缕析出现当代文学思潮的流变,又可以鲜明地反映出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那非农民形象莫属。农民是现当代文学中最成熟的艺术形象,几乎每一个文学时期的精神取向、价值立场都在这个形象中得以贯彻。“农民”作为一种文学形象载体,承载的不仅是对一类人群生活形态风俗画式的描绘,作家审美趣味和思想倾向的文学化表达,更重要的是,这一连串的形象演变构成了对“中国”现在与未来的集体性“想象”,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中国“现代性”经验的表达。

关键词:农民 人民 革命文学 路翎 赵树理

一、“农民性”与“人民性”

鲁迅以深刻的文化洞见、成熟的艺术形象开创了国民性批判的文学传统,在此后的二十年里,虽然不断有新的思想资源注入,但这种传统几乎成为乡土文学审视乡土生活、农民性格最稳定的视角。在这种视阈中,乡土是保守、野蛮的封闭空间,滋生了农民精神上的愚昧、麻木与冷漠。“乡土生活作为一个景观是由‘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第一次带入表现领域的”①,随即被放置于“他者”“被看”的视域中。孟悦分析了形成这种视角的文化心理:

“新文化对于乡土社会的表现基本上就固定在一个阴暗悲惨的基调上,乡土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麻木僵死的社会象征。……新文学主流在表现乡土社会上落入这种套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文化先驱者们的‘现代观’。在现代民族国家间的霸权争夺的紧迫情境中极力要‘现代化’的新文化倡导者们往往把前现代的乡土社会形态视为一种反价值。乡土的社会结构,乡土人的精神心态因为不现代而被表现为病态乃至罪大恶极。在这个意义上,‘乡土’在新文学中是一个被“现代”话语所压抑的表现领域,乡土生活的合法性,其可能尚还‘健康’的生命力被排斥在新文学的话语之外,成了表现领域里的一个空白。”②

作为一种乡土“想象”,无论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一旦进入到文学表现的领域中都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革命文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乡土的“健康”的生命力,“‘五四’以来主导文坛的黯淡无光、惨不忍睹的乡土表象至此为之一变”③,取而代之的是淳朴热情的生活气息、朝气勃勃的乡村景象和健朗活泼的农民形象——也许更能凸显其中蕴含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的称谓是“人民”,这些都构成了革命文学“人民性”的表征。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文学真正实现了“五四”文学可望而不可即的创造新历史的“夙愿”,建构了一个弥漫着浓重的“历史意识”的“意义世界”。

在革命文学内部,通常认为,赵树理代表了延安“方向”,而路翎和七月派更倾向于启蒙传统,但仔细辨析双方文本的内部纹理便会发现,双方的对立并非泾渭分明,赵树理塑造的清新健朗的农民身上也深藏着“精神奴役的创伤”,路翎也并没有回避表现农民阶级的觉醒和集体的力量。

路翎在抗战期间辗转于四川的乡村、码头和矿区之间,目睹了乡村生活的破败凋敝,传统文化中的乡村诗意消亡殆尽,现代文明和革命之火又鞭长莫及,乡村固然为现代革命囤积了战斗生力军,但也滋生了比封建统治者更为险恶的现代乡场投机者。路翎就是在这种暴乱、蒙昧的背景下塑造他眼中的农民,尤其是乡村地痞农民。罗云汉(《嘉陵江畔的传奇》)既不是启蒙叙事中令人同情的承受着生活和精神上双重重负的底层劳动者,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乡村统治阶层、地主恶霸。他出身乡绅家庭,却不务正业,败光了父母留下的遗产,开厂、经商、找女人、抽鸦片,在小说中出场时已是倾家荡产、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在乡场上,罗云汉既没有经济地位,也没有权势,却凭借对乡场文化的熟悉,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各阶层中,凭借多年闯荡社会的眼界和见识把民众玩弄于股掌中。在中国农村从前现代向现代过度的“空隙”中,罗云汉这类有一定“头脑”的农民凭借对时代风潮和乡村规则的熟悉,成为新的乡村霸权者。他们将自身的精神“创伤”转化为对社会的施暴力量,是乡村苦难与暴力自我繁衍的重要“祸根”。

罗云汉不只是生存在革命曙光尚未照射到的黑暗地带的封建“余孽”,《小二黑结婚》中的兴旺、金旺,《孟祥英翻身》中的牛差差,《邪不压正》中的小旦,都是罗云汉的“精神孪生兄弟”,如此多类似人物的出现,足见赵树理并不比路翎更为乐观。罗云汉这类“毒瘤”对乡村社会的危害更大,即便是在新的政治权利分配中,他们也是最有可能成为新的受益者,金旺、牛差差在解放区新政权中的投机表现已经证实了这点。

路翎和赵树理的“共识”并不止于此。“精神奴役的创伤”是理解路翎文学的核心理念,但这种精神特征却并非与延安文学“绝缘”,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顽强地存在于赵树理小说的“缝隙”中。《小二黑结婚》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本,既被视为延安文学的“典范”之作,又在文本内部存在着诸多与意识形态诉求相悖的“错位”。《小二黑结婚》立意塑造农村“新人”,但通篇阅读不难发现,小说中最精彩的笔墨都聚焦于保守势力一方——二诸葛、三仙姑外号的来历、怪异的举止打扮;兴旺、金旺的家史,笔致生动,诙谐幽默,趣味十足,充满了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这也是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而当笔涉“新人”时,小说反而失去了那种生动的韵味,语言简单,甚至有点干瘪。《孟祥英翻身》中,恶婆婆的形象也要比孟祥英更生动。这是一个富有意味的现象。二诸葛、恶婆婆等人无疑应该属于背负“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落后农民,小二黑、孟祥英等则是延安文学所期待的“新人”,背负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的“旧人”反而比“新人”更具个性和艺术魅力,是否印证“精神奴役的创伤”因其深厚的历史根源而更具普遍性,“新人”形象反而因为概念化而有失丰富呢?作者对乡土生活和底层农民的熟稔无意中“超越”了他所意图表现的新人新风貌,也正因为此,赋予原本结构简单的小说更开阔的意义空间。

与小说趣味性、乡土味十足的开头相比,《小二黑结婚》的结尾不能不说稍显仓促,也给读者留下了质疑的余地。二诸葛直到走出乡政府都没改变态度,表面上接受了区长的解释,却依然以命相不合反对小二黑的婚姻,临走还请区长“恩典恩典”,但回家后,二诸葛确实没再施加阻挠。小说给出的解释是:“二诸葛见老婆都不信自己的阴阳,也就不好意思再到别人跟前卖弄他那一套了”④。这显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村里人嘲笑二诸葛已经不是新鲜事,也没能阻止他宣扬迷信,区长谈话一次,他竟然改了主意。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区长”的身份,二诸葛虽然不接受区长的解释,却深知“区长”的权力和地位,同样的影响也发生在三仙姑身上。三仙姑在区上因为外表和衣着遭到工作人员和区长的冷嘲热讽,回家后,她“这才下了个决心,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一遍,弄得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⑤,对身边几十年的闲言碎语都不为所动的三仙姑也不过是畏惧区长“身份”的压力才决心改变。在一个“大团圆”的表层文本结构中包含着歧义频出的隐形结构,在意图宣传民主新政權、革命新思想的文本中潜隐着革命力有未逮的封建专制的精神创伤,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精神奴役的创伤”的隐蔽绵长。

作为革命文学内部的两种立场倾向,路翎和赵树理构成了一种互证关系,彼此的文本恰好印证了对方思想的普遍性,把双方的文本互为借鉴地阅读,也更能全面地反映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精神特质。

革命是为了“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⑥。在这种宣言中,回荡着创造历史的使命感和自豪感。作为对这段革命风云的艺术再现,革命文学具有浓重的“创世纪”的史诗味道。革命文学不仅要以文学想象的方式“创造”全新的物质世界,更要构建与物质世界相匹配的全新的精神世界和伦理道德体系,个人的精神取向高度统一于建构历史的意识形态,弱化甚至取消个人性的情感,强化国家意识和集体精神则成为历史的必然。文学中对农民的“改写”深刻地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诉求。

革命文学把阶级意识和集体主义带入到乡土叙事中,塑造了作为历史主体的农民阶级的精神品格。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革命文学中“新人”都要比反面人物“简单”,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中。小二黑与二诸葛、兴旺相比,性格更单纯,而且性格中并没体现出多少与乡土生活、乡土文化有关的特质,反而是二诸葛、兴旺等人的性格、甚至外号的由来都和乡土生活密切相关。文本淡化处理“新人”与乡土的关系,一方面可以使人物“摆脱”乡土(封建)文化影响可能带来的精神负担;另一方面也便于建构革命意识形态所需要的超越传统农民精神特质之上的品格。赵树理文学是“动态”的文学,擅长通过动作、语言塑造人物。相对而言,小二黑没有二诸葛“话”多,也缺乏二诸葛个性化的语言,小二黑、孟祥英多处于被“叙述”的状态,他们更长于“行动”,小芹不同意三仙姑包办婚姻,直接去找小二黑,商量逃婚对策;孟祥英组织妇救会,带领同乡采野菜。行动与执行相关联,话语与心理相关联,减少“话语”、诉诸“行动”更能突出人物身上的执行力,也就是与革命相关的参与力量。革命文学对农民的“改写”,一方面要凸显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参与革命改变历史的能动力量;另一方面又要尽量消除乡土文化可能带来的负面精神影响。

在读者通常的印象中,路翎文学中出现的农民多是单枪匹马的个体,凭借“原始强力”向命运和生活挑战,人物的结局多以悲剧收场,作品浓重的悲剧意味和强烈的个人风格反而遮蔽了作家思想认识上的一些变化,中后期的作品中已经在不断调整对农民的认识,慢慢淡化个体的力量,进而凸显群体、阶级的作用。《饥饿的郭素娥》是最能体现路翎早期文学理念的作品。郭素娥是一个生命力旺盛、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双重“饥饿”的女人,是“这封建古国的又一种女人,肉体的饥饿不但不能从祖传的礼教良方得到麻痹,倒是产生了更强的精神的饥饿,饥饿于彻底的解放,饥饿于坚强的人性”⑦。因此,当有人要把她像商品一样出卖的时候,她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路翎期冀用“原始强力”来改变国民性中的懦弱、奴性,呼唤个性解放,但也清醒地看到这种“原始强力”的局限性和有效性,“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的根本的一面,像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我只是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事实许并不如此——‘郭素娥’会沉下去,暂时地又转成卖淫的麻木,自私的昏倦。”⑧显然,路翎也困惑于个人的抗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撼动强大的社会环境,在作品中“革”生活的“命”毋宁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郭素娥的死只是为周而复始的乡村生活又增添了一份无聊“谈资”,如祥林嫂一样。逐渐的,路翎的注意力转向了集体的力量,这种思想认识上的转变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爱民大会》中,当子弹射向朱四娘,“死寂着的群众”不再沉默,而是“爆发了雷鸣般的怒吼,并且一直冲击到台阶前面来了”⑨,为朱四娘报仇。在这里,民众不再是麻木、怯懦的个体,而是以集体的力量奋起反抗。《燃烧的荒地》中,张老二行刑前,乡亲们挤满了街道,他们不再是“看客”,而是肃静地“堵在那里,好像不准备给行刑的人们让路似的”,群体巨大的力量一次次的压住了地主族人和流氓的喝彩声。乡亲们在行刑后,冒着风险把张老二示众的尸体收回来埋葬。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延安文学中暴力抗争的场面,但在农民的群体行动中已经蕴藏了一触即发的革命能量,这里包涵了农民行动上的自觉和精神上的觉醒。

也许读者会因为路翎对阶级和集体力量的认识还有些“模糊”,还没能提供延安文学中那种“彻底”和“直感”的力量,而感到不满足,但其中体现了作者认识上的变化,这种“模糊”的力量恰恰是革命在解放区以外的“延伸”,是革命燎原的星星火种。《财主底儿女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关于民众与革命的认知。陆明栋离家出走后,蒋少祖陪着表姐沈丽英寻找儿子,却碰到了一个游行的队伍:

蒋纯祖严肃而猛烈,走在队伍中间,没有看见他们;美丽的傅钟芬在松弛了的段落中和别的男女们一道活泼地奔跑,喊着口号,同样没有看见他们。沈丽英看见了他们,他们底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表情她都清楚地意识到;她觉得,失去了儿女们的,或者将要失去儿女们的,并不是她,沈丽英一个人。蒋少祖就是蒋捷三底失去的儿子,但现在分明地站在她底身边。沈丽英感觉到了目前的这个队伍底意义,觉得她底陆明栋也走在它中间,对它感到亲切;而怜悯那些父母们和那些青年们。于是微弱的光明来到了她底心里。⑩

这是一段很值得玩味的叙述,它从沈丽英——一个普通的大众、平凡的母亲——的视角和立场出发审视革命。作为母亲,沈丽英失去了儿子,她意识到有千千万万的父母也失去了孩子,同时她又真实地感受到了这支队伍,以及这支队伍正在参与的革命中蕴藏的能量和可能具有的意义。这是一个最平凡的生活者对革命最切身的感受,也是革命对普通生活者最生动的感召和洗礼。它不同于“五四”对民众个性解放的呼吁,也不同于延安文学直接把人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号召民众参与革命。在路翎看来,虽然陆明栋走进了革命队伍中间,但真正承载革命的却是生活中像沈丽英这样的最普通的个体,革命是建立在这些普通生活者的失去与承担之上的。因此,“在沈丽英身上,蒋少祖觉得自己是看见了沉默的受苦,看见了真正地承担着目前时代的人们”。或许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釋,为什么路翎作品中既没有太多革命暴力的场景,也不多见人民大众在意识形态的召唤下直接参与革命这样的情节设计。

二、重建“大团圆”模式

“大团圆”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中惯常使用的艺术模式,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强烈批判的对象。对这种模式最有力的质疑来自鲁迅。鲁迅以唐传奇《莺莺传》在后世的改写为例,分析改写为“大团圆”结尾的原因:“这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鲁迅对“大团圆”模式的批判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靶子还是“国民性”问题,对“大团圆”模式的否定实质是批判“瞒和骗”的国民劣根性与逃避现实的奴性,激发国民正视苦难、反抗现实的勇气。以文学(文化)批评之名,行社会批判、政治批判之实,这种行文策略不独为鲁迅所熟练运用,也几乎为所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所操持,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行动策略。

既然“大团圆”模式赖以存在的伦理道德和审美心理基础没有了合理性,那么这种模式必然为“五四”新文学所抛弃,对现实黑暗的揭露、人生无常的悲悯、精神麻木的警醒取代了“大团圆”中乐观、简单的判断。于是,“五四”新文学上演了一幕幕人生悲剧:阿Q的自欺欺人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祥林嫂在祝福之夜惨死在漫天风雪中;老通宝辛勤劳作,却难逃破产命运,甚至断送了性命。 “悲剧”的文学在革命文学中发生了“转向”,左翼文学虽然已经流露出“大团圆”的倾向,但革命的“曙光”还不具备穿透黑暗的摧枯拉朽般的力量,直到延安文学,乐观昂扬的“大团圆”模式再一次成为文学的“主流”。延安文学的乐观、昂扬与国统区、沦陷区的低沉、阴郁形成巨大的反差,自信渗透在文本的基调、人物、内容、形式等各个层面上,“大团圆”模式恰好“匹配”于延安文学演绎的个人幸福,以及由此引申的个人与革命、集体的完美统一。

延安文学中演绎的都是百转千回后的皆大欢喜,主人公都是旧社会饱受磨难的穷苦老百姓,在新政权或革命队伍的帮助下,重获新生。如小二黑与小芹的爱情遭到长辈和恶势力的阻挠破坏,坎坎坷坷后终于在新政权的支持下冲破阻碍,有情人终成眷属;王贵与李香香两情相悦,却遭到地主崔二爷的阻挠破坏,香香被逼改嫁,这时游击队打回来了,救出香香与王贵团聚。在这些作品中,决定人物命运发生转折的都是外部政治力量的介入,通过借用传统文学中的“大团圆”结构形式,把革命合法性宣传转化为更便于老百姓理解的真实可感的生活事件。“大团圆”模式的意义又并不止于此,在剥离了生活层面的皆大欢喜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团圆”——个人和集体的“融合”。王贵与香香团聚后毅然报名参加游击队,离家闹革命去了,而人物参加革命后的思想经历、精神状态则被直接“忽略不计”。饱受欺压、忍气吞声的贫苦农民铁锁(《李家庄的变迁》)加入牺盟会参加革命后,人物的精神发展也戛然而止。个人获得新生或独立自由是通过融入革命组织实现的,游击队、牺盟会、妇女会不是单纯的群众团体,而是政治集体的代名词。竹内好将这种个人与集体相统一的状态称之为“一种悠然自得、自我解放的境界”,是对“小市民习性”、现代社会人与人、社会分裂的抵抗,而这种境界只有在人物形象“作为集团(民族、国民)的典型而完成时”才能达到。显然,竹内好的肯定源于延安文学形式中所蕴含的对西方现代文学传统和现代生存经验的双重反抗。

对于农民命运的走向,路翎既不认可“五四”新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阴暗、绝望,又对过于依赖政治力量持有怀疑,而是挖掘人性中主动的反抗力量和革命能动性。所以路翎小说的结局都不够“团圆”,但不完美的结局中又露出生命的光辉和生活的曙光。王炳全(《王炳全底道路》)漂泊他乡五年,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故,失去了土地、女儿、妻子,报仇的目的也因为仇人老弱病残而无从下手,痛苦不堪的王炳全沉迷于赌博酗酒,发泄内心的愤怒。最终,内心的温情与怜悯、生命的意志与尊严戰胜了痛苦和仇恨,他毅然选择离开,成全了前妻宁静幸福的生活。这不仅是对不公正的生活和命运的抗争,更是对自我局限和人性的狭隘与自私的超越。小说以王炳全的“离去—归来—离去”结构全篇,王炳全的第一次离去是被迫的、痛苦的,第二次“离去”时,王炳全已然实现了精神和道德的突破和新生,第一次“离去”和“归来”的痛苦和苦难是为第二次“离去”时的精神升华和蜕变做铺垫。

路翎文学中很少直接表现正面革命力量,而是挖掘黑暗中人性的坚韧与意志,挖掘生命“原始强力”所具有的变革力量。因此,路翎更侧重表现人物精神的蜕变、迸发,以及超越自我局限的过程,这是路翎意义上的“大团圆”。在他看来,革命不是简单的“赐予”人民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而是通过与人的精神和思想的碰撞,唤醒民众的精神自觉,进而激发起革命的主观意愿。他对延安文学“大团圆”模式的疑虑也是基于作品中人物精神上的苍白,革命并未引发人物精神思想的自觉和独立。路翎对延安文学和“大团圆”模式的理解没有竹内好的高屋建瓴,在他看来,延安文学的“大团圆”具有两面性。以《王贵与李香香》为例,他一面肯定了诗歌的思想内容表现了“革命斗争底历史形式”和革命乐观精神,“新的美学原则”占领了“旧的新式”,并“用来去摧毁旧的政治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大团圆”模式中对人物性格和命运的简单化处理。

路翎认为王贵和李香香虽然最终团聚,但这种团圆来得过于简单、轻率。游击队恰巧在崔二爷逼迫香香成亲的千钧一发的时刻又打回来了,如果稍迟一些,香香的命运会怎么样,王贵又将怎样?在路翎看来,人民的命运并没有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依然为其他力量所掌控,革命之前由地主阶级所左右,革命后由新的政治力量所影响,“人物底命运直接地依赖着革命底胜利形势”,因此,“这大团圆并非非团圆不可”,而是“依然是含着安慰人民的性质”,这就不能不是虚伪的、偶然的。这种偶然和虚伪与路翎对传统文学中“大团圆”模式的批评并没有区别:“大团圆实在是旧美学里的最害于妥协性的东西,因为,被压迫的人民在旧社会里生活得太苦,太无指望了,就总喜欢在艺术里面得到一种安慰,不管这安慰是否脱离现实或有害的;而统治者的文艺就本能地利用了这一点,用大团圆的结局来麻醉人民。”在路翎看来,革命文学的“大团圆”与传统文学的“大团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变的是渗透其中的权力支配关系,而他所警惕的恰恰是这种披着革命文学“外衣”的权力关系——本应是革命的对象,却又“顽强”的在革命文学中“藏身”。

竹内好以“典型”形象的构造过程来阐释赵树理文学的新颖之处,他认为赵树理创造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学典型形象的新的“典型”。西方现代文学塑造的典型都是那些具有强烈个性的、孤独的个人英雄,他们和整个社会对立,小说的展开“是以个人的个性为中心的,根据主人公的性格,展开戏剧冲突”。而赵树理创造的“典型”则跳出了这种模式,他的处理办法是,“让个别的事物原封不动地以其本来的面貌溶化在一般的规律性的事物之中。这样,个体与整体既不对立,也不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是以个体就是整体这一形式出现。采取的是先选出来,再使其还原的这样一种两重性的手法。而且在这中间,经历了生活的时间,也就是经历了斗争。因此,虽称之为还原,但并不是回到固定的出发点上,而是回到比原来的基点更高的新的起点上去。”《李家庄的变迁》中的铁锁刚出场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当他经历了生活的磨难,接受了革命理念的时候,也是典型完成的时候,“因为他们实现了那个时代的理想。也就是说,使他们成为英雄,并非是因为他们具有个性,而是因为他们是作为一般的或者说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出现的”。这种“新颖”——创造与革命意志、理念融为一体的典型——当然并非赵树理所独有的,而是延安文学整体的特质。

虽然竹内好高度赞扬了延安文学中个体与整体的融合,却没有讨论个体是如何与整体融合的。路翎对“大团圆”模式的不满意,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形式中只体现了“融合”的结果,而没有表现出主体精神自觉的过程。他认为,“大团圆”模式对革命精神的表现过于苍白,“政治信仰的乐观精神还没有能在人生情节和矛盾中完全活出来”。游击队在千钧一发的时候赶到救出香香只是众多可能中的一种,路翎设想了其他几种可能,“如果崔二爷已经达到了摧残香香的目的了呢?又如果,香香强烈地反抗地主,而悲壮地牺牲了呢”,“如果香香被摧残了”,这些“如果”将引起王贵怎么样的反映、矛盾和斗争?如果经历了这些考验,王贵能够坚定革命信念,继续坚持打游击,才能说明革命的彻底,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王贵即使不和香香团圆,他也将和革命,和历史团圆的”,也就是竹内好称之为的个人与整体的融合。

路翎并不反对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但是更关注“如何”统一,统一过程中个体能动性、个人精神的作用。竹内好肯定的延安文学是在摒弃西方现代性经验的基础上的反抗,路翎则保留了部分现代性的经验,如主体性、独立、自由,经由启蒙的完成寻求对现代性的反抗。竹内好和路翎的判断涉及到如何看待中国现代革命——对西方现代性的追求或超越,革命的背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交织,革命的目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与个性解放的两重性。显然,两个人所处的不同社會语境和历史语境直接影响到两个人的立场。

注释:

①②③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唐小兵:《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④⑤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24页。

⑦胡风:《序》,路翎:《路翎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⑧路翎:《路翎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⑨路翎:《路翎小说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页。

⑩路翎:《路翎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第163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

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426页,第423页,430页,425页。

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第85-86页,第85页。

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第86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新世纪辽宁青年作家群落研究”(L20AZW00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273)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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