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天聪

不知您是否有过类似的困惑，在“问题—原因—对策”式的三段论写作中，当写到对策部分时，总会有难以下笔之感，很难将其与问题、原因严格区分开来，不时有同语反复之嫌。与此相反，一些较为规范的实证研究论文，关于对策建议的内容通常只占据较小的篇幅。由此值得深思的是，对策建议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到底该占据多少篇幅？传统的对策式研究是否具有合法性基础？

追本溯源，对策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现实难题与研究难题、引证与论证的区别。

政策研究的重点在于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即要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因此，提出对策建议是政策研究的根本使命所在，但由于决策环节的复杂性，在没有实证依据的基础上，仅仅依赖于个人经验很难提出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而学术研究的重点在于发现知识、解释世界，评判的标准主要在于知识层面的理论贡献、方法贡献等，通常不直接提出对策建议，这是其与对策式研究的重要区别。由此，传统对策式研究无论是在政策研究中，还是在规范的学术研究中，都很难找到合法性基础。

现实难题通常指一些令人不悦或者带来损失的情境，如果这一问题情境无法解决，可能会带来一些不想看到的后果，诸如安全、健康、环保等。现实难题通常需要面向实践提出直接的解决方案。研究难题通常指在问题认知层面存在的知识缺口，如果无法突破这一缺口，则无法更为准确地认识世界。研究难题的解决不在于直接给出改变世界的方案，而是提供改变世界方案所需要的知识基础。一方面，由于现实难题的复杂性，对策式研究所提出的建议同样会显得乏力;另一方面，不少对策式研究缺乏文献综述，未能找到知识上的缺口，也很难找到研究难题。由此，对策式研究很容易落入“二不像”的夹缝区域。

引证是指引用前人事例或著作作为明证、根据、证据等。在“义理—考据—辞章”式中文学术写作中，引证属于考据的范畴，即为支撑义理提供证据。而在《研究是一门艺术》一书中，布斯等人提出，完整的论证应该由观点、理由和证据组成，在一篇学术论文中，这三者所占的篇幅呈现为“金字塔”式结构，证据所占的篇幅最大。反观不少对策式研究，通篇以表达观点为主，引证多是引用他人观点来支撑自身观点，证据支撑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从篇幅来看，对策式研究多呈现为“倒金字塔”式结构，即观点所占篇幅最大，而证据所占篇幅最小。可见，无论从中文学术写作还是从西方学术写作来看，对策式研究都显得格格不入。

那么，如何突破传统对策式研究的局限性呢？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三点。

一是多关注“为什么”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强调假设与验证，追求因果式的结论，强调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在于新理论的提出，新理论多指向对因果关系的新发现或再认识。以“为什么”进行提问，答案必将是因果之解，这是提高学术研究科学性的重要前提。一般而言，提出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并通过实证方式验证其答案，要比描述“是什么”复杂得多，因此，提问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挑战性。虽然就此得出的实证研究结果可能会存有争议和瑕疵，但是这种提问方式对知识进步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相反，如果研究多停留在“是什么”层面的描述，缺乏对事物内在发展规律的揭示，不重视因果判断，那么将很难在知识积累基础上实现创新。

二是搭建经验与理论之间的桥梁。对于一篇学术文章而言，如果仅有经验而无理论，就很容易陷入工作经验的简单总结层面，导致价值判断会明显多于事实判断，从而无法得出既具有一定说服力又具有一定证据支撑的研究结论;如果仅有理论而无经验，则会停留于理论的演绎层面，充其量只能为理论的丰富不断地作“注脚”，而无法生产真正的原创性知识。为消除经验与理论之间潜在的鸿沟，需要在二者之間搭建起有效沟通的桥梁，真正从本土实践问题出发提炼学术化的经验，寻求理论层面的知识积累与创新，努力做有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

三是讲好“八股文”的故事。学术论文写作是一种规范性文体，具有较强的结构性特点。彭玉生在《“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一文中提出，类似于“八股文”写作中的“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西方经验社会科学研究中同样存在“洋八股”，包括“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以上要素可看作是论文的基本骨架，而后还需要以讲故事的逻辑将上述要素串联起来。如社会学家叶启政所言，社会科学研究者要从“未预期结果事实的挖掘者”转变为“编制理念型故事的艺匠人”。如果没有讲故事的逻辑，读者很可能看到的仅仅是一堆数据，而无法从中看到学术论文的研究意义所在，更无法确定研究者的学术贡献。